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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丹溪及其著作

时间:2022-03-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丹溪的著作当中,除《丹溪手镜》外,其他均未单论失眠病候,然观其所创治疗失眠之方,如《丹溪心法》的八味定志丸,与《丹溪心法附余》之滚痰丸,均以治痰为主,明显体现出丹溪在杂病治疗上的独到特色,并给后世医家以极大的影响。后世医家对于杂病的治疗深受丹溪的影响,对于失眠病证的治疗,亦不例外。

朱震亨,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世居丹溪之边,故以之为号。初习举子业,30岁时因母病脾,众医束手,遂有志于医。研读《素问》三年,有所得,并治愈母病。36岁时,又师从朱熹四传弟子许文懿,学习性理之学。后因其师许氏病中风,罹病终日卧床,便对他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123]闻师之言,他慨然答曰:“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尤仕也。”[123]而尽弃举子业,专心攻读医学。因其时局方盛行,医者多用辛温香燥而罔效,遂治装出游访师求学,后得知杭州罗知悌先生乃刘完素之再传弟子,不仅精通《内经》、《难经》及刘完素学说,而且旁涉张从正、李杲二家之学,乃前往拜谒,竭尽虔诚,得以投在罗氏门下。自此得闻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之学,体会到温热相火,为病最多。倡相火论,提出“相火妄动”,“煎熬真阴”,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治疗上善用滋阴降火之法,又被后世称为“滋阴派”。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辨疑》、《外科精要发挥》、《素问纠略》、《金匮钩玄》(经戴思恭校补)等。此外尚有《丹溪心法》、《丹溪手镜》、《丹溪医论》、《丹溪医案》、《脉因症治》、《丹溪心法附余》、《丹溪心要》、《丹溪发明》、《丹溪心法类集》等10余种著作,为其门人及私淑弟子所辑。

(一)“心虚不得卧”与“胃虚不得眠”

《丹溪手镜》卷上列“不得眠卧”证,并对“不得眠”和“不得卧”证予以辨析。一般认为,《丹溪手镜》为朱氏晚年之作,只是书成未能刊行,明代吴尚默于朱氏后人处得见其书,遂校正并刊刻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全书以载述内科杂治病证为主,较为系统全面地体现了朱氏“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术思想,以及杂病治疗重在气血痰郁的诊治特色。书中对“不得眠”和“不得卧”二证的证候和病机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其论曰:“眠者,常睡熟也。不得眠者,虽睡不熟,且安静不烦也。卧者,欲睡着而复醒也。不得卧者,欲安卧而烦闷不能安也。二者皆由汗吐下而生。胃虚则不得眠。心虚则不得卧。”[124]提出不得眠的证候特点是安静不烦,属胃虚;而不得卧的证候特点是烦闷不能安,为心虚。这一观点,似乎并未得到后世医家广泛认同,其书所论,自身亦有矛盾之处。如虽称不眠当属胃虚,其后又云:“不眠,少阴病。心烦不得眠,宜黄连阿胶汤。大热错语不眠,宜黄连解毒汤。下利而渴不眠,宜猪苓汤利其水。吐下后,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导其热。”[124]很显然,依此所论,不眠当责之心肾而不是胃,况《内经》所载“胃不和则卧不安”之论又深深影响着后世医家,因此本书“胃虚不得眠”与“心虚不得卧”的主张,对后世医家临证实践中几乎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但抛开病名称谓,他以安静不烦与烦闷不安作为区别胃与心病位的方法,当具有较好的临证基础和实际意义。

(二)杂病论治法对失眠证治疗的影响

丹溪的著作当中,除《丹溪手镜》外,其他均未单论失眠病候,然观其所创治疗失眠之方,如《丹溪心法》的八味定志丸,与《丹溪心法附余》之滚痰丸,均以治痰为主,明显体现出丹溪在杂病治疗上的独到特色,并给后世医家以极大的影响。他在临证治疗上具有极其丰富的经验,私淑丹溪的明代医家王纶曾谓丹溪先生治病不出气血痰郁,其论治心法足为后人之师,故有“杂病用丹溪”[125]

丹溪非常善治火证、痰证与郁证,其所论之火证,主要是内火,多系相火为病,并提出“气有余便是火”[126]的主张,详尽地说明了气机阻逆产生邪火的病机。对于火证的治疗,丹溪主要分为实火、虚火和火郁,主张“实火可泻”,法用苦寒直折,药用黄连解毒汤之类,但对于火盛或体虚者,则认为不可骤用寒凉之药,而宜兼用生姜等温散;“虚火可补”,法用甘寒,创用滋阴降火之法;“郁者可发”,凡火邪内郁不能泄越之证,多选用东垣升阳散火汤或泻阴火升阳汤。

朱氏尤重人体气机畅达,认为“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126]创“六郁”之论,即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六者可单独致病,也可相因为病,但总以气机为主要关键,多由气郁而致其他致病因素的产生。创制越鞠丸,为统治六郁之方,而其中实以气郁与火郁为治疗重点。

丹溪认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126],因此痰可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而多种疾病也多兼有痰证。对于痰证的治疗,丹溪提出了以治脾为本,以顺气为先的治疗原则:“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126],同时又指出:“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126],认为气顺则痰饮化而津液行。以二陈汤为基本方,结合痰邪的不同性质与不同的病位等特点,衍化众多治疗方药,向为后世所宗。

后世医家对于杂病的治疗深受丹溪的影响,对于失眠病证的治疗,亦不例外。如明代戴思恭提出失眠证为“痰在胆经”,“胆涎沃心”;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分析失眠证的病因病机时论曰:“痰火扰乱,心神不宁,思虑过伤,火炽痰郁,而致不眠者多矣。有因肾水不足,真阴不升而心阳独亢,亦不得眠。有脾倦火郁,夜卧遂不疏散,每至五更随气上升而发燥,便不成寐,此宜快脾发郁、清痰抑火之法也。”[30]其受丹溪火、郁、痰的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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