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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代亚欧大陆的民族关系(下)

时间:2022-07-1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阿拉伯半岛的绝大部分是中部的沙漠地带。也门居民在很早的时候,便和印度及近东各地发生过关系。中古时期,阿拉伯半岛还处在原始公社制阶段,水源、牧场和可耕地都是氏族的公共财产。椰枣为阿拉伯人的主要食物。男子负责放牧、打猎和作战,女子分担砍柴、打水、挤乳等家务。统一已成为阿拉伯氏族部落的共同愿望。它是当时阿拉伯社会政治变革和经济要求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阿拉伯半岛位于亚洲西南,北界叙利亚沙漠,东接波斯湾及阿曼湾,南滨印度洋,西濒红海。阿拉伯半岛以西部最高,向东则逐渐低下,至阿曼复又隆起;全岛没有常流的河道,只有一些时流时涸的山溪。阿拉伯半岛的绝大部分是中部的沙漠地带。这些沙漠地带的性质各不相同,大约可分为三部分:

1.塞玛瓦谷——现称为努弗德沙漠(阿拉伯人原来并不知道这名称),位于半岛之北部;南至北140英里,东至西180英里。其地沙多细软,并无河流,仅有稀少的水井和泉源。

2.南部沙漠——北接塞玛瓦谷,东及波斯湾,面积约5万平方英里。地平沙硬,碎石零散,而沙纹荡漾,有如水波。雨水之期,到处绿草滋生,游牧人民携带家室,赶着驼、羊迁到野外,逐水草而居,过三个月的游牧生活。在这个时期,游牧人便以酪浆充饥。到了夏天,水草枯萎,他们又迁回故乡。

3.黑石沙漠——雅古特[1]在《地理辞书》中记载:“这块地区多黑石,有如火烧过一样。”黑石沙漠乃由火山喷发出的岩浆而成,由哈瓦兰的东边绵延到麦地那,麦地那便介在两片黑石沙漠的中间。黑石沙漠颇多,雅古特曾举出29处,其中最著名者如瓦基姆黑石地区,在这里曾发生过“黑石战役”。越过沙漠区,便是半岛的西部,分为两个区域,北部的汉志,南部的也门。麦加为汉志最著名的城市,处于低洼不毛之地,南至北长二英里,东至西一英里,缺乏饮水,仅有一座渗渗泉。

汉志之南为也门,位于半岛的西南角,自古以肥沃富庶著称于世,萨那为其首府,古时曾为帝王之都,故附近遗有著名的海木丹王宫。也门东南部为马罗卜,乃萨巴人的故乡,此外尚有纳季兰及亚丁诸城。也门居民在很早的时候,便和印度及近东各地发生过关系。也门之东为哈达拉毛,这个地区多山、多谷,有古城的废墟,还留有文字遗迹。哈达拉毛之东为佐法尔,自古为香料产地,至今仍畅销印度。

阿曼在半岛的东南角海滨,是一个山区,居民自古以善航海而闻名于世。阿曼的西北,为巴林群岛,北部延伸到伊拉克的边境。

由汉志向东,至马林沙漠,所经过的高原,叫内志,地势高旷,多沙漠与高山,零散地分布着一些适于耕种的地方,可算是阿拉伯半岛气候最佳的地方了。

介于内志和也门之间者为叶玛迈,东连巴林群岛,西接汉志。叶玛迈附近有著名的“奥卡兹市场”。阿拉伯半岛的气候,普遍酷热。高原地带,夏天夜间稍凉,冬天水能结冰。阿拉伯半岛上的东风,非常温和,称为“萨巴”,意即“东风”。历代阿拉伯的诗人,常常有诗歌来吟咏赞美。和东风相反的是炎热的南风,最好的日子是春天,接着雨季,到处绿草滋生,可以牧放牲畜。

广阔无垠的沙漠,把半岛上的阿拉伯人分为北方人和南方人。北阿拉伯人以游牧为主,集中在汉志和内志地区;南阿拉伯人以定居为主,聚居在也门、哈达拉毛及其附近的沿海一带。除游牧和定居者外,还有半游牧、半定居的部族。北阿拉伯人说的是北阿拉伯语,即《古兰经》所使用的语言,北阿拉伯语后来发展成为现代阿拉伯语;南阿拉伯人说的是塞伯邑语和希木叶尔语,即南阿拉伯语,后来为北阿拉伯语所代替。[2]上述情况,在谱系学上也有所反映。谱系学家首先把阿拉伯人分成两大部分,绝种的阿拉伯人和现存的阿拉伯人。然后再把现存的阿拉伯人分为地道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阿拉伯人。地道的阿拉伯人,指盖哈丹的子孙也门人而言,他们是半岛上的土著;阿拉伯化的阿拉伯人,指汉志人、内志人、奈伯特人、帕尔米拉人而言,他们是伊实玛利后裔阿德南的子孙,是到半岛来入籍的人。按照宗谱学家的分类,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宗族——古莱氏族,属于北阿拉伯人的尼萨尔部族,系伊实玛利的后代。南北阿拉伯人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鸿沟。伊斯兰教把阿拉伯各氏族部落统一起来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鸿沟仍未消除。

游牧的阿拉伯人——贝都因人,他们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沙漠生活。中古时期,阿拉伯半岛还处在原始公社制阶段(也门除外),水源、牧场和可耕地都是氏族的公共财产。逐水草而居的贝都因人占居民的绝大多数。每逢雨季,贝都因人便赶着骆驼、绵羊等牲畜,外出放牧。雨季一过,又回到原来住地。他们主要的生活资料为牲畜。如需要椰枣和其他生活用品,则用畜产品去交换。困难时,他们常以鼠和蹄兔等野生动物充饥。

骆驼和椰枣是贝都因人生活中的两大支柱。骆驼冬季能忍渴25天,夏季能忍渴5天。驼肉可食,驼乳可饮,驼皮可制衣服,驼毛可做帐幕,驼粪可做燃料。运输、贸易和作战,也要依靠骆驼。骆驼是贝都因人的“沙漠之舟”,是他们的巨大财富。椰枣为阿拉伯人的主要食物。水里泡上椰枣,到发酵时,便成了贝都因人喜爱的饮料。椰枣核粉做成的饼子,可做骆驼的饲料。椰枣树皮可制绳索,树干是良好的建筑材料。像骆驼一样,椰枣也是贝都因人最重要的生活资料。因此,贝都因人把椰枣树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在贝都因社会里,女子的地位比男子低下,活埋女婴的现象比较普遍。男子负责放牧、打猎和作战,女子分担砍柴、打水、挤乳等家务。贝都因人坚忍耐劳、热情好客、放纵不羁。他们爱好诗歌,善于用诗歌表达情意。诗人激昂慷慨、铿锵有力的诗句,常能激励整个氏族部落,使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诗人的舌头和战士的勇气,是克敌制胜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贝都因人往往以诗歌来衡量人的聪明才智。人口多、武力强、才智高,是强大氏族部落必须具备的三大要素。氏族部落之间经常发生复仇战争,这是贝都因人根深蒂固的陋俗。

阿拉伯人的强邻,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这两个伟大的帝国经过数百年的互争雄长,到7世纪初,已是精疲力竭,十分虚弱。这便给伊斯兰教的产生和阿拉伯统一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从阿拉伯半岛内部来看,6—7世纪之交,正处于一个社会剧烈动荡和重大变革时期。阿拉伯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其基本矛盾为: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各氏族部落之间的矛盾和民族矛盾,而麦加则是这些矛盾的焦点。统一已成为阿拉伯氏族部落的共同愿望。混战不已的阿拉伯各氏族部落,转化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内部条件,已经具备。

伊斯兰教就是在这样的国内外历史背景下,在社会矛盾的焦点麦加产生的。它是当时阿拉伯社会政治变革和经济要求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出身于麦加古莱氏部落的没落贵族家庭。自小失去父母,由伯父艾卜·塔利卜抚养。相传穆罕默德做过牧童,曾随伯父的商队到过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以后,穆罕默德为麦加富孀赫底澈经商。25岁时与赫底澈结婚,因此富有起来。

穆罕默德接触的人物广泛,颇有社会经验,并十分熟悉犹太教、基督教及半岛上其他各种宗教的思想。他根据当时阿拉伯的社会状况和民族特点,创立了伊斯兰教。[3]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进行传教活动。

穆罕默德传教初期,信仰的人很少。首先皈依伊斯兰教的是他的妻子赫底澈,接着是他的堂弟阿里和他最亲密的朋友艾卜·伯克尔。当时,古莱氏族的倭马亚贵族,是麦加最有势力的统治集团,其代表人物为艾卜·苏福彦。他们担心伊斯兰教贬低传统的部落神,会破坏麦加这个神圣的宗教中心,从而影响他们从朝觐及集市贸易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他们害怕穆罕默德提出的教义和伦理道德观念会危及他们的统治,所以,穆罕默德在麦加的传教活动遭到残酷打击,伊斯兰教处于被扼杀的危险境地。

穆罕默德审时度势,决定去麦地那开展他的传教事业。他乘古莱氏人不备,命部分教徒先去麦地那,不久,他自己也和艾卜·伯克尔出走,于622年9月24日到达麦地那,这就是有名的“迁移”。穆罕默德迁到麦地那后,伊斯兰教从此有了一个根据地。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组织了叫“安拉的民族”的宗教社团,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这个宗教社团的成员包括迁士(从麦加迁到麦地那的穆斯林)和辅士(辅助穆罕默德的麦地那穆斯林),包括不同氏族部落的穆斯林,他们原则上都是兄弟,这就破天荒第一次突破了阿拉伯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解除了氏族成员仅对本氏族忠诚的义务,而以宗教和地区为社会组织的基础。这个宗教社团同时也是组织严密的、为伊斯兰而战的武装团体。

630年1月,穆罕默德占领麦加。凭借着麦地那的军事力量,麦加贵族接受了伊斯兰教,确认穆罕默德的领袖地位,穆罕默德则把麦加作为伊斯兰教的圣地,把克尔白天房定为伊斯兰教朝觐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麦加贵族的利益。穆罕默德捣毁了克尔白天房的360个偶像,但黑石作为伊斯兰教的圣物被保存下来。由是,穆罕默德和以艾卜·苏福彦为首的麦加贵族达成了完全的妥协。

占领麦加,为伊斯兰教向整个半岛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穆罕默德宣布克尔白四周为禁地,禁止外教人入内。晓谕各氏族部落,限四个月内捣毁自己的偶像,皈依伊斯兰教。否则,不许到麦加朝觐,并废除穆斯林和他们早先结成的政治联盟。631年,阿拉伯半岛各地派遣代表团到麦地那,表示愿意抛弃偶像崇拜,接受伊斯兰教。这一年,被称为“代表团之年”。至此,伊斯兰教已在阿拉伯半岛占统治地位,半岛已基本统一,麦地那由伊斯兰教的大本营进而成为这个统一国家的首都。

632年,穆罕默德率领许多穆斯林到麦加朝觐,返回麦地那后仅三个月,即患重病,632年6月8日逝世。穆罕默德死后,他所建立的政教合一的国家继续强大起来。在四大哈里发时期,阿拉伯人开始了对外的猛烈扩张。这四个阿拉伯统治者是艾卜·伯克尔(632—634年)、欧麦尔(634—644年)、奥斯曼(644—656年)、阿里(656—661年)。在这次汹涌澎湃的扩张浪潮中,阿拉伯近邻的两大帝国都遭到沉重打击。拜占庭帝国被迫放弃肥沃富饶的叙利亚和埃及,撤过托罗斯山脉,退守小亚细亚半岛;萨珊波斯的运气更坏,在连续重击之下,终于651年灭亡。

阿里死后,叙利亚和埃及贵族拥立穆阿维叶为哈里发,定都大马士革,建立倭马亚家族的世袭王朝。倭马亚王朝旗帜尚白,中国史籍称之为“白衣大食”。

倭马亚王朝建立的头几年,穆阿维叶主要忙于对付反对派,处理国内问题。及至政权基本巩固,随即开始对外征服。穆阿维叶的继承人继续推行他的扩张政策,直到8世纪上半叶,军事侵略才告停止。

倭马亚朝向拜占庭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并曾三次进攻君士坦丁堡。669年春季到夏季,皇太子叶齐德和法达莱围困君士坦丁堡,未能攻下该城。674—680年,阿拉伯海军以马尔马拉海中的西齐卡斯岛为根据地,连续七年进攻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人以希腊火(一种高度可燃性的混合物)为武器,君士坦丁堡才没有落到阿拉伯人手里。716年8月到717年9月,阿拉伯人在哈里发苏莱曼(715—717年在位)的弟弟麦斯莱麦的指挥下,再一次围攻君士坦丁堡,遭到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719—741年在位)的顽强抵抗。由于粮秣的缺乏,鼠疫的泛滥,冬季的酷寒,再加上希腊火的使用和保加利亚人的进攻,阿拉伯人被迫撤退。在撤退中,阿拉伯舰队遭遇狂风暴雨,几致全军覆灭。此后,倭马亚朝与拜占庭之间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争。

穆阿维叶以巴士拉为基地,大举东侵。664年,占领喀布尔。10年后,越过乌浒水,侵入中亚。瓦立德一世(705—715年在位)时期,呼罗珊长官库泰拔·伊本·穆斯林(即《册府元龟》所记之屈底波)于705年攻占吐火罗斯坦首府巴里黑。706—709年,征服布哈拉及其周围地区;710—712年,陷撒马儿罕和花剌子模;713—715年,深入到药杀水(今锡尔河)流域。至此,阿拉伯人完全征服了河外地区(地处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并在那里建立了穆斯林政权。当时的中亚,政治上分裂,军事上虚弱,统治者内讧。阿拉伯人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成功地利用了这种形势。例如,712年,花剌子模的军队就曾帮助阿拉伯人围攻撒马儿罕。另外,当地封建上层人物和阿拉伯人妥协,联合镇压农民的反抗,也是阿拉伯人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

阿拉伯人进兵中亚时,大肆破坏和掳掠。库泰拔从中亚掠走成千上万的居民,把他们变为奴隶。与此同时,为了巩固新占领地区,阿拉伯的统治者把大批阿拉伯人迁移到中亚的城市和乡村。阿拉伯人竭力在中亚传播伊斯兰教。库泰拔曾亲手焚毁撒马儿罕的佛像。布哈拉的祅教圣地也被拆毁。哈里发欧麦尔二世(717—720年在位)时期,允许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后就不缴纳贡税,于是大量中亚佛教徒变成了穆斯林。布哈拉、撒马儿罕和花剌子模逐渐发展为文化发达的阿拉伯城市,其地位相当于呼罗珊的木鹿和内沙布尔。

东方战场的另一支阿拉伯军队,在哈查只的侄子穆罕默德·伊本·卡西木统率下也不断取得胜利。710年,攻占莫克兰。711—712年,占领信德(印度河下游和印度河三角洲)。713年,侵入南旁遮普的著名佛教圣地木尔坦。这些地区,以后完全伊斯兰化。

在非洲,阿拉伯人从埃及出发,一路西进。欧格白·伊本·纳菲厄和哈萨尼·伊本·努尔曼在征服柏柏尔人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667年,欧格白带领400骑兵,从锡尔特出发,对的黎波里南部沙漠和费赞的叛乱部落,进行讨伐,阿拉伯人在利比亚沙漠的势力,得以巩固。欧格白还远征突尼斯南部地区,攻下了加夫萨,降服了所有的绿洲。670年,穆阿维叶任命欧格白为易弗里基叶总督,并给他增派1万名骑兵。同年,欧格白开始建筑凯鲁万城,这个城市后来成为征服马格里布的大本营和宣传伊斯兰教的中心。欧格白以凯鲁万为基地,对马格里布发动猛烈进攻。他摧毁了拜占庭人在北非的根据地,杀戮了无数的柏柏尔人,并派兵到处劫掠。据说,他曾打到大西洋沿岸,面临波涛起伏的海洋,才勒住他的坐骑。684年,欧格白在班师途中被柏柏尔人袭击,于比斯克拉附近阵亡。他的遗体就地埋葬,他的坟墓成为人们朝拜的圣地。欧格白死后,拜占庭人与柏柏尔人结成同盟,夺回了易弗里基叶。

693年,叙利亚名将、迦萨尼人哈萨尼·努尔曼被任命为易弗里基叶总督。哈萨尼重新占领凯鲁万城,并于698年将拜占庭人逐出了迦太基(遗址在突尼斯)和其他沿海城市。哈萨尼把矛头转向奥雷斯山区。不久,哈萨尼再度发起攻势,两军激战于奥雷斯。由于部下叛变,柏柏尔人首领达希娅战败被杀。拜占庭人退出迦太基,柏柏尔人遭到严重打击,倭马亚王朝由是在易弗里基叶站稳了脚跟。

这样,经过三十多年的反复搏斗,阿拉伯人终于永远清除了拜占庭人在北非的势力,彻底挫败了柏柏尔人的抵抗,成为地中海南岸的主人。

北非荡平了,战利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大马士革。但是,阿拉伯统治者并不因此而满足,富庶的西南欧立即成为他们下一个掠夺的目标。

711年,穆萨派遣柏柏尔人塔立克·伊本·齐亚德统率1.2万人(大多数是柏柏尔人),由休达伯爵朱利安提供船只,在一座峭壁前面登陆。这座峭壁因此叫做Jabal Tariq(塔立克山),现在的Gibraltar(直布罗陀),就是由Jabal Tariq演变来的。711年7月,阿拉伯军在詹达湖岸边的巴尔白特河口与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的军队相遇。由于对罗德里克篡夺王位不满者的倒戈,西哥特的2.5万之众被完全击溃,罗德里克下落不明。阿拉伯人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很快便占领了马拉加、科尔多瓦和西哥特首都托莱多。托莱多是因犹太人做内应才攻陷的。穆萨嫉妒塔立克所取得的惊人胜利,712年6月,亲自率领1万名由阿拉伯人组成的军队冲进西班牙。穆萨在攻克塞维利亚和梅里达之后,在托莱多会见了塔立克。穆萨以违抗军令的罪名,鞭打并逮捕了塔立克。阿拉伯军北上,不久即占领萨拉戈萨。

穆萨因战功卓著,遭人嫉恨,被哈里发召回叙利亚。他离开西班牙后,阿拉伯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深入到今法兰西境内。732年10月,图尔附近一战,阿拉伯人被法兰克墨洛温朝事实上的统治者夏尔·马泰尔击败,图尔成为阿拉伯人北进的极限。此时,阿拉伯人已精疲力竭,再也无法发动大规模的攻势。759年,甚至放弃了战略基地纳尔榜。

穆罕默德逝世后,经过四大哈里发时期和倭马亚朝时期的两次大征服,到8世纪上半叶,阿拉伯帝国最后形成。它的疆域西起大西洋的比斯开湾,东至印度河和中国边境,跨有亚、非、欧三洲的土地。它比极盛时代的罗马帝国还要大,当时,世界上只有中国的唐朝可与之匹敌。这个帝国(包括阿拔斯朝)使从伊拉克到地中海东海岸,再从埃及到摩洛哥的地中海南岸地区,逐步阿拉伯化、伊斯兰化。这个延续了600年的大帝国以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富有智慧的人民和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倭马亚朝的专制统治下,人民群众稍有不满,便会遭到镇压。库法长官齐亚德·伊本·艾比(穆阿维叶的弟弟)是帝国东部地区(包括阿拉伯半岛和波斯)的独裁者。他豢养了4000名身强力壮、训练有素的护卫,这些人既是侦探,又是警察。凡是对阿里后裔表示好感或辱骂穆阿维叶的人,很难逃脱他们的耳目。伊拉克总督哈查只,在惩办什叶派和哈瓦立及派的过程中,用强硬态度对付不忠顺的老百姓。[4]据说,这位残酷的总督在伊拉克杀害了12万人。中亚朋吉卡特的居民起来反对哈里发的压迫,被阿拉伯军队在忽毡包围。朋吉卡特人投降后,男人被屠杀,妇女和儿童沦为奴隶。

皇室贵族的穷奢极欲、无情剥削和专制压迫,势必激起人民的强烈愤恨。人民对阿拉伯统治者不再像早期那样支持,而是奋起反抗,与哈里发政权作斗争。

倭马亚朝末期,帝国境内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728年,中亚粟特人起义,整个费尔干纳地区掀起了反抗斗争。许多游牧的突厥部落也加入了粟特人的行列,起义坚持了10年之久。740年,倭马亚朝的死敌哈瓦立及派在北非发动柏柏尔人起义,反对易弗里基叶总督的专横、歧视和掠夺。柏柏尔人谴责总督贪污战利品,要求获得同阿拉伯人一样的待遇。哈瓦立及派提出的全体穆斯林一律平等,反对任何种族歧视的口号,把许多柏柏尔人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之下。起义遍及马格里布各地,人数达30万,起义者杀死总督,占领了丹吉尔等城市,直到742年,起义才被镇压下去。麦尔旺二世(744—750年在位)时期,哈瓦立及派在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再次反叛;叙利亚发生了从巴勒斯坦到霍姆斯的起义;哈达拉毛的起义者,占领了麦加和麦地那。

什叶派、阿拔斯派和呼罗珊人在反倭马亚朝的斗争中,逐渐结成联盟。领导这个联盟的是阿拔斯派的艾卜·阿拔斯,他是伊拉克的大地主,穆罕默德叔父的玄孙。当时,倭马亚王朝政治腐败,皇室内部争权夺利,盖斯党人和也门党人自相残杀,人民起义此起彼伏,哈里发政权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747年6月,艾卜·穆斯林以减轻赋税为号召,在呼罗珊举行起义。呼罗珊和河外地区的农民纷纷携带武器,投奔艾卜·穆斯林。伊拉克的哈瓦立及派乘机起事。木鹿附近约60个村庄的农民同时暴动。手工业者、商人及部分德赫干(波斯封建统治者的一种称号)也参加了起义。呼罗珊省会木鹿首先陷落。749年,伊拉克首府库法守将投降。同年10月30日,艾卜·阿拔斯在库法被拥戴为哈里发,人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落到了大地主手里。

倭马亚朝的军队节节败退,麦尔旺二世决心作最后抵抗。750年1月,他统率1.2万人,在底格里斯河支流大扎卜河左岸,与阿卜杜拉·伊本·阿里指挥的阿拔斯军队决战,倭马亚朝军队遭到致命打击。阿拔斯人直扑叙利亚。750年4月,占领大马士革,麦尔旺二世逃到埃及;8月,被阿拔斯分遣队追杀于卜绥尔城,倭马亚王朝从此灭亡。代替倭马亚王朝的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旗帜尚黑,中国史书称之为“黑衣大食”。

阿拔斯朝时期,阿拉伯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某些因素在倭马亚王朝即已出现,到阿拔斯朝,新时代最后形成。

在这个时代,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已不是纯粹的阿拉伯人。帝国的高级官吏除阿拉伯人外还包括大量的非阿拉伯人。纯粹阿拉伯人统治的时代结束了,取代它的是阿拉伯贵族和非阿拉伯贵族的联合统治。在这个时代,阿拉伯血统已不是至高无上,决定一切的因素。种族排斥和种族歧视逐步消失了,取代它的是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的互相融合、互相吸收和共同前进。这在文化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阿拉伯帝国首都由大马士革迁到巴格达后,古代东方的因素,特别是波斯的因素,对帝国起着巨大的影响。波斯风尚占了上风,帝国政体是波斯式的,典章礼仪也是波斯式的。阿拔斯人夺取政权依靠波斯人。在较长的时间内,巩固政权也依靠波斯人,许多波斯麦瓦里,在发展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促进帝国学术繁荣方面,成就卓越,影响深远。[5]不少波斯显贵在阿拔斯朝政府中担任要职,实际上形成了阿拔斯王室和波斯贵族的联合专政。波斯人哈立德·伊本·巴尔麦克在曼苏尔时期曾任泰伯里斯坦总督和宰相的职务。其子叶哈亚曾做皇太子哈伦·赖世德(786—809年在位)的太师,后任哈伦的宰相。叶哈亚及其两个儿子法德勒和杰耳法尔掌握着阿拔斯朝的最高权力,威胁着哈伦的地位。803年,哈伦将杰耳法尔处死,叶哈亚及法德勒被捕入狱,家产全部被抄。尽管如此,波斯人在阿拔斯朝时期仍然起着重大作用。

阿拔斯时期,在帝国广大地区实现了伊斯兰化和阿拉伯语化。这是一个和平而渐进的漫长过程。原因是多方面的,各地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阿拉伯帝国为政教合一的政权,穆斯林享有种种特权,统治者为阿拉伯人,阿拉伯语为法定的官方语言。这些都是促进各地区伊斯兰化和阿拉伯语化的共同因素。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世纪的数百年间,阿拉伯语曾是世界学术文化界使用的国际语言,现在是近两亿人的日常用语。它对许多民族的语言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从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是阿拔斯朝的鼎盛时期。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在东方,和中国在中亚怛逻斯发生军事冲突(751年),击败唐将高仙芝后,很快便同中国修好;在西方,和查理曼大帝结盟(意在牵制西班牙的后倭马亚朝),集中全力进攻拜占庭。哈伦·赖世德曾两次(782年和806年)亲征,迫使拜占庭缴纳贡赋和人丁税。以后每年劫掠小亚细亚,获取大批战利品。对内,发展生产,提倡教育,奖励学术。国家经济发达,文化繁荣。

一个世纪左右的黄金时代过去后,阿拔斯迅速走向衰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人民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哈里发政权。皇室贵族的争权夺利从内部削弱了阿拔斯朝的统治。阿拉伯帝国原是一个多民族的复杂集合体,随着国势的衰微,各地大封建主割据称雄,形成事实上的分裂局面。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阿拉伯穆斯林与非阿拉伯穆斯林之间,南阿拉伯人与北阿拉伯人之间、伊斯兰教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社会动乱长期起作用的因素。

为了镇压起义,抑制波斯人的势力,哈里发穆耳台绥木(833—842年在位)开始在中亚等地招募突厥奴隶,组成禁卫军,给予种种特权。突厥近卫军负责守卫宫廷,深得哈里发宠信,久之,遂拥兵自重,为所欲为,哈里发成为他们手中的傀儡,可以任意废立。近卫军的横行无忌,使巴格达变成了一座混乱的城市,引起居民的极度痛恨。836年,穆耳台绥木被迫把哈里发政府搬到马腊,直到892年才迁回巴格达。861年,突厥近卫军杀死哈里发穆台瓦基勒,标志着阿拔斯朝开始衰微。10世纪中叶,波斯人艾哈迈德·伊本·布韦希赶走突厥近卫军,左右朝政。11世纪中叶,塞尔柱突厥人攻入巴格达,取代了布韦希人的势力。

11世纪末叶,十字军入侵。1258年,蒙古军占领巴格达,阿拔斯朝灭亡。

突厥人是古代分布在我国北方和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属于铁勒族系,为“九姓铁勒”之一。公元6世纪中叶以前,曾受柔然人的统治和奴役。[6]突厥人经常由家长制小游牧部族的领袖中崛起的伟大统治人物所率领着,他们在有关这些地区的后来的历史上一再出现。他们在历史上出现是在从天山山脉突进至中亚细亚草原地带的时候,这时他们业已具备了极为显著的种族特征,人类学家称之为图兰人。北部部族带有蒙古族的容貌,而南支则保持高大适度的优美体格,中等的长脸型,鼻子挺直,额高而陡,头发密盛。

在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人已拥有两个强大的汗国,由两个兄弟所建立,其领土从蒙古高原一直伸展至黑海。东部这个汗国的创始人布民可汗于552年死去;征服西部的弟弟室点密可汗比他哥哥多活了25年。中国的唐朝于630年左右推翻了在它北面的东部汗国,于659年左右推翻了西部汗国。但在682年,北部的突厥人又一度摆脱了中国皇帝的统治,保持独立一直到745年。

在9世纪时,突厥人在河中、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在萨曼王朝的开明政权统治下过着相对安谧的生活。这个时代的奠基人萨曼胡达特(意即“巴尔克地区”萨曼村的王爷)是一个伊朗人,他在倭马亚王朝724年至743年时期内皈依了伊斯兰教。约在819年,他的四个孙子由麦蒙任命为撒马尔罕、费尔干纳、沙什和赫拉特的总督,在开始时他们仍然隶属于塔布尔王朝,费尔干纳的总督艾哈迈德后来也设法取得对撒马尔罕的控制权。875年,他的儿子奈斯尔得到哈里发本人授予河中的封地。

在13世纪中叶前后,许多突厥部族在阿拉伯人建立,遭到波斯人的破坏,最后被蒙古人灭亡的哈里发帝国的废墟上争夺战利品。这时,在这个国家的西北边境地区小亚细亚地方出现了一个强国,这个国家不仅命中注定要比所有其他突厥国家存在得更长久,而且注定要在将近五百年的时间里成为所有伊斯兰教国家的领袖。

有几个世纪之久,穆斯林的袭击队和拜占庭的雇佣军不断地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边境一带发生冲突,互有胜败,但是从来没有一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尽管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是敌对的,而且双方都分裂成各种教派,他们却培养了类似的骑士思想,促进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塞尔柱人建立起他们的帝国时,阿尔普·阿尔斯兰向安纳托里亚发动了进攻,企图借此巩固帝国的边疆。1071年他在亚美尼亚高原上的曼齐克特附近打败了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戴奥哲尼斯并且将他俘虏。虽然他自己在这里并没有任何长久的打算,在缔结了光荣的和约之后就把他的俘虏释放了,但这次胜利终究创造了完全不同的局面。

塞尔柱人躺在自己建立的帝国身上,生活奢侈,日趋软弱,对于武事越来越不习惯,因此雇用了希腊、亚美尼亚和阿拉伯的雇佣兵来服兵役。1239年卡伊豪斯劳二世在位时,发生了反抗埃米尔们的腐败统治的平民暴动。不过这次由托钵僧巴巴·伊斯哈克领导的起义受到了血腥的镇压。这时蒙古人已经逼近小亚细亚边境。1243年他们在科泽达大败卡伊豪斯劳二世的军队。这时卡伊豪斯劳仍然能以巨额的贡金从蒙古人手中保持他的独立。但是1245年他去世后,他的儿子中间发生了争夺王位的争吵。这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就插手进来,征服了波斯全境,并于1258年灭亡了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但旭烈兀的子孙很快便皈依了伊斯兰教。

蒙古人之后,许多宗教领袖和教派首领从中亚细亚陆续不断地来到了安纳托利亚。他们恢复了对拜占庭人进行圣战的想法,而拜占庭人忙于在巴尔干半岛恢复他们的势力因而放松了在小亚细亚的抵抗。这样一来,小亚细亚西部就再度遭到了突厥人的蹂躏,统率宗教战士的埃米尔们在各省建立了独立的国家。直到奥斯曼人兴起时,这些小国才被消灭。

这时候,塞尔柱人的一支奥斯曼人开始在世界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在奥斯曼人的宗教生活中,像在其他突厥部族中一样,以有势力的托钵僧为代表的什叶派倾向仍然完全占有控制地位。这个国家的法律从理论上来说只是以《古兰经》和逊奈中所规定的宗教法为根据的;逊奈是先知穆罕默德平时口头讲话中所表示的意见。虽然什叶派并不否认逊奈,但是和逊尼派不同,他们只承认伊马木(教长,为先知穆罕默德圣训的解释者),拒绝承认所有不属于先知家族的圣训解释者;而逊尼派则认为这些人有同样权威。但是由于这时的生活已经复杂得多而且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这两种法律的基础就不可以解决生活中所有的问题。因此,除了宗教法之外就有必要承认新的、纯世俗的法律;因为即使到了那个时期,宗教法也非常死板,没有人敢于修改它适应新的情况,而在伊斯兰教最初几个世纪中一些法学家倒仍然能够那样做。因此除了沙里·舍里夫(圣法)之外,在奥斯曼人中又出现了卡农(法典)。从一开始人们就承认它还有发展的余地,后来的苏丹又丰富了它。

最初的世俗法规渊源于苏丹奥尔汗的一个兄弟阿拉丁。据说阿拉丁年轻时曾经弃世出家,但是后来又回到了宫廷,以他的法律知识为国家服务。因此传说他是帝国的第一任大臣。据说他最初曾经致力于三方面的工作:铸造货币、规定服式和组织军队。

1337年,奥斯曼人的首领奥尔汗向拜占庭发动了第一次进攻以惩罚拜占庭皇帝坎塔库曾,因为后者同意和其他塞尔柱人缔结保护同盟来对付他。虽然这次进攻遭到惨败,但是拜占庭皇帝对于步步进逼的奥尔汗的威力感到十分恐惧,因此暂时宁愿和奥尔汗缔结同盟。1345年他把女儿许配给奥尔汗,想借此加强同盟关系。实际上这件事未能阻止奥斯曼人继续推进。1357年他们在太子素莱曼指挥之下在色雷斯半岛上的加利波利建立了据点。但是素莱曼在这次胜利之后不久逝去,葬在色雷斯的土地上。

奥尔汗的第二个儿子穆拉德于1362年即位后,立刻将他的注意力转向巴尔干半岛。这时半岛上的许多小统治者正在争战不休,互相残杀。但是在他能够向巴尔干半岛进军之前,他必须要打倒小亚细亚的一个敌对的联盟。穆拉德的哥哥素莱曼曾于1345年将安卡拉并入他父亲的版图。在安卡拉,行政权主要操在组成同业公会的批发商的手里。在遥远的边疆城市,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些批发商以为他们可以利用新君刚刚即位的机会和邻近的卡拉曼的塞尔柱人联合起来,摆脱异族统治的沉重负担。但是在一次速战速决的战役中,穆拉德打败了他的敌手,长驱直入,抵达托卡特。这样一来,他就得以将他的注意力直接转到巴尔干战争上。他在第莫蒂卡设立了司令部,于是巴尔干各国国君们一个个都被坚决追求远大政治目标的奥斯曼人所消灭。1362年拜占庭失去了亚得里亚堡;从1366年起,君士坦丁堡就成了奥斯曼统治者的目标。教皇乌尔班五世曾号召基督教徒组织十字军解救君士坦丁堡,但是没有效果。虽然在萨伏依国王阿马迪奥斯率领下的一支骑士军暂时在加利波利取得了一个立足点,但是这支军队在它继续前进的路线的问题上不能和拜占庭人取得一致意见,不久它就不得不撤退了。佩利奥洛格斯诸帝越来越依赖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土耳其人征服费拉德尔菲亚(阿拉色希尔)时,他们甚至不得不提供军事援助。

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之间的不团结使奥斯曼人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他们。[7]1389年6月15日,奥斯曼人在伊巴尔河、瓦达河和德林河三条河流的发源地山鹰之乡(科索沃·普利)同塞尔维亚人以及波斯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援军遭遇。在这个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胜利时而属于一方,时而属于另一方;基督教徒军队的抵抗使奥斯曼人多次遭到重大的伤亡。穆拉德本人也被杀死:按照土耳其的说法,他是被一个受了伤躺在战场上的塞尔维亚战士米劳什·考比利奇暗中杀害的;而根据塞尔维亚的传说,穆拉德在他的军营中被十二个勇敢的战士乱刀杀死,这些战士曾经相互发誓来完成这件事。但是最后塞尔维亚国王拉扎尔被他的盟友所丢弃,因而被奥斯曼人俘虏。据说根据当时命已垂危的苏丹的命令,拉扎尔和他的侍从们都被就地斩首。指挥左翼的太子巴叶济德纠集残部,领导他们打败了由于国王战死而军心涣散的塞尔维亚军队,从而取得了最后胜利。

巴叶济德太子于是继位。这位新统治者比他的祖先更要穷兵黩武。他不再以宗教战士首领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大国元首的身份来从事征战,他的邻国不久就感到了他的压力。1390年拜占庭人失去了他们在小亚细亚的最后一块领土——费拉德尔菲亚城。在攻占这座城时,年轻的拜占庭皇帝曼纽尔不得不亲自给苏丹提供军事援助来进攻他自己的忠实的臣民。三年之后,保加利亚人肯定地被征服了;在他们的皇帝希什曼战死之后,大主教欧西米亚斯领导他们在首都特尔诺伏进行了最后的抵抗。

当然,到了这个时候,这些胜利已经使西方感到不安。教皇卜尼法九世派人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各国和德国南部宣传反对异教徒的战争。1396年春天,似乎早已被人忘记了的组织十字军的念头重又抬头,一支强大的西欧骑士军纠集在布达的匈牙利国王西基斯蒙德的周围。但是由于这些宗教战士毫无纪律,他们的热情也就完全被抵消了。西基斯蒙德打算建立一个战术指挥部的一切努力一直没有成功。因此巴叶济德能够在9月27日大败十字军于尼科波里斯。奥斯曼人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斯蒂里亚。十字军的同盟者——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拉丁统治者们——受到巴叶济德的惩罚,他们的国土遭到了蹂躏。1394年当巴叶济德达到成功的高峰时,他通过一个使者向住在开罗的哈里发穆台瓦基勒请示给予他罗姆的苏丹的称号,以便使他的祖先早已掌握的权力在伊斯兰教世界的眼光中得到宗教上的正式承认。哈里发的保护人、马木鲁克苏丹无法拒绝这个要求,因为他不能不把奥斯曼人看做是抵抗威胁他们双方的蒙古人的唯一盟友。

这时,奥斯曼王国在东方受到严重的威胁,使拜占庭的希腊人又得到了一个苟延残喘的时期。原来,蒙古又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军事英雄。他再一次使伊斯兰教世界遭到野蛮的可怕的破坏。这个伟大的跛子帖木儿于1402年打败并俘获奥斯曼人的英雄首领巴叶济德。巴叶济德于1403年3月8日死于帖木儿军中,而帖木儿只比他多活了不到两年,1405年1月19日,帖木儿在进攻中国明朝的途中死于俄特拉尔。巴叶济德死后,他的儿子们立即展开了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最精明强悍的儿子穆罕默德从安卡拉逃往东方,在阿巴西亚和托卡特附近的山岭中建立了根据地。有了这份实力,他征战数年,消灭了他的弟兄们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君主地位。1421年,穆罕默德死于亚得里亚堡,其子穆拉德继位。

1451年2月5日穆拉德逝世时,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二世继位,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杀死他的弟弟艾哈迈德。自此以后,由于前几世代的悲惨经验,新统治者登位时兄弟残杀几乎成为穆罕默德子孙的家法。穆罕默德被人不公平地认为没有才干,因为在瓦尔纳战役中的危险时刻,他的父亲把已经交给他的军队指挥权又收了回去。

像差不多其他每次新君登位时的情况一样,这一次卡拉曼伊密也立即打算摆脱奥斯曼人的统治。当穆罕默德忙于镇压小亚细亚的反叛者的时候,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轻率地扬言要立素莱曼的孙子奥尔汗亲王为苏丹,如果穆罕默德不把每年拨给他作为亲王的教养费用增加一倍的话。这样一来,他就厄运当头了。1451年底,穆罕默德结束了对卡拉曼的战争,刚刚回到欧洲,他在离君士坦丁堡城门不到七公里、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窄的地方建立了宏伟的鲁美利希萨城堡(巴叶济德曾在亚洲这边建立了一个外围堡垒来控制这个海峡)。当拜占庭皇帝派遣使者抗议这种行动时,穆罕默德下令将他们斩首。这是他宣战的信号。处在危险境地中的拜占庭只得到了开俄斯岛上的热那亚穆尼的援助。教皇提出两个教会合并作为援助的条件,但是首都狂热的暴民使教会合并成为不可能的事,虽然拜占庭皇帝连这种牺牲也准备接受。

拜占庭皇帝的战斗部队人数太少,连在长度约步行五个多小时的拜占庭城墙上布防都还不够。但是,这个城市靠着它的防御工事对仍然不熟练的奥斯曼炮兵进行了差不多两个月之久的抵抗。直到1453年5月29日,敌人发动了正面总攻击后才攻入这座城市。君士坦丁九世在巷战中阵亡。接近中午时,穆罕默德本人在城中出现,下令军队停止屠杀,正式占领圣索非亚教堂,将它改为清真寺。卡拉塔的热那亚人,由于在围城中一直保持中立,被准许在有利的条件下投降。这些条件保证他们在缴出所有的武器后得到了生命和财产的保障,在缴纳一切合法捐税后得享贸易的自由。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决定派遣舰队援助拜占庭,但是已经太迟了。这支舰队驶抵内格罗旁特港时刚好听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

在穆罕默德定都帝国的天然中心君士坦丁堡之前,他于1453年回到了亚得里亚堡等候君士坦丁堡遭受破坏的防御工事的修复,但是他立即规定了被征服的希腊人的地位。正如他的祖先未曾干涉保加利亚人的宗教制度一样,他也承认希腊教会的全部权力,因为这样做完全符合古代伊斯兰教政治家的风度,这种观念是得到宗教传统的认可的。事实上他甚至于扩大了希腊教会的权力,把对教民的民事审判权也授给了他们。

穆罕默德当时最关心的是如何增加首都的大为削减的人口。在他任命了一个希腊教会的一个坚定代表为大主教之后,许多在大难来临之前离开的希腊人,响应他的号召回到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金角湾西岸大主教府邸的周围住了下来。他们依靠经商得来的财富以及他们的技能,一直使他们处于被优待的地位。这些希腊人的技能后来使奥斯曼人政府在和西方国家交往中离不开他们。此外,穆罕默德也强迫他的帝国中其他民族的代表在首都定居下来,特别是大批的南部斯拉夫人。

但是亚洲的穆斯林也蜂拥而至这个新的帝国中心——大多数的伊斯兰教的信徒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逐渐受到了它的吸引。他们来到了这个城市是为了要获取它的得天独厚的地位所带来的商业利益,特别是为了要利用穆罕默德和他的继承人所慷慨设立的宗教基金来从事学术研究。伊斯坦布尔不久就变成了伊斯兰教的文化中心。[8]穆罕默德征服拜占庭帝国的赫赫武功,威震四方,各国纷纷降服。1479年意大利半岛上的威尼斯共和国归顺了。1480年,穆罕默德进攻罗德岛上的圣约翰骑士团,遭到失败。第二年他又发动了一次进攻。在这次战役中,穆罕默德于1481年5月3日死在小亚细亚斯库塔里和格布塞之间的德克福·撤里的军营中,时年52岁。

在奥斯曼和埃及的势力范围同波斯人势力范围发生接触的陶鲁斯河流域,土库曼人的杜·卡德尔王朝从14世纪中叶起就控制着从马拉什经过阿尔比斯丹和马拉底亚一直到哈尔普特的地区。赛里木是这个王室的一位公主的儿子。这个赛里木后来夺得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之位,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四处扩张,节节胜利。赛里木的胜利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以致教皇里奥十世对基督教世界的安全感到了恐惧,因此开始计划一次新的十字军。直到后世,土耳其人仍把赛里木看做是一个最伟大的军人和英雄。由于这个缘故,青年土耳其党人把在1914年8月逃避英国地中海舰队而落入他们手中的德国“戈本”号巡洋舰命名为“勇猛的苏丹赛里木号”。不过,土耳其最伟大的君主不是他,而是他的儿子。

1520年,赛里木的儿子素莱曼没有经过任何斗争就登上了苏丹的宝座。他在做皇太子的时候总是不声不响,事事居后。因为他的父亲想到自己当初抢得王位时的情形,总是不相信他。但是现在登位之后,素莱曼能够充分发挥他的英明才干了。他立即着手解决祖先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任务——巩固北部边疆地区。年幼的路易二世自1516年起就统治着匈牙利,忙于内讧的权贵们对边疆完全疏于防守。因此,1512年奥斯曼人在素莱曼苏丹指挥下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在这次胜利之后,素莱曼停止了北方的战事以便实现他父亲最后的征服罗德岛的计划。因为使奥斯曼帝国威名蒙耻的是,罗德岛上的圣约翰骑士团仍然在帮助信仰基督教的海盗进行抢劫。1522年7月底对这个要塞开始围攻,但是直到12月21日双方都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骑士团的首领才投降。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取得撤退所有骑士的自由,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障和岛上原来的基督教居民免税五年的规定。

法国的政策和它反对哈布斯堡王室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素莱曼对北方邻国的野心。这时巴黎和伊斯坦布尔的宫廷之间发展了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在以后几百年间保证法国人在各大国在东方的政治斗争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9]1526年素莱曼恢复了对匈牙利人的战争。在8月28日发生的不顺利的摩哈赤战役中,年仅20岁的匈牙利国王路易阵亡,他的精锐部队也都被消灭。9月11日奥斯曼人第一次占领布达,全城都被投入火海。在奥地利的菲迪南德和德兰斯瓦尼亚的瓦弗得·约翰·扎波里亚之间爆发了争夺匈牙利王位的战争。素莱曼站在扎波里亚方面。1529年9月他再度征服布达,并且立扎波里亚为国王。随后他进军维也纳城下,但是由于供应不足,他不得不于10月15日放弃对这个城市的围攻。1532年的战役也不顺利。在这次战役中,素莱曼在整个8月中被匈牙利境内小小的冈斯要塞所阻,他只得对乡村地区加以破坏,直到8月28日冈斯陷落时为止。这个小小的胜利由于查理皇帝的舰队的活动又发生了问题,查理的舰队在热那亚海军大将安德烈亚·多里亚指挥下沿着摩里亚海岸不断地打胜仗。第二年,素莱曼宣布愿意缔结和约,承认双方属地的现状,因为这时亚洲的局势使他不得不分散注意力。

从1542年起,易司马仪之子塔赫马斯普就统治着波斯。塔赫马斯普像他父亲一样不承认苏丹有权做哈里发。此时,波斯驻巴格达总督叛变,投到苏丹方面。但是波斯沙很快粉碎了叛乱。素莱曼于是长驱直入波斯首都大不里士,并且在11月中未经一战就占领了巴格达。素莱曼在这些无意再放弃的边疆省份恢复了秩序之后,于1536年年初回到了伊斯坦布尔。这时素莱曼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建立强大的海军以雪上次战争之耻。在这件事情上,海盗赫伊尔丁·伯尔伯罗萨为他效了劳。伯尔伯罗萨是累斯博斯岛上米提利尼的一个希腊人。赛里木任命他为贝格贝,派遣了两千土耳其人带着大炮去援助他,他还允许以享有新军权利的雇佣兵来补充这些军队。1519年在进攻突尼斯的一次战役中,由于有人出卖,作战基地的联络被切断,伯尔伯罗萨因此不得不在吉杰里岛上恢复海盗生涯。他用掳获的战利品建立了一支新军,最后征服了阿尔及尔,并且把西班牙人赶出了培能山城。1534年他甚至占领了突尼斯。但是1535年6月这个地方又被查理五世统治下的西班牙人所收复。此后不久,伯尔伯罗萨迁到了伊斯坦布尔,以便更有力地和西班牙人进行海战,他在1533年已经被任命为卡普丹帕夏了。

在伯尔伯罗萨的怂恿下,素莱曼于1537年向威尼斯宣战。在三年之中威尼斯失去了爱琴海中远至克里特、提诺斯和密科诺斯各岛的所有属地。1546年,伯尔伯罗萨逝世,他给苏丹留下了一支装备优良的舰队和久经战斗的船员,这支舰队常常成为执行苏丹政策的一个有效的武器。

素莱曼在陆地上打败哈布斯堡王朝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给他的帝国增加了一个宝贵的省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统治之下,于1556年前后进入极盛时期。但是,素莱曼的儿子们为争夺继承权展开了明争暗斗,后宫制的结果使没有一个奥斯曼统治者能够完全逃脱这种命运。在素莱曼所宠爱的俄国血统的劳骚拉纳—胡尔拉姆和他的女婿首相鲁斯塔姆的进谗下,他的为军队所爱戴的长子穆斯塔法引起了他的怀疑。因此,1553年在波斯的一次战役中,素莱曼亲自下令把穆斯塔法缢死在埃累格利的军营中。但是后来在劳骚拉纳的儿子中间也爆发了公开的战争。据说在鲁斯塔姆的唆使下,素莱曼的第二个儿子赛里木的教师穆斯塔法·里扎在赛里木和他的更有才干的弟弟巴叶济德之间制造不和。1559年时,两兄弟应当交换他们所管辖的旗;巴叶济德应当以科尼亚交换阿马西亚,赛里木应当以马格尼西亚交换库塔雅。巴叶济德公然违抗了这个命令,并且将他的军队召集了起来。1559年5月30日他在科尼亚被打败,逃到了波斯。但是波斯沙将他送交给素莱曼,1561年9月25日素莱曼将他处决。

这样一来,素莱曼的最无能的儿子赛里木——一个浪子和醉鬼——就成为无人争夺的王位继承人!伟大的奥斯曼帝国从此交上了厄运。

素莱曼晚年时,他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很不顺利。1551年,战争又在匈牙利爆发。在海上,西班牙舰队联合了1530年起就占领了马耳他岛的圣约翰骑士团,一同和奥斯曼人作战。素莱曼虽然尽了一切努力,但始终未能把他们从马耳他岛赶走。为了弥补这件事,他打算尽快结束匈牙利战争。1566年5月1日素莱曼带病到达了西格特,这个地方在兹里尼指挥之下对他进行了一个月的抵抗。9月5日夜间,素莱曼在西格特逝世。仅仅两天之后,这个成了一片瓦砾的堡垒就落入新军之手。[10]西方的历史学家给予素莱曼以“大帝”尊称,而奥斯曼人则尊称他为卡奴尼——“立法者”。素莱曼在向外扩张势力方面胜过了他所有的前任。这和他的继承者统治下迅速开始衰落的情况,形成了更为鲜明的对比。

盛极而衰,素莱曼大帝之后的奥斯曼土耳其陡然衰落。1687年,土耳其人围攻奥地利的维也纳,被波兰和日耳曼联军击败。自此以后,奥斯曼土耳其疆域日蹙,进入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漫长衰亡期。20世纪初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土耳其站在德国和奥地利一边,结果成为战败国,帝国分崩离析,终于灭亡。

真正的蒙古人,从狭义上讲,该词的历史含义是指成吉思汗是其中之一员的蒙古人,他们在今外蒙古东北,在鄂嫩河[斡难河]和克鲁伦[怯绿连]河之间作季节性的迁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随着成吉思汗的出现而将“蒙古”一名称给予了整个种族的这些部落出现以前,历史上早就记载了那些几乎可以肯定是说蒙古语的各民族的存在,正像在突厥人崛起之前,我们就发现了说突厥语的各民族一样。于是有人提议,在说蒙古语的民族中,我们应该追溯到3世纪的鲜卑人,5世纪的柔然人以及欧洲的阿瓦尔人(6—9世纪)。还应该承认,10—12世纪时期在历史上起着很大作用的契丹人也是说一种蒙古方言,然而,由于与通古斯语接触,已经强烈地腭音化。尽管在这些前蒙古民族中有许多民族建立过广泛的统治,但是,没有一支取得像真正的蒙古人(或者说成吉思汗的后裔)那样的世界性的名声。

12世纪下半叶的一天,蒙古部落首领铁木真带着黑貂皮斗篷作为礼物来到土兀刺[土拉]河畔朝见克烈部的强大首领脱斡邻勒(王罕),并向他表示效忠(约1175年?)。脱斡邻勒念其父曾有援助之恩,欢迎这位年轻人,并把他纳入自己的属臣之列。从此,两人结为盟友,尽管铁木真显然是处于属臣地位。这一点从“汗,我的父亲”这一称号上明显地反映出来。

此后不久,铁木真遭到由脱脱别乞首领率领的一伙篾儿乞人的袭击。只是在铁木真的妻子孛儿帖作为俘虏落入敌人之手后,铁木真才得以逃脱(入肯特山)。铁木真得到克烈部统治者脱斡邻勒的帮助,同时也得到另一位蒙古首领、与他同龄的札只剌惕部人札木合的帮助。三人在色楞格河支流不兀剌川[布拉河]共同击败了篾儿乞人,夺回孛儿帖。孛儿帖恢复了她在家族中的至尊地位。她不久生下的孩子——法定的长子术赤到底是铁木真之子呢,还是篾儿乞绑架者勒格儿力士之子,铁木真对此从未探究过。[11]然而,关于对术赤出生的未声张的疑点很可能是妨碍这位长支之首——或者他的后代们——在成吉思汗的王位继承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因素。

尽管铁木真和札木合是安答,或称结义兄弟,但不久发生争吵,两人的目标都是要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恢复原蒙古王室,并被承认为汗。在这两者之间,王罕的向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决定支持成吉思汗,与他一起在阔亦田打败了札木合。不顾斡亦剌惕部和乃蛮部兴风作雨,他迫使札木合退到额尔古纳河下游。正是在这次远征之后,成吉思汗的兄弟部落、泰赤乌惕部归顺了他。

铁木真接着清算了蒙古人的宿敌、杀父者塔塔儿人察罕塔塔儿和按赤塔塔儿。为了更好的行动,他禁止私自掠夺财物。塔塔儿人被打败后遭到了大屠杀,其幸存者被分配给蒙古各部落(1202年)。

游牧部落十分灵活,在战争过程中,他们从蒙古的一端移到另一端,从大阿尔泰山到兴安岭,为了季节性的战役,或为了短时的战争而团结起来,但是,由于每一个部落又要求自由,他们随即又解散了,无论攻击的结果是成功或者是失败。在这些既无明确的目的又不能采取始终如一的行动的首领中,只有成吉思汗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支点,不是因为他对未来的征服制定了周密的计划,而是因为他那坚强的个性使他能够把长期的游击形式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转化。

(一)与王罕决裂:征服克烈部

尽管王罕在不同的场合下曾不公正地对待过铁木真,但是,直到当时铁木真对他的主人始终是保持忠实。这位蒙古英雄认为他是恪尽属臣职责的,他为其子术赤向王罕之女察兀儿别吉公主求婚。《蒙古秘史》说,王罕的拒绝深深地刺伤了这位英雄。

克烈王没有看清楚他属臣中的这位对手,没有在他称汗时(约1196年)打倒他,实是犯了错误。到王罕开始感到不安时,为时已晚。正像史书告诉我们的那样,他在稍稍反思之后模糊地意识到这一事实。王罕已经老了,他的头发白了。他希望能平静地度过余生。但王罕之子亦剌合,人们更熟悉的是汉名桑昆,即蒙古语“圣公”,怂恿父亲与成吉思汗决裂。他劝父亲支持札木合反对铁木真。桑昆受个人抵押权的束缚,在札木合短命的王权崩溃之后,桑昆鼓励札木合到克烈部王宫避难,为配合桑昆的行动,札木合煽动王罕不要信任他的强大的属臣铁木真,并谴责铁木真谋反。他对王罕表白说:“我于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鸿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鸿雁遇寒则南飞就暖耳。”与此同时,古代蒙古汗系的合法后裔阿勒坦也靠拢王罕,他一直后悔把王位交给了一位暴发户,怂恿王罕发动战争反对他从前的盟友。

1203年,铁木真与克烈人之间彻底决裂。这次破裂成了这位蒙古英雄一生中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一直起着王罕的杰出副手的作用,现在他要为自己而战,为夺取最高地位而战。这年秋天,铁木真从班朱尼河进军斡难河,采取了攻势。铁木真弟哈撒儿的家人都落入克烈军中,铁木真利用哈撒儿之名带口信给王罕以消除王罕的疑惑。王罕在确信之后同意和谈,便遣人到铁木真处,以“牛角盛血”作为盟誓时用。与此同时,铁木真却在秘密进军,随即对克烈军队发起了袭击,使克烈军猝不及防而被杀散。《蒙古秘史》记述,该战发生在杰杰儿·乌都儿,无疑是发生在土拉河和克鲁伦河之间。这次战斗确保了铁木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王罕及其子桑昆向西逃跑。一到乃蛮境,王罕就被一位名叫火力速八赤的乃蛮部将杀死,他未认出王罕。他的首级被献给塔阳,塔阳的母亲古儿别速到坟前祭奠了死者的英灵,“奏乐悼念”。桑昆越过戈壁,暂在额济纳河附近的西夏边境上以剽掠为生,也许后来到了柴达木盆地一带,最后是在库车的回鹘人中被杀,默默无闻地结束了他的生命。[12]克烈人投降了铁木真,从此忠实地为他效劳。

铁木真征服克烈人后,蒙古唯一幸存的独立政权是在乃蛮王塔阳统治下的乃蛮部。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成吉思汗使自己成为东蒙古的主人时(1203年底),塔阳仍占据着西蒙古。自然,所有被成吉思汗打败的顽固敌人都聚集在塔阳周围,他们是:札只剌惕部首领札木合、篾儿乞部首领脱脱别乞、斡亦剌惕部首领忽都花别吉,更不用说像朵儿边、哈答斤、散只兀惕和塔塔儿等残部的成员,甚至还有一支谋反的克烈氏族。

1206年秋,已成为成吉思汗的铁木真亲自向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上游进军去对付最后一批“反叛者”。途中,他接受了斡亦剌惕部首领忽都花别吉的不战而降,用之为向导。屈出律和脱脱别乞在也儿的石河畔被击溃。脱脱阵亡。屈出律得逃脱并到达喀喇契丹国。札只剌惕部首领札木合与沦为盗贼的一伙逃亡者一起过冒险者的生活。后来他被自己人引渡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考虑到他与札木合是安答(结义兄弟),赐他王子式的死,即不流血地死。此后不久,蒙古将领速不台粉碎了篾儿乞残部。最后,在叶尼塞河上游(唐努乌拉和米努辛斯克地区)的黠戛斯人也于1207年不战而降。

现在整个蒙古都被征服了。成吉思汗的旗帜——九旄白纛——将成为所有突厥—蒙古人的旗帜。乃蛮部于1204年战败之后,塔阳的掌印官、回鹘人塔塔统阿在落入蒙古人手中后为成吉思汗服务。于是,产生了一种具有“回鹘文书处”的蒙古政府的萌芽。

铁木真为了使他的权力得到各部的承认,未等到最后部落的归顺,或者说未完成最后的计划,于1206年春在斡难河河源附近召集大会,或称库里勒台,它是由已经归顺铁木真的所有突厥和蒙古的部落一致尊称为至高无上的汗,即成吉思汗,《秘史》译之为合罕。自840年回鹘人被推翻之后,草原帝国实际处于无继承者的状况。成吉思汗在被举为“毡帐民族”的最高汗时,他宣布这个古老帝国依次被突厥之祖(匈奴)、蒙古之祖、然后又被突厥人(突厥和回鹘)占有之后,现在永久地回到了蒙古人手中。于是,突厥人和蒙古人都合并于这个新的蒙古国家之中,此后,正是以蒙古一名,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克烈部、乃蛮部、孛儿只斤部——都将为人所知,“居毡帐的各代”正是在蒙古这一名称下都出了名。

萨满阔阔出或者称贴卡腾格里,在1206年的库里勒台上所起的作用鲜为人知。阔阔出之父、贤者老蒙力克是成吉思汗生涯中的重要人物,他可能娶了成吉思汗的母亲遗孀月伦额格,虽然此事尚未明确。阔阔出的魔力(人们说他常乘一灰斑色马至天上,并能与神通话)使蒙古人尊畏他。他在库里勒台上宣布长生天命指派成吉思汗为宇宙之可汗。这一来自天国的任命是新皇帝权力的神权基础。利用长生天的权力和命令,或者说是威力,成吉思汗采取了可汗(更准确的是罕、合罕)称号,这是在他的继承者们统治下保留下来的礼仪。

(二)重创西夏和金

他首先进攻唐兀惕(唐古特)游牧民在甘肃、阿拉善和鄂尔多斯建立的西夏国。唐兀惕人属藏族,信仰佛教。他们由于受中原的影响,有几分文化,尤其表现在他们的文字上,它来源于汉字。这次攻西夏是蒙古人对定居的文明民族采取的第一次行动。蒙古首领攻西夏是在考验蒙军的素质。

在使西夏成为他的属地之后,成吉思汗转攻女真国,即通古斯人在中国北部建立的国家,或者像上文所称呼的金国。金国广袤的疆域上文已经提到,它包括满洲和汉水、淮水以北的中国地区,以北京为它的主要都城,以热河的大定、辽宁辽阳、山西太原、河南开封为第二都城。成吉思汗青年时代曾与克烈人一起站在金朝一边与塔塔儿人战斗。因此,他是金朝的属臣。金朝把他看成雇佣兵,在承认他所作的贡献后,金朝封赏他一个中等的官职。但金王麻达葛(1189—1208年在位)旋即去世,他是唯一能使成吉思汗保持臣属关系的人。

成吉思汗利用麻达葛的继承者永济继位(1209—1213年在位)之机,轻蔑地撤销了他对金的效忠。金朝使者要成吉思汗跪下接新皇帝登基的诏书,这位世界征服者勃然大怒。永济确属庸碌无能之主,只是将领们手中的一个傀儡,这次正像在花剌子模的情况一样,成吉思汗遇到的是虚弱而又妄自尊大的敌人,确是他的运气。

成吉思汗的攻金战始于1211年,战争一直持续到他去世(1227年)之后——其间只有短暂的停战——由他的继承者结束这次战争(1234年)。[13]长期战争的原因是,尽管蒙古人有灵活的骑兵,在劫掠农村和不设防城镇时非常优秀,但是,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懂攻占由中原工兵们守卫的要塞的艺术。其次,他们在中原作战像是在草原上一样,发动反复的攻击,而每一次都是携带战利品撤退,于是给予金人重又夺回城市和在废墟上重建和修整工事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将领们不得不对某些要塞进行两次或三次以上的反复攻占。最后,蒙古人习惯用屠杀、全面驱逐,或在白旗之下整编入册的方法处置在草原上战败的敌人。然而,在定居国家,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中原,屠杀很少起作用,总有更多的居民来填补被夷平之地。除此以外,金人——古代女真人,他们过定居的生活方式仅仅是一百年前的事——还保留着通古斯人的血统的全部活力。因此,蒙古人面临他们不熟悉的围攻战的考验,这一考验因以下事实而加倍严峻,即他们不仅要对付中原工程人员高超的设防技术,而且要对付通古斯武士们的勇猛。

1214年,蒙古人包围了北京。金国的一支运送粮饷的援军在北京和河间府之间的霸州被击溃,北京守将完颜承晖绝望自杀。蒙军占领北京、屠杀居民、掠夺民房,最后纵火焚城(1215年),劫掠持续了一个月之久。很清楚,游牧民完全不懂得大城市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不知道如何利用它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权。对于人类地理学研究者们来说,这里最有趣的情况是:当草原居民没有经历一个过渡阶段而幸运地占有了具有都市文明的古老国家时,他们感到困惑。他们到处烧杀,与其说是出于生性残忍,不如说是出于困惑。因为他们不知道更好的处置方式。可以看到,在蒙古首领中——或者至少是在忠实遵守札撒的那些人中——掠夺是一种无私的事。以失吉忽秃忽为例,他甚至拒绝接受分给他的一份很小的金朝的财物。正是基于困惑所产生的这种行为使文明遭受了如此深重的灾难。成吉思汗的蒙古人,正像史料反映的那样,或者是作为独立的个体来考虑时,没有表现出是邪恶的人,他们服从札撒,这是一部荣誉和诚实的法典(除开邪恶部分外)。遗憾的是,把他们与在他们之前的古游牧民相比,特别是与10世纪的契丹人,甚至12世纪的女真人相比,他们明显迟钝。女真人随着小规模的屠杀,至少很快就继承了前王朝,不再摧毁从此以后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成吉思汗的蒙古人虽然可以肯定不会比他们的前辈更残酷(确实,由于服从札撒,他们具有更严格的纪律,由于成吉思汗的个性,他更冷静,更强烈地受到道德尺度的吸引),他们巨大的破坏性,仅仅是因为像在他们之前的匈奴、柔然、突厥和回鹘一样,他们更加野蛮,确实是构成了野蛮风尚的总集。

成吉思汗史中存在的自相矛盾在于一种对比:一方面是领导者的明智、深谋远虑和道义性,领导者将他自己和他的人民的行为纳入具有健全常识的原则,牢固地建立起正义;另一方面是刚摆脱原始野蛮状态的人民的残忍行为,仅仅企图获得使投降的敌人产生恐惧的那些行为,降民对他们来说是一支其生命没有多少价值的民族,作为游牧民,他们完全不懂定居民族的生活,不懂城市环境,农业耕作,不懂除他们的草原故乡外的任何事情。现代史学家们基本上与拉施特或者《元史》的编者们一样,当他们面对领导者的智慧(甚至是适度的)与返祖的和部落传统的残忍相结合在这一完美自然结合体时,他们非常惊讶。

占领北京后,在愿意支持蒙古统治的俘虏中,成吉思汗选中一位契丹族王子耶律楚材,他以“身长八尺,美髯洪声”博得成吉思汗的喜爱,被任命为辅臣。这是幸运的选择,因为耶律楚材融中国高度文化和政治家气质于一身。像回鹘大臣塔塔统阿一样,他是辅佐亚洲新君主的最合适的人。这一时期,成吉思汗后裔还不能直接从中国人那里吸取中国文化。而像耶律楚材这种的中国化突厥—蒙古人——由于他是契丹人,他应属蒙古种人——能够填补这一空白,使成吉思汗及他的继承者窝阔台熟悉定居文明中所实行的行政管理和政治生活的要素。

此时的金国,环绕着它的新都开封,领土只不过是河南省和陕西的一些设防地区。1216年,蒙古将领三木合·巴儿秃占领了控制着陕西与河南间的黄河谷地的重镇潼关,使这两个省份被隔断。但是,以后潼关又落入金朝手中。事实是,正如下面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成吉思汗因突厥斯坦事务缠身,只是时不时地把注意力放在攻金之战上,金朝趁此机会收复了蒙古军占领地的相当一部分地区。不过北京仍在蒙古人手中。

在成吉思汗把注意力转向西方以前,曾把中国之事委托给他最杰出的将领木华黎。木华黎以这支相对说来已疲惫不堪的军队(一半是蒙古正规军,即2.3万人,和许多当地的辅助军),经过坚忍不拔的战斗和周密的计划,后来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在七年的持续战争(1217—1223年)之后,他再次把金国的领土限制在河南省内。1217年,他占大名,大名是曾经坚持抵抗成吉思汗本人进攻的河北南部的一个要塞。1218年,他又从金国夺取山西首府太原和平阳。1220年又取山东首府济南。同年,其副将在黄河以北的河南地区夺取彰德。1221年木华黎占领陕西北部的许多城市,1222年夺取陕西古都、渭水弯曲处的河中要塞(今蒲州,它是金朝在一次袭击后重新占领的)时,因精力衰竭而死。他死后,河中要塞又被金人收复。在这个人口密集之地,处处是天然堡垒,于是战争退化为没完没了的围攻战。然而,经历了初期的探索性努力之后,蒙古军中编入了大量的契丹辅助军、女真支持者和中国工兵,由此使他们适应新式战争。

(三)征服喀喇契丹(西辽),降服花剌子模

当成吉思汗开始征服中国北部时,他的私敌、末代乃蛮王之子屈出律正在使自己成为中亚一个帝国,即喀喇契丹国的君主。他于1218年命令他最杰出的一位部将那颜者别统率2万人进攻该国。者别奉命首先要保卫阿力麻里和保证苏格纳黑的继承权,但是,当他抵达阿力麻里时,屈出律已离开该地奔赴喀什避难。八拉沙衮和今天的谢米列契耶之地不战而降。者别由此直下喀什噶尔,在喀什噶尔,穆斯林居民们把者别作为命名他们摆脱迫害的救星来欢迎。由于者别对他的军队实行了严格的纪律,特别是禁止抢劫,志费尼说,他们路过时所受到的欢迎像来自安拉的祝福。屈出律朝帕米尔方向逃去,但被者别的随从们追上,在撒里豁勒河附近把他杀死(1218年)。

现在整个东突厥斯坦——伊犁河、伊塞克湖、楚河和怛逻斯河流域——归并于蒙古帝国。成吉思汗与花剌子模人之间的冲突是由后者引起的。成吉思汗谋略与花剌子模人建立起一般的商业和政治关系。但是,1218年,一支来自蒙古帝国的商队(商队成员中除蒙古使者兀忽纳外,其余成员全由穆斯林组成)在锡尔河中游的花剌子模边境城市签剌受到阻止并遭到劫掠,商队中有一百多左右的成员被花剌子模总督亦纳乞克(又称哈亦儿汗)处死。成吉思汗要求赔偿,在遭到拒绝后,就决定发动战争。

1219年夏,蒙军在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上游集中。秋,成吉思汗到达巴尔喀什湖东南的海押立,来到葛逻禄人中,葛逻禄王阿尔斯兰加入了成吉思汗阵营,还有阿力麻里的新王苏格纳黑特勒和回鹘亦都护巴而术也都率领各自的军队加入之。据巴托尔德估计,蒙军人数约在10万—15万之间,尽管花剌子模军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蒙军,但蒙军纪律严明,是一个相当紧密的集体。

花剌子模苏丹摩诃末把他的军队分散在锡尔河一线与河中各设施地区之间。结果,尽管花剌子模军在总人数上占优势,但是他们在每一单独点上的人数比蒙军少。成吉思汗从锡尔河中游的讹答剌附近进入花剌子模境地,由他的两个儿子察合台和窝阔台率领的一支分队围攻讹答剌城,然而,只是在经过了长时期的攻打之后才占领该城。这位征服者的长子术赤率领着另一支分队沿锡尔河而下,占领塞格纳克(在今突厥斯坦城对面)和真德(今波罗威斯克附近)。派往锡尔河上游的五千蒙军占领了别纳客忒(在塔什干以西),围攻忽毡(今乌兹别克斯坦苦盏),忽毡守将,能干的帖木儿灭里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之后乘小船顺锡尔河而下逃走。在这次战争中,穆斯林中涌现出来的个人英雄行为和勇士比蒙古人多,但是,唯有蒙军是有组织的、指挥一致的和有纪律的。他们靠这些取得了胜利。

成吉思汗和幼子拖雷率主军直入不花剌城(今布哈拉),于1220年2月抵达该城。不花剌城的突厥守军企图突破围城者的防线逃跑,但是,结果只是大批被杀死。被守军们遗弃了的居民们投降(1220年2月10日或16日)。城堡被攻占(城堡内曾有400人在此避难),守城卫兵全部被杀。接着,不花剌城经历了一次有条理的彻底的洗劫。

成吉思汗从不花剌进军撒马尔罕,在撒马尔罕城前与刚攻下讹答剌城的察合台和窝阔台会合。撒马尔罕居民——有一部分仍是伊朗人——勇敢地企图出击,但被压住。据志费尼记述,五天以后该城投降(1220年3月)。该城遭到彻底洗劫,为了宜于行动,首先把全城居民驱逐出城。其中许多人被处死。那些被认为有用的人——如技术工匠——被带往蒙古。突厥守军虽然自发地向蒙古人靠拢,但是也遭到屠杀,无一人幸免。撒马尔罕的宗教首领们与不花剌的同行们不同,他们没有抵抗,所以大部分人被赦免了。受到优待的那些人终于获许回到撒麻耳干,但是,屠杀的规模相当大,以致留下来的居民几乎还不能住满城市的一角。

花剌子模原都城玉龙杰赤——今希瓦附近的乌尔根奇——经长期包围之后,于1221年4月才被攻占。长时期的包围使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术赤和察合台不能调动,并且在接近最后阶段时,甚至还要第三个儿子窝阔台参与。蒙古人引该城下的阿姆河水灌城,由此完成了他们的破坏行为。倒霉的摩诃末在里海上一个与阿贝什昆相对的孤岛上避难,在那里他约于1220年12月因精力衰竭而死。

在对付了花剌子模苏丹之后,成吉思汗于1221年春渡过阿姆河,开始从花剌子模残军手中夺取阿富汗的呼罗珊。他占领巴里黑,巴里黑的投降者未能保住该城,城市受到全面的摧毁(居民被杀,城市被烧)。在呼罗珊,他派幼子拖雷去夺取莫夫(马里),莫夫城投降,城中居民也几乎是全部遭到屠杀(1221年2月底)。拖雷坐在安放于莫夫平原上的一把金椅上,目睹了这次集体屠杀。男人、女人、小孩被分开,按类别分配到各个军营中,然后把他们砍头。只有400名工匠幸免于死。

在创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之后,成吉思汗于1227年8月18日在西夏平凉以西地区去世,终年65岁。此后不久,敌人的都城宁夏被攻破,按征服者的最后命令,全城居民被杀。

(四)远征欧洲

成吉思汗的继位者,窝阔台汗派遣一支由15万精兵组成的蒙古大军开往欧洲。军队名义上是由统治着咸海草原和乌拉尔山区的拔都汗率领,在他身边会集了成吉思汗各支的代表们:拔都的兄弟斡儿答(Orda)、别儿哥(Berke)和昔班(Shayban);窝阔台之子贵由(Güyük)和合丹(Qada'an);窝阔台之孙海都(Qaidu);拖雷之子蒙哥(Mingka);察合台之子拜答儿(Baudar)和孙子不里(Büri)。真正的领导者是征服波斯、俄罗斯和中国的胜利者速不台,他现在已是60岁左右的人。由于各军的统帅是成吉思汗诸子的长房,是以此次出征史称“长子西征”。

据伊斯兰史籍,战争是于1236年秋以灭保加尔人的卡马突厥国而开始。1237年初春,蒙古人进攻俄罗斯草原上仍处于半原始状态的异教的突厥游牧部落。1239—1240年之交(准确地说,是1239年12月左右),蒙古人在蒙哥的率领下,攻占了蔑层思城,该城似乎已经成为阿兰人,或者说阿速人的都城,由此完成了对南俄罗斯草原的征服。[14]制服罗斯诸公国之后,在拜答儿和海都统率下的部分蒙军从今天的乌克兰地区出发,开始进攻孛烈儿(波兰)。1240—1241年,蒙古人越过了结冰的维斯杜拉河(1241年2月13日),洗劫了桑多梅日城,攻占克拉科夫。在拜答儿王子的统率下,蒙古人进入昔烈西亚,并在拉蒂博尔处渡过奥得河,消灭了孛烈儿大公亨利率领的一支孛烈儿、日耳曼十字军和条顿骑士团的联军。接着,蒙古人侵入匈牙利,强攻并焚烧了佩斯城,而匈牙利王贝拉逃到亚得里亚避难。居民们遭受了难言的暴行之后,接着常常是被集体屠杀。《可怜的诺基里·卡曼》是一部充满悲剧的故事集,故事内容大多相似:蒙古人鼓励逃亡的居民重返家园,答应完全赦免他们,在使他们消除疑虑之后,背信弃义地把他们全部杀死。整个匈牙利,直到多瑙河畔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小队蒙古军,由合丹率领,一直打到亚得里亚海边的斯普利特和科托尔,洗劫了科托尔城后,才返回匈牙利(1242年3月)。

大汗窝阔台于1241年12月11日在蒙古去世。当时,因出现汗位继承问题,蒙古人撤离匈牙利。贵由和蒙哥已经回到蒙古,其他军队首领也急于这样做。这无疑拯救了欧洲,使它摆脱了自阿提拉以来面临的最大危险。蒙古人开始撤走,然而,他们并非没有对他们的俘虏灌输一种假安全感。俘虏们被告之说,他们随时可以返回家园,只是会遭到突然袭击和被砍死。1242年春,拔都缓慢地踏上了经保加利亚到黑海的道路,他从保加利亚出发,经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于1242—1243年冬抵达他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营地。

1236—1242年间的蒙古远征的结果是大大地扩张了术赤在伏尔加河以西的领地。按成吉思汗的遗愿,这一兀鲁思将包括也儿的石河以西、蒙古马蹄所到之处的一切地方。现在蒙古马蹄已经印在从也儿的石河到德涅斯特河下游之间的土地上,甚至到达了多瑙河口。这一辽阔疆域成了拔都的领地,这一事实又因拔都起码是1236—1242年远征的名义上的首领而更具有合法性。从此,在历史上他是以被征服地区之名被称为“钦察汗”。

(五)最艰巨的征服——攻克中原宋朝

继任大汗的蒙哥给自窝阔台去世后几乎停止了的蒙古征服战争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在1253年于斡难河源处召开的库里勒台上,蒙哥决定派皇弟旭烈兀去征服报达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哈里发王朝,以此完成对波斯的征服,然后继续去征服叙利亚。其次,蒙哥本人与他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重新开始对中原宋朝的攻势。

尽管杭州朝廷软弱,大臣无能和宋朝君主虚弱,入侵的蒙古人还是遇到了中原人极为猛烈的抵抗。1258年9月,在蒙古举行的库里勒台上,蒙哥决定要亲自领导征宋战争。10月,他率蒙古主军从陕西到四川,大约在1258年左右夺取保宁,尽管他全力以赴,但是他未能夺取合州(今合川),却染痢疾身故,是为1259年8月11日。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大汗之位,获胜,于是从容地恢复了他征讨宋朝的计划。

宋度宗(1265—1274年在位)依靠奸臣贾似道,而贾似道的统治使杰出将领们的努力都成了泡影。度宗死后,贾似道扶持四岁幼孩恭帝(1275—1276年在位)即位,在恭帝的名义下操纵朝政。在攻打南宋的战争中,忽必烈幸运地得到两位杰出将领:伯颜和阿术(阿术是速不台之孙,兀良哈台之子),还得到回鹘人阿里海牙的支持。1268年,阿术着手围攻襄阳和樊城这两个控制着湖北境内汉水下游流域的要塞。这一著名的围攻战持续了五年(1268—1272年),充满了许多英勇抵抗的事迹,如两名英勇的中原将领张贵和张顺,受命由水路增援襄阳,在执行任务中壮烈牺牲(1271年)。襄阳守将吕文焕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后来(1272年),阿里海牙从美索不达米亚带来了两位著名的穆斯林工程师:毛夕里的阿拉丁和希拉的伊斯迈尔,用他们带来的攻城武器终于粉碎了被围困的居民们的抵抗。樊城于1273年2月被攻占。吕文焕被宫廷阴谋弄得心烦意乱,于同年3月以襄阳城投降蒙古人。襄阳一破,蒙军迅速席卷了南中国。

中原的最后一批“爱国者”在英勇的张世杰的率领下,带着新立的9岁的宋朝小王子宋帝昺,在海上的船中避难。1279年4月3日,在广州西南受蒙古水军攻击。船毁(或者是被占领,或者是被击溃),大臣陆秀夫背负小皇帝昺蹈海而死。

这样,包括南方在内的中国全境第一次落入突厥—蒙古族征服者手中。这是5世纪的拓跋氏鲜卑人和12世纪的女真氏通古斯人都没有实现的事业,由忽必烈最终完成了。正是他实现了10个世纪以来“所有居毡帐”民族,即世世代代的游牧民们所抱有的梦想。草原上游牧的牧民们,即“灰狼和红色雌鹿的所有子孙们”,随着忽必烈一起,最终成了中国——整个亚洲定居农民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的主人。然而,征服是缓慢的,足以抵消它所产生的坏影响。确实,尽管这位游牧民的后代忽必烈可能征服了中原,然而,他本人已经被中原文明所征服。因此,他能够认识到其政策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成为真正的“天子”,使蒙古帝国成为中华帝国。宋朝一灭亡,他就成了具有15个世纪悠久历史的帝国的合法君主,追随以往的22个中国王朝的步伐。他的王朝,取名为元朝(1271—1368年),不过,忽必烈征伐安南、日本、爪哇都遭到了失败。

帖木儿被称为跛子帖木儿,他于1336年4月8日生于撒麻耳干以南的谒石城,即今沙赫里夏勃兹(即绿城)。帖木儿朝的史学家们企图把他们的家谱追溯到成吉思汗的一位伙伴,甚至是他的亲戚。事实上,他不是蒙古人,而是突厥人。他出身于河中巴鲁剌思部的一个贵族之家,巴鲁剌思部统治地是谒石,在谒石周围有一些庄园。

河中地区在14世纪,时而处于察合台汗国主持的秩序之下,时而陷入混乱的无序状态。察合台汗秃忽鲁帖木儿看中了跛子帖木儿的才智,命其辅佐自己的儿子也里牙思火者,统治河中。当察合台汗任命另一位异密别吉克在他儿子身边掌握最高权力时,帖木儿就被安置在次一级的位置上。因此,帖木儿与也里牙思火者决裂,投奔内兄迷里忽辛,此时的迷里忽辛据有巴里黑、昆都士和喀布尔。二人合兵一处,经过石桥和卡巴·马坦两次战役,于1363年赶走了察合台汗的势力,夺得了河中地区。有了这块富庶的根据地,帖木儿凭借卓越的军事天才,横扫了从伏尔加河到恒河之间的广大地区,俨然又是一个成吉思汗。他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人,极力拓展作为世界征服者的宏图大略,先后征服了花剌子模、蒙兀儿斯坦、伊朗等国,并重创奥斯曼土耳其。如果不是由于1405年在进攻中国明朝的途中病死,他将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交锋。与成吉思汗一样,帖木儿兵锋所至,无不披靡。

这里我们不再罗列他与成吉思汗相似的征服记录。我们注意到,帖木儿的帝国与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国,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从一开始,帖木儿帝国就是不平衡的,缺乏成吉思汗帝国的稳固和持久。它的文化是突厥—波斯的,它的法律体系是突厥—成吉思汗式的,它的政治—宗教信条是蒙古—阿拉伯式的。在这方面,帖木儿具有欧洲的查理五世皇帝一样多的特征。但是,在他本人身上,这些矛盾并不明显,或者说,这些矛盾时隐时现地突出他无与伦比的个性,即经历了两大时期边缘上的几种文明的超人的个性。帖木儿身高、头大,褐色皮肤,在世界各地不停奔走的这位跛子,他的手总是放在他的剑附近,他能把弓弦拉到耳部,他的枪法也如成吉思汗一样准确无误。像在他之前的成吉思汗一样,他支配着他那个时代。成吉思汗虽然去世了,但是他的帝国(即使是在平庸者的统治下)仍幸存着。帖木儿的帝国,尽管由一些有才能的人,甚至是像沙哈鲁、兀鲁伯和忽辛·拜哈拉和巴布尔这样的一些天才继承,也注定要很快消失,退缩到狭小的河中故地和隶属的呼罗珊地区。

成吉思汗帝国的幸存可以从帝国得以建立的基础进行解释。成吉思汗帝国建立在蒙古地区的古代帝国之上,它是以鄂尔浑河为中心的,从古匈奴时代起就存在的不朽的草原帝国,匈奴人把这一帝国传给了柔然,柔然传给了突厥,突厥传给了回鹘,在成吉思汗出生时,这一帝国正在传入克烈人手中。这里是一种自然结构,即草原结构,一种种族和社会的结构,即突厥—蒙古游牧主义的结构,这种结构是较坚固的,因为它是简单的唯一根基于自然规律的,这一规律使游牧民去寻找掠夺物,如果可能的话,会使定居居民归顺于他的控制。[15]就此而言,草原帝国的建立和周期性的复兴是人类地理学上的规律。游牧民一直支配着草原边境上的定居民,他们的帝国如洪水泛滥,隔一定时间迟早总要发生,直到很久以后,当定居民由于科学武器的应用而取得了人为的优势时,这种状况才结束。

帖木儿要建的帝国则与此不同。他所统治的河中仅在外表上是一个地理中心,这意味着河中本身不是动力策源地。14世纪末使该地区成为风暴中心的情况纯属偶然。在亚洲历史的进程中,存在过两种支配力,一种是亚洲外缘的古定居文明(中国、印度、伊朗)的支配力,它以同化的方式一点一点地、不顾一切地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蛮夷之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同化的作用比武力更强大。第二种支配力是从这个大陆的心脏波涛般汹涌而来的、游牧民的猛烈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产生是因为他们处于饥饿之中,还因为贪食的狼总要以某些方式,随时搞到较好的、人们豢养的家畜。但是,帖木儿的河中帝国不属于这两类。如果说他在几年中能够破坏东半球的话,那么,首先是凭借他超人的个性,帖木儿一名的突厥语含义即钢铁般的人,就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的性格。

还有这种事实:这位钢铁般的混合种人(他是具有蒙古种,或者说,至少是受到成吉思汗蒙古人纪律下锻炼成的东半球的突厥种人),于14世纪末在塔什干和阿姆河之间建立了一个可怕的军事政权。还必须强调,它是一种短暂的现象。谁会比成吉思汗以前的这些河中突厥人(尽管他们很勇敢)更散漫?这一事实已经被13世纪的那些可悲的游侠们非常生动地加以说明了,例如花剌子模的摩诃末和札兰丁,更不用说在他们之前的桑伽,也不必强调更加近代的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的无政府状况。与此相反,据《武功记》评论,帖木儿王朝时期的河中突厥人生来就具有军纪,队伍的编排不用口令,队形是在敲鼓或吹号以前就排好了的。按两个世纪中严格应用的札撒,年轻人被训练为各种兵种的职业军人。帖木儿在冬季对西伯利亚和在酷夏对印度的进军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把成吉思汗的纪律强加于突厥人的勇猛而诞生的这些军队,忍耐了两百年,甚至没有机会自由发挥他们的好战性格。

忽必烈统治下的鄂尔浑蒙古人把整个远东作为他们征服的战场;金帐汗国的蒙古人已经飞驰到维也纳的大门口;旭烈兀的蒙古人力求到达尼罗河边。只有察合台境内突厥斯坦的这个“中央王国”的突厥—蒙古人,被另外三个成吉思汗兀鲁思团团围住,被迫停顿不前。然而,现在他们周围的障碍突然拆除了。在西方,阻止河中人西进的波斯汗国不复存在了;控制着西北方的金帐汗国也处于衰落之中,已无力阻挡其道,通往戈壁方向的路也因蒙兀儿斯坦被夷为废墟而敞开了;德里苏丹国呈现暂时的衰退,没有形成像察合台初期时保卫印度河的状况。帖木儿统治下的河中人向四面八方迅速扩展。长时期内他们被迫无所事事,现在得到了补偿,在那个时期,征服只有外部的突厥—蒙古兀鲁思独自享受,而河中人与蒙古战争的荣誉和战利品无缘。现在,他们的机会终于来了。

帖木儿帝国的史诗——如果人们可以这样形容一系列背叛和屠杀的话——在种族上是突厥的,但它仍是蒙古史诗的一部分,尽管是来得太晚的一部分。

较为晚近的蒙古人的动乱——14世纪以帖木儿为首和为中心的那些动乱——的一个副产物是,在欧洲出现了一批流浪的古怪的东方难民吉卜赛人。约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他们出现于希腊,在那里人们以为他们是埃及人(因此称他们作吉卜赛),这种信念很普遍以至于他们自己也接受了,并加以传播。然而,他们的首领们却自称为“小亚细亚的伯爵”。大概在帖木儿的大屠杀把他们赶过赫勒斯蓬特海峡以前,他们就一直在西亚一带漂泊过几个世纪了。他们可能由于成吉思汗的翻天覆地的变动,甚或更早些,就被撵出了他们最早的故乡——像奥斯曼土耳其人那样。他们也像奥斯曼土耳其人那样到处漂泊,而运气不那么好。他们慢慢地向西扩张横越欧洲;成了零星地分布在农村和城市世界里一小撮一小撮的流浪民。他们从巴克特里亚草原上的老家被赶出,避难在欧洲的公用地上,以及村边篱畔、野外林间和荒地废墟上。德国人称他们作“匈牙利人”和“鞑靼人”,法国人称他们作“波希米亚人”。[16]他们似乎并没有保持他们先世的真正传统,但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显示出他们失去的历史;它包含许多北印度语的单字,它可能起源于北印度语或巴克特里亚语。在他们的口语中还有相当多的亚美尼亚语和波斯语的因素。

今天在所有欧洲的国家里都能遇到吉卜赛人:他们是补锅匠、小贩、马商、杂技演员、算命的和乞丐。他们沿途露营之处,炊火烟生,篷车相接,征马踟蹰,被阳光晒得黑黑的儿童喧闹追逐,这些对许多想象力丰富的人具有十分强烈的吸引力。文明在历史上是一件那么新颖的东西,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它又是一件那么局限于一地的东西,以致它还得征服和同化我们大部分的本性来适应它的需要。我们中间多数人讨厌它的陈词滥调和繁文缛节,游牧的素质勃然而起,我们只是半心半意安家守业之人。我们血管里流着的血液既是在耕地上也是在草原上酿成的。

吉卜赛人从一地到一地所带来的影响中,还有他们所经各国的民间音乐的特质。他们即使不是颇具创作能力的音乐家,却总是热爱音乐的人;他们经常唱着行吟诗人的通俗歌曲,全然是他们特有的风格。他们剽窃别人的曲调,正像有时诱拐别人的孩子那样,把他们变成了吉卜赛人。他们从来不用什么乐谱,口头相传,代代不忘,今天吉卜赛歌曲大量流传在匈牙利、西班牙和俄罗斯的音乐中。

1505年一个土库曼的小酋长名叫巴布尔,他是帖木儿的后代,因而也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在几年的战争和几次暂时的胜利后——一时曾据有撒马尔罕——他被迫和少数跟随者翻越兴都库什山脉来到了阿富汗。在那里,他的队伍增大了,自立为喀布尔的主人。他纠合了一支军队,积聚了枪炮,然后宣称他有权占有旁遮普,因为帖木儿在107年前曾征服过这个地方。他获得成功并挺进到旁遮普境外。

此时,印度正处于分裂状态,很愿意欢迎任何能给予和平与秩序的能干的入侵者。多次互有胜负的战役之后,巴布尔和德里的苏丹会战于该镇北十英里的帕尼帕特(1525年),虽然他只有2.5万人,但拥有枪炮用来对抗1000头战象和四倍于他的兵力——顺便一提,这两个数字是他本人的估计——他获得了全胜。他不再自称喀布尔王,而采用了印度斯坦皇帝的称号。他写道,“这是一个和我们家乡完全不同的世界”。它更美好、更肥沃,总之更富饶。他的征服远达孟加拉,但在1530年他过早的逝世把蒙古征服的浪潮拦截了25年之久。不过,他的孙子阿克巴登位以后,这股浪潮又掀了起来。阿克巴征服了整个印度,远至贝腊尔,他的曾孙奥朗则布(1658—1707年)实际上是整个半岛的主人。巴布尔的这个伟大的王朝(1526—1530年)父子相继有六代之久,即胡马雍(1530—1556年)、阿克巴(1556—1605年)、杰罕吉尔(1605—1627年)、沙杰罕(1628—1658年)和奥朗则布(1658—1707年)。这个“莫卧儿(即蒙古)王朝”标志着迄今为止的印度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17]阿克巴,也许仅次于阿育王,是印度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并且是接近于伟人形象的少数皇室人物之一。

对阿克巴,我们必须给予对查理曼或君士坦丁大帝那样的特殊的注意。他是历史枢纽之一。他在印度的巩固和组织工作上的许多业绩至今还存在着。英国做了印度的主人后,英王沿袭莫卧儿皇帝的称号“印度的恺撒”,作为他的印度称号。成吉思汗后裔在俄罗斯、整个西亚和中亚以及在中国的所有庞大行政机构,早就瓦解了,并让位给其他形式的政府。他们的这些政府的确只不过是收税的政府,是一个征收岁赋来供养统治者的中央机构的体系,像南俄罗斯的金帐汗国或是像在喀喇和林或北京的帝都。他们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思想,也不关心人民怎样生活——只要他们纳贡就行。因此,在几个世纪的臣服后,一个基督教的莫斯科和基辅,一个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波斯和一个十足的中国人的中国又从蒙古人的淹没下站了起来。但是阿克巴建立了一个新印度。他至少给了印度的王公们和各统治阶级稍微一点共同利益的模糊想法。如果印度这时不只是一个装着一堆支离分裂的小邦和种族的破布口袋,没有成为随时来自北方的任何侵略者的俘获品的话,这主要是阿克巴的功绩。

阿克巴特具的品质是宽宏大量。他竭力使各种有才干的人,不管是什么种族和宗教,都能为印度生活的公共事务出力。他的本能是真正政治家所具有的综合的本能。他的帝国既不是一个穆斯林的也不是一个蒙古人的帝国,它也不是拉其普特人或雅利安人或达罗毗荼人或印度教徒的帝国,它也不是高贵种姓或卑贱种姓的帝国,它将要成为印度人的帝国。当他在接受训练的年月里曾有许多机会注意到那些信印度教的王公们的优良品质:忠实、虔诚、时常还有高尚的灵魂。有一次为了必须劝人放弃他迫使寡媳登上火葬柴堆的意图,阿克巴在两天里飞马疾驰了220英里的路程。在作战中他表现出极度的勇敢。在战役的危险关头他亲率士卒上阵,把较轻的结束战争的任务留给他的将领们。在每次胜利中,他对待被征服者表示了仁道,断然反对任何残忍的行为。他没有那些使社会分离和制造不和的一切偏见,对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宽容相待,对别的种族,不论印度教徒或达罗毗荼人,无所偏袒,他显然是个具有雄才,能把他的国内交讧的成分结合成一个坚强繁荣的整体的人。

但是,阿克巴和所有的人一样,也不能跳出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局限。阿克巴从来不懂得,组织一个有生气的国家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是组织起一种教育。中国的汉朝之所以享国达四百年之久,之后的历代中国王朝之所以长治久安,就得益于这样的教育。阿克巴的左右也没有一批人向他提出这种思想或帮他实现这种思想。这使得莫卧儿治下的印度仍然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统一国家。阿克巴的子孙不得不靠不停的征服来对付帝国境内此起彼伏的叛乱。到他的曾孙奥朗则布时代,莫卧儿人仍能保持蒙古武士的强大活力,以军事手段维持着帝国。但是,1707年,英武多智的奥朗则布一死,莫卧儿帝国迅速衰落下去。[18]到18世纪中期,莫卧儿帝国与英国的势力相遇时,已然十分虚弱。不过,帝国仍然继续生存了一个世纪之久,直到1859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才取代了莫卧儿人,获得印度皇帝的称号。

莫卧儿人的艺术和建筑的遗物很丰富,当人们以不加限制的词句谈到印度艺术时,他们心目中总是指这个伟大时期。这时期的绘画精巧美丽,在风格和质量上和同时代的波斯作品很相接近。

印度在建筑上总是输入高度发展的方法的种子,然后在上面强加上它自己的修饰和琢磨。只是在希腊化的[指亚历山大大帝]侵入后,石质建筑物才盛行起来,阿育王时代迸发出来的印度塔、纪念柱和其他建筑物到处都显示出波斯和希腊化的艺术家的存在。佛教艺术在西北边疆犍陀罗地区遗留下来的始自公元头四个世纪的那样惊人的文物也是强烈的希腊化的。人们在建筑物的正面可以看到标准的科林斯式的圆柱。

只是在笈多王朝的公元第4、5世纪时,印度的建筑和雕刻才变成显然是印度教的风格,具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尊严。从南方来的达罗毗荼人的影响抑制了垂直线条的流行,而用地平型的线脚和层层的金字塔形式使建筑物稳固起来。卡纳腊克的黑金字塔在穆斯林入侵以前是最优美最独特的印度教寺庙之一。

穆斯林的征服带进了萨拉森风格的主要形式:尖塔、尖顶的拱;在这新的基础上,印度加上了精巧的雕刻、窗饰花纹和穿孔的屏风。阿默达巴德的大清真寺(15世纪)是印度清真寺中最华美的一座,但一切这种莫卧儿建筑中最壮丽和最典型的样板也许是沙杰汗(1627—1658年)为其妻所建造的泰姬陵。这壮丽的建筑是意大利的建筑师和工人跟印度人一起合作建成的。

(劳焕强)

[1] 雅古特(1179—1229年),阿拉伯著名地理学家、文史学家,享有“古代著名辞书编纂家”之誉。

[2] Philip K.Hitti,The Arabs:A Short History,Regnery Publishing,ING.,1985,pp.9—20.

[3] 前引书:“The Arabs”,第30—40页。

[4] Janina Safran,The Command of the Faithful in al-Andalus:A Study in the Articulation of Caliphal Legitimac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Vol.30(1998).

[5] 前引书:“The Arabs”,第174—190页。

[6] 参见孔祥民主编《世界中古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7] 参见Stanford J.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8] 参见Suraiya Faroqh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Ottorman Empire,1300—191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9] 参见前引书:“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Ottorman Empire,1300—1914。”

[10] 参见前引书:“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Ottoman Empire,1300—1914。”

[11] 参见J.J.Saunders,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1。

[12] 参见巴雅尔《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3] 参见前引书:“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

[14] 参见IRA Lapidus,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5] 参见前引书:“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

[16] 参见Derek Sayer,Coasts of Bohemia:A Czech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17] 参见John F.Richards,The Mughal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8] 参见前引书:“The Mughal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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