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办学特色
民国时期的私立大学分为国人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前者是国人自办，资金主要来自国内；而后者是外国传教士来华所办，资金主要来自国外。办学主体有中外之分，学校性质有世俗宗教之别。因其资金来源不同，学校的定位特色与发展便存在很大的不同，但又因为二者同属私立，故又难免存在共性特征。对其进行研究，比较二者办学特色的异同点，将更加有助于我们形成关于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理论体系，并为当今民办高校的定位特色与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一方面，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回顾民国时期私立大学走过的沧桑道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无疑将有助于我们解决当今民办高校存在的问题，并为其走出困境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另一方面，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外国人来华投资办学的热情日趋高涨，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办学特色必将会对当今有中外合作关系的民办高校的定位与发展提供不可多得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民国时期包括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在这期间的私立大学又分为教会大学、国人私立大学、外国人独办大学和中外合办私立大学。其中国人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是考察重点，二者的定位特色和发展有个性差异，但由于同为私立，因此也具备共同特征。为此，在本研究中，或者将二者分开叙述，以教会大学、国人私立大学相区别；或者将两类私立大学合并探讨，以私立大学相称谓。
一、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主要办学特色
作为民间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受资金、师资、办学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与国家公办的高等教育机构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因此，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必须办出自己的特色以取信于社会，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形成良性的循环。这是1949年前众多的私立高等学校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它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
1.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定位特色
如果没有合理的办学目标和科学定位，不仅难以形成特色，而且会影响学校的健康发展。民国时期知名的私立大学立足于社会现实需要的办学理念，利用自身办学的特点，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应用型人才。
（1）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办学思想特色——救国。
办学思想是一所大学的校长和全体教师根据大学的办学规律，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及办学实践所形成的价值追求和办学主张，它直接关系到一所大学的兴衰成败。在当时的背景下，“复兴民族、富强国家、抵御外侮、教育为先”，是民国时期许多私立大学创办者的基本指导思想。
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早年便有一个梦想，即终生从事教育事业，以救甲午之战暴露出的弱国。他认为：“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1)他指出：“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使我中国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不致受淘汰。”他还说：“南开学校系因困难而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李纯在南开大学成立时说：“盖实见我中国富庶为全球冠，何以贫弱此？则以教育未能发展，一切科学或得粗而遗精，规近而忘远，遂不能与各国竞争，恶得不贫，恶得不弱？我南开私设大学既为倡始，尤所爱国诸公相兴起，庶愈推愈广遍于全国，将来教育勃兴，人才蔚起，图富图强卓然有以据其大本。”(2)
无独有偶，与张伯苓交相辉映的还有毁家兴学的陈嘉庚。他呕心沥血，竭殚心力，不惜“出卖大厦，维持厦大”，其百折不挠的办学精神和强烈的救国之心，激励一大批爱国华侨为当时祖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得到毛泽东同志“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高度评价。(3)
再如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他们都是在复兴民族、抵抗外辱、挽救中华的爱国思想指导下创办私立高等学校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国时期，每一所名校的诞生与发展都离不开出色的教育实践家，他们明确的办学指导思想体现着爱国的激情，反映着时代的要求，代表着当时社会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并直接决定着学校的课程和专业设置，影响着校风建设。今天的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等能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的璀璨明珠，并以其治学严谨、学科齐全、师资雄厚而逐步发展为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中心。可以说，没有这些创办者就没有今天这些重点大学。
（2）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办学理念特色——实用。
办学理念是人们追求的办学理想，是办学者在办学实践及办学思维活动中形成的对“办学应然”的理性认识和主观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办学理念是一种价值层面的诉求，它试图阐释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坚持什么，应达到什么标准，也就是应该如何去办大学。办学理念既可是系统化的，亦可是非系统化的（单一或彼此独立的理性概念或观念），这取决于办学者对办学现实的了解和研究的程度，以及指导办学实践的需要。
受经费不足的限制，民国时期私立大学不可能像物质条件优越的国立大学那样，埋首钻研高深的学理，走“为学术而学术”的道路，而是本着立足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办学理念，注重培养应用型人才。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素来强调实用科学教育，主张将科学应用于实际，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他的这一办学方针曾经受到某些人的讥笑和讽刺，但其不为所动。南开大学成立初期，正值学术界推崇“为学问而学问，为研究而研究”。有人指出：“张伯苓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的校长，不配做一个大学的校长。”然而，面对非议，张伯苓没有退却，坚持从私立大学的实际出发，在适当设立理论学科的同时大力发展应用学科，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到了1928年，张伯苓进一步果断地提出南开大学要力行“土货化”的方针，强调教育必须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1930年，时任南开大学教育学教授的黄钰生指出：“大学的意义，一在‘润身’；二在‘淑世’。‘润身’是为个人，‘淑世’是为社会。‘为学问而学问’，就是因为学问可以‘润身’；‘学以致用’，就是要改良社会——‘淑世’。”他明确指出：“南大（指南开大学）就是将‘淑世’放在‘润身’之先的一个学校。”日后，张伯苓把他的办学思想归结为“允公允能”的四字校训。所谓“允公”指的是大公，要求学生有爱国爱群之公德；所谓“允能”指的是大能，要求学生有服务社会之能力。无论是“公”还是“能”，两者都是为了“用”。正是本着实用的办学理念，南开大学无论是专业设计、培养人才的标准和方法，还是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研究机构的设置，无不以实用为准绳。南开大学曾制订了三项讲求实用的标准：其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其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亟待解决者；其三，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4)
与此同时，20世纪30年代，复旦大学也明确提出了“为社会服务”的办学理念，认为“纯科学的研究，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研究，在大学中诚然也占有一个位置，然而，我们学校特别重视国家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以后当致力于解决现代社会实际的问题，而不专崇尚经院式的理论研究”。本着这一理念和宗旨，其后复旦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课程设置都远不如最初所设想的那样宽广和深入，私立大学的生存状态意味着学校的课程设置必须与社会的现实需要及人才市场的热点联系起来，因此，复旦特别重视设置那些在上海就业机会良好的学科。
“学以致用”理念的确立，是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特殊生存环境的一个产物。立足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办学理念，是在民国时期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孕育而生的私立大学理念，符合中国的国情，为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办学类型特色——多元化。
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办学类型多元化，主要有以官助学、以学养学、以产养学和中外合作办学四种办学类型。
第一种，以官助学。中央与地方政府给予较多资助的学校可谓以官助学的办学类型，这类私立大学以南开大学为代表。该校继闻名遐迩的南开中学之后创办，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给予了较多的经费支持，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该校的物质实力，学校的师资水平和生源素质较高。然而，该类型的私立大学较为稀少。
第二种，以学养学。以学费为主要经费来源的私立大学可谓以学养学的办学类型。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广东国民大学、朝阳学院等属于此类型。1931年，上述学校的学费收入占全校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2％、77.2％、83.3％、71％、82％。这些学校主要依靠学费积累获得发展。以学养学带来的问题是学生的整体素质较低。为了获取更多学费，学校势必扩大招生规模，生源质量相对较差。该类型的私立大学占绝大多数。
第三种，以产养学。以企业捐助款和租息为主要经费来源的私立大学可谓以产养学的办学类型。以厦门大学、南通学院（前身为南通大学）为例，据统计，1931年，厦门大学的企业捐助款和租息占全校总收入的68.23％；南通学院的企业捐助款和租息占全校总收入的88％。(5)上述学校由于企业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办学资金，教学环境与条件相对优越，师资与生源质量相对较好。此类私立大学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四种，中外合作办学。此类学校即中国与外国联合办学，以外国资金为主要经费来源。如1920年由中国与法国有关机构合办的中法大学，1931年，该校法国捐助款占全校总收入的76.4％。(6)
2.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管理特色
大学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管理体制。受经费来源的制约，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在内部管理上实行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外部管理上，注重发挥差会、校友会和基金会的管理职能；在常规管理上，实行严格高效的管理。这些既是私立大学快速发展的法宝，也是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办学特色的重要方面。
（1）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内部管理特色。
因受经费来源的制约，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内部管理主要采取董事会主导下的校长管理制度。
①校董会。
校董会是私立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其职权一般包括四个方面，即聘任校长，筹措资金，议决预算及审查决算，对学校章程的制定、变更或废止作出表决。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项和第二项。(7)校董会成员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政府部门的现职或离任官员，如颜惠庆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国务总理、内务总长等要职。通过这批人，学校可直接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协调与政府的关系，获得政策或经费上的支持。二是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如范旭东是天津久大盐业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创办人，李组绅是河南六河沟煤矿董事长，卞成是天津“八大家”之一等，这些人可以为学校的发展提供经费或改善办学条件。三是教育界学者名流，如范源濂曾三任教育总长，又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董事长；丁文江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蒋梦麟曾任北大校长、教育部部长等职；而胡适更是名满天下。这些人有丰富的办学经验和管理经验，又在教育界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是学校办学的“智囊团”。(8)这样一个董事会阵容，既为学校的外部办学条件开拓了充分的发展空间，也为内部机制的正常、有序的运作发挥了保证作用。
私立名校中，校董会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它既是大学各项事务的最高决策者，又是制定学校教育方针的决策机构，也是代表大学与社会各界打交道的机构。
②校长。
民国时期私立大学一般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学校聘请一位称职的校长。校长具有办学自主权，他集职务、权力、责任于一身，但必须对董事会负责。
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管理核心，他的管理能力及社会关系背景等关系着一个学校的前途和命运，所以董事会在校长的选择和任命上是十分慎重的。陈嘉庚曾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比喻来说明物色校长的重要。作为校长，他们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为学校筹款。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为筹款而专门派副校长卢斯常驻美国。司徒雷登本人在1922年至1936年间也多次回美国，为筹款四处奔波。由于他的努力，燕京大学获得了霍尔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的大笔资助，使燕京大学从“世界上最穷困、简陋的学校”成为世界最漂亮、中国最知名的学校之一。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在任期间每隔几年就回国度假一次，而筹款则成为回国的主要任务，因此每次回到中国，“口袋里都带来一座校内建筑”。他不仅能从国外筹到钱，而且还能让中国人也掏钱捐款。他在任期间，学校几乎每年都有基本建设。他去世之后，学校除裴蔚堂外，基本没有什么新的建设了。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也非常擅长于在海外华侨中争取捐款，他每次的环球旅行都发生在学校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而每次他都能满载而归。
每一所办得成功的私立高等学校，它们的校长就是一块无价的金字招牌，就是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就是这所学校最形象、最生动的体现。如张伯苓之于南开，林文庆之于厦大，马相伯之于复旦，唐文治之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无论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还是作为历史上的一页，人们都无法将他们个人与他们所主持的学校分开。总结私立高等学校的办学经验和特色，选择一名好校长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另外，机构设置精干、实效也是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内部管理的重大特点。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管理机构主要围绕人才培养工作设置，力求精简，科层灵活，管理人员精干，管理效益和效率较高。在行政设置上，私立大学一向极少冗员，行政人员一般都身兼多职，学校校长大多兼课。如南开大学就以机构精简、人员精干、办事效率高而闻名，校长张伯苓很早就提出“将学校做成一法制学校”的主张，以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9)。
这些鲜明的内部管理特色无疑对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外部管理特色。
教会大学在管理上基本采用了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模式，所以，除了上述所说的内部管理特色之外，教会大学还具有通过差会、校友会、基金会等机构保持与社会联系的外部管理特色。
首先是差会。差会是一些基督教国家在他们本国以外设立的，可以差派宣教士去异地宣教的教会组织。差会要负责宣教士的生活费用；宣教士要对差会负责，向差会汇报工作情况。教会大学的建立与国外的差会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除了岭南大学之外，其余的都是由国外的差会设立的。差会兴办教会大学有两种方式：其一为单一差会所办；其二为多个差会共同兴办一所教会大学。尽管差会既不是教育团体也不是教育机构，但它们对教会大学的各方面工作都产生着很大的影响。
平教徒活跃于商界和政界，他们因对国家一些实际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影响，而成为外国差会董事会的管理者，并在经济上大力捐款，资助海外传教士的宣教活动。开办大学这一耗资巨大的文化事业，如果没有巨资的投入是根本无法进行的。这些外国的企业家、商人、银行家和政客等的捐款，使海外教会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得到了经济上的保证。1936年，美国基督教在华差会开支的完整统计是4 058 132美元。到1937年，这些差会与教会维持了3 166所中小学，超过20万学生（小学173 228人，中学43 879人），13所学院和大学里66％的学生，还有232个医院和5个医学院。
由于这些捐资者具有卓越的组织和管理才能，他们参与了各差会和海外传教机构的行政管理，加强和完善了海外传教运动的组织和领导。教会大学的组织系统和管理等基本都由这些差会来加以控制。
其次为基金会。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设有大量的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在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可以说是20世纪前半叶与中国教会大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基金会之一。该基金会曾在20世纪初派出考察团来我国，专门调查我国的情况以提出投资的意见。根据这一考察团的报告，洛氏集团决定重点资助中国的医学研究与教育，并于1914年11月专门成立了“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1931年至1951年，通过中华医学基金会，洛氏基金会共在中国投入6 000万美元以上，其中4 400万用于协和医学院。(10)
协和医学院直接由中华医学基金会开办，其产权归这一机构和洛氏基金会所有。除资助医学院外，洛氏基金会还同中国100多个机构有关系，1936—1937年间，洛氏基金会资助燕京大学的资金占学校总资金的11％，占学校年度预算的21％。(11)
许多教会大学在设立的初期都是靠海外募捐来维持和发展的，这些募捐的很大部分皆来自于各种基金会。除了洛氏基金会这样的大型财团外，霍尔基金会也是很著名的基金会之一。霍尔基金会根据霍尔的遗嘱，于1928年公布的国外教育基金分配计划中，规定燕京大学得到100万美元，岭南大学得到70万美元，金陵大学得到30万美元，另外华西协和大学得到30万美元，山东齐鲁大学得到15万美元，福建协和大学得到5万美元。(12)
再次为校友会。教会大学的校友会对学校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一般的教会大学都设有校友会，都是由已经毕业的校友组成的。这些毕业生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体制中去。虽然国外的差会在经济上对教会大学提供资助，但并不能始终维持学校的各项支出，特别是在学校高速发展的时期。由于尚未在中国政府注册，因此教会大学得不到中国政府的经济支持，所以，校友们的捐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材料设备完全由校友施肇基所赠，施肇基先生和校友刘鸿生先生等还向学校捐过大笔款项。1932年初，因淞沪抗战爆发，学校生源减少，预算亏损，曾由校友会建立维持基金，由校友们捐款补助学校3年（1932—1934年），每年11 000元（指银元，下同）。1935年美丰银行破产，学校因为大部分活期存款存在该行，仅收回30％左右，以致要靠借债维持，后来又靠校友会继续补助3年（1935—1937年）才得以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危机导致美国方面减少了对教会大学的资助。燕京大学曾于1933年前后在中国发起百万基金运动，学生和校友分别捐助了27 000元和322 000元。其他许多教会大学也发起了大规模的捐款运动，来自校友的捐助占的比重都很大。
校友会除了在经济上资助教会大学外，同时还影响教会大学的办学政策。圣约翰大学管理系主要有四个组成部分：美国的董事会、上海教区会、校友会和校务委员会。根据校史记载，校友会对校董会和校长为推进大学的发展计划做出过很大贡献。圣约翰大学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加强中文教学和中国文史知识的传授，这与校友们的积极呼吁和推动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非宗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中，校友会的校友们分析国情，为母校的前途出谋划策。在中国的多所教会大学得以在中国政府注册、立案，与校友会的参与是分不开的。
（3）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常规管理特色。
一所学校的办学特色离不开常规管理这一基础，学校的品味和高度也取决于常规管理的水平。严格治校是所有私立名校的共同特征，而制度建设是学校管理的基础，是严格治校的根本保证。只有建立了严明而详尽的规章制度，才能保证学校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才能保证良好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因此，私立名校都非常重视对学校进行规范化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民国时期，大凡知名的私立大学，其常规管理都是非常严格的，它们拥有如下五项特点。其一，严把考试关。复旦大学规定，学生凡国文、英文、算学三科中有一科不及格者，不能升级，也不能毕业，由此，复旦学生以基础较为扎实而著称(13)；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规定，凡预科学生，如果化学、物理、生物、英文四门主科中有一科不及格，就不能升入医科和牙科；之江大学实行严格的考试评分制度，学生缺课超过一定的时数，即不准参加这门课程的学期考试，不给学分。之江大学考试频繁，除平时作业和测验之外，每学期还统一排定全校性的小考2次、期考1次，每门课程的成绩由平时成绩、小考成绩和期考成绩3项平均加以计算。厦大是由陈嘉庚独资创办的，可是即使是他自己的儿子，若未经考试合格，他也不准其进入自己创办的学校。其二，严肃考试纪律。如光华大学如发现学生考试作弊，即行除名；(14)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规定：凡考试作弊者，一律开除。其三，淘汰制。如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规定：学生成绩及格分数以70分为起点；大夏大学创办27年，录取新生在12 000名左右，实际毕业的仅5 770人。因此，许多人虽进过大夏，但未能读到毕业。其四，紧抓日常课业。南开大学对学生阅读教学参考书和习题作业均有严格的要求。例如，每次上数学课必有习题，星期一的课程习题，学生务必于星期三的课前交卷，而教授则必须于星期五上课时阅毕发还。朝阳大学对于法律系司法组的学生，要求在一年级入学时人手一册《六法全书》，随身携带，随时阅读，不仅要准确理解条文涵义，而且鼓励学生牢记和熟背法律条文，也确实有不少学生能熟背《六法全书》的一部甚至全部。(15)其五，日常生活管理严格。圣约翰大学住校学习的学生，除星期六下午放假半天外，不得无故出校；学校严禁烟、酒，星期日不得演奏乐器。岭南大学素以管理严格著称，凡上课、自修、体操，有迟到或未得批准而不到者，均记过；另外，像宿舍内私藏食品者、宿舍内床上床下衣服鞋帐及桌上书物不整齐者、做体操时制服不整者等都要记过。南开明确提出要令行禁止，以法治校，而且各项章程、条例明晰、齐备。例如，“惩罚规定”载明了八级纪律处分：申斥、停学、通知家长申斥、记小过、记大过、请家长或保证人来校会同训诫、勒令退学、斥革。(16)正是这些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使得南开以纪律严明而著称。
严格的教学要求，对于保证毕业生的质量和办学特色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3.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经费特色
对于私立高等学校而言，能否建立一种有效而稳定的筹集经费的渠道，是关系到它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民国以后，一方面，政府把是否具有一定数额的开办费和日常经费作为是否同意私立高等学校立案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政府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奖励、补助私立高等学校的政策出台，而且奖励的额度也很有限。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多渠道的经费筹措以及高效率的经费使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也体现了一所私立学校的特色。
（1）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经费筹措特色——多渠道。
充分依靠海内外支持，全方位筹措办学经费。除学费之外，私立大学的其他经费渠道如下。
其一，资本家资助。例如，创立于1929年的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名义上是中法大学的分部，实则相对独立，由上海私人资本家团体——新药业同业公会资助创办。大同大学早期扩建校舍时，上海私人资本家给予了经济支持。著名的私人企业集团——荣氏家族和其他许多民族资本家均为立信捐助过大量资金。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曾经为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广东光华医学院等多所私立大学提供过大数额的经费捐赠。天津久大盐业公司董事长、永利制碱公司创办人范旭东，河南六河沟煤矿董事长李组绅，天津“八大家”之一卞成等民族工商业资本家都为南开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费资助。
厦门大学作为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独资创办的高等学府，陈嘉庚在其创办过程中可以说是倾其所有，竭尽全力，费尽苦心。厦大自开办以来，一切经费几乎全由陈嘉庚独立负担。从1926年起，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陈嘉庚经营的橡胶业逐年亏损，在这种情况下，他不顾亲朋好友的劝告，仍然千方百计维持厦大的经费，不惜借债坚持办学。他表示：“我的经济事业可以牺牲，学校绝不能停办！”“宁使企业清盘，绝不停办学校。”(17)为了维持厦大，他毅然把自己于事业鼎盛时期在新加坡购置的三幢豪华大厦变卖掉。后来，在接踵而来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陈嘉庚迫不得已将企业完全清盘。他将出让工厂所得的款项，除了支付债务外全都用来作为接济学校的经费；一直维持到1937年，不得已才把厦大移交给国民政府接办，改为“国立”。此外，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兴办者潘序伦，为解决学校的校舍困难，曾把自己的私宅慷慨捐给学校。
其二，贷款。例如，1927年广州大学创办时，经费阙如，学校以校董会名义向中央银行及远东银行贷得开办经费。大夏大学在开办过程中，聘请了上海的浙江、新华、交通、中国及信诚等银行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为校董，每当遇到经费困难，便可以得到他们的贷款支援。
其三，国外捐助。私立大学的校长们积极向海外华侨、国际爱好和平的组织、国际文教组织、国外财团、富翁以及热心教育的人士等筹集办学经费。例如，南开大学在美国设有募捐委员会，长期得到国际文化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洛克菲勒财团等海外团体与个人的经济支持。其中，1923—1934年间，南开大学先后获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赠12次，总款额达344 438美元。广东国民大学常年在美洲设立负责筹款的校董，学校大量办学经费是海外校董募捐所得。广州大学校长陈炳权于1943年前往美洲，直至1948年方才返回，共为学校募集11万元美金，图书10万余册。(18)
其四，校友资助。例如，南开大学的私人捐款中，校友始终是一支活跃力量。20世纪20年代末，南开校友曾以“环球聚餐”形式发起大型募捐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国外与国内各地的南开校友都在当地聚餐，并由此募款两周，许多校友当场慷慨解囊。1936年，在复旦大学校友的活动下，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每年补助该校18万元法币。
其五，华侨捐助。此举在东部沿海一带的私立大学中尤盛，例如，1918年，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亲赴南洋募捐，向爱国侨胞募得建校资金15万元，遂在江湾继续购买土地，连同之前所购土地共达70余亩（1亩≈0.067公顷）。此外，南开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广东国民大学等，在创办与发展过程中都曾得到海外华侨的大力资助。厦门大学更不待言，一些爱国华侨如黄奕柱、曾江水、叶玉堆、李光前、黄廷元、陈六使、陈延谦、李俊承以及新加坡群进公司等，受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精神的影响，都积极捐款，资助厦门大学的建设与发展。(19)
其六，经营资金。例如，著名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创办人潘序伦，将所建立的立信图书用品社、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及专科学校三者融为一体，事务所与图书用品社除了为学校提供师资、实习基地和教材之外，还将营业收入捐给学校补充办学经费。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则以提供有偿服务的方式来改善办学条件。该所一成立就设立了“专代各界分析鉴定各种工商物品”的化验部，“以研究所得之新法，自行制造各种物品，其结果备我实业界之采用”的制造部和“专司解答各界关于化学工业上之困难问题”的咨询部，化验和咨询服务采取有偿服务方式。
其七，政府资助。为了保证私立高校的办学质量，在整个民国时期，政府或多或少地对私立高校进行资助。特别是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了《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分配办法大纲》之后，在法律上确定政府对私立高等学校必须给予经费资助。(20)虽然政府资助数量不多，甚至微不足道，但对办学者却是极大的鼓舞，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办学的热情和办学的信心。
相对广泛的筹措经费渠道，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办学条件的改善与高水平的教学、科研质量反过来又为争取社会资助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当然，与国立或省立高等学校相比，私立学校没有政府常年提供的固定经费，再加上当时战乱不已的政治局面，就注定了经济困难是其办学过程中始终难以摆脱的阴影。正因为如此，能否形成一种有效的办学经费筹措机制，也就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所学校的办学特色。
（2）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经费使用特色——高效率。
经费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资金使用效率问题。在总体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民办高校如何确定合理的经费使用结构，建立规范的财务制度和监督体制，成为提高其经费使用效率的中心问题。私立学校的基本特征是办学经费主要依靠自筹，这就在客观上迫使私立大学努力节省开支，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由于办学经费极度短缺，私立大学在投入产出上的效率之高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没有节俭、高效的财务制度是办不到的。
这点从复旦大学的财务管理即可见一斑。复旦大学的财务管理竭力贯彻节约和效率的原则。首先，聘用的教职员人数比较少。以1921年为例，复旦学生为432人，教职员34人，学生与教职员之比为1∶0.078；1924年，复旦学生为841人，教职员为58人，学生与教职员之比为1∶0.068，而当时的清华大学则为1∶0.670。虽然当时高校教师普遍短缺，但复旦使用人力之节约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次，在教师工资上，复旦大学也比国立大学低得多。当时国立大学专任教授的月工资在350元至500元之间；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的工资每月才200元，此外别无任何津贴。复旦专任教授的工资每月亦为200元，但一年只支十一个月的薪水，另一个月的薪水以开办暑期学校的收入补足。第三，职员的工资也不高，各科处主任每月工资为100元，一般职员工资每月为40元至60元。学校对于增聘职员十分慎重，在事务日益繁忙的情况下，宁可提高原有职员的工资，也不另添新人。第四，学校里的大宗开支，凡超出300元以上者，都需要学校行政部门讨论通过。(21)正是有了如此严格的财务制度，才使得复旦大学在有限的财力下，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发展。
其他私立大学也相似，经费使用上的高效率是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群体特色，与同时期的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的办学效益更高。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31年，国立大学职员与学生比为1∶8.6，而南开大学为1∶14.6，南开大学学生与教师比是10.8∶1，几乎为中央大学的2倍、燕京大学的3倍，南开大学是当时学生与教师比最高的大学。私立大学以较少的经费和师资承担了相对较多的学生培养任务，其办学效益是很可观的。在经费的使用效率上，私立大学是一个榜样、一种示范，迫使公立大学意识到自身的缺陷和不足。
由上可见，能否形成一种有效的经费管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着私立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虽然不可否认，在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经费管理中也存在着经费使用失当、财产管理混乱、缺乏有效监督的问题，有的学校甚至以办学为手段掩盖敛财的目的，但这都不是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主流，这类学校也注定不能发展壮大。
4.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教学科研特色
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受西方教学方法与风气的影响很大，提出了以科研促进教学的思想，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强调学以致用，重视英语教学，科研强调实用并为祖国发展服务，从而培养出了大批杰出人才。
（1）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教学特色。
民国时期，著名的私立大学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不循旧制，引入西洋教学新风与新法，推行教学制度改革。这些学校的创办人多数都留过学，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教师也大多接受过新式教育，教学理念新颖，教学方法灵活，敢于在教学中大胆探索。
第一，教学方法多样。
民国时期私立大学教学方法多种多样，如登州文会馆，作为在中国的第一个教会大学，在进行中国经典课程的教学中引进了一些新的办法，即组织“文学社”，学院学生和预科学生各组成一个“文学社”。“他们每周六下午聚会，每个学生都按计划轮流发言，教师出席作为评论员和裁判。学生不仅要用传统的文言文，也要求用白话文来宣读论文。此外学生要接受发表演说和即席演讲的训练，要求他们以中国传统中没有的议会议事的方式讨论问题。”(22)用白话文写作和演说能力的训练都是中国传统教育中不曾有过的，这也是对学生能力的一种全面培养。登州文会馆在教学中还注重直观教学，这也是许多教会大学进行自然科学教育所惯常采用的教学方法。在物理学的课堂上，教师除了进行理论的讲解之外，还用大量的物理学的尤其是电气和蒸汽仪器进行演示；在天文学课上，学生也有机会用10英寸（约25.4厘米）的天文望远镜来观察天象，并学着用经纬仪按不同的方法测量纬度和时间；特别是生物课，这门课程主要是用骨头来说明人体骨骼构造，用模型说明人体的内脏构造。
再比如，有“无朝不成院”之称的朝阳大学，自己办有印刷部，教授自己编撰讲义。这些法律讲义阐述中外法理，回应立法争议，许多人以拥有它们作为一种荣耀，(23)尤其是参加司法官考试和文官考试的学生更是把它们作为必备的参考书加以保存。有些著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教师的私人著作也由朝阳大学资助，以丛书的形式在校出版，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强调理论传授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民国时期，各私立大学在教学中比较注重学生的亲身参与。例如，东吴大学在教学上采用“模拟法庭”进行诉讼实习，一切诉讼程序完全按照租界会审的程序办理。开庭时由教务长自任会审官，由学生分别担任推事、律师、翻译、证人等。审理进行时，先传证人进行讯问，再由律师辩论，都由翻译译成英文或中文。金陵大学在教学上重视科学实验和社会调查。学生在校期间，定期到学校附近农场劳动，并参与调查研究项目，如农业经济系师生曾承担涉及22个省的“土地利用调查”和大规模的“全国农村经济调查”，范围涉及农村金融、农产运销、土地分类、租佃制度、信用合作、农业特产、农村组织等方面。(24)
复旦大学教学与课程设置受美国影响很大，但它在注重学习西方课程设置的同时注重了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如复旦大学在商科教学中特别强调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学校努力创造条件，为学生的实践提供平台。1919年，经薛仙舟创议，学校成立“国民合作储蓄银行”，首任行长为薛仙舟，校内、校外均设营业部，业务由商科学生承担。为此，李登辉派合作银行副行长卞燕侯（复旦毕业生）专程赴天津考察银行钱庄。学校还创办“合作食堂”，由学生管理全校膳食。1921年，商科同学成立“银行经济研究会”。此外，还设有会计室、统计室、商业图书室，并开展收集国内外商业标本、创办商业博物馆等诸多课余实践活动，给学生实地练习的机会，使他们毕业后也能迅速适应社会，“不做书呆子，能够在商界活动”(25)。复旦迁渝后，设立了垦殖专修科，培养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才。该科实行特殊教学，上午上课，下午在农场实习，学生享受公费待遇。1938年11月，复旦还与夏坝地方士绅达成协议，分段收购夏坝土地，建设农场，供垦殖专修科同学实习。同年年底，农场扩展至200余亩。农场不仅给学生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和试验的场地，也丰富了农产品的供给。
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提出：“教学要与社会生活相结合，要为社会改造和建设服务。”他按照西学精神编写了《教学法》和《儿童心理学》等教材，亲自任教，并采用了启发式教学方法。(26)南通大学在教学中采用国外大学的原版教科书，农科、纺科用书为英文，医科教学用书为日文、德文。学校十分注重实践锻炼，要求学用结合，每个星期都要组织医科学生到南通医院见习或实习。(27)
通过实际参与这些实习、实践活动，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实际的了解，也具体应用了自己在课堂上所学的书本知识。正是这些特点与优势使得私立大学得以巩固和发展，它们的经验对当时的公立大学也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第三，注重英语教学。
中外交往的扩大，尤其是商业上中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使得对外语人才的需求量激增；在政治方面，由于外国使馆和领事馆在华的大量设立以及中外政治交往的迅速扩大，中国政府必须拥有大批与外国人交涉的外交人才，不掌握英语是绝对不能胜任的。从吸收西学的角度来看，民国时期向列强求富、求强、求独立，西学的汲取是一个重要方面，英语则成为引进西学的重要媒介，越来越受到国人的重视。民国时期私立大学注重英语教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设英语课程，让学生进行英语学习；二是直接把英语作为授课语言，即用英语进行教与学。
金陵大学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仅英文一项就要过五道关：听力、读力、作文、语法和字量（常见字的字义及用法）。除国文、中国医史等课程不得不使用中文以外，其他课程包括文娱活动都要求使用英文，连助教指导实验、运动场上运动员的口语、学生助威的拉拉队也不例外。
圣约翰大学对英语教学的重视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全部课程，包括中国历史课，都基本上用英语讲授。学生入学英文考试用的是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入学考试相同的试卷。学校几乎所有的章程、规则、通告、往来公函、会议记录和年度报告等均使用英文，形成十分独特的英语环境。学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学习，能够灵活地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这种教学模式与双语教学模式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这对学生语言的掌握和以后从政、从商、进行其他国际间交往以及学术上的发展都是很有益处的。
（2）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科研特色。
民国时期不少私立名校都非常注重科研，科研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以实用和爱国为最大特色，为学校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一是科研活动突出实用价值。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科研活动的首要特点就是密切联系社会需求，讲究实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重视社会经济研究，二是重视应用型研究。
1917年，复旦大学根据上海民族工商业发展急需经营人才的现实，首设商科。此后的私立大学也多根据当地工商业发展需要设立商科。与之相应，经济研究是私立大学最为重要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1921年，复旦商科发起成立了学术研究组织——“银行经济研究会”，翌年改名为“经济研究会”，吸收有志趣的学生在课余从事经济研究活动。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坚持了解中国的经济历史，考察中国的经济实况，以作为发展学术、解决经济问题的基础。他们的经济统计资料非常有名，他们在《大公报》上发布的统计副刊专栏，“在中国还是破天荒第一遭，一时颇为轰动”。他们能坚持从事本国经济的研究，坚持实地调查与统计分析，同时兼顾学术研究和教学两方面，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除了经济研究，民国时期私立大学还投入大量的精力开展与工商业联系紧密的应用性强的科研活动。复旦大学与中国茶叶公司合作创办了茶业研究组附设茶叶研究室，以改进我国茶叶的产制技术，扩展国内外贸易。(28)由此可见，私立大学的科研走的是一条与公司、企业紧密合作的道路，此种方式可以让科研成果直接服务于实践，产生最大的效用。有些服务适当收取费用，也有利于科研活动经费的筹措。
二是科研活动体现爱国热情。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同仁抱着一股教育救国的热情，他们领悟到，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必须从教育做起，只有教育发达了，有了充足的人才，我国的科学和经济才能得到发展，国家才能富强，才能不受列强的欺凌。正是这种爱国热情，支撑着私立大学的师生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科研活动。
科研救国最典型、最直接的案例莫过于1927年南开大学东北研究会的建立。张伯苓在东北了解了日本的野心，决定在南开大学内成立“东北研究会”（原名“满蒙研究会”）。东北研究会主要承担如下的工作：学习日文，组织讲演，阅读书报，注意以东北为中心的对内、对外时事，实地调查，搜集资料，撰写论文，讨论问题，专题研究，编写教材，举办陈列展览等。这些研究结合当时的实际，很有成效，受到国际学术组织的重视，得到各界人士的积极支持。张学良亲自担任该会名誉董事，并捐500块银元作为该会的经费。马相伯、蔡元培也联名致函张伯苓，指出“研究日本问题与东北现状倍为重要”，并邀张伯苓指导编辑日本与东北问题丛书。(29)
由此可见，当时的私立高等学校得到的政府资助很少，如何得到经费并使自己发展起来成为学校考虑的主要问题。研究社会问题，解决困扰经济部门和社会其他部门的问题，是得到社会认可和资助的最好途径。南开、复旦、厦大积极地发挥优势开展科研活动，提升自己的办学层次，最终办成了近代国内一流的大学，乃至扬名海外。
5.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师资特色
教师队伍的质量是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也是学校办学特色的力量源泉和重要保证。民国时期表现卓著的私立大学在办学特色建设中非常重视师资建设，严格把关，聘请尽可能好的教师，并且注重提高教师素质，使学生能接受较好的教育。
（1）注重对国内外高素质教师的延聘。
潘序伦在一封办学的指示信中说：“聘请教师非同市上购物，可以到时选择……稍好教师稍有更动，早被他人聘走，决无待价而沽之理。”(30)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潘序伦重视聘请高水平的师资。潘序伦不屈服于淫威，聘请被国民党严令不准任何大学聘用的马寅初到他学校上课。之所以这样大无畏，是因为他深知：要保证学校教育质量，没有高水平的师资是难以做到的。陈嘉庚主张和采取的是由校长治校、靠教师办学的用人路线，他对教师的选拔也有严格的要求，他要求所延聘的教员必须是公认的有水平的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对于优秀教师，不论学派、观点如何，只要学术上有地位的，便不惜重金礼品，给予优厚待遇，且不把教师当做被雇佣者。因此，有不少著名教授、学者都应聘来校任教，如先后有鲁迅、林语堂、陈衍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前来任教，极大地充实了教师阵容，从而使厦大步入全国著名大学行列。厦门大学与张伯苓先生创办的南开大学遥相呼应，号称“南方之强”。
南开大学算学系之所以成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数学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和当时国内高等学校中数学领域最负盛名的专业之一，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姜立夫等名师的引入。南开大学的化学系和化工系在国内高等学校中也享有盛名，其品牌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引进了邱宗岳、杨石先、张克忠、张洪沅等名师。另外，南开大学还先后吸纳卞之琳、何廉、范文澜、李继侗等人在南开任教，为提高南开的教学质量、学术水平及知名度做出了贡献。
“非名教授不聘”，是朝阳大学一贯坚持的择师原则。(31)朝阳大学的教授分为专职教授和兼职教授两种。朝阳大学无论是在北平还是抗战中转入四川，都利用高校集中、毗邻司法机关的优势聘请兼职教授，尤其是聘请司法实务界教授。不论是社会稳定，还是时局动荡，这条择师原则都没有被动摇。他们中有人参与了清末和民国的法律立法，有人身居民国政界高职，更有人担任着推事（法官）、检事（检察官），从事着法律工作。他们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使学生们从耳闻目睹、师从受教中获得了学问和人品的熏陶与教诲。
1921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聘请中国学者刘廷芳、洪业来燕大工作。随后一批在学术界极有地位的学者大师也转来燕大工作，如国文系的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陆侃如；历史系的陈垣、张星粮、顾颉刚、张尔田等教授。辅仁大学的英千里教授毕业于伦敦大学，他不但通晓哲学、逻辑学，还熟练掌握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
此外，很多教会大学还非常注重聘请外国学者担任教师。1911年，岭南大学聘请霍普金斯大学博士晏文士（Charles K.Edumunds）为教师；同年，华西协和大学诚邀英国曼彻斯特的化学家斯塔布斯（Clifford Stabbs）加盟；1915年，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聘请宾州州立学院的博士、耶鲁大学的生物学家阿道夫（William H.Adolph）前来任教。到1920年，中国的教会大学共聘请了大约50多名拥有高级学位的西方科学家。(32)
（2）重视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
大学为提高教育质量，十分重视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在招进杰出中西方学者的同时，民国时期私立大学为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还鼓励教师出国进修和考察，提升教师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集美学校为了培养师资，于1924年利用膳费余额设立了“成美储金”，资助毕业生升学或出国深造。从1925年起，集美学校开始资助中学及师范毕业生升入国内外大学，这些学生学成后，多数会回校工作，解决了学校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陈嘉庚也非常重视教师的培养，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从学校教师中挑选11名到日本留学，这些学有所成的教师回国后都成了教学骨干。
没有好的教师就没有好的学校，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在办学过程中所形成的名师理念应当为当今民办高校所借鉴。
6.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学科专业设置特色
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由于缺乏与公立大学比肩的实力，所以必须从救国的理想出发，办学为市场之所需，补国立大学之所缺，扬长避短，根据自己的条件，办特色系科和专业，开设特色课程，形成自己的优势，以求生存、谋发展。以此说来，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学科专业设置具有实用和西化的特点。
（1）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学科专业设置特色——实用。
民国时期私立大学一开始就注意在适应社会和经济需要上下工夫，所以在系科专业的设置和满足人才市场的品种、规格等方面都表现出它特有的灵活性。民国初期，由于中国教育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式中小学校数量迅速增加，进而导致师资力量短缺，这时，师资培训就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教会大学即设立教育系，进行教师的培训工作。
私立高等专科学校也注重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据1931年的统计，全国有各类高等专科学校30所，其中私立高等专科学校10所，占学校总数的33％。这些私立专科学校所设专业几乎都是一般国立、省立学校所缺少的，其专业多为美术、体育、图书馆、艺术、国学等。至1947年，这种状况依然存在。据统计，1947年全国有各类高等专科学校77所，私立者24所，占比为31％，主要开设有美术、会计、新闻、工商、农业、药学等公立高校没有的或很少开设的专业。当时的私立高等专科学校，像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等，均以其鲜明的专业特色和高水平的人才培养而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篇章。
又如，复旦大学比较重视研究市场需要，从私立大学的实际出发，把开办社会急需专业和培养市场短缺的人才作为办学的切入点。复旦大学根据上海城市发展和建设的需要，设立了茶叶专修科、农业化学系、社会学系、新闻学系、法律系、市政学系、教育系等，日后还设立了统计学系、合作学系等。其中，市政学系、统计学系和合作学系都是国内的首创学科。复旦大学的商科在初设时只有普通商业系，复旦大学的决策者敏锐地察觉到，作为远东金融和商业中心的大上海，对商业人才的需求将趋于多样化、专门化。于是，他们立即将商科大大扩充，下设银行金融、工商管理、会计学和国际贸易四个系，增加招生人数。
潘序伦认识到采用中式簿记的旧式会计人员已经不能适应大生产技术日益扩大的企业需要，经济的发展急需大量的西式会计人才的现状，于1937年创办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
1944年创立的江苏正则艺术专科学校以绘绣科为主要专业，在当时较为罕见。
总之，私立大学必须面向社会需求，开设相应的学科和专业，才能形成独具特色的办学体系。
（2）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学科专业设置特色——西化。
受洋务派“中体西用”课程观的影响，民国时期私立大学提出“体用一致”的课程观，在课程设置中进一步加强了西学的分量和地位。他们开中国教育两千多年之先河，把西方科技作为高等学校的教学内容，打破了儒家经典在学校教育中一统天下的局面，揭开了中国近代学校课程改革的序幕。
创立于1929年的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是一所高质量的药学专科学校，是上海第一所系统培养药师的学校。当时上海的新药业制造、进口和批发等业务居全国之首，但新式药学人才十分匮乏，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应时而生。学校的毕业生人数虽不多，但质量很高，在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30年代，中法药科学生却每每“供不应求”。(33)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为了贴近自然、深入社会，独辟蹊径地把“旅行写生”定为必修的实习课程，并正式列入教学计划，这在国内当时是一个创举。为了加强造型艺术的基础训练，学校以大无畏的气魄，在国内首先使用裸体模特进行人体写生。(34)在封建思想依旧浓厚的近代中国，这无疑是一种开天辟地、惊世骇俗之举，一时震动了整个社会。正是在上海美专的示范下，各地的美术学校才逐渐效仿，有了使用模特进行人体写生的课程。由此可见私立大学在课程改革中还发挥了开风气之先、率先垂范的作用。
李登辉任复旦大学校长时，模仿欧美大学的普遍做法，大量开设选修课。他鼓励学生自由选课，以扩大知识面。至1930年，全校开出的选修课共有二百六十多种，课程之多为上海各大学之冠。
教会开办的医学院在中国的医学教育中一直名列前茅，它们的毕业生很容易进入国外的大学继续深造。这些新兴的与中国传统医学相异的医学教育推动了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并将西方近代医学的概念和模式介绍到了中国，无论对中国的学术界还是民众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之，“教社会之所需，学职业之所用”，这是私立大学生命力之所在。创设特色专业、开办社会急需的应用学科，成为私立大学学科设置上的显著特点，也是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在系科改革上对中国高等教育所做的重大贡献。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中学课程和西学课程互相融合、相互影响，是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学科专业设置的重要特点。
二、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办学特色的形成原因
民国时期私立大学能占有当时高等教育的一席之地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校长矢志兴学的理想和信念促成了私立大学独特的办学思想和理念
民国时期私立名校的校长矢志兴学、无私奉献、克己奉公、自强不息，他们对于精神的力量有着独到的见解。
张伯苓在闯过了种种非同寻常的物质难关之后，却得出了这样令人惊异的结论：“教育是立在精神上的，而不是立在物质上的。本人以为建立一个大学，精神难而物质易。”1947年，张伯苓在他71岁时曾经回忆道：“四十多年以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南开大学所在地）笼罩在愁云惨雾中，甚至每棵小树好像在向我哭，我也还咬紧牙关未停一步。一块石头只需不断地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愈滚愈圆，路也愈走愈宽的。”(35)读罢令人感泣肺腑。
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的认识可谓与张伯苓英雄所见略同，他指出：“人生于世，惟志是视。志之所任，虽千回百折，而必有以达其的。志稍懈焉，纵其基础已立，而无从善其后，则颠仆随之矣，岂不大可惧哉。寿镛因是而思夫物质之建设难而实易，而精神之贯彻易而实难。”(36)此番言语寓意深刻，令人回味。
盛宣怀、马相伯、陈嘉庚，他们作为近代中国三所著名私立大学的创办人，有着不同的生活阅历、不同的知识背景、不同的政治态度和个人信仰，但是，深重的民族灾难却使他们超越了地位、信仰和阅历的种种差异，而做出相同的抉择——集资或捐资创办高等学校，为民族振兴培养专门人才。“武训行乞兴学”“杨斯盛捐资兴学”“陈嘉庚毁家兴学”等感人事迹可以说明，培养人才、教育救国、振兴民族是为数众多的各级各类私立高等学校得以开办的最基本、最明确的动因。
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近代中国著名会计大师潘序伦便是上述精神的人格象征，其捐资兴学的事迹在第二章已有概述。复旦大学的校长李登辉从1912年起主持复旦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任期达25年之久。
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发展和诸位校长矢志兴学的理想和信念密不可分。受校长的影响，民国时期私立大学教职员工的敬业精神和爱校之心也是令人感佩的。大同大学创办之初，不仅没有基本的办学经费，校舍亦是租赁而来，唯一凭借的就是11位教师的办学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不仅义务为学校授课、办事，而且将在外兼职所得薪资的20％拿来补助学校。此外，每遇学校购地筑房等事需要特别经费时，比较富裕的教师往往慷慨解囊。在焦作工学院，师生平日相处犹如家人，一遇经费困难，即行减成发薪、紧缩开支，而教职工从未出过怨言，学生亦未有过动摇，均能同心同德，共济时艰。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私人办学精神的形成与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即便是在和平建设、注重物质利益的今天，上述办学精神仍然有其恒久的价值与意义，值得继承与发扬。
2.校长负责制和严格的教学管理，是民国时期私立大学成功的制度保证
由于经费短缺，在校园面积、校舍建设、设备添置等方面，近代中国的私立大学是无法与公立大学或教会大学相匹敌的。为求得发展的空间，私立大学必须格外注重软件建设。严格的教学与管理是私立大学赢得社会信任、获得自身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大凡知名的近代中国私立大学，教学要求都较为严格。这一点在第二章也有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加细说。
3.多渠道的经费筹措和高效率的经费使用，使学校得以长足发展
经费是一所大学发展的关键，经费充足与否关系到学校的办学规模、设备设施以及师资与生源的质量，也关系到学校的办学质量与水平。由此，是否善于筹集资金，就成为私立大学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民国时期私立大学校长的筹款视野十分开阔，他们不仅想方设法地挖掘国内资源，而且把募捐的范围拓展到海外，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国际支持，包括向海外华侨、国际爱好和平的组织、国际文教组织、国外财团、富翁以及热心教育的人士筹集办学经费。
为筹集办学经费，不少私立大学采用了机动灵活的筹款策略。对于社会热心捐助的人士，学校或以校内建筑物、实验室及教室题名纪念，或将其雕像、画像和照片置于校内，以示“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既是对捐款人的一种报答，同时也鼓励更多的人向学校捐助。另外，一些私立大学还推出了“试读生”、“特别生”与“旁听生”制度，这样既可以支持免费生，在学费收支方面取得平衡，又可为日后的募捐打下基础。
4.实用和西化的办学方略，是民国时期私立大学能够屹立的内在动力
正如第二章所论述的那样，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学科专业设置紧跟当时社会需要，讲求实用和经济的原则，同时又积极向西方学习，达到了中西课程兼容之效，培养了大批适应社会需求、为祖国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
采取多种形式，为广大在职青年提供继续求学、入学的机会，是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办学成功的又一途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朝阳学院、南开大学、广州大学、广州国民大学、大夏大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等私立大学往往通过函授、夜校、暑期学校及异地办班等多种办学形式，吸引了更多的生源，扩大了社会声誉，增加了学校的收入，从而为学校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政府的政策和财政支持，推动了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发展
民国政府以法律手段对私立大学进行大范围调控。据初步统计，民国时期有关私立学校的法规法令共26个，其中，与私立大学有关的法规法令为15个。(37)民国元年，政府出台的第一个有关私立大学的法规是与公立大学融合为一体的，名曰《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1912年和1915年，教育部先后颁布《大学令》；1913年公布了我国第一部《私立大学规程》，1917年的《私立大学规程》就是在此基础上制定的；1925年，北洋政府颁布《私立专门以上学校认可条例》；1929年，民国政府公布了《私立学校规程》，并先后于1933、1943、1947年三次修订。
在教育立法建设上，注重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至为关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凡出台的私立大学法规往往配备相应的实施细则，以保证法规的切实贯彻。例如，就资助私立大学的法令而言，政府在颁布《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分配办法大纲》之后，又相继出台了《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支给办法》和《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支给细则》两项实施细则，有效地保证了政府资助法令的贯彻落实。
也就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资助与奖励私人教育事业被正式列入国家宪法。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了《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分配大纲》，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了政府应给予私立高等学校经费补助。在1936年颁布、1947年修订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都有对“国内私人经营之教育事业成绩优良者予以奖励与补助”的条款。在制定了相关法律文件的同时，政府还依据法律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对私立大学进行监督管理。如1913年、1914年，教育部专门组织人员，分学区对公立、私立学校进行视察。除了视察之外，是否予以立案是政府对私立学校进行行政管理的又一手段。
除了政策上为私立大学提供保障外，政府还规定私立大学在土地、税收、银行贷款上享受诸多优惠。据考察，民国时期，北京华北大学、吴淞中国公学、河南焦作工学院、武昌中华大学、厦门大学、海南大学、广东文化大学的最初建立，都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无偿划拨土地。与土地相关的是税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私立大学向国外购买教学用品可以申请免税。融资方面，1948年教育部曾经亲自出面，以官方的身份担保京沪地区私立大学向银行贷款。1949年，焦作工学院呈递了请求教育部担保向中央银行贷款的公文。由政府亲自出面担保私立大学向银行贷款，足以显现政府在私立大学融资方面的支持力度。
在“国库奇窘”的状况下，私立大学仍能获得政府的经费资助。民国时期，内忧外患，战乱不休，政府的财政实力十分单薄。尽管财政状况捉襟见肘，但政府还是不惜财力，不断增加对私立大学的投入。政府对私立大学的专款补助还被列为定制，且补助数额逐年增加，抗战期间亦不曾中断。为提高私立大学的办学质量，带动全国私立大学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不惜重金奖励办学成绩优异的私立大学。
在内忧外患、战乱频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低的民国时期，私立学校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并一度兴盛，涌现出诸如南开、集美、厦大等著名私立大学，是与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分不开的。在这一时期，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鼓励与扶持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大学的发展。
6.公、私立大学师生被公平对待，使公、私立大学地位相对平等
毋庸讳言，在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除教会大学外，私立大学还是一个相对的弱势群体。除了少数办学优异和办学特色鲜明的学校之外，私立大学学生的总体质量相对逊色于公立大学，由此社会上对私立大学学生的评价也相对较低。尽管如此，本着鼓励私立大学发展之意，政府对公立和私立高校学生基本上是一视同仁的，私立大学学生得到了公正的对待。这体现在政府对清寒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发放上，以及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上。以上所述尽管发生在抗战非常时期，其中不乏政府保全维系高等教育之意图，但仍不难看出，此时的政府确无对私立大学学生歧视之意。即便是在和平时期，政府对私校学生的态度也是公正的。
如前所述，南京国民政府自建立伊始便力加整顿私立大学，规定已立案私立大学其毕业生可以拥有国家授予的学位和文凭。单凭此点，已可看出政府对公、私立学生是“一碗水端平”的。除了对公、私立大学的学生公平，对教师也是公平的。私立大学的教师不仅可以享受和公立大学教师一样的社会地位，而且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收入，没有所谓的“后顾之忧”。
民国时期，公、私立大学教师是可以双向流动的，公校教师流入私校或私校教师流入公校是很正常的事，私立大学教师在教师身份、职称评定、人事关系和社会保险、表彰与奖励等方面与公立大学教师并没有什么不同。由于教师并无后顾之忧，有实力的私立大学完全可以吸引人才，建立自己的专任教师队伍。以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为例，由于教师待遇上的公平，两校都拥有一支高水平的专任师资队伍。此外，私立大学的领导和教师还可以担任教育部重要官员。
在中国，政府行为举足轻重。政府的公平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社会对私立大学师生的歧视心理。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国民政府毕竟积累了不少私立大学管理的有益经验，其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积极鼓励、扶持私立大学发展的事实也是众所周知的，值得后人总结并加以参考和借鉴。
三、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办学特色对当今民办高校的启示
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在当时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曲折道路，在其成长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私立高等学校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以培养人才、振兴民族为根本目标的；私立高等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与扶植；而对于任何一所私立高等学校而言，办出自己的特色、创建学校品牌是它的安身立命之本。我国当代的民办高校不仅无法与英美等国私立大学相媲美，其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也远不及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历史中寻找可借鉴的经验。
1.改变观念，端正态度，艰苦创业
我们要正确认识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继承和发扬艰苦创业的办学精神。当今，民办高校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其中社会各界对私立大学地位的认识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对民办高校的忽视、一般国民对民办高校的淡漠，致使民办高校在政策与经费上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而公立大学始终占据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强势地位，它们在政府的支持与保护下优先占有社会教育资源。公立大学与民办高校在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下生存发展，民办高校规模小、设备简陋、师资力量薄弱、生源质量差就在所难免，相应地，办学层次与水平就难以提高，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发挥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1）政府要重视民办高等教育，给予其政策、立法和经济等方面的支持。
私立高等学校能否得到政府的支持与扶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历届政府对私立高等学校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不断摸索和完善的过程，既要从宏观上把它们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之内，给予多方面的支持、鼓励；又要制定出相应的法规和政策进行约束规范，使之达到一定的教学科研水准。
从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发展史上可以看出，政府给予适当的立法支持，将有助于推动私立大学的规范发展。我国民国时期，尤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颁布了规范管理和帮助私立高等学校的各项法令与规定，对私立大学进行了认真监督、审核，从而使私立大学逐步走上健康发展轨道。
制定法律可以纠正办学行为中的偏差与错误，为政府对它的管理提供依据，使我们的民办教育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环境中逐步壮大。国家必须对民办高校的办学方向、教育方针以及教学质量给予监督和指导。政府主要以法律为依据对民办高校进行调控。教育行政部门应制定明确的政策、法规，确定具体的办学原则和开办标准，既不限制创办民办高校，又要防止滥设民办高校；民办高校成立后，经常加强督促、检查，逐步规范，使之符合办学要求。
加快推进民办高等教育的立法工作，使民间办学与政府办学在法律地位上具有实质意义的平等。目前我国现行的民办高等教育法规，如《民办高校设置暂行规定》《民办教育促进法》等，与近代私立大学所颁布的一系列具体细致的法律条文相比，明显在立法上缺乏对民办高校发展的有利规范。笔者认为，今后民办高等教育的立法工作应该立足于现实焦点问题，在“营利与非营利”“合理回报的具体规定”“民办高校学生学历认证细则”“民办高校教师人事管理细则”“捐款褒奖细则”“校董事会职责分配”及“办学准入、退出机制”上多做工作，以利于民办高校的办学者在办学过程中有法可依。
通过对民国时期私立大学政策的历史回顾，结合今天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特别是多元办学主体出现后，政府应该如何加强对私立大学的管理与督导，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现阶段政府的支持是民办高等学校发展的关键，政府的政策及立法行为将直接影响民办高校的存在与发展。
（2）办学者要激发办学热情，继承和发扬艰苦创业的办学精神。
办学热情是很重要的。从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经历可以看到，一所大学的办学精神对于知识分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一所私立大学的成功，无一不是不怕困难、矢志办学的结果。对于当代民办高校来说，尤其要提倡艰苦办学、献身教育的精神。目前国家的资助政策都是基于公立大学的发展实际，民办高校从国家获得的资助非常有限。而开展科研需要经费的支持，民办高校想要办成研究型大学实在不是容易的事，非有艰苦拼搏、上下同心的精神不能实现。
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发展，以“救国图存”为主旋律，在国内外有识之士的资助下，取得了相对于物质条件而言较好的办学成绩。其中，艰苦创业的办学精神值得当代民办高校的办学者继承发扬。
《民办教育促进法》中，政府为了鼓励投资兴学，提出允许办学者得到“合理回报”，但这和将民办高校办成“学店”，当做“挣快钱”的捷径是有本质区别的。张伯苓先生曾有这样的名言：“教育是立在精神上的，而不是立在物质上的。”由于缺乏国家的固定投资，办学经费问题始终是民办高校办学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要拓宽融资渠道、多方位筹集资金以外，民办高校的师生员工还要发扬“苦教”、“苦学”、“苦干”精神，不过分计较个人经济利益得失，以校为家、团结一致、勤俭办学，以培养出合格的满足市场需要的毕业生为奋斗目标。
2.办学定位要紧贴社会需要
办学目标要正确。作为与中国公办高校平行的当代民办高校，在公办大学明显处于强势的环境下，要使自己生存下去，必须准确定位，办出自己的特色。它们应借鉴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做法，根据社会需要，结合自己的办学能力，在专业、地方或办学层次上办出自己的特色。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部分，民办高校就可以利用自身灵活办学的优势，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定位于高等职业教育，将其办学目标与本地区或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紧密结合，实现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良性互动，从而创造出自己的特色。总之，市场经济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不同的学校，由于专业不同、学生的来源不同，培养学生的规格也应当不同；即使是相同专业和相同类型的学校，由于地区不同，学生的规格也应有所区别；即使在同一个地区，相同专业学生的培养侧重点也应有所差别。
在办学中，民办高校还必须明确办学目标，不能以赢利为唯一目的。民办高校由于较少受政府管制，所以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当代，必然会冒出一些牟利型的学校，它们以办学作为谋取物质利益的工具。这些学校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贻误了青年的年华，影响了民办高校的声誉。学校在任何时候都应保持相对纯洁性，民办高校不应成为“学店”。要提高民办高校的办学质量，其创办者必须定位准确。
目前，民办高校认真研究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确定自己的培养目标，在自己的位置上办出特色、创出名牌不是没有可能的。私立南开大学的数学系之所以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是因为它培养了数学家。在重点大学一味追求大而全、进“211”，一般学校忙于向重点学校看齐，从而形成“千校一面、千人一面”之时，民办大学找准自己的方向，创出自己的名牌，是在公办高校林立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的极好方法。
3.学科专业设置要办市场之所需、补社会之所缺
特色化的学科专业设置是办学特色形成之核心。对于一所高等学校而言，专业设置是否适应社会需要，既是关系到它生存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最能体现其特色的地方。民办高校在这一方面能否形成特色和优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民国时期那些办得成功的私立高等学校在专业设置方面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办市场之所需，补社会之所缺。民国时期私立大学这种应社会之需、办特色学科的做法是值得当前民办高校借鉴的。当代民办高校要使自己生存下去，就应坚持面向市场开设专业，按需培养，紧贴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设置和举办定位于优势产业、朝阳行业、前景职业的专业。这样不仅能满足经济发展对高层新型人才的需求，同时也能使民办高校办出自身特色，赢得对社会的吸引力，找到自身发展的空间。
4.严格常规管理，科学高效实施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民办高校教学质量的提高有赖于自身管理的加强。注意学校的教学设施要按标准办理，不能敷衍或勉强从事；学校要有促进学校发展的管理机制等。科学的管理体制是民办高校形成办学特色的制度保证。民国时期办得成功的私立大学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亦能形成自己的办学优势，从制度上来说正是因为有了较好的管理体制——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及严格稳定的常规管理。
相比较而言，董事会是一个经济色彩极浓的决策机构，非常注重市场的需求。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和校务委员会，一般说来是比较具有经营意识和经营能力的，这使得私立大学可以直接面向市场办学、配置资源，这就为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办学优势的发挥和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后，经过30余年发展，我国民办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已实现了从原来的家族管理体制向董事会领导下校长负责制过渡，这一转变有助于民办高校特色化建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许多民办高校并没有顺应产业化要求，建立起科学的、完善的管理体制。董事会有名无实，投资者、举办者与办学者没有分离，缺乏选择校长的机制和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缺少搞好内部管理的一整套制度建设等。这些是我国民办高等学校在早期阶段的固有缺陷，不利于民办高校办学特色的形成与持续发展。因此，民办高校在特色化建设过程中，还应完善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其方向有二：一是健全校董事会，使之成为投资者、教师、家长、社会贤达等多方参与的决策机构；二是转变校长角色，帮助教职工参与决策。唯有科学、完善的内部管理体制，才能为民办高校办学特色建设提供制度保证。
只有学校的各项工作形成严格稳定的常规，学校秩序走上正轨，学校特色才能获得一个坚实可靠的立足点。我们难以设想一所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学校能够形成值得称道的办学特色。为保证毕业生质量、提高办学水平，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实行了严格的教学管理，其厉行考纪、淘汰制的做法，对于促进办学特色的形成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前，民办高校在创建特色的过程中，应借鉴民国时期著名私立大学注重常规管理的经验，切实抓好日常教学管理工作，扎扎实实地推进教育教学的各项改革，确保学校各项工作健康有序进行。唯有这样，民办高校办学特色才有可靠的基础。
5.要多渠道筹措和高效率使用办学经费
对于民办高校来说，要使学校健康发展，稳定的经费来源必不可少。只有具备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学校才能制订长期的发展计划，才能有相对明确的发展目标。虽然民办高校属于办学经费自筹，但政府是否给予资助也是关乎民办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给予民办学校必要的财政资助是发展民办高校的重要措施之一。鉴于我国目前教育经费总体偏低的情况，政府不可能直接拿出大笔资金来资助民办学校，但可采取间接资助的方式，如通过设立有关的募金会向民办学校提供经费或低息贷款、发放学生贷款等，在民办学校征地、兴办校办企业、招生、中外合作办学等方面给予政策上的优惠等。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资金的充裕，政府可逐步加强投资的力度。
我们在提倡政府给予民办高校以一定补助的同时必须注意几个问题。首先，政府的经济补助不应该是投资入股。民办高校以其办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见长，由于管理体制与公立大学迥然不同，两类大学相互竞争，政府应该保护这种良性竞争。在国外及我国民国时期，存在有私立大学拒绝接受资助的事例，它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受制于政府，保持私立大学的独立性。其次，政府的补助经费应该有明确的使用范围，指定用于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再次，政府经费资助应该具有奖励性质，既是雪中送炭，又是锦上添花，一些办学质量高、有社会声望的民办高校应该得到政府奖励。
除争取政府的资助外，民办高校还应该建立财力保障与教育成本的合理分担机制，拓展民办高校的筹资渠道。办学者可借鉴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做法，“广开财路”，除主动寻求政府资助外，还可广纳社会捐资，或者外引内联，走股份制、集团经营、校企合作之路，开拓各种渠道筹集经费，使办学在物质上得到保障。另外，我国民办高校应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提高经费使用效率。这些措施的实施将会减少原来加在学生身上的办学成本，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从而降低就读民办高校的“现金门槛”，使之能更好地被社会接纳。
6.要聘用高素质教师，稳定师资队伍
目前民办高校不能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教师队伍流动性大，总体水平不高，待遇不公平。比如，在民办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中，民办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及科研经费的到位、人事档案存放及个人养老金的缴纳、工作业绩的评奖以及人才的流动等都难以得到落实，从而使得民办教师在社会保障、教师薪酬、成才环境等方面有后顾之忧。因此，要想使民办教育进一步发展壮大，教育行政部门和办学部门要尽快建立和完善教师的社会保障制度，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之安心工作。校方要制订和实施教师在职培训的长远计划，给予他们提高自己、充实自己的机会，使教师的整体水平提高，从而在教学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另外，民办高校还要争取聘用并培养自己的一流师资。要创设一流的学科必须有一流师资在学校任教与开展科研活动。私立大学不可能使所有的学科都齐头并进发展，在师资聘任上也应有所侧重，一切为了创设自己的优势学科做准备，在自己的优势学科上要形成名师群。民办高校吸引师资的关键是创设自由民主的科研环境，不拘一格重用人才；更重要的是，要培养自己的青年教师，使之成长为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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