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利益“元勘”“科学争论研究”

一、以社会利益“元勘”“科学争论研究”

以社会利益分析“科学争论研究”，从而表明科学的普遍性不过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幻觉；科学家之所以是范式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乃在于科学范式的形成是科学家个人利益整合的结果；科学家的争论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利益与观点之间的斗争。⁽⁵⁾

“社会利益分析模式”可以称为“宏观—定向相一致研究”。哪一种观点符合本阶级的利益，即被承认或被选择，不同的利益决定不同的科学理论，一句话，利益是科学理论的决定因素。但在此要注意：不同学术观点和不同阶级利益之间的对抗性关系，主要是社会结构和整体上的！布鲁尔在对波义耳的机械论哲学进行社会说明时，就强调了政治利益对科学家的理论选择所产生的影响。“布鲁尔认为，科学共同体在特定阶段会坚持或捍卫某些特定观念，即使面对否定性证据也不发生动摇。而哪些观念得到科学共同体的卫护，这得由它们是否有助于说明人们相信其社会政治主张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来决定。波义耳反对卢克莱修的物活论物质观，代之以一种惰性的、无生命的微粒哲学，正可以由他所处的17世纪英国的社会政治背景来解释。布鲁尔注意到，17世纪初，英国既有的社会控制受到各种各样的新兴激进宗派的挑战，这些宗派要求改变社会等级体系的利益与波义耳及其所属阶级的社会目标——稳定的社会秩序是大不相同的，说事物是‘活跃的、主动的’，意味着社会等级秩序的崩溃是自然的；而说事物是惰性的和机械的则传达了相反的信息，即保守的社会和政治政策是合理和合法的。在布鲁尔看来，双方的利益分歧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来源的理性证据却导致了对立的结论：‘双方都设法以这样的方式运用自然知识的基本规则和类型学，即巧妙地按照他们的社会目标来组织它们。政治背景被用来建构物质世界的不同图景。’”⁽⁶⁾巴恩斯以卡尔·皮尔士为代表的生物统计学派和以威廉·巴特森为代表的“孟德尔主义”学派之间的争论来阐述社会利益分析模式。⁽⁷⁾为了说明广泛的社会利益与科学主张之间的内在关联，在70年代末，巴恩斯和麦肯齐等人依循库恩的路线对历史上的科学争论进行了重新解读。他们选择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统计学争论作为主要的研究案例。当时，以皮尔逊为代表的“生物统计学家”和以巴特森为代表的“孟德尔主义”就人类遗传和进化问题展开了争论。皮尔逊和生物统计学家们把进化过程看成一个通过进行差异的连续选择而可以预知和可以控制的过程。巴特森和他的支持者则主张另一种理论，认为不可预知的、不连续的突变是基本的现象。巴恩斯在解释这次争论时认为，科学行动通常都是目标取向的或者有私利的，但是在这场争论中看不到技术的因素和复杂的专门职业的利益，显然，对它的社会学解释必须着眼于更宽的社会环境和利益关系方面。巴恩斯认为，生物统计学派与优生学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有关遗传和进化是可以预知和控制的主张直接导向优生学，使优生学合法化，而优生学的思想又是和专门职业中产阶级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的专门职业，阶级的利益，就与现有的渐进的社会变化或者‘进步’，就与新的工业化秩序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所以生物统计学派的观点是由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决定的。孟德尔主义者之所以强调进化的不连续和不可预知，是因为他们的立场保守，因为他们的阶级和职业利益依赖于传统的社会秩序，依赖于土地、农村、圣经的权威，而不是工业制造、城市、科学权威。这使得他们不喜欢优生学和与优生学有联系的学问和宇宙观。巴恩斯和麦肯齐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职业中产阶级和上层贵族阶级之间的冲突与不同的知识网络有着直接的联系。夏平与西蒙·谢弗也在《利维坦和空气泵：霍布斯、波意耳与实验生活》一书中通过对什么是“理论符合于实验与观察”的标准，什么样的命题是有意义的，而什么样的命题是无意义的，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是什么等等这些传统科学哲学问题的社会学分析，从四个不同的层次探讨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1.科学的实践者创造、选择和维持着一种政治体制，在其中他们能够制造他们的知识产品，这是知识共同体的政治学。知识问题的解决是一个政治上的解决。

2.科学知识产品是广泛的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考虑这种知识的政治产品，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本性。

3.在科学家所占据的政治空间与广泛社会政治生活有着相互的依赖关系；不同生活形式及其不同特征的科学知识产品之间的竞争，依赖于各竞争对象在政治上的成功，那些最有力的联盟将会取胜。

4.就科学内部而言，科学的分解问题是科学家维护其权威的工具。‘科学职业在当代社会具有相当高的认识论权威。这种权威对个体科学家来说当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他们有着固定的利益来维护这种权威。他们能够期望维护现有的科学界限。’”⁽⁸⁾

因此，就实际的科学争论而言，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自然是不介入的，自然不能提供解决争论的根据，而只能够由科学家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传统所决定。“所有的知识都是由处于特定语境（context）中的、负荷某种利益的人们积极地生产出来的，知识的意义和范围不可能超出这些语境和利益。”⁽⁹⁾社会团体“为意识形态的目的创造和支撑着知识的‘主张’，尤其是创造和支撑那些有利于他们自身的社会利益、为他们自身提供合法的权威地位的知识主张”⁽¹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