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北方茶马古道

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北方茶马古道

摘 要：在全面考察北方丝绸之路上chaj的读音在各种语言和方言中的分布，并在由此绘制出的同言线中，显示以cha为读音特征的中国西南茶马古道以北，还存在一条以chaj读音为特征的茶路。该茶路横贯欧亚大陆，主要在昆仑山以北向东西方向延伸，向西一直延伸到中亚、欧洲和非洲，向东一直延伸到中国东北。北方茶路以马、骆驼为主要运茶工具，可以称为北方茶马古道。

关键词：茶马古道；语言地理学；丝绸之路

角山荣（1992）、管家骝（1999）、李炳泽（2002）等基本认为，汉茶的传播分陆路和海路两大部分，海路主要以tea读音为代表，而陆路主要以cha读音为代表。我们认为，根据茶的读音，茶的陆路传播还可继续分为两大支系。一个是世界屋脊茶马古道支系，语言特征是dzja （cha），经滇、川、陕、甘向横断山地带和青藏高原延伸，恃茶民族主要是藏缅语族藏彝支系的民族，该支系向南向西继续延伸到东南亚、中亚和欧洲。

再一个支系，也是本文要系统考察的，即chaj支系。chaj支系主要在昆仑山以北向东西方向延伸。下面是chaj在主要语言中的分布：

表1：chaj在主要语言中的分布表1

注1：蒙古语族单词全部读音均引自孙 竹《蒙古语族语言词典》（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满—通古斯语族单词的全部读音均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维吾尔语、乌孜别克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塔塔尔语、图佤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的读音均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土耳其语读音引自周正清，周运堂《土耳其语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乌克兰语读音引自郑述谱等《精选乌汉汉乌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捷克语读音引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编写组《新捷汉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读音引自萧鼎章等《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印地语读音引自杨漪峰《汉语印地语分类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波斯语读音引自侯赛因绍马里《汉波两册词典》（北京大学印刷厂，内部刊物，1980年）；普什图语读音引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部《汉语普什图语翻译词典》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希腊语读音引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简明汉希词典》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罗马尼亚语读音引自冯志臣等《汉罗词典》（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阿拉伯语读音引自北京大学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汉语阿拉伯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
注2：从语音对应规则看，蒙古语各个方言土语中关于“茶”的读音均是带有半元音［j］尾的，由于音变，有些方言土语中读作了［æː］或［ɛː］这样的音。

可以看出，chaj的分布是相当广的，从中国北部往西，一直到欧洲的捷克和北非的埃及。

我们再来仔细观察蒙古语族语言关于“茶”的读音情况。回鹘式蒙古文关于“茶”的写法只有一种，是，拉丁转写为因此蒙古语

方言中凡是韵母为［ɛː］或［æː］的，都是［－aj］历史音变造成，蒙古诸方言之间至今能够形成严格的语音对应，因此可以肯定蒙古语各个方言关于“茶”的读音同出自chaj系统。

为了能够找到带－j尾和不带－j尾之间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我们又在蒙古语族内部筛选出“剪刀”、　“马奶”、　“好”、　“朋友”、　“有”、“八”等6个单词，详见表2：

表2：带－j尾和不带－j尾之间的语音对应表（以蒙古语为例）

可以看出，回鹘蒙古文的chaj在蒙古语方言之间能够形成对应关系，这些方言关于“茶”的读音也是同出一源。

另一些语言的“茶”不带j尾，只是a韵母，比如达斡尔语、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这些语言的a韵母和蒙古语带j的aj韵母并不形成对应关系，属于另一个系统，后面再讨论。

笔者曾到内蒙古的包头、呼和浩特、赤峰、锡林浩特市、海拉尔、满洲里和新疆的乌鲁木齐、哈密、喀什、天池、伊犁等地做过专项调查，这些地区相应的维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塔吉克语、蒙语茶的读音都是chaj支系。

可以把chaj的分布在地图上标注出来，由此形成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chaj分布带：

图1：chaj读音分布带图

图中三角形是chaj的分布，圆形是cha读音在chaj读音大趋势下的零散分布。以chaj为特征的这样一条连接带既可能有chaj读音支系的民族不断移动的结果，也可能有chaj独立传播的结果，即马帮、骆驼帮商队运送茶叶而不涉及民族移动，这两种传播方式都说明，在中国北方存在一条以chaj读音为特征的茶路，并在欧亚大陆上朝东西方向延伸。

从chaj的分布图可以看出，chaj支系主要在昆仑山以北向东西方向延伸，可以以阿尔泰山为界山分为南支和北支。阿尔泰山南支基本上是从阿尔泰山和昆仑山之间的地带往东西方向延伸，并以天山山脉为界山再分为南北两条线路，即天山北路和天山南路。天山北路沿着天山北麓行走。天山南路又可以塔里木盆地为参照，分出塔里木南道和塔里木北道。整个阿尔泰南支所在天山南北所穿越的地带正是裴矩（547～627年）《西域图记》提到的西域三条道路所穿越的地带。后来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时提出的丝绸之路（德语：die Seidenstrasse）这一概念，也正是穿越这一带。阿尔泰山南支翻越帕米尔山系后继续向阿富汗、北印度延伸，直到土耳其、埃及。

chaj支系的阿尔泰山北支在阿尔泰山以北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向东的一支跨经蒙古大草原过大兴安岭直到日本海，这一支的最东端是满—通古斯语族分布地带。向西的一支翻越乌拉尔山脉，过伏尔加河，再去喀山、莫斯科、彼得堡，并一直延伸到东欧多个国家。

上面chaj的分布，读音一致强，线路集中，形成语言上的同言线，反映了chaj支系在这一条远征地带的密集传播，这说明确实存在一条以chaj为读音特征的北方茶路。我们曾经初步讨论过，丝绸之路从唐代开始已经向茶马古道转型，①陈保亚：《论丝绸之路向茶马古道的转型——从词与物的传播说起》，《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北方茶路覆盖了丝绸之路的范围，这就更进一步为丝绸之路向茶马古道的转型提供了证据。就我们多年的考察看，以cha（dja）为读音特征的茶马古道主要在昆仑山脉以南往东西方向延伸，而以chaj为读音特征的茶路主要在昆仑山脉以北往东西方向延伸。茶叶传播的主要工具是马，其次是骆驼，因此可以把chaj支系的北方茶路称为北方茶马古道，而过去所说的茶马古道主要指南方茶马古道。北方茶马古道的阿尔泰山南支和丝绸之路基本是重合的，如果要强调丝绸的重要性，也可以继续称为丝绸之路，如果要强调唐以后茶叶传播的重要性或讨论茶马古道的性质，则可以理解为北方茶马古道南支。

汉语的“茶”并没有带j尾读音的，chaj后面的韵尾是怎么形成的，现在还不清楚。原始蒙古语也没有j韵尾，13世纪的回鹘式蒙文已经有了chaj的读音。chaj的读音是否和“茶叶”的读音有关系，还有待继续研究。不过，阿尔泰语系茶的读音基本都属于chaj支系。从陆路传播路线看，读chaj的民族基本上经过阿尔泰语地区才能获取茶叶，这也说明chaj支系的茶当初应该是经过阿尔泰语民族传播出去的，转播的细节还需要深入研究。chaj读音的形成和阿尔泰民族可能有关系。

chaj支系的民族，其饮茶习俗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回鹘汗国。回鹘是阿尔泰语民族的一支，在唐代已经有了饮茶习俗。回鹘，　《魏书》卷2《高车传》称“袁纥”，　《北史》、　《隋书》称“韦纥”，《旧唐书》作“回纥”，后又改为“回鹘”。回鹘饮茶习俗在《新唐书》卷196《陆羽传》中有记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①《新唐书》卷196《陆羽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311页。

唐代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也记录了回鹘有饮茶风俗：

晋时谢安诣陆纳，纳无所供办，设茶果而已。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②封 演：《封氏闻见记》，赵贞信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7页。

唐天宝三年（744年），回纥建立汗国，以色楞格河为中心，《旧唐书·回纥传》记录回纥的基本情况如下：

居娑陵水侧，去长安六千九百里。随逐水草，胜兵五万，人口十万人。③《旧唐书》卷195《回纥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535页。

娑陵水即贝加尔湖南面的色楞格河，可以说北方茶马古道在唐代至少已经延伸到贝加尔湖一带。回鹘汗国后来不断发展，按《新唐书·回鹘传》记载，回鹘汗国“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可见回鹘汗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帝国。回鹘不仅和唐有贸易，而且和中亚的粟特（Sogdia）有大量的贸易，这些贸易占当时丝绸之路上贸易的主要部分，饮茶的习俗可能在这一带传播。我们曾经还讨论过，回鹘汗国解体后，其主要部分在唐代曾经从贝加尔湖往西迁移，迁移最远的一支到帕米尔高原，饮茶习俗可能进一步扩大。④陈保亚：《论丝绸之路向茶马古道的转型——从词与物的传播说起》，《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茶叶北上塞北，北宋有更多的记录。宋彧《萍洲可谈》卷1记述：

茶见于唐时，味苦而转甘，晩采者为茗。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辽，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至饮会亦先水饮，然后品味以进。⑤宋 彧：《萍洲可谈》卷1，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10页。

1993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里村辽金张氏墓群里发现了一幅关于备茶的壁画，该墓群的其他壁画也有关于饮茶活动的记录。壁画上的饮茶活动设计茶碾子、茶饼、茶壶、茶、茶盘等工具和煎茶等活动。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管理所，宣化区文物管理所：《宣化辽代壁画墓群》，《文物》1995年第2期。2014年我们专程去辽金张氏墓群，可以肯定，当时和汉族类似的饮茶文化已经出现在辽金地区。2010年10月我们去赤峰调查，注意到赤峰博物馆收藏有辽时饮茶的图画。

宋代曾在宋辽边境榷茶，这是辽人需求茶叶的另一个重要证据。《宋史·何承矩传》：

又如榷场之设，盖先朝从权立制，以惠契丹，纵其渝信犯盟，亦不之废，似全大体。今缘边榷场，因其犯塞，寻即停罢。去岁以臣上言，于雄州（保定）置场卖茶，虽赀货并行，而边氓未有所济。乞延访大臣，议其可否，或文武中有抗执独议，是必别有良谋。请委之边任，使施方略，责以成功。苟空陈浮议，上惑圣聪，秪如灵州，足为证验，况兹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⑦《宋史》卷273《何承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331页。

《宋史·食货下》八：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⑧《宋史》卷180《食货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562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有类似记录：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三月，契丹在太祖朝，虽听沿边互市，而未有官司。是月，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命常参官与内侍同掌辇香药、犀、象及茶，与相贸易。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2页。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在镇州（石家庄一带）、易州（治今河北易县）、雄州（保定）、霸州（今河北霸州）、沧州等置傕场，茶叶为主要交易商品之一。《梦溪笔谈》说，“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后，河北籴便之法荡尽，此后茶利十丧其九”，⑩沈 括：《梦溪笔谈》，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71页。也证明营茶的重要性。以上的榷茶地点都在河北一带，再往北走如何进入契丹领地，需要进一步研究。

但是，回鹘文的茶是cha，和现今阿尔泰语系茶的读音并不同。回鹘文是古代回鹘人所使用的拼音文字，又称回纥文。根据《乌兰浩木碑》，回鹘文的出现大约不会晚于8世纪。从9至14世纪高昌地区的回鹘文文献看，“茶”的读音还是cha。这个读音和现在的chaj读音不应该是语音演变的关系，因为我们把回鹘文和阿尔泰语系各语族做过比较，回鹘文的a和阿尔泰语的aj并没有对应关系，以下面回鹘文和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几种语言j尾韵的情况为例：

表3：回鹘文和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j尾韵的情况列表

从语言保留的古代遗存看，西部裕固语和古代回鹘语最接近。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突厥语族语言实际上关系也比较近。这里的关键点是，突厥语的aj和回鹘文的ay是对应的。我们还没有发现突厥语的aj和回鹘文的a对应的情况。回鹘文是有a的，但和突厥语的a对应。比如：

表4：回鹘文的a与突厥语ɑ的对应列表

由此可见，回鹘文的cha和突厥语诸语言的chaj并没有演变关系，不属于同一个借用层次系统，回鹘文的cha（茶）和突厥语的chaj（茶）应该由两个不同的茶马古道线路传播的。汉语的茶没有chaj读音。北方茶马古道上chaj的读音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最初是由哪个地点进入北方茶马古道的，具体的延伸时间和细节怎么样，我们还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chaj后面的韵尾是否和“茶叶”的读音有关系？“叶”的中古音是jɛp，如果chaj和“茶叶”一词读音有关系，需要回答“茶叶”的传播是否有过下面的变化过程：

chajɛp➝chajɛ➝chaj

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应该有一个必要条件，即“茶叶”一词比较早的出现过。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茶叶”于唐、五代开始出现，宋代增多，明、清则开始大量出现。如果北方茶马古道上的chaj读音是“茶叶”一词传播的结果，那么这个传播时间不应该早于唐代，最有可能是宋或宋以后。前面提到13世纪回鹘蒙文中已经有了带j韵尾的“茶”，因此，如果chaj读音是“茶叶”一词传播的结果，那么这个传播时间不会晚于元代。

如果能进一步弄清chaj读音的形成过程和传播细节，对认识北方茶马古道乃至欧亚大陆文明传播通道一定会很有价值。可以肯定的是，北方茶马古道上因为chaj（茶）的读音的高度一致性和北方榷茶现象存在，在历史上一定是一条活力很强的茶马古道。

（责任编辑　陈 斌）

陈保亚，袁 琳①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中国语言及方言的语言接触类型和演化建模研究”阶段性成果（14ZBD1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严格语音对应的汉语与民族语关系字专题研究”阶段性成果（13AZD05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系统语音对应的核心词分阶及建模研究”阶段性成果（11JJD740004）作者简介：陈保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袁 琳，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