维也纳学派与维也纳学派的区别

(一)意义的标准

现代西方哲学在拒斥和消解形而上学中，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标准来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以排除掉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伪命题乃至全部形而上学的胡说。从奎因所概括的休谟之后经验主义发展的五个转折点来看，英美哲学在经验论的传统中不断发展了它们的意义标准理论和真理观，我们仅就其要试作一点分析。

首先，维也纳学派最响亮地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它们也明确地提出意义证实的标准。按照奎因对经验论五个转折的划分，维也纳学派的意义标准有些混乱。一方面，他们坚持感觉材料或“感觉与料”(艾耶尔语)是意义证实的最终标准，这种还原论的教条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另一方面，卡尔纳普和石里克等也都把句子或命题看做意义的首要负载工具，对语句意义的关注主宰着维也纳学派的意义证实理论。石里克写道：什么是命题意义的最终标准？回答是：当我们能够准确地指出使命题为真的环境(或者，与此相当，使命题为假的环境)时，我们就了解了一个命题的意义。这样，维也纳学派的意义标准就有可观察的感觉材料、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和可在实际环境中判定真假的语句或命题。这就交织着奎因所说的经验论的前两个转折，即从观念转向语词和语义的焦点从词项转向语句。不管怎样，我们可以说维也纳学派实现了语言学的转向，即从古典的观念的经验论转向语言中心的现代经验论。这也必然带来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新的态度和新的理解。

维也纳学派同古典经验论不同，其论战对手不再是唯理论这种特定的形而上学形态，而是全部形而上学。用它们的意义标准和意义证实理论去看两千年的形而上学，无论是伦理学或价值科学，还是认识论或知识论，或者是石里克讥讽的用“大纲性的观点”所看待的全部哲学体系，都充斥着无法证实其意义的伪命题，亦即是无意义的伪命题所堆积的体系。因此，所有哲学问题的命运就是：其中一些将由于被指明是我们语言的错误和误解而消失，另一些我们将发现是换了装的普通科学问题。只要认识到这些，哲学的未来就彻底改观：由若干哲学命题所构成的科学知识形态的旧哲学消解了，哲学只是一种心智活动的形式，它的任务只是阐明或澄清命题的意义。

维也纳学派的意义标准的突出特点是强调意义的可证实性或如后来波普尔所说的可证伪性。形而上学无意义就在于它不管是在或强或弱、或现实或可能的意义上都是不可证实或证伪的，在形而上学非科学的意义上，它是无意义的。但形而上学可能还具有表达意愿和情感的意义，具有某种生活的意义，甚至非形而上学的哲学还具有追求意义、澄清意义的积极意义。但是，形而上学与科学的界限一旦被鲜明地揭示出来，人类理性确定性的界域也就划定了，无限理性追求的信念尽管可以寄附于科学的无限进展，但从根本上说却是自欺、骄狂和虚妄。

其次，英美分析哲学的真正奠基者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考和意义标准构成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彻底摧毁。维特根斯坦排除形而上学的界限设定显然也比维也纳学派深刻得多、复杂得多。前期维特根斯坦把他的《逻辑哲学论》的全部意义概括为：“能够说的是可清楚地说的，不能说的就必须保持沉默。”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逻辑充满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逻辑的界限。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不同，他不是从命题是否可以证实或证伪的方面设定意义的标准和界限，而是从逻辑的可能性上确定标准和界限。世界是清楚可说的世界，说话只能是合乎逻辑地说话，语言的界限也是逻辑的界限。因此形而上学是双重的无意义：如果要超越语言的界限去说认识的本质和思想的规则一类哲学认识论的东西，就意味着我们能够不合逻辑不合规则地思考，而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超越语言的界限去说整个世界或一切事物之类的形而上学，就意味着世界界限的那一边进入了我们的话语。这两种情况都是逻辑上不可能的，因而都是无意义的。

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论，语言的界限和意义的标准具有新的解释。语言的界限变成了特殊的语言游戏的界限，“不能说的东西”变成了特定语言游戏的规则或“范例”，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含义依不同的语言游戏而变化，意义即使用。维特根斯坦通过语言游戏的机智类比，展示了一种系统的行为主义语义论，“一个语词是什么？”与“象棋中的棋子是什么？”是相似的问题。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某种语言游戏中的作用。语言是某种活动中的一部分、某种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了解一个语言的意义最终就是了解它在一种生活方式中的使用。形而上学仍是无意义的，因为它离开某种特定的语言游戏去问、去说游戏的规则或“范例”，比如问“巴黎标准米有多长？”这样的问题，问象棋中的“卒”为什么这样走的问题，都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妄图冲出语言的界限，而碰上了语言的界限就发生了无意义的碰撞声。这样他所理解的哲学就是使用语言工具反对理智迷惘的战斗，就是使语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回到日常的使用中。

维特根斯坦深刻的洞察力和精细的分析能力确实触及了传统哲学的要害，他的哲学比休谟的怀疑主义具有更大的摧毁形而上学独断论的力量，传统哲学的认识论问题、伦理学问题、本体论问题所要追究的绝对意义，都是妄图冲破语言界限的理智迷惘，一切都只是在具有某种语言游戏中、某种生活方式中的相对意义。语言的界限是理智或理性的界限，无限的理性追求至多只能让人“敬重”而不可信任。

最后，维特根斯坦及其后继者的日常语言分析，维也纳学派意义证实理论在科学哲学发展中的修正和变形，与美国实用主义的传统汇合在一起，英美经验论哲学出现了所谓自然主义的新实用主义。奎因认为，行为主义的语义论是实用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因此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就参与和促成了经验论的后三个转折：即语义的焦点从语句转向语句系统；摒弃分析——综合的二元论转向方法论上的一元论；最后转向自然主义。

按照罗蒂对自然主义的看法，关键是它抛弃了语言的媒介观，而直面我们使用的语言的机缘。语言既不是表达外在实在的媒介，也不是表达自我某种内在本质的媒介。语言、行为和生活不能用目的论的知识史和文化史解释，一切都是某种机缘促成的自然发生和自然进化。真理不再是对实在本质的发现，真理是语言所蕴含的，世界并不言说，人类创造了形成语句的语言从而创造了真理。罗蒂认为，这种创造真理而不是发现真理的观念源于二百年前的乌托邦政治学和浪漫派诗人，而尼采、维特根斯坦、库恩，特别是戴维森的语言哲学完成了文化观、真理观和语言观的转变。按照自然主义的进化观去看意义的标准，意义既不依赖于指称也不依赖于某种先定的目的，甚至可以说语言没有意义，因为它无目的地、盲目地参与了生活的创造和进化。语言的机缘出现了新语汇，新语汇使人们获得了行动的新工具，从而也使人们获得了新的行为和生活样式。因此，无论是科学语言、诗的隐喻还是形而上学的话语，都可能具有进化的意义。德国唯心论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得到了罗蒂积极的肯定的评价。这似乎是对形而上学的宽容，但仔细想想，却是对传统哲学信念和目标的摧毁。罗蒂以健康的常识并不否定外在世界的存在，认为世界蕴含着我们确信某种信念的全部理由是一个事实，但是他坚持反对真理符合论，否认真理是与世界的某种非语言状态的“符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信念。

总之，英美经验论哲学始终播撒着怀疑主义的种子，它所设定的意义标准总是具有拒斥形而上学的特征，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哲学的希腊理性主义梦想不断被它唤醒。在欧陆哲学的现代发展中我们也可看到某些相似的情况，这就需要追究现代哲学的某些隐蔽的前提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