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大学

民国时期的大学

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地方。要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或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首先要看它大学校长和大学教育。

近年来我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接触到民国时期许多大学校长的材料。比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大学的罗家伦、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四川大学的任鸿隽，青岛大学的杨振声，中正大学的胡先骕。这些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和人格风范，曾经被我们淡忘。这不仅使中国现代教育传统被人为地中断，而且还让我们的教育在很长时间里迷失了方向，从而走了很大的弯路。因此，要恢复民国教育的历史真相，就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人生经历、教育思想和人格风范。

一

在我看来，这些大学校长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种来自欧洲文艺复兴的教育理念。

众所周知，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知识分子为了反对神权，提倡人权，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他们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通过独立思考来认识世界、享受生活的权利，而教育就是启发人们独立思考的一个过程。这种理念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有深刻表现。比如拉伯雷在《巨人传》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国王的儿子卡冈都亚起初接受的是经院教育，那些空洞的知识和死记硬背的方法使他越学越傻。后来国王请来人文主义学者，教他学习文学、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医学等知识，并注重体育、旅行、探险、参观和各种游戏，这才使他聪明起来。为此，卡冈都亚让自己的儿子也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结果是一代比一代聪明。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教育的主要问题不仅是经费不足，投入太低，更重要的是观念陈旧，思想落后。这些年来，人们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的影响下，把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把上大学当作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这样一来，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就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翻版；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成了科举制度的再现。

出现这种局面，与现代教育的形成有关。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被大工业生产的威力所震撼，也想把学校办成工厂，教室办成车间，从而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于是校长就成了厂长，教师就成了工人，学生就成了被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学生与生俱来的天赋和个性，便淹没在这种“大工业生产”的流程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在清朝末年传到中国以后，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并形成废科举、办学校的社会大潮。与此同时，重理工轻文史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念也承袭了洋务运动的衣钵，在很长时期内甚嚣尘上。好在当年还有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等一大批教育家看到了其中的危害，再加上办学自由、教育独立等制度保障，才没有出现较大的偏颇和弊病。只是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全面学习苏联以来，教育领域重理轻文的观念和“批量性人才生产”的方式，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学校是一个单纯传授知识的地方吗？学生是任人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吗？学习是为将来的工作做准备吗？有用人才能够大批量生产并通过考试来检测是否合格吗？看看先哲的观点和做法。苏格拉底说，真正的知识存在于人的内部，教师的作用是唤醒潜藏于学生内心的知识，使之达到意识的层面。因此，他认为教师应该利用提问和对话的方式来激活学生的潜在意识，而不是传授所谓的知识或智慧。杜威也认为，人的知识和经验是自身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教育不能适应受教育者内心的需要，而是成为一种外来的压力，就会扼杀人的天性。他指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如果“把学校当作一个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这就不仅扭曲了教育的本质，也让人们为了虚幻的将来而失去了现在。

由于人们把大学误认为是单纯学习知识的地方，因此许多人上大学选专业，往往是为了将来找一个好工作，这也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的错误理解。如果仅仅是认识上的错误，还可以原谅，现在的问题是，除了认识上的误区之外，有意扭曲教育本质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现在大学的专业设置过多过细，教材越来越深，科目越来越多，课时越来越长，作业越来越重，就是违背大学宗旨和教育规律的具体体现。学校总想用考试来整治学生，甚至把考试当做发财的手段。

除了具有正确的教育理念之外，大学校长还必须与官场划清界限。

几年前我在网上看到两篇文章，一篇说鲁迅没当过什么官，但胡适却当过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另一篇说胡适多次

出国是拿着公款旅游。这些话说明了作者的无知。他们不知道：第一，当年的大学不是依附于官场的行政机关，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教育机构，因此大学校长根本不是官，也没有被纳入官僚体系；第二，当年教育经费的管理与现在完全不同，胡适不仅不可能拿学校的经费出国旅游，而且在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还主动提出只拿车马费不拿薪水的要求。

既然大学不是依附于官场的行政机关，那么它是个什么地方呢？对于这个问题，蔡元培有很好的解释。他说：大学不是贩卖毕业证和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而是一个研究学理的地方。这地方采取的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态度，奉行的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因此，校长不是一个行政长官，而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组织者、领导者。他既没有服从上级的义务，也没有裁定学术思想的权力。他的最大职责就在于提倡思想自由，维护学术尊严，争取教育独立。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因为不能履行这些职责，只好愤然辞职。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说，他每天被一大堆无聊的公文和事务所包围，还要迎来送往，与教育部那些无知的官员周旋，因此他感到痛苦不堪。另外，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因此在他主持北大校务的时候，为了“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但当局却把这种做法视为洪水猛兽并进行干涉，因此他声明：“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二九八页，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主张凡遇类似事情就采取蔡元培的做法，而是说有良知的大学校长应该有这种理念。

二

因为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不是一个官，所以他们就只需要对学生负责而不需要对上级负责。所谓对学生负责，最重要的问题是把他们培养成什么人。为了避免把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的零件或机器，当年的大学校长都大力提倡通才教育。他们认为，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了培养人，后者是想把人变成机器。

关于这个问题，爱因斯坦的话非常精辟。他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三一○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六年版）他还说：“……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同上，第一四六～一四七页）

由此可见，所谓对学生负责，就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为了一技之长而沦为“一只受过训练的狗”，从而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方面，学电机出身的梅贻琦和气象学家竺可桢看得最清楚，做得最有效。

梅贻琦一九三一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他一上任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梅贻琦教育论著选》第十七页，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竺可桢认为“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形成，而且还会导致“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竺可桢全集》第二卷，第四五三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二○○四年版）有鉴于此，他一方面倡导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并重的通才教育，一方面主张在大学应该推行导师制。竺可桢是一九三六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四月下旬，他到学校视察并在校体育馆发表演讲：“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与此同时，他还告诫自己的学生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否则就有变成贪官污吏的可能。九月十八日是国耻纪念日，他在新生座谈会上说：“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同上，第三七一～三七二页）基于这一理念，他告诫大家：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谋生的问题，因此大家除了诚实做人、勤恳求学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单纯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更重要。

竺可桢是哈佛大学毕业生，一九三六年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时，他介绍了该校校长康诺德的办学方针：“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 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充分发展之机会。”（同上，第三七○页）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显然与它的办学方针有关。这对我们那些想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们是个很好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梅贻琦和竺可桢都主张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认为只重视专业知识而不重视人格操守的人，对社会的危害要比没有知识的人更大。

除了提倡通才教育之外，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也很重要。在这方面，陶行知先生有深刻的研究。他说：所谓学生自治，是对几千年来保育主义教育的反动，它“不是自由行动，乃是共同治理；不是打消规则，乃是大家立法守法；不是放任，不是和学校宣布独立，乃是练习自治的道理”。

（《大学精神》第二六一页，辽海出版社二○○○年版）学生自治的目的，一是为了培养独立的人格，以改变专制时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师长包办的习惯；二是为了让学生关心公众幸福，承担共同事务，明辨公共是非。陶行知强调，凡是愿意做共和国公民的学生，只要大家不愿争权，而愿服务，不愿凌人，而愿治己，不愿对抗，而愿协助，不愿负气，而愿说理，就能把学生自治搞好。

写到这里，又想起前两年关于大学生道德滑坡的议论。

值得玩味的是，尽管有关部门一再强调德育课如何重要，但该课程却始终处于“教师不好教，学生不爱学”的尴尬境地。我认为，如果大家能够了解学生自治的真谛，弄明白民国教育倡导的“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陶行知语）的原则，这个问题的症结何在，也就十分清楚了。

三

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不仅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而且求贤若渴，堪称后人表率。

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曾聘请胡适、梁漱溟来北大任教。

当时二人都很年轻，才二十多岁，胡适还算是个名牌大学的“海归”，梁漱溟却没有上过大学。另外，沈从文、钱穆等人当年在大学教书时也没有学历。相比之下，如今的大学门槛越来越高，非博士进不去，进去也待不住，逼得许多四五十岁的大学教师为了那张博士文凭，不得不去充当现代教育制度的老童生。这是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另外，如今大学对教师的聘任考核制度既繁琐又死板，大家对无穷无尽的考核和表格早已怨声载道。这种状况的形成固然与管理上的教条主义和文牍主义有关，但也隐含着对教师的不尊重和不信任。

在用人唯才方面，竺可桢也值得称道。他任浙江大学校长后，听说马一浮和邵裴之的学问很大，被“杭州视为瑰宝”，便多次登门拜访，请他们前来任教。谁知马一浮比较古板，当时他坚持学生必须登门请业，不能上门送教，竺可桢才只好作罢。抗日战争开始后，马一浮带着许多书向西逃难，途中遇上竺可桢帮助他渡过难关，他才答应到浙大授课。

除了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之外，坚持教授治校也是尊重人才的具体表现。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发现一切校务由校长和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商量决定，连学长（相当于学院院长）也不参与。他认为这种办法不妥，便组织评议会、教授会和各种委员会，分别管理行政、教务、人事等事宜。这样一来，既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也为北大奠定了民主管理的制度基础，蔡元培说，有了这种制度，“就是一年换几个校长，对于诸君研究学问的目的，是决无妨碍的”。（《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三四二页）

在这个问题上，梅贻琦则是另外一番气象。他的最大特点是不爱说话，因此被人称为 “寡言君子”。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凡是学校规章制度、年度预算、新增项目、建筑设计……都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讨论决定，而教授会、评议会都要由校长主持。许多人在回忆中谈到，每逢开会梅贻琦很少说话，而是仔细听取别人意见。作为一校之长，他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非常清楚。他说他在学校就像京剧中的“王帽”一样，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让别人来唱。也就是说，他在处理校务时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见，有一种“吾从众”的风范和大气。当年数学教授熊庆来要破格录取华罗庚，他完全支持。担任过清华中学校长的傅任敢在梅贻琦诞辰六十周年时撰文说：“一个大学仅仅有钱有设备是办不好的，它得有好的风气，好的教授。风气如何才能好，好教授如何才肯来呢？这是由于清华的校务真正公开，校长绝不独断独行。因为一切集思广益，进步自然愈来愈大；因为分工负责，人人均觉清华自己也有一份，所以大家工作都有兴致……出色的教授才肯前去。在这方面，以身作则的就是梅校长。”（《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五九页，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二版）这都说明梅贻琦是一个博采众长、无为而治的典型，这也充分体现了他对人才的尊重。

说到无为而治，胡适是最有力的倡导者。一九二八年胡适担任自己母校——中国公学的校长后，发现学校连一本正式校规都没有，便首先召开校务会议，通过了《校务会议组织大纲》《教务会议组织大纲》和《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等议案。有了规章制度以后，胡适便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对学校事务不大过问。他一位名叫陈咸森的学生讲得很透彻：胡先生一贯主张无为而治，“这在当年我们做学生时还不大了解，直到三十年后在台湾看到胡先生的一篇《无为而治》的文章，那篇文内说到艾森豪做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做总统时两件故事，方才明了胡先生的‘无为而治’的深厚道理”。（《追忆胡适》第二五五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年版）艾森豪在内地译为艾森豪威尔。为了弄清楚这个“深厚道理”，不妨先看看这两个故事究竟讲了些什么。第一个故事说的是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各部门领导都要前来拜访，谈谈各自的工作。于是他每天要接见两三位院长或部门负责人。几天以后，他问副校长，像这样的人一共有多少，对方说共有六十三位。艾森豪威尔两手举过头顶高声喊道：“天呵！太多了！太多了！我当盟军统帅的时候，只接见三位将领。我完全相信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想不到我当一个大学校长，竟要接见六十三位负责人，他们谈的我不大懂，又说不到点子上，这对学校实在没有好处。”另一个故事是说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爱打高尔夫球，有一天白宫送来一份急件，助手替他准备了两份批示，一份“表示同意”，一份“表示不同意”。没想到他居然在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并交代说，请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吧。

在许多人眼里，这两个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尔的，但是胡适却从中看出民主的真谛。当时他讲这两个故事，是为蒋介石祝寿的。他的意思是要蒋介石学一学人家的风度，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乘众势，御众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五五一～二五五三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一八八四年版）可见奉行无为而治的原则，才是对人才的真正尊重。

四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也是当年大学校长的共同特色。胡适当中国公学校长时，因为客观原因不能天天到校办公，便主动不拿工资，每月只领一百元车马费。学校董事会董事朱经农过意不去，曾在信中说：“兄近日个人经济问题如何解决？闻兄在中国公学依然每月只领车马费一百元，似不够用。上学期所定，车马费是一种过渡办法，似不应永远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书，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弟意兄可将家眷迁校内居住，从前的校长，本有这种权利的。薪水也应加高些。校中经费如不足，宜从他项节省，不应专请校长尽义务，下一次开校董会，等我来提议吧。此话你或不愿听，但我的感想如此，照实写出，请你原谅吧。”（《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四八八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一八八三年版）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做人做事的风范。

写到这里，我想起原山西大学校长赵宗复。他的父亲赵戴文是阎锡山的密友，曾担任过国民政府内政部代部长、监察院院长和山西省政府主席等重要职务，但是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却参加了共产党，因此被称为“红色大少”。一九四九年以后，他担任山西大学校长，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山西大学被一分为三，他改任太原工学院院长。当时他要捐献父亲留下的全部房产，组织上给他留下一个院子，于是他坚决不要学校的宿舍。工学院在城外，离他家很远，按级别他本来有专车接送，但是他却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赵宗复之所以如此，与其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政治信仰有很大关系。如今这种人早已绝迹，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教育的失落。

梅贻琦也是廉洁自律的典型。他担任校长后，便主动放弃了前任校长享受的几项“特权”，其中包括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家庭帮工和免费拉两吨煤等待遇。他说：“虽然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直到晚年，他都要用自己的钱买办公室需要的火柴、茶叶、肥皂等物品，绝不公款私用。傅任敢在一篇文章中说：“在清华，一切没有私，一切是公开。因此，学术的风气才能增进。”

抗日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到极点，西南联大规定，学校给教职工谋的福利，没有领导的份。当时，梅夫人为了补贴家用，只好外出打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平被围困的时候，梅贻琦是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的。他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清华基金。梅贻琦去了美国后，生活非常艰难，年过花甲的梅夫人不得不再次出去打工。后来，梅夫人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梅先生晚年病重的时候，胡适想劝他写遗嘱，以便对公事私事有个交代。但是梅先生不爱听，直到去世也没有写。不过在他临终的时候，病床下面有一个皮包，皮包里放着什么连梅夫人也不知道。梅先生去世后，秘书先把这个皮包封存好，然后在一个公开场合打开。大家一看，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丝毫不差。（《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三一八～三一九页）蒋梦麟在《西潮》中指出，“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他还说，当时官员们把贿赂需索视为当然，就连被誉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也要为它辩护。这对社会危害极大，它不仅腐蚀了官员的公德心，毒化了社会风气，也导致一个政权的灭亡。蒋梦麟认为，消除陋规需要良好的制度，在这方面，除了外国人管理的银行、邮政、海关、盐务、铁路等部门之外，由中国学者自己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成功的典范。它“除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之外，也是经费从无私弊的又一实例”。（《西潮·新潮》第一六八页，岳麓书社二○○○年版）由此可见，如何恢复老一代学者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否则，我们这一代人将会愧对前人，愧对子孙。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民国年间的中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只是大同小异，这显然与当年的教育独立有关。因此我会得出“教育在民国”的结论。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