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鲁东及其著作

蒲鲁东及其著作

蒲鲁东于1809年1月15日出生在法国小镇贝桑松的城郊，他比马克思大9岁，1865年1月死于巴黎，享年56岁。蒲鲁东的一生以1848年欧洲革命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前期的理论批判阶段和后期的革命活动阶段。

（一）理论批判阶段

蒲鲁东出身于贫苦的手工业者家庭，其父最初是一个农民，后来开了个小店铺，制售木桶，许多传记作家都认定“皮埃尔·约瑟夫是一个穷箍桶匠的儿子……”(1)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小生产者的经营是没有保障的，蒲鲁东的家庭也是如此。在蒲鲁东很小的时候，店铺由于经营不善而破产，导致生活十分困苦。随后，蒲鲁东的父亲又酿造啤酒并经营一家小酒馆，但也以失败而告终。根据蒲鲁东的回忆，父亲小酒馆倒闭的原因是他太坚守原则，“他几乎以成本价卖啤酒，除了自己的工钱以外毫厘无加。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失去了这个营生”(2)。因此，生活窘迫的蒲鲁东12岁起就开始在一家旅馆当佣工挣钱糊口。后来蒲鲁东在朋友的帮助下获得了贝桑松中学走读生的奖学金，并进入该中学念了几年书，但由于高利贷的盘剥，蒲鲁东家在他中学没毕业时就陷于破产，所以蒲鲁东中学没毕业又被迫到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人。蒲鲁东对自己工人的身份感到十分自豪，他也对工人之间的友好的关系和气氛津津乐道。按照当时在手工业者中仍然流行的帮工制，他曾周游法国，辗转于巴黎、里昂、土伦、马赛等地，因为找不到固定的职业而过着半流浪式的生活。1836年回到贝桑松后，他和两个同伴合资开办了一所印刷厂，但蒲鲁东及其伙伴时运不济，恰逢法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大工业对小生产的挤压所形成的不利形势，又因资金不足和经营不善，印刷厂很快就以低价转让给他人，他的一个合伙人自杀，蒲鲁东为这次不成功的尝试背上的债务，他几乎耗尽一生才还清。

蒲鲁东一生未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他的学问完全出于自学。但是他很勤奋，读过很多书，写了许多著作。1838年，蒲鲁东写了《论通用文法》，他试图通过这本小册子申请贝桑松大学“苏阿尔奖学金”，该书对平等原则的论证，以及为劳动者辩护的言论使深受宗教神学影响的大学教授们惊慌失措，但蒲鲁东的神学思辨却又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非常肯定地谈到，通过对语言的研究可以确定人类的共同性以及所有部族的起源，而人类在起源的时刻就是人人平等的，即平等原则是人类的共同性。蒲鲁东最终没有得到奖学金，但经过努力，他获得了为期三年，每年500法郎的助学金。总计1500法郎的助学金成为蒲鲁东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这使他有可能献身于理论著述活动。这期间，蒲鲁东发表了两部作品：1839年的《论星期日进行宗教仪式对于卫生、道德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好处》和1840年的《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3)。前者是他第一篇重要的社会批判文章。一般的读者往往会被论文的题目所蒙蔽，以为这只是一篇关于宗教仪式的文章。实际上，论文的内容与题目相去甚远。文中探讨的是平等，所有权的理论，自然、内在的正义的思想，它几乎涵盖了蒲鲁东在以后的学术和政治生涯中全部重要思想的萌芽。《什么是财产？》一书使蒲鲁东一举成名，成为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在这本书中，蒲鲁东提出了“所有权就是盗窃”的观点，他自认为这是历史上伟大的发现。蒲鲁东说：“这样的话一千年来谁都没有听到过。我在这世界上除了对所有权的这个定义以外，什么也没有，但是在我看来它比百万钱财还宝贵，我敢断定，这是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最重大的事件”(4)。该著内容新颖，文笔犀利，观点大胆，使法国思想界为之一振，但同时这个尖锐的口号也使蒲鲁东成为整个统治阶级的眼中钉。贝桑松大学的教授对蒲鲁东“革命”的言论惊慌失措，并宣布与蒲鲁东断绝关系，还打算取消他的助学金，甚至把他送交法院审判。蒲鲁东在法庭上的巧辩使他免于有罪的判决，并且因为这次审讯，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反而大增。

1843年，蒲鲁东来到里昂，受雇于科底叶兄弟公司，从此开始了大城市的生活。当时，里昂作为法国工业革命的中心，正经历着由一个手工业纺织中心向一个机械化工业城市转变的过程，已经开始显露出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即大批工人的贫困。蒲鲁东在工作中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思想，其中最大的一个组织是“互助主义者”。“互助主义者”是一个秘密团体，该组织的领导者参加过1831年和1834年纺织工人起义。在某种程度上，“互助主义者”的思想与蒲鲁东的经济与社会改良思想有共同之处，这让蒲鲁东看到了从下层劳动者中发起社会改革的可能。蒲鲁东已发表的书也在互助主义者中找到了读者。在里昂时期，蒲鲁东积极投身于秘密的革命组织，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后来他将自己的理论命名为“互助主义”，与他在里昂的活动和经历有关。

1844年，蒲鲁东在巴黎结识了马克思，同时他还与卢格、巴枯宁和格律恩交往。马克思将蒲鲁东视为当时法国最出色和最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者。两人当时常常就黑格尔哲学展开彻夜的争论，但这种密切的关系只维持了不长时间。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他们写信邀请蒲鲁东参加，并充任委员会在巴黎的通讯员。蒲鲁东在回信中，原则上同意加入，但提出了一些附加条件，他认为通讯委员会只能是给充分的辩论提供场所，并反对使用暴力改造社会，这实际是拒绝了马克思的邀请。

1846年，蒲鲁东写了《贫困的哲学》，试图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来回答什么是财产的问题，并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该书的出版恰逢法国工人运动暗潮涌动的1846年，在工人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使马克思不得不出手反击，最终使两人的友谊永远结束。《贫困的哲学》出版之后，蒲鲁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进行任何著述活动。

（二）革命活动阶段

1848年可以看做是蒲鲁东一生活动的分水岭。在1848年革命以前，蒲鲁东几乎未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批评家。从1848年二月革命开始，他致力于从事紧张的政治活动和时评活动。从这一年开始，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改革计划开始在工人群众中大范围地传播，其影响丝毫不逊于马克思主义，甚至持续到蒲鲁东去世之后。

实际上，1847年年底，蒲鲁东放弃了在里昂的工作来到巴黎。一到巴黎，他就敏感地察觉到了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在塞纳河岸边租住的房子里，蒲鲁东亲眼目睹了1848年革命的全过程。当时，蒲鲁东对于革命的态度似乎有些矛盾，他一方面帮助运送石头构筑街垒，也帮助排印了第二共和国的第一份公告；但另一方面，他在大多数时间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对待这场革命。蒲鲁东认为，人民草率地发动了革命，二月革命背后没有革命理论的支撑。所以，革命后组建的新政府无法解决革命的原因，也就是“经济”问题。可见，蒲鲁东与马克思一样，也认识到经济问题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但他却拒绝接受革命的策略。1848年2月，蒲鲁东发表了《社会问题的解决》一文，主张建立人民银行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矛盾，具体措施包括发放无息贷款、协助工人建立自助合作社、建立集体作坊或工厂、实行无货币的交换制度等。很快，蒲鲁东得到了为革命提供“理论支撑”的机会，一群武装起来的排字工人团结在他周围，要求他重新去完成一个早期计划，即出版一份社会主义报纸，报纸被命名为《人民代表》。在编辑报纸的同时，蒲鲁东于1848年3月到6月间还出版了两本小册子《信贷组织》和《社会问题概观》，这都使蒲鲁东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巴黎市民的视线之中。在四月的选举中，他被提名为候选人，但是落选。在其后六月国民议会的补选中，他被选为巴黎的代表。选举纲领是蒲鲁东社会改良思想的一次公开展示，他将1846年关于人民银行的组织计划扩充成了一个完整的政府理论。根据蒲鲁东的主张，社会应该由五个独立于国民议会的、自主的“社团”组成。这五个社团分别是采掘工业，有关制造的工业，商业，农业，科学、文艺和艺术。这是在国家范围内的“工业民主”体系。在选举纲领中，他要求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分配财产，该计划当时曾被恩格斯批判过，而被“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所看好。蒲鲁东的纲领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是激进的，而在大量社会问题上又是保守的，如坚持传统式的家庭，不赞成离婚，这就对激进的工人们造成了很大的吸引力，他的影响日趋扩大。在国民议会里，蒲鲁东猛烈抨击统治阶级，谴责他们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为此，他成为整个资产阶级极端仇视的对象。他提交的要求改革税收制度并组织无息信贷的提案遭到财政委员会和全体代表大会的否决，只有一票赞成。

在1849年初，蒲鲁东通过报纸招募股份，筹建人民银行。结果可想而知，在资本主义竞争的条件下，他的“人民银行”还没有正式开业就不得不宣布关闭。由于蒲鲁东在巴黎民众和民主知识分子中的声望日盛，政府对于他的影响力深感不安，《人民代表》被查封。1849年3月，蒲鲁东以另一份报纸《人民》代之，《人民》的销量一度达到七万份，这在当时可谓相当了不起的成绩，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在当时的发行量仅是3200份。同年，蒲鲁东因为在报纸上发表反对新当选的总统路易·拿破仑的言论，随即被当局判处一万法郎的罚金和三年监禁。他被迫逃亡比利时，不久又潜回到法国，不幸被密探发现，被捕入狱。在监禁期间，蒲鲁东和一个平民的女儿结了婚，此时他已逾不惑之年。3年的铁窗生涯中，蒲鲁东专心于写作，共出版了3本书：《一个革命者的自白》、《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和《无息信贷》。其中尤以《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最为重要，该书被视为无政府主义的经典著作。在蒲鲁东看来，革命本质上是历史的必然，而革命的任务不在于使用暴力推翻现存的政治秩序，而是为了渐进式的改变社会的经济结构。一旦彻底地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也就变成多余的了。在这种意义上，蒲鲁东的“革命”还不如说是一种改良。

出狱以后，蒲鲁东继续进行他的著述活动。1852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披了皇袍，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变成第二帝国。蒲鲁东对此的理论反应可以从他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中窥见一斑。他认为，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是那些二月革命遭到破灭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奉行的错误政策的合理后果，他希望这位新皇帝能纠正前政府的错误，促成自己思想的实现。而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的，波拿巴代表着法国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即小农阶级。蒲鲁东本人也是小手工业者和小农的代表，他希望通过波拿巴来实现他的理想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帝国政权的实质与蒲鲁东想象的相差甚远，它是一种大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独裁制。1858年，蒲鲁东出版了3卷本的哲学著作《论革命和宗教中的正义》，对天主教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神甫们要求裁判蒲鲁东，他被判处3年监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拿破仑三世1859年的大赦释放了所有的政治犯，唯独没有赦免当时曾经支持过他的“朋友”蒲鲁东，就是在1862年蒲鲁东回到法国以后，帝国还在限制他的活动，直到1865年蒲鲁东去世，他一直处于当局的监控之下。

在活动的最后一段时期，蒲鲁东仍然著述甚丰。1857年他出版了《交易所投机者手册》，提出以工业民主制反对工业贵族制。而所谓工业民主制就是成立工人协作社。蒲鲁东在其一生中都保持着小手工业者后代的本色，对现代工业持保留态度。因该书内容通俗、具体，所涉及的又都是大众所关心的热门话题，所以出版后影响很大，两个多月内就印了七版。之后，蒲鲁东陆续出版了《战争与和平》（1861年）、《论联合原则》（1863年）、《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5年）。其中最重要的是《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此书可以看做是蒲鲁东的政治遗嘱，最后一章甚至是他在弥留之际，口授完成的。

蒲鲁东的一生颠沛流离，始终处于贫困的阴影之中。但艰苦的生活条件并没有磨灭他求知的渴望，他博览群书，不断从所读的书本中获取知识。蒲鲁东从不轻易相信书中所读到的内容，总是用批判的眼光考察书中的观点，充分消化吸收后为己所用，即使是对于卢梭、康德这类大哲学家的著作也不例外。大量的阅读和特别的阅读方式造就了蒲鲁东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因为反对任何体系，他的作品往往非常散漫，把所能想到的一切与论题有关的东西都放到著作中，经常引起重复和矛盾，因此，他不是个说理明晰的作家。但他写作的体裁非常新颖，格调自然，马克思在提到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时说道：“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5)。

蒲鲁东在法国的影响深刻而持久。在19世纪50和60年代，他的影响在巴黎工人中占据支配地位，同时也控制了早期的国际工人协会法国支部。早在1846年《贫困的哲学》出版后，马克思就意识到了蒲鲁东思想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危害。从发表《哲学的贫困》开始，马克思与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斗争。直到1867年《资本论》问世，马克思主义才完全取代了蒲鲁东主义。另外，蒲鲁东对无政府主义的学说发展影响巨大，是思想史上公认的无政府主义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