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彩票

二、民国时期彩票

民国初年，彩票发行进入一个低潮。当时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令禁止发行彩票，使彩票业暂时沉寂。而后军阀混战，战祸频繁，各省督均为筹集军饷，以“慈善”、“救济”为名，先后发行了《湘赈慈善救济券》、《救济奖券》、《公益奖券》、《湖北有奖副券》、《法商慈善奖券》、《湖北军事善后有奖义券》、《山东兴业票》、《浙江协济绍萧塘工有奖义券正券》等。这些彩票的主要受益并没有救济平民百姓，而是肥了督军之需。

192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为开启关口商港及工友所需开支补助等事项，于8月1日发行了面额分别为1元和5元的有奖公债，以奖抵息，共分10个奖级，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奖公债。该券每年发行1次，至1927年共发行了3次。

1933年月，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行了全国性的彩票《国民政府航空公路建设奖券》，以筹集发展航空、修筑公路所用基金。该奖券发行之初，公布了《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条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彩票的明文规定。规定指出，政府每年发行不记名奖券4次，每次50万张，每张售价10元（每张分为10枚）。每次发行所收券款的50%由政府提出，作为航空、公路建设的经费和奖券的发行、印制费用，另50%作为奖金。

民国年间由中央储蓄会发行的《特种有奖储蓄券》及由中外银行所发行的有奖储蓄彩券《中法有奖储蓄券》、《万国有奖储蓄券》等亦很活跃。这类储蓄彩券存期分别为5年、10年、15年，分整户和散户两种，每月开奖一次，到期无息还本；面额分别为5元或10元，后来由于通货膨胀，其面额陆续过渡为20元、30元和50元。

民国年间，从城镇到农村赌场遍布，中西赌法应有尽有，除那些利用转盘、扑克等赌具进行赌博外，利用体育竞赛（如赛马、赛狗、回力球等）下赌注的彩票应运而生，在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盛行，如《天津华商体育赛马会会员香宾票》、《回力球香槟赛冬赈奖券》等。

《天津华商体育赛马会会员香宾票》简称“赛马彩票”，系为无限额发售，无论售出多少均至比赛开始时截止。每年春秋两季举办，一周均为两场。彩票由体育赛马总会发售，面值均为2元。赛马总会在所售票款内抽提佣金及赛马捐二成，另赠未得奖之马每号200元，未上场之头马每号100元，其余款按头马得七成、二马得二成、三马得一成之比例分配。赛马时，一般有七八匹至十几匹马参赛，每匹马有一号码，马上的骑师操纵着马，但赛马总会却操纵着骑师，实际上头马（跑得最快的马）多是该号码卖掉最少的。《回力球香槟赛冬赈奖券》简称“回力球彩票”，与“赛马彩票”同出一辙，也是借体育竞技下注赌钱。该票也系无限额发售，面值为5元，由冬赈委员会主办及发行。冬赈委员会从每场票款中提取佣金二成，余款作为彩金，并分成4个奖级。比赛分单打或双打，常见的是单打，即6名球员先以两人对打，逐个淘汰而产生头名。其中每赛一次即为一盘，每场可打8—16盘，赌客则根据球员的球衣号码提前下注。回力球场一般都装饰豪华，并有近百名跑票员为赌客购票及领奖，场面热闹非凡。

此外，许多生产厂家和商号发行了大批名称不一的商业性彩票，如1949年山西忻县聚丰祥布店发行的《聚丰祥布店酬宾赠奖》、1948年苏州万国袜厂发行的《生活赠奖》、1931年天津发行的《世界摄影大比赛》、1933年浙江杭州、绍兴等5个市县商号联合发行的《红狮牌香烟空壳赠券》，还有1949年强华化工厂《船主肥皂赠奖券》、1948年《逆产钻宝义卖券》及1948年福建《环球瓜子赠品券》等等。实际上由于这类彩票的奖项均以实物兑现，百姓获得的多为布匹、香烟、肥皂之类的商品，即使中了奖，也解决不了什么温饱问题，所以，这类彩票并不受百姓的欢迎。而以奖金兑现（如天津的《世界摄影大比赛》）和以米、油等食品兑现（如苏州的《生活赠奖》）的商业性彩票则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