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志道
第三节 圆宗方矩：论管志道
管志道（1536—1608年），字登之，祖籍昆山，改隶太仓州，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他在官场上并不得意，因为得罪张居正而被贬，后来竟以外计罢黜。按明代政治制度，外计罢黜的官员是不可能再重新任官的。因此，从万历八年（1580年）起，他便居住在苏州太仓，以读书讲学为事。不过，有趣的是，管志道的讲学也同样不得意。他曾经写信给邹元标说自己在江南地区根本找不到谈得来的朋友及合意的学生。后来他与东林学派的辩论，更是显然与主流的讲学不合。
管志道是耿定向的门人，受到耿定向的极大影响。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耿定向督学南畿，在南京设明道书院。管志道与李士登、焦竑同时入书院读书，遂执贽成其门人[133]。但他的思想也不完全墨守师说，因为在耿定向之外，同时亦曾师从罗汝芳，罗汝芳、王襞的思想对他影响较大，所以晚年颇涉禅说[134]。《四库全书总目》“孟子订测七卷”条载：“志道之学，出于罗汝芳。汝芳之学，出于颜钧，本明季狂禅一派耳。”嵇文甫先生也认为管志道是晚明学界的“狂禅派”[135]。在他的身上典型地反映着晚明流行的思想倾向——调和儒释、性无善无恶论、因果报应思想——这些思想使他与泰州学派的思想极为相近。但是，他对泰州学派中何心隐、李贽等人却一直进行着毫不留情的批评。他佞佛却反禅，倡言儒释合一却又积极卫道。他有些非常古怪的思想，而且因为不满于当时的学术现状，很有崇古的倾向。作为卫道士，他与东林学派同趋；在学术上，却是东林派的主要对手。他代表着晚明思想界中东林派之外的另一种学术救世的主张。
在16世纪的90年代与17世纪初，管志道的讲学活动非常频繁，曾参加无锡的惠泉之会、常熟的虞山书院讲会。他对于苏州附近的讲学，态度较为友善，只因“吴越间不安生理者，又不在讲学中，而在词人墨客中”，但是，他也相信讲学中大有“似禅非禅、似玄非玄之杂学、伪学，并鼓簧其间”[136]。管志道的讲学，精谛在于以三教合一思想来挽救世道人心。他是一个有道德责任感的狂禅者。
在管志道的思想体系中，调和儒释是最主要的内容，也是最为时人及后人所诟病的地方。如黄宗羲称他所作为“三教肤廓之论”[137]。《四库全书总目》对他的评价颇低：“志道之学出于罗汝芳，原本先乖，末流弥甚，放荡恣肆，显唱禅宗，较泰州龙溪尤甚……虽为儒言，实则佛教。”[138]然而，推奖其学问者自亦不少，同时代人中如唐鹤征赞他“佛学圣学，两无渗漏”[139]，俞庆恩在主编《太昆先哲遗书》时，收入《从先维俗议》一种，于跋中称管志道“阐扬哲理，沟通儒释……隐已翕受道家佛家之精意者”。余英时先生曾说，晚明三教合一的潮流是自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伦理发展的必然趋势[140]。晚明士人、僧人中，主张三教合一者实不在少数，所谓“明代佛教四大家”的袾宏、真可、德清与智旭，皆主张会通儒释、三教同源[141]。当然，三教合一的潮流中，道教往往是最弱的参与者，主要需要整合的是儒释两脉而已。管志道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倡儒释合一的。管志道信仰佛教，其中有一定的家世背景和个人心理的因素。这一点在《答王太常塘南先生书》中说得很清楚，他说：
及解纽归田之后，有所闪于谗锋，复借檀度以塞素餐之耻。……愚虽薄劣而先世颇以阴骘传家。先慈晚年，则笃信净土而茹长斋……是以承母之志，破己之悭，而有天池炼僧、尹山□僧之举。愚实非疏儒密佛，时势所乘，不得已以此隐迹，亦以此销愆耳。
由此可见，管志道之信佛，一为承母志，二则为小逃世。且当时三吴之地，“以文学名胜而理学一窍独塞”[142]，“亦非谈道之场”[143]，而“刹竿相连，其名蓝巨刹，涌殿飞楼雄踞于通都大邑、名山胜地者无论，即僻壤穷乡，山村水落，以至五家之邻，什人之聚，亦必有招提兰若，栖托其间”[144]，佛教却又十分地兴盛。在这种环境下，管志道之延接方僧，便很是自然。除上文所提的天池、尹山二会外，他还曾因一越僧之问作《结侣续佛法金汤编引》，并参加晚明开雕的私版《径山方册本大藏经》（即《嘉兴藏》）的选刻[145]。但是，管志道又始终坚持自己是一名儒士的立场。他的调和儒释，是在自己对儒家和佛教义旨的领悟和汇通后提出的，同时也是建立在他对当时学术现实的认识基础上的。具体而言，管志道之调和儒释，可注意者有三：（1）“圆宗方矩”，（2）佛学—禅学—狂禅和圣学—儒学—伪儒两衰状况，（3）崇佛反禅。
“圆宗方矩”，用管志道的话来解释，即“理则儒释不宜相碍，教则儒释不宜相滥”[146]。《从先维俗议》卷四《为孔子阐幽十事》中第七款云：“世咸疑孔子与西方圣人不同道，愚独阐其敦化通于性海，川流通于行海，经世中有出世，方见孔子之道之大。”而释氏之异于儒家，只在其离纲常弃衣冠而已，然而其阴助王纲，为功实大。他说，学佛典，“上士得以神德行，中士得以涤名根，而下士亦惕于因果报应之说以减其过”[147]。教不相滥，则士人须守紧门户，不寄身于佛门，士人“衣食于孔子道中，自应以儒门之先正为矜式”，“不师达磨以心而师达磨以迹”，则“世相坏矣”，即“果有出世龙象，在二氏中，儒者能破拘挛而师之，吾且以为奇士，然而欲师出世中人，亦必还朱绂于魏阙，还青衿于学宫”[148]。圆宗和方矩，在管志道看来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皆不可偏废，而其具体的操作方法则是“心师而不身师”、“师其心而不师其迹”。他认为世间学者两病，或病在信佛藏而不守孔矩，或病于执儒言而不信佛藏，学者必须“以佛心循孔矩，以孔矩入佛乘”[149]。理不相碍，教不相滥，正其所自矜处，王塘南以为“千古独得之见”[150]。
所以，管志道之调和儒释，不过欲就理上探其同，而并不欲混合儒释于一炉，而其调和儒释，终是站在儒士的立场上，与罗近溪一样，他甚至也不欲子弟读佛典[151]。他不承认别人说他“本自佛氏悟入，而儒者之籍，皆在悟后印证，故究竟只成佛家之见解”，以为此种论断乃“捕风捉影之见”[152]。他认为自己所提出的“圆宗方矩”中，“方矩”对当时学术更有裨益。他说：
今吾说流于江浙间，尚不能使执方矩者之知有圆宗，亦能便解圆宗者知有方矩。执方者不知圆，于方无损；解圆者之知有方，则于圆不无小补矣。……今之自负现儒身说儒法者，一一能以程朱之说，转狂宗趋孔矩否，则得失之大较可知已。
换句话说，圆宗方矩的提法当时尽管对于谨守儒家门户的学者尚不能有所作用，但是这并不损儒士之为儒士，但是对于追求超解妙悟的学者来说，“方矩”的说法将可以使他们归于儒家的规范当中，从而矫正狂荡的社会风气。
管志道倡“理不相碍、教不相滥”，是与“当今之时，多伪儒，亦多伪禅，儒禅合于迹而不合于心”的学术现实相对而言的。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孔学变而为程朱之学，程朱之学变而为今之伪学，以及佛学变而为禅学，禅学变而为伪禅，是个很重要的前提。他认为这是一个学问趋向狂伪的堕落过程[153]。禅之于释，犹如泰州之于王学，都起着破坏性的作用。他的学术史观是比较悲观而复古的。我们今天议论王学，议论禅宗，便认为其作用积极的。余英时先生曾说：“新儒家之有阳明学，正如佛教之有新禅宗。”[154]泰州学派，在容肇祖、岛田虔次看来，也是思想的伟大解放。但是，管志道对泰州学派的评价非常低。他曾说：“孟子后唯禅家有盖天盖地无父无君之话头，而今乃淫于儒家，则泰州倡之矣。是故一失则狂，再失则伪，又再失则狂伪两合，而成无忌惮之小人。”[155]他认为何心隐的学问是“霸学”[156]，又斥李贽之学为“狂荡子之逋逃薮”，且责劝其“勿以此等狂风拂人”[157]。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对“禅”也是厌恶的。管志道所奉行的佛教，亦为其母所奉行的晚明最为流行的净土宗，且自称其悟不自禅案上发[158]。因此，他的总体的学术史观是：佛学衰而为禅学，禅学又日趋于狂，而孔子之圣学一变而为儒学，至今日已成伪儒。伪儒与狂禅的结合，遂成今日之“无忌惮之小人”。
面对这种狂伪并作的学术现实，管志道所提出的救治方案只有两点：一是复兴古学，一是以佛学的精义来弥补儒学之不足。他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学者。他坚信四民之序的不可变异和思不出其位的合理性[159]。这种复古保守的意识应用在学术上即是无限止地回复到古学。他主张回到孔学，而回归孔学的途径不须经由任何先儒的注说，在这一过程中他又发现佛学与孔学的契合处，得出佛心即孔心的结论。这样，在晚明，管志道的思想既不与禅学合拍，又不能与泰州派的学者合拍，也不能与主张回归程朱的东林学派合派。他一直处于一种默修的状态，只能是晚明思想界中一个孤独的思想家。
在传统儒家文化中，道统论是学术史观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斟别去取、“去伪存真”的标准。它反映了一个学者对过往思想的把握，同时也往往服从于学者对自身所在时代学术的认识，并服务于学者对当时学术的批评和激赏。管志道的道统论，与宋明理学中孔孟朱熹一脉的说法虽然大致相同，但是也有其不同的地方。他的道统论是自周易中发挥出来的“飞龙—见龙—惕龙”三阶段说。《从先维俗议》卷四“见龙禅惕龙”条说：
上古君师道合……王迹既熄，君不能统师道，天乃以斯文之统属仲尼，而濂洛关闽绳其武，故曰：飞龙禅于见龙。至于姚江泰州之衰也，而见龙之道穷矣。于斯际也，当有龙德君子，起于不尊不信之中，孜孜唯进德修业是务，不树道标而道脉隐然归之，此今日天命之所属也，故曰：见龙禅于惕龙。愚实以此破泰州家当。
这话有四层意思：（1）道统当远溯至孔子以前。上古君师合一，为飞龙操道脉，是政统与道统相统一的阶段。（2）自孔子之后，濂洛关闽、姚江以至今日之泰州学派，皆见龙。而泰州学派则见龙大过。（3）程朱之学与姚江之学两衰而禅风甚炽之际，须有龙德君子为这总会折衷，为极论指归，此即见龙禅于惕龙。（4）其道统论，“破泰州家当”，即专为切责泰州学派而发。他自称“愚德不龙而所处正在九三之地，故于惕义独详”[160]，焦竑称其“意将囊括三教，熔铸九流，以自成一家之言”，这也正是其自负处，难怪时人责其“以绝学自负”[161]。管志道的道统论的提出所具备的问题意识是，泰州学派是否偏离了正统儒学的方向？我们再来看管志道关于道统更详细的论述。他说，孔子之后，“子思殁而微言绝，孟子丧而大义乖。续子思之微言者，周元公一人也，通孟氏之大义者，程朱三夫子也。姚江之衰也，似乎以微言乖大义”[162]。而姚江之后，更有“剽良知，剽禅理，披一道袍，皆可摇泰州之木铎，播弄机锋，鼓一时之有权位者”。他明确表示了对王艮的欣赏，却也说：“然其（王艮）高揭道标，遨游郡邑，倡言匹夫明明德于天下，亦吾之所不与。”[163]当然，其反对的出发点，似以维护纲常的因素居多。
然而，学术史终究是将管志道与他所曾积极反对过的人置于同一学派——泰州学派——之中。自黄宗羲为他下了“泰州张皇见龙，东溟辟之，然决儒释波澜，终是其派下人”[164]的著名论断之后，后此诸家皆守而不变[165]。按泰州学脉，其宗旨有二：一为良知现成，不假外求；二为近禅，所谓“跻阳明而为禅”[166]。向来论良知现成者，重悟而轻修，如王畿所言“吾人本心，自证自悟，自有天则”[167]。管东溟在“证、悟”之间，加一“修”字。他说：“圣学始于悟，终于证。悟证之间则有修。”尚认为悟证之外，有“勤修”的功夫。这一点，实与耿天台一脉相承，耿天台之学问，较为平实，而管志道之于世风学风，则较其师更平实而无激昂之论。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将泰州学派细分为平实派、气节派、容禅派、任诞派，将管志道归入容禅一派[168]，然而，以管志道对“禅”之不屑而言，实不如与其师同归入平实一派。他甚至还指责泰州学派“一失则狂，再失则伪，又再失则狂伪两合，而成无忌惮之小人”[169]。沟口雄三称他“与李卓吾、颜山农这些被称作明末猖狂自恣的元凶的所谓‘无忌惮之辈’是有明显界限的，甚至可以认为他是积极追求纲常世界的人物”[170]。就这一点上而言，管志道与同时同地的东林学派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亦他所自称“声气亦有相应求处”[171]。沟口雄三说：“社会经济状况、思想上的混乱状况，就是东林派人士思想作为的母胎，反过来也是管东溟思想的母胎。”[172]只不过同样是面临着王学末流狂伪并起的学术现实，东林学派是向程朱旧矩中寻出路，而管志道则主张综合三教，成就另一等圣人。管志道学主圆融，以名节为道之藩篱，而东林之学，承程朱道学与节义相统一之原则，勇于卫世而拙于保身，以节义为尚。故东林斥管志道为乡愿，虽以其品格有可取处，然双方在学术上的争论自是不可避免[173]。所以，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吴地，管志道与东林之间的辩论是学术界的大事，并直接推动了东林书院的建立与东林学派的形成。
应当说，管志道是一个非常注重社会现实的人。他在万历三十年（1630年）著《从先维俗议》，就是基于“维末俗”的需要[174]，也许还受了耿定向《先进遗风》的启发。然而，与其师勇于任道的气魄不同，管志道对世道人心抱着极大的悲观情绪，他说：“当斯际也，纵无良知之学，而曲学阿世之辈，亦即在程朱教中。……大概鼓舞之权，在上不在下。宦机猾而士习污，固亦有为之导者，而过不在阳明”，“世人之糠粃仁义也，久矣！而道权不在我，不尊不信，畴能以草泽之空言移天下之志哉？”[175]学术无用于世道，可谓一言道尽。不过，管志道发现，东林学派正以倍于他的老师的努力去呼吁社会道德的重建，他认为这一切是可钦的，但也是徒劳的。不过，东林学派的讲学虽然未能刷新晚明的社会道德——甚至因为东林的讲学，政治道德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但是，东林讲学因为道德目的而提倡在学术上回归程朱，却收到了预想的效果。
【注释】
[1]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页270。
[2]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3分册（1993），页679—688。
[3]罗洪先：《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善山何君廷仁墓志铭》，《石莲洞罗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4]许孚远：《敬和堂集》卷四。
[5]郭汝霖：《柬宋华阳》，《石泉山房文集》卷六。
[6]王时槐：《存庵金先生行状》，《友庆堂存稿》卷九。
[7]管志道：《追求国学、乡学、社学、家塾本来正额以订书院旁额议》，《从先维俗议》卷二。
[8]耿定向：《与胡杞泉》之三，《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四。
[9]耿定向：《与同志》之二，《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六。
[10]程玉瑛：《晚明被遗忘的思想家——罗汝芳（近溪）诗文事迹编年》，广文书局1995年版，页35。
[1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页212—213。
[12]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274。
[13]嘉庆《宁国府志》卷十九，学校志·庙学下·书院附。
[14]同上。
[15]焦竑：《尚宝司少卿潘君墓志铭》，《献征录》卷七十七。
[16]周之望：《题还山续草续》，《刘聘君全集》卷首，康熙年间刊本。
[17]康熙《安福县志》卷四，人物志·文学。
[18]管志道《问辨牍》卷四贞集《答高大行景逸丈书》：“来书云：……近蒙赐《惕若稿》，读之益觉畅快。且平日私心不大服耿先生，不知其秉教铎乃端正如此，少年人漫指先辈，罪孽无量矣，愧悚之甚！”
[19]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页201。
[20]邹元标：《敬采舆论共推士品恳乞查明录用昭雪疏》，《邹忠介公奏疏》卷一。
[21]程嗣章：《明儒讲学考》。
[22]郭汝霖：《东淘精舍记》，《石泉山房文集》卷九。
[23]耿定向：《与同志》之四，《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六。
[24]耿定向：《复乔户部》，《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五。
[25]耿定向：《与周柳塘》之二十，《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三。
[26]同上。
[27]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六《答胡庐山》：“前承翰教，喜鄙见偶合高明而语意惓惓，惟恐或落近代‘归寂’圈套。”按，胡直本为罗洪先弟子，然以“归寂”为“圈套”，殊不可解。
[28]许孚远：《胡子衡齐序》，《敬和堂集》卷一。
[29]郭汝霖：《答王塘南》，《石泉山房文集》卷六。
[30]王时槐：《赠邑博程木庵致仕序》，《友庆堂存稿》卷一。
[31]耿定向：《与周柳塘》之十八，《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三。
[32]耿定向：《与周柳塘》之十九，《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三。
[33]耿定向：《活人忠告》，《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八。
[34]耿定向：《与周柳塘》之十九，《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三。
[35]耿定向：《与管登之》之一，《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四。
[36]耿定向：《与涂黄冈》之三，《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六。
[37]康熙《安福县志》卷三，人物志·理学传。
[38]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二。
[39]同上。
[40]耿定向：《与同志》之五，《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六。
[41]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二。
[42]耿定向：《与王龙溪先生》之一，《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四。
[43]耿定向：《与内翰杨复所》之一，《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四。
[44]耿定向：《别李士龙诗四十韵》，《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一。
[45]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五。
[46]耿定向：《与内翰杨复所》之一，《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四。
[47]耿定向：《与同志》之三，《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六。
[48]耿定向：《答友人问》之二，《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六。
[49]耿定向：《与胡庐山》之十一，《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三。
[50]耿定向：《与子健》之二，《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六。
[51]耿定向：《遇聂赘言》，《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八。
[52]耿定向：《与刘养旦》之四，《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四。
[53]耿定向：《与李卓吾》之四，《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四。
[54]耿定向：《寄白下友》，《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五。
[55]耿定向：《与吴少虞》之一，《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四。
[56]耿定向：《克己复礼解》，《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七。
[57]转引自程玉瑛《晚明被遗忘的思想家——罗汝芳诗文事迹编年》，广文书局1995年版，页123、177。
[58]周一濂：《山居草序》，《刘聘君全集》卷首，康熙年间刻本。
[59]万历《吉安府志》卷二十四，理学传。
[60]王时槐：《奠陈蒙山年丈文》，《友庆堂存稿》卷九。
[61]光绪《吉水县志》卷三十六。
[62]刘元卿，字调父，初号旋宇，改号泸潇，江西安福人。隆庆四年（1570年）举人，次年会试对策极言时弊，主考不敢录。既归，师事同邑刘阳，绝意科名。后以累荐征召为国子博士，擢礼部主事，寻引疾归。其学始从刘阳，复问学于耿定向、许孚远，更多的是受耿定向的影响。其学主性善，尝言“孔门提明德，孟门提性善，所谓若合符节，其揆一也。信此者为信人……疑此者迷人”（《刘聘君全集》卷三《简张克念》）。他还认为，良知是现成的——“夫良知非现成，为复造作者耶？”（《刘聘君全集》卷四《昭代儒宗辑略序》）他恪守“不容已”之师说。邹元标曾问他：“君家竹林，好谈不容已，何也？”刘元卿回答道：“信之深，故不容已于谈耳。”邹元标再问：“耿子圣人乎？”元卿答道：“圣则吾不知，虽然，其言圣人之言也。”（《刘聘君全集》卷四《泷江讲义序》）
[63]邹守益：《贞寿篇》，《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二。
[64]康熙《安福县志》卷三，人物志·理学传。
[65]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九，《江右王门学案四·论学要语》。
[66]康熙《安福县志》卷三，人物志·理学传；《献征录》卷八十五王时槐所撰《师泉刘先生邦采传》。
[67]邓元锡：《陈一泉先生墓志铭》，《潜学编》卷八。
[68]刘良楷：《三舍刘氏七续族谱》卷三十四《家传第八·以身传》。
[69]郭春渠，字以受，师邹守益、罗洪先、钱绪山三先生，晚年与王时槐讲学。
[70]王时槐：《华南郭君行状》，《友庆堂存稿》卷八。
[71]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一《赠程郑二生》：“程无静名清，郑景明名烛，自徽来学于广德，与之语易恶至中之学。”同卷《赠郑景明归徽》：“歙生郑景明初学于广德，再见于南都，比予之疾复聚于钱塘，兹不远千里以卒业于山房，其易恶致中之志闵闵然若穮蓘之望获也。”
[72]王时槐：《兵部右侍郎赠尚书嵎萧公行状》，《友庆堂存稿》卷八。
[73]王时槐：《论学绪言序》，《友庆堂存稿》卷一。
[74]康熙《安福县志》卷三，人物志·理学传。
[75]康熙《安福县志》卷三，人物志·理学传。
[76]邹元标：《敬采舆论共推士品恳乞查明录用昭雪疏》，《邹忠介公奏疏》卷一。
[77]刘元卿：《答贺天衢》，《刘聘君全集》卷二。
[78]刘元卿：《复伍鸥沙》，《刘聘君全集》卷三。
[79]周之望：《题还山续草》，《刘聘君全集》，康熙年间刻本。
[80]刘元卿：《柬马筠川丈》，《刘聘君全集》卷二。
[81]刘元卿：《复喜闻》，《刘聘君全集》卷三。
[82]刘元卿：《书复礼月会籍》，《刘聘君全集》卷十二。
[83]刘元卿：《增祀四儒疏》，《刘聘君全集》卷一。
[84]刘元卿：《简张克念》，《刘聘君全集》卷三。
[85]刘元卿：《积余闲语序》，《刘聘君全集》卷四。
[86]刘元卿：《茶乡月会序》，《刘聘君全集》卷五。
[87]刘元卿：《复古书院续置田记》，《刘聘君全集》卷七。
[88]刘元卿：《简张克念》，《刘聘君全集》卷三。
[89]刘元卿：《简朱玉槎文》，《刘聘君全集》卷三。
[90]刘学愉：《刘征君全集序》，《刘聘君全集》卷首，康熙年间刻本。
[91]刘元卿：《三衢彭君墓志铭》，《刘聘君全集》卷八。
[92]刘元卿：《王箕峰公墓铭》，《刘聘君全集》卷八。
[93]王时槐：《赵中庵墓志铭》，《友庆堂存稿》卷五。
[94]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八《河南宪佥聚所邹君行状》：“己巳（1569年），偕仲氏（邹德溥）自山东归，汲汲萃诸友商学，若求亡子。……刘子以中、彭子洛暨予、师伍、尽吾诸君皆津津向入。”
[95]刘养旦，名应峰，养旦为其字，进士，为南昌令，其学宗罗洪先。参见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七《提督云南学校按察司副使刘公传》、卷八《祭刘养旦先生文》。
[96]刘元卿：《寿萃南尹君六十有一序》，《刘聘君全集》卷六。
[97]康熙《安福县志》卷一，建置志，书院。
[98]乾隆《安福县志》卷五，学校志，书院。
[99]同上。
[100]康熙《安福县志》卷一，建置志，书院。
[101]刘元卿：《书复礼月会籍》，《刘聘君全集》卷十二。
[102]罗大纮：《紫原文集》卷三。
[103]刘元卿：《书乡约彰善册》，《刘聘君全集》卷十二。
[104]康熙《安福县志》卷一，建置志，书院。
[105]吴应明，字以诚，号怀溪，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徽州府歙县人，参见康熙《安福县志》卷二，秩官志。
[106]刘孔当，字任之，号喜闻，安福社下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会试第一，殿试第三，授庶吉士，升编修。师从王塘南，倡建识仁书院，与族叔刘元卿力振阳明良知之旨，所著有《刘喜闻文集》。参见康熙《安福县志》卷三，人物志·儒行；光绪《吉安府志》卷三十一，人物志·儒林；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八《喜闻太史行状》。
[107]周惟中，字惺予，西乡横龙人，万历十六年（1588年）举人。不乐仕进，理学师事王塘南、贺定斋，与刘元卿、刘孔当倡学西乡，聚讲中道、复礼书院，并同建识仁讲堂。参见康熙《安福县志》卷三，人物志·儒行。
[108]刘元卿：《识仁书院记》，《刘聘君全集》卷七。亦载见同治《安福县志》卷十七。
[109]乾隆《安福县志》卷五，学校志·书院。
[110]刘元卿：《识仁书院会规引》，《刘聘君全集》卷九。
[111]刘元卿：《谋道会籍引》，《刘聘君全集》卷九。
[112]郁达甫，洋溪人，潜心理学，师事刘元卿，尝讲学复礼书院，中道书院之创，多达甫赞翊之劳。
[113]刘元卿：《募建中道馆疏》，同治《安福县志》卷十八，艺文·杂著。洋泽，又称杨宅，即洋溪市，同书卷二與地·街市：“洋溪市，在治西八十里。”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十二《题修中道馆募书》文字略异：“邑以西四十里为识仁，又四十里为杨宅，又四十里为复礼。杨宅界在二书院间。之复礼者，必经焉。而苦蘧庐。于是杨宅诸士若赵君思庵、郁生达甫等谋于中路建中道会馆。”
[114]刘元卿：《思庵赵先生六十序》，《刘聘君全集》卷六。
[115]乾隆《安福县志》卷五，学校志·书院。
[116]刘元卿：《郁母刘孺人六十序》，《刘聘君全集》卷六。
[117]刘继华，字孟实，别号学古，诸生。康熙《安福县志》卷四人物志·文学：“复礼、中道、识仁三讲院之创，继华有力焉。”
[118]刘孔当：《家会规条》，《刘喜闻文集》卷十二，转引自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页405。
[119]余懋衡：《涧滨寤言》，转引自小野和子：《明季社考——东林と复社》，页264。余懋衡与邹元标关系颇好，曾为之刻《邹南皋集选》七卷，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余懋衡刻本。
[120]刘元卿：《明新纪会》，《刘聘君全集》卷九。
[121]刘元卿：《茶乡月会序》，《刘聘君全集》卷五。
[122]刘元卿：《寿萃南尹君六十有一序》，《刘聘君全集》卷六。
[123]刘元卿：《河南佥宪聚所邹君行状》，《刘聘君全集》卷八。
[124]贺宗孔，字时甫，号一溪，曾与刘元卿同赴黄安问学于耿天台。
[125]赵师孔，字时卿，自号中庵道人，初师刘元卿，后以刘元卿问学于耿天台，自是“南楚东越无岁无时卿之辙，而其学更以尽心于伦常日履为实功”。参见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七《赵时卿传》。
[126]刘元卿：《一溪贺君行状》，《刘聘君全集》卷八。
[127]刘元卿：《复礼书院记》，《刘聘君全集》卷七。亦载见康熙《安福县志》卷五，词翰志。
[128]罗大纮：《刘调甫征君六十作密湖通谱序》，《紫原文集》卷三。
[129]刘元卿：《一德会规引》，《刘聘君全集》卷九。
[130]刘元卿：《书路溪刘氏小会籍》，《刘聘君全集》卷十二。
[131]康熙《安福县志》卷五，词翰志。
[132]刘元卿：《书路溪刘氏小会籍》，《刘聘君全集》卷十二。
[133]焦竑《献征录》卷九十九《广东按察司佥事管公墓志铭》：“嘉靖癸亥（1563年）恭简师来总学校，拔之稠人之中而授以学。甲子（1564年）奉先师意寻师取友，不惮竭蹶，一时如盱江罗先生（近溪）、东崖王先生（襞）辈相与讨论。”
[134]《管登之先生小传》，《从先维俗议》卷首。
[135]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页56—58。
[136]管志道：《再核卧碑士农工商可言军民利病合教民榜文各安生理议》，《从先维俗议》卷二。
[137]《明儒学案》卷三十二。钟钟山于《管志道之著述》一文中说：“《明儒学案》评东溟所言为三教肤廓之论，此是梨洲不通释典之论，实则明儒中能会通儒释、穷极理蕴，未有如东溟者也。”
[13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五，“问辨牍四卷续问辨牍四卷”条。
[139]管志道：《答唐少卿凝庵年兄书》，《续问辨牍》卷一。
[140]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567。
[141]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页175—292。
[142]管志道：《答俞宪副定所丈书》，《问辨牍》元集。
[143]管志道：《答李居士卓吾叟书》，《续问辨牍》卷一。
[144]徐枋：《法林庵募制庄严序》，《居易堂集》卷七。
[145]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袁了凡）也是嘉兴三藏经出版工程最初的组织者之一，这一工程后来在紫柏真可和管志道的赞助下最后完成。”吕澂《明刻径山方册本藏经》（《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三，齐鲁书社）一文尝考为工程募捐的居士十人，未有管志道，内有瞿汝稷，为管志道弟子。
[146]管志道：《答王太常塘南先生书》，《问辨牍》元集。
[147]管志道：《答顾选部泾阳丈暨求正牍质疑二十二款》，《问辨牍》利集。
[148]管志道：《从先维俗议》卷五，“儒流参二氏法度”。
[149]管志道：《答唐少卿凝庵年兄书》，《续问辨牍》卷一。
[150]管志道：《答王太常塘南先生书》，《问辨牍》元集。比管志道略后的僧人元贤（1578—1657年）亦尝言：“是知理一，而教不得不分；教分，而理未尝不一。”参见郭朋：《明清佛教》，页151。
[151]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一·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小心斋札记》。
[152]管志道：《续答景逸书》，《问辨牍》贞集。
[153]朱子亦言，佛学至禅学大坏。《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一·端文顾泾阳宪成·小心斋札记》：“朱子曰佛学至禅学大坏，只此一语，五宗俱应下拜。羲谓至棒喝而禅学又大坏。”
[154]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页517。葛兆光先生也说过：“（王学）这种思路很像佛教的禅宗，而它的意义也正如七至八世纪之间中国禅宗取代印度佛教一样。”（《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415）
[155]管志道：《从先维俗议》卷四，“曾孟程朱有首”。
[156]管志道：《从先维俗议》卷二，“追求国学乡学家塾本来正额以订书院旁额议”。
[157]管志道：《答焦翰撰漪园丈书》，《问辨牍》亨集；《答李居士卓吾叟书》，《续问辨牍》卷一。
[158]管志道《从先维俗议》卷四“孟子悟门”条：“吾亦薄有悟头，却不在四端上发，也不在禅案上发。”
[159]管志道：《再核卧碑士农工商可言军民利病合教民榜文各安生理议》、《崇礼让以挽士风议》，《从先维俗议》卷二。
[160]管志道：《孔子在惕见之间》，《从先维俗议》卷四。
[161]顾枢：《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二十六年条。
[162]管志道：《微言大义》，《从先维俗议》卷四。
[163]管志道：《再核卧碑士农工商可言军民利病合教民榜文各安生理议》，《从先维俗议》卷二。
[164]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
[165]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将他与颜、李同归入狂禅派；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亦将其归入泰州学派。
[166]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
[167]王畿：《赵麟阳赠言》，《龙溪先生全集》卷十八。
[168]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页163。
[169]管志道：《从先维俗议》卷四，“曾孟程朱有首”条。
[170]沟口雄三：《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华书局1997年版，页351。
[171]管志道：《答俞宪副定所书》，《问辨牍》元集。
[172]沟口雄三：《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页351。
[173]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柬高景逸》：“姑苏管东老毕竟有超拔之韵。”
[174]管志道：《从先维俗议缘起叙》，《从先维俗议》卷首。
[175]管志道：《答顾选部泾阳丈书暨求正牍质疑二十二款》，《问辨牍》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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