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蒲鲁东的哲学

批判蒲鲁东的哲学

《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这一章共分为五个小节，即“方法”、“分工和机器”、“竞争和垄断”、“土地所有权或地租”、“罢工和工人同盟”。在第二章里，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的方法和体系，同时表述了他自己的经济学方法和体系构思的概要。就是说，马克思是用一种把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方法和经济学体系的构思与蒲鲁东的理论加以对照的形式，试图揭露蒲鲁东的错误，即揭露他对黑格尔的理解之非常浅薄。蒲鲁东之流的矛盾的逻辑，是把事物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并设之后而保存其好的方面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辩证法。我们这里按照马克思叙述的逻辑进行文本解读。

（一）方法

《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一节可以说是全书最为重要和深刻的部分，马克思将蒲鲁东称做“魁奈医生第二”，他致力于揭示蒲鲁东的经济学是脱离实际生活过程的形而上学。从写作形式上看，马克思在此是模仿古典经济学家魁奈在《经济表》中的“七个重要说明”。正如在第一章中，马克思让蒲鲁东和李嘉图“对质”一样，在这里，马克思要同蒲鲁东和黑格尔两人“打交道”。

马克思从1843年底开始研究经济学，他发现，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也是如此，他在《贫困的哲学》中想给我们说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蒲鲁东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经济范畴不是先验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蒲鲁东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把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法则”，而不是看做“历史的法则”。他把经济范畴同生产关系割裂开来，把现实的经济关系看做是经济范畴的本质的实现，并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看做是自然的、永恒的，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怎样在这种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末尾已经按字母表排好）编一下次序就行了。(20)

蒲鲁东希望研究经济制度的演变，但他给我们的却不是变动中的客观现实的历史，而是理性中的神圣的演变历史。他认为“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一定系列”，每一个经济范畴里都区别出两个彼此对立并相互斗争的观念，形成辩证的运动，范畴的演变就沿着上升路线进行。蒲鲁东把这种演变称为“经济的进化”，其中每一个范畴是经济的时代，这个进化系列共有10个时代，依次为分工、机器、竞争、垄断、国家或税收、贸易平衡、信贷、私有、共产主义、人口。可以看出，这个顺序同实际的现实的历史顺序毫无关系。他既然抛开了现实的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那么他只能求助于“普遍理性”，求助于“神”，“一切都在理性的纯粹以太中进行”。他想用纯粹范畴的“辩证运动”来冒充现实历史的发展，所以他想说明历史，却最终不得不否定历史。他始终不明白“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而这个范畴“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关系是第一性的，经济范畴是第二性的，它是移入人的头脑中并经过改造过的物质关系，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与他在《什么是财产？》中一样都没有能解决提出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离开了对生产关系的总体系的系统研究，“财产”就是一句空话。蒲鲁东把“财产”当做他的经济矛盾体系中的一个单独的范畴，说明他完全不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制，不懂得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不懂得一定时代的生产所具有的种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

马克思在“第二个说明”中集中论述了“有决定意义的观点”：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21)

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认为现实世界是从观念世界中产生出来的，经济范畴不过就是人类理性逻辑的表现，他把经济范畴、理论看做是人们思想领域里本来就按一定的逻辑次序存在着，而不是客观的经济关系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从而也就不存在客观的逻辑次序。马克思揭露说，这不过是向法国人扔去的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货色而已。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唯心主义观点时，第一次科学地论述了经济范畴的客观性和历史性。他认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同时又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他还举例说，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既然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的理论抽象，那么，它就同生产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

“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有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形态这样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都是在生产关系范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把“生产关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中心范畴。然而，马克思制定这一科学范畴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思想登山路途。我们只有大致地了解这一过程，才能在比较中充分理解《哲学的贫困》对生产关系范畴的科学制定。

从内容上看，《哲学的贫困》直接把所有制归结为生产关系，并把生产关系规定为所有制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经济关系。“所有制”是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蒲鲁东把所有制同分工、竞争、垄断、贸易等等并列起来，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我们知道，所有制是占有方式的一种社会形式，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存在于物质生产的各方面，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有机构成，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否则，所有制无从谈起，只能是空的。而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因此，所有制和生产关系是同一概念。所有制不过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从形式上即术语的表达上看，《哲学的贫困》直接并完全用“生产关系”这一术语来表示人们在生产中所形成的关系，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从此，“生产关系”这一术语成为表达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经济关系的惯常用语。而“交往形式”这个术语从此以后只是作为表示一般社会关系的用语继续使用着，而且在成熟了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比重大大降低了。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关系范畴同《哲学的贫困》中的生产关系范畴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继承了前者，即都是结合着生产力来说明生产关系；但二者又有区别。生产关系范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仍在形成之中，并未得到确切规定和准确表达，而生产关系范畴在《哲学的贫困》中却基本形成，生产关系内容的确切规定和术语的准确表达首次达到了统一。生产关系从此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确定的中心科学范畴，它表示人们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必然结成的，并体现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中的一切经济关系。因此，《哲学的贫困》才真正完成了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过程。因此，马克思指出：

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22)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就把这些经济范畴当做他的理论的出发点。他企图阐明这些范畴的来历，但他所依据的却是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蒲鲁东完全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颠倒了客观的经济事实和抽象的经济范畴的关系。他离开现实的经济关系去寻找原理、范畴的根源，并按照他所谓“适应观念顺序”的原则，力图从一个范畴引出另一个范畴，构成合乎顺序的范畴体系。这样他就完全按照黑格尔的方法，从范畴推论出了现实世界，深深地堕入了唯心论的迷雾之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思辨唯心主义的同时，进一步揭示了辩证法的客观性。认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科学抽象。在马克思看来，一切事物的运动，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经济范畴的辩证法，概念的辩证法，是由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决定的。客观事物和人类历史是运动变化的，这决定了反映客观事物、人类历史运动变化的概念、经济范畴也不是永恒不变的。

马克思在第四至第六个“说明”中揭示了蒲鲁东如何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中。蒲鲁东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例如，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于是，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哲学的作用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马克思强调，“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学得了术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23)如果说，与黑格尔比较，蒲鲁东的长处是保留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任务的权利，那么，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用辩证法引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因此，蒲鲁东的辩证法“既不能把自己安置为范畴，也不能把自己分解为范畴。范畴的顺序成了一种脚手架”(24)。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阐述的全部怪论都是在“辩证法”的名义下进行的。因此，马克思也以辩证法为重要主题来论说自己的全部观点。他须同时完成三项任务：批判蒲鲁东的伪辩证法，批判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阐明自己的辩证法理论。

蒲鲁东受马克思的影响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发生兴趣，但他在还根本没有弄清黑格尔辩证法的真谛时，就顺着任意性而陷入了自己挖掘的非历史非辩证的深坑中。马克思不得不在《哲学的贫困》中描绘这个滑稽可笑的蒲鲁东并阐明自己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科学批判态度。蒲鲁东谈“辩证法”中心是谈“矛盾”，马克思在论战中着重阐明了自己的矛盾辩证法。一是矛盾辩证法的历史性。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是历史的，但颠倒了历史的逻辑和逻辑的历史的关系，把前者淹没于后者之中，那是绝对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蒲鲁东的辩证法则更加等而下之，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25)，甚至连逻辑的历史也给取消了，他说，“我们说什么东西出现或者什么东西生产出来，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无论在文明里还是在宇宙中，自古以来一切就存在着、活动着”，这样，如马克思所批评的，“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再没有什么历史，也没有什么观念的顺序了”(26)，他变成了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人类社会真实历史的辩证法的理论表现。二是矛盾辩证法的价值观。蒲鲁东对任何一个经济现象、经济范畴的价值性似乎作了矛盾分析，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则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马克思批评说：他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27)。而他的实践观念则是用经济范畴来排除另一个经济范畴的缺陷，前者充当后者的“消毒剂”。实际上，任何经济现象、经济范畴对于人的价值二重性是不可剥离的，要想消除其坏的方面，那也就等于同时消除经济范畴本身。“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28)，辩证运动是不能切断的，受惩罚的只能是妄想者的妄想。三是矛盾辩证法的运动论。马克思的著名论点是：“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为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29)在马克思看来，事物的内在矛盾及由此发生的辩证的否定，是辩证法的“内在的生命”(30)。矛盾诸方面既具“共存性”又具“斗争性”；二者在一定时期内的平衡，构成矛盾的一种质态；而这种平衡的破坏则使矛盾进入质变态，从而这样或那样地产生出新的范畴。

可见，蒲鲁东既没有给我们提供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没有给出范畴的神圣历史。马克思反问道：“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31)

蒲鲁东还从他的辩证法中得出了“平等”的结论，他认为，好的东西，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实际目的就是平等。为什么蒲鲁东只要平等，而不要不平等或友爱、不要天主教或别的什么原理呢？因为“一个最高的假设”，这个最高的假设就是平等。这样看来，平等是蒲鲁东心目中的永恒理想。分工、信用、工厂等一切经济关系都仅仅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发明的，但是结果它们往往对平等不利。从此，肯定平等的就是每个经济关系的好的方面，否定平等和肯定不平等的就是坏的方面。每一个新的范畴都是“社会天才”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设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设。总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蒲鲁东在“论捐税”一章之后，用了整整一章来写“天命”。

以蒲鲁东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历史上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中，马克思正面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即

这样，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32)

针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也作出了历史性的评价，

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这个斗争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33)

很明显，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结论是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得出的，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解答“历史之谜”的关键。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所在。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展开叙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但是，准确地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只是具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思想，并未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直接确定下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哲学的贫困》发展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思想。由于科学地制定了生产关系范畴，所以，马克思在这里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明确性，科学地表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从而成为“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二）分工和机器

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二节中，马克思的批判焦点集中在蒲鲁东的方法论上，而对于蒲鲁东所揭示的机器的两个方面，尤其是坏的方面，则是一种默认的态度，这也可以从《哲学的贫困》文本中窥见一斑。在批判蒲鲁东时，马克思想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即“工厂或机器是否真是在分工之后把权威原理带入社会；工厂或机器是不是一方面恢复劳动者的权威，而另一方面又同时使劳动者从属于权威；机器是不是被分割的劳动的新的合成，是不是与劳动的分析相对立的劳动的合题。”(34)对于第一和第三个方面，马克思都给予了批判，针对第一个方面，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个别企业有计划地生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针对第三个方面，马克思也批判了蒲鲁东，指明机器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劳动的组合，不是劳动的合题；而在第二个方面即机器对劳动者的奴役，马克思则不是进行批判，而是基于事实认为“自动工厂一出现就表现出一些绝非慈善的行为。儿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们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而同孤儿院订立了合同。……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而工人则很少在机器的应用中看到他们的权威的恢复，或如蒲鲁东先生所说，他们的复原。因此，在18世纪，工人曾经长期地反抗过正在确立的自动装置的统治。”(35)在这里，至少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机器的坏的方面的三方面的认同：一是导致雇主使用童工，童工成为买卖的对象；二是机器异化成资本统治的帮凶；三是由于机器的破坏作用，出现工人反抗机器的现象。在这一节中，马克思针对的是蒲鲁东“经济进化”理论的逻辑起点，即分工。蒲鲁东的逻辑和思路被马克思形象地表示为：

②同上书，第158—159页。

蒲鲁东将分工看做是经济进化的起点，分工也就成为非历史的永恒规律，从而变成一个单纯而抽象的范畴。一方面，马克思援引斯密、弗格森、勒蒙特、萨伊等人的观点与蒲鲁东的分工思想进行对比，从而证实蒲鲁东只是把经济学领域中的一般常识进行一番重复和夸大，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另一方面，马克思列举了种姓制度、行会制度、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等分工形式来说明蒲鲁东在分工问题上的无知。

马克思复述了蒲鲁东关于分工怎样产生工厂，工厂又怎样产生雇佣劳动的“有趣的家谱”以后，正面阐发了自己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中的分工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至于作坊内部的分工，它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是很不发达的。而市场的扩大、由于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而促成的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这就是工场手工业形成的历史条件。同时，劳动者集合在一个作坊是分工发展的前提。无论在16世纪或是17世纪，我们都找不出一个例子足以说明，同一手艺的彼此分开的各部门已发展到完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场所，形成一个完全现成的手工作坊的地步。但是只要生产者和生产工具被集合到一个场所，行会制度下曾经有过的那种分工就必然会再度出现并在作坊内部反映出来。

对于蒲鲁东关于“机器”的观点，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

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36)

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37)而蒲鲁东“把机器看做分工的反题，看做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归统一的合题，真是荒谬之极”(38)。事实上，从简单的工具到工具的积累再到复合的工具；由一个发动机即人手开动复合工具发展到由自然力开动这些工具，即机器；由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发展到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总之，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同时，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扩大了资本积累，使人进一步被分割。蒲鲁东撇开历史的实际发展进程，抽象地演绎分工和机器的范畴，只能是在原本清晰的经济问题上添加一些无根据的“哲学胡说”。马克思以一段极具讽刺意味的话结束了这一节：

总括起来说，蒲鲁东先生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师傅的地位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谈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杰作，有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人也就足够了。无论就形式或实质来说，这难道不正是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吗？(39)

（三）竞争和垄断

蒲鲁东在竞争问题上的根本错误在于：维护竞争的永恒必然性。在蒲鲁东看来，竞争是工业竞赛，是自由的最时髦的方式，是劳动中的义务，是价值的构成，是平等到来的条件，是社会经济的原理，是命运的法规，是人类灵魂的必然要求，是永恒公平的启示，是划分中的自由，是自由中的划分，是一个经济范畴。进而，竞争是垄断的对立物，因此，竞争不可能同联合对立。与此相应，马克思指出：

我们要注意：竞争对资产阶级关系所起的影响，将随着新生产力即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在它的刺激下急剧地形成而日益具有破坏性。至少在这一点上竞争的坏的一面也会有它的某些好处。(40)

蒲鲁东同时还认为，垄断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从“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中散发出来的东西。竞争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这里，蒲鲁东只是说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竞争产生现代垄断。

从历史上看，竞争是由封建垄断产生的，因此，竞争原来是垄断的对立面，而并非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因此，现代垄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反题，相反地，它是一个真正的合题。马克思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建立了资本主义时代竞争和垄断的正、反、合模型，即：

正题：竞争前的封建垄断。

反题：竞争。

合题：现代垄断；它既然以竞争的统治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垄断的否定，同时，它既然是垄断，所以就否定竞争。(41)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这个合题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资本家彼此竞争着，竞争者逐渐变成垄断资本家。如果垄断资本家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家来说，无产者群众愈增加，各国垄断资本家间的竞争就愈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到竞争的斗争中才能维持自己。

（四）土地所有权或地租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因此，马克思在这一节中的目的是：

李嘉图的学说被蒲鲁东先生用天命的、譬喻的和神秘的语句煞费苦心地包扎起来了，现在我们来把它解开。(42)

李嘉图所说的地租就是资产阶级状态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根据李嘉图的学说，一切物品的价格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费用，其中包括经营利润；换句话说，价格取决于所用劳动时间的多少。在工业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少的产品的价格决定着其余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因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产工具可以无限增加，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市场价格，就是说，产生一种一切同类产品的共同价格。与此相反，在农业生产中一切同类产品的价格取决于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多的产品的价格。首先，这里不能像工业生产中那样随意增加效率相同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数量。其次，由于人口逐渐增加，人们就开始经营劣等地，或者在原有土地上进行新的投资，这新的投资的收益比原始投资的收益就相应地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用较多的劳动获得较少的产品。劳动必须增加是由人口的需要造成的，因此用高价耕种的土地的产品就一定和用低价耕种的土地的产品同样有销路。但由于竞争使市场价格平均化，所以优等地的产品就要同劣等地的产品等价销售。优等地的产品价格中超过生产费用的这一余额就构成地租。假如人们可以随时得到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假如农业也和工业一样随时可以使用花费较少而效率较高的机器，或者假如后来的土地投资和最初的投资获得的效果相同，那么，农产品的价格就会像我们所见的工业产品价格一样，取决于最好的生产工具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但是，这样地租就会消失。

要使李嘉图的理论普遍正确，必须使资本能够自由运用于各生产部门；资本家间高度发展的竞争必须使利润达到同一水平；必须使土地经营者变成普通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他要从他投入劣等地的资本中取得相当于他投资于任何工业部门时所能取得的利润；必须使土地的耕作按照大生产制度进行；最后，还必须使土地所有者本人只想得到货币收入。土地租佃已高度发展，但是还没有地租。因为地租不仅是扣除工资以后，而且还是扣除经营利润以后的余额，所以，如果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只是来自克扣工资，地租就不可能存在。这样看来，地租不仅不把土地使用者、土地经营者变成简单的劳动者，不仅不“从耕者那里夺取他不能不视为己有的产品的余额”，而且它使土地所有者面对的已不是奴隶、农奴、代役租的农民或雇农，而是资本主义企业家。自从土地所有权构成地租来源以来，土地占有者所得的就只是超过生产费用的余额，它不仅由工资而且也由经营利润决定。可见，地租正是从土地占有者那里夺去的一部分收入。在封建租佃者被资本主义企业家排挤以前，还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例如，在德国，这种变化直到18世纪的最后三四十年间才开始。只有在英国，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地租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他仍然把他的地租概念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做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43)

反观蒲鲁东的地租理论，其荒谬和抽象的特性就更加明显了，他赋予“地租”以天命的目的，把耕者变成负有义务的劳动者，然后很快就从这里转向地租的平均分配。蒲鲁东地租理论的实质是：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利息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地租却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利息由于资本充斥而下降，地租由于生产更加完善、土地使用方法日益改进而上升。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地租理论以及由此导出的“所有权”几乎没有任何正确的成分，因为对土地所有者本人来说，地租是他买进土地时所付出的或卖出土地时所能收回的资本的利息。但是在买卖土地时他买进或卖出的只是地租。土地所有者为了取得地租而付出的代价是以一般利润率而定，与地租的本质无关。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通常是低于投入工商业的资本的利息。因此，如果不把土地给它的所有者带来的利息同地租本身区分开来，那么似乎土地资本的利息比其他资本的利息还要低些。但是，问题不在地租的买价或卖价，不在它的市场价值，不在资本化的地租，而在地租本身。租金不仅包含真正的地租，而且还可能包含投入土地上的资本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不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而是以资本家的身份获得这一部分租金。不过，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讲的真正的地租。只要土地不被用做生产资料，它就不是资本。正如所有其他生产工具一样，土地资本是可以增多的。我们不能在它的物质成分上添加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地。人们只要对已经变成生产资料的土地进行新的投资，也就是在不增加土地的物质即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土地资本。土地资本是固定资本，但是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一样也有损耗。土地方面已有的种种改良要求人们把它们保持下来并进一步改良。这些改良只有在一定时期内才有效用，这和所有别的用来使物质变成生产资料的改良是一样的。假如土地资本是永恒的，那么，有些地方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面貌。

总之，土地只要产生利息，就是土地资本。但是，它既然是土地资本，也就不能提供地租，就不能形成土地所有权。地租是实行土地经营时那种社会关系的结果。它不可能是土地所具有的多少是经久的持续的本性的结果。地租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土壤。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耕作的改进”是地租不断上升的原因。其实恰恰相反，这种改进迫使地租周期地下降。一般说来，农业上或工业上的一切改良就是用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是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出同样多或者更多的产品。由于这些改良，土地经营者可以避免用更多的劳动获得比较少的产品。这时，他已没有必要去耕种劣等地，他在同一块土地上继续进行投资可以取得相同的收获。因此，这些改良不但不能像蒲鲁东先生所说的提高地租，它们反而成为地租上升的暂时障碍。

（五）罢工和工人同盟

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五节，即全书最后一节中，马克思通过罢工和工人之间的同盟论证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哲学的贫困》中有许多篇幅是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历史道路及其发展的形式和趋势。他提到了资本积累、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工厂制度、分工、地租、农艺学等诸多经济学问题，他所得出的一般结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变为雇佣工人，这些工人在和资本家斗争中会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越来越受到来自地主、矿主、工业、交通、银行、金融信贷等资本的多重压迫，资本家为了保持有利的经济条件也会联合起来并形成坚固的反动势力。资产阶级在其发展的进程中，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尖锐化，无产者和资产者的相互对抗不可避免。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十分紧张的时候，一旦阶级斗争条件成熟，必将爆发为全面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指出：

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44)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成为阶级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是从组织反封建的局部性同盟开始的。无产阶级起初是“自在的阶级”，组织方式是同盟，这种同盟正在获得“政治性质”，奔向政治斗争的目标，再进一步，无产阶级就成为“自为的阶级”(45)。其原因，仍然要到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相互关系中去寻找。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基础和根据的生产力是高度发展的社会化生产力，而要改变的社会关系则是成熟了的资本主义关系，它的对立面的生产关系是不再具有阶级对抗性质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指出，罢工常常引起某种新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新机器又成为资本家用来对付熟练工人反抗的武器。例如，在英国，自动纺纱机击溃了进行反抗的纺纱工人。那么，同盟和罢工的后果究竟如何呢？对此却出现几种不同的声音，我们可以将这些主要的观点与马克思的主张进行对比，如下表所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5页。

②同上书，第197页。

最后，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联合体，在此之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才不再是政治革命。

总之，《哲学的贫困》的第一章主要是对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进行批判，第二章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根据《哲学的贫困》的主要内容，学术界长期以来一般将其定位为一部经济学著作。但是，研究者不能将它单纯局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忽视了它的哲学性质，忽视它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上的地位。由此引申出的问题还有，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什么？它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发展的关系如何？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只有留待悉心的读者去品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