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反驳蒲鲁东》

《马克思反驳蒲鲁东》

马克思在巴黎期间，曾同蒲鲁东有过私人交往。他们时常彻夜争论经济问题。马克思把蒲鲁东带进了黑格尔的思想世界，可是蒲鲁东不懂德语，始终没有能够掌握这个世界。马克思被逐出巴黎以后，蒲鲁东加入了卡尔·格律恩一派，从格律恩那里，他根本学不到哲学方法。

事实上，马克思不断前进，而蒲鲁东却不断后退。从1846年5月17日蒲鲁东由里昂寄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到他们分手以后一年多时间，彼此已经相距很远了。可惜，引起蒲鲁东写这封回信的马克思的去信没有保存下来或者没有发表(2)。但是，不管这封信的内容如何，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蒲鲁东当时一定悲喜交加，而没有理解马克思的观点。蒲鲁东对他“亲爱的哲学家”大放厥词，说他是胡乱诅咒的第二个路德，是一个主张猛打猛冲的人，希望巴托罗繆之夜(3)也临到私有者的头上，用血来满足无产阶级的求知欲。至于蒲鲁东从哪里吸取了这些稀奇古怪的知识，也许由他在这封信的末尾对卡尔·格律恩的歌颂中可以推断出来。蒲鲁东宣称，他的目标是发明社会规律和实现这些规律的方式，而这正是马克思企图弄清的问题。问题在于他们两人之中，谁最熟悉这一工作。蒲鲁东写信告诉马克思，他将在已经发表了一半的著作中谈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他请马克思严格地批评他的著作，并答应高高兴兴地接受这种批评，并做答复。可是当马克思提出严格的批评时，蒲鲁东的答复却变成了一种对“一位马克思博士的诋毁文”的即兴的谩骂，说它集了“粗野、诽谤、伪造和剽窃的大成”。

蒲鲁东所说的著作是《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它试图答复财产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但是已经不是像他的处女作那样用愤慨的指责去回答了，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去解答的。蒲鲁东这次没有使用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而是运用了黑格尔的矛盾。他在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中发现了这种矛盾，并试图解决它。首先，他研究了关于基本价值的学说，以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他想通过对李嘉图的价值学作出空想主义的解释，以消除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这在英国，甚至在德国已经有人试过了。但是蒲鲁东是像格雷那样从小资产阶级立场理解问题的，而不是像欧文及其门徒那样从大资产阶级立场，也不是像洛贝尔图斯那样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理解问题的。蒲鲁东想用他的“构成价值”说出人类的最后意见，而欧文和洛贝尔图斯（后者以其特有的方式）则认为“构成价值”不过是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同时蒲鲁东粗暴地误解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他死死地抓住黑格尔辩证法的已经变成反动的那一方面不放，根据这一方面，现实世界是由观念世界产生出来的，同时，他又否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方面，即否定了观念的独立性。观念可以安置自己，并把自己同自己对立起来，以便在这种斗争中发展那种既能消除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形式又能保持它们的实在内容的更高的统一。蒲鲁东与此相反，他把每一个经济范畴都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为的是寻找合题，即寻找把好的方面保存下来，把坏的方面消灭掉的科学公式。他认为好的方面已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而坏的方面已由社会主义者揭发。他以为利用自己的公式和合题就可以凌驾于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之上。

马克思用下面的话粉碎了这种幻想：“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成为一个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合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4)尽管这段话像判决一样严厉，但是马克思是有权下这个判决的。答复《贫困的哲学》的《哲学的贫困》，是用法语写成，在1847年7月问世的；马克思在这部著作里不仅指出蒲鲁东为什么失败和失败在什么东西上，而且解决了蒲鲁东给他自己提出的任务。马克思发现了社会规律，他使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超出自己原来的范围，有机地把它们结合在科学的共产主义当中，他也是利用辩证方法做到这一点的，不过没有用它的唯心主义的神秘形式，而是用它的唯物主义的革命形式。

本书共分两章，第一章是专门讨论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的。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交换是同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符合的。蒲鲁东的“将来的革命理论”正是李嘉图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阐明了的东西。劳动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工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一切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李嘉图曾经推断说：“如果用减少维持生活的粮食和衣服的自然价格的办法来减少人们的生活费用，即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可以大大增加，结果工资也会下降。”劳动的自然价格不外是工资的最低限额。由此可见，用劳动时间来测量的价值，必然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鲁东断言的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理论”。

为了支持自己的空想，蒲鲁东假定，如果产品的价值决定于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那么，供给和需求必然得到平衡。为了确定他这个论点，他援引了一个所谓历史证明，即说生产最有用的东西需要的时间最少；社会总是先从最轻便的生产部门开始，然后才逐渐地转而生产那些花费劳动时间较多和适合于较高级需要的东西。马克思举出一种说法，来说明这个令人惊奇的历史哲学，即因为在罗马皇帝时代人们在人工池塘里饲养海鳗鲡，所以全体罗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罗马人民连最必需的面包都买不起，而罗马的贵族却不缺乏充当海鳗鲡饲料的奴隶。马克思没有就此止步，他把被蒲鲁东颠倒过来的历史发展恢复了原样。马克思写道：“实际上，情况完全不像蒲鲁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5)但是历史也证明，产品的交换方式一般是同产品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个人交换同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产品的消费决定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条件，而这种条件本身则以阶级对抗为基础。为什么棉花、马铃薯和烧酒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呢？为什么它们是最普遍的必需品呢？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最有用的产品呢？还是因为它们是建立在贫困之上的社会中最粗劣的产品，就必然具有供给广大群众使用的特权呢？只有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最低额来确定，相反地，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供求不受包含在劳动时间中的产品价值调节，而供求的波动性运动使劳动时间成为价值尺度。任何一种新发明，只要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迄今用两小时才生产出来的东西，就会使市场上现有的一切这类产品跌价。竞争迫使生产者出卖花两小时生产的产品时不能贵于花一小时生产的产品。竞争实现着产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它所使用的必要劳动时间这一规律。但是决定物品价值的，不是物品的实际生产时间，而是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而这个最低限度的时间，也是由竞争来规定的。这样一来，劳动时间充当交换价值尺度的这一事实，也就成了劳动不断跌价的规律，而这种跌价又是同生产过剩和生产无政府状态齐头并进的。

马克思把蒲鲁东的空想叫做一个希望商品能够按照比例生产，从而可以使商品按公平价格出售的憨直人的愿望。他指出，为了要把资产阶级社会说成是不允许任何人损失利己的和谐和永恒公平的状态，很久以来就存在一种进行没有阶级对抗的个人交换的资产阶级幻想。但是，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在极狭窄的范围内进行，供不应求，消费大于生产的时候，这种“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才有可能。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就不可能了。大工业被它的工具所迫，已经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它不等待需求。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大工业不得不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和新的繁荣等周而复始的更替。“在现代社会中，在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持生产力。”(6)

马克思接着指出，蒲鲁东决不是第一个试图“平均主义地”应用李嘉图的价值学说的人。他列举了一些英国的先驱者，同时进一步讨论了约·弗·布雷的空想。马克思用下述明确的推论驳倒了布雷的空想：假定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独立的生产者，那么，要进行劳动时间的等量交换，就只有事先确定花费在物质生产上的时间数量，然而这种协议却是对个人交换的否定。如果不以产品的分配，而以生产行为本身作为出发点，也可以得出上述推论。在大工业中，谁也不能自己规定自己的劳动时间，因为他的劳动，如果没有联合一个企业中的所有其他人的合作，那就没有什么作用。这也清楚地说明了英国的厂主为什么那样顽固地反对减少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的法案，成年男工的劳动时间如不同样减少，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也不会减少。在大工业中，所有人的劳动时间都必须是一样的。“今天是资本以及工人们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的东西，如果一旦取消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明天就会成为以生产力总额对现存的需要总额的关系为基础的一个实在的协定。但是这样的协定就是个人交换的死刑……”(7)

然后马克思又评述了蒲鲁东对自己的发现的几项特殊的实际应用。根据蒲鲁东的意见，金银是价值已经达到他所谓“构成”的第一种商品。君主们在上面打了自己的印章，经过君主的神圣化以后就产生了货币。马克思对此反驳说，货币不是物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整个锁链中的一环，所以同经济关系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同个人交换一样，这种关系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货币并不是由君主们任意创造的。“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8)打在黄金上的印章并不表明黄金的价值，而只表明它的重量。但是，金银所以成为不受它们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唯一商品，正是由于它们具有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特性。因此金银在流通中可以用纸币来代替，这一点又是李嘉图早就说明过的。蒲鲁东把货币作为他的“构成价值”的实际应用的例子是完全不适合的。

用“构成价值”来说明社会劳动比个人劳动有更多的剩余，情况也不会好。为了解释社会越来越富，而劳动者越来越穷这一现象，蒲鲁东把社会总括成为普罗米修斯这样一个人，这个社会的生活活动的规律完全不同于个人的生活活动的规律。“构成价值”应当保证每一个工人在一个工作日内，由于共同劳动的进步而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马克思对此反驳说：“英国社会中一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在七十年间增加了2700%, 即1840年每天所生产的是1770年的二十七倍。根据蒲鲁东先生的说法，那就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英国工人在1840年时并不比1770年时富裕二十七倍？这样提问题就是说，英国人即使没有生产这种财富的历史条件（如私人资本的积累、现代分工、工厂、无政府状态的竞争、雇佣劳动制度，一句话，没有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一切东西），也能生产所有这一切财富。然而这些条件恰恰也是发展生产力和增加劳动的剩余的必要条件。因此，要获得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和这种劳动剩余，就必须有阶级存在，其中一些阶级日益富裕，另一些则死于贫困。但是蒲鲁东先生使之复活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社会，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而你的普罗米修斯也就变成一个没有手脚的怪影，就是说既没有工厂也没有分工，总之，没有最初你为了使他能获得这种劳动的剩余而给他的一切东西。”(9)马克思又补充说，按照蒲鲁东的理论，只要在实践中把现在拥有的一切财富平均分配给工人们，而丝毫不改变现代的生产条件，也就够了。当时马克思已经承认，这样的分配一定不会保证每个参加者都获得极大的幸福，而今天，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还用这一点天天攻击共产主义。《哲学的贫困》第一章对蒲鲁东的批判，已经间接地批判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一些古典代表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的理解，要比蒲鲁东所能理解的正确得多。但是，他们使用的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比如价值、货币和交换等等，也只能对资产阶级社会发生作用。它们的基础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抗，只有消除这种对抗，才能消灭这些范畴。政治经济学的各范畴，并不像政治经济学本身所想象的那样，是永恒的和自然的；它们是历史的和社会的。李嘉图从静止的状态中描述经济范畴的形式，而马克思则从运动的状态中说明经济范畴的职能。在探讨蒲鲁东的古怪方式的《哲学的贫困》第二章里，马克思主要研究了经济范畴。

马克思在这里写道：“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梅林引文中缺‘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10)马克思拿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同正统的神学家作了比较。正统的神学家认为，他们自己的宗教是神的启示，而其余一切宗教都是人们臆造的。同样地，对经济学家说来，“人为的”封建制度存在时，有过历史，自从“永恒的和自然的”资产阶级制度存在以来，就没有历史了。

对马克思来说，揭穿蒲鲁东采用的方法的毫无根据，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把辩证的过程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并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么，观念就不再有内在的生命。观念不再发挥作用。它既不能把自己安置为范畴，也不能把自己分解为范畴。马克思作为黑格尔的真正的学生非常清楚地知道，正是蒲鲁东到处都想根除掉的这个坏的方面，在引起斗争的时候创造历史。“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各同业公会、商会和行会中所组织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状况、特权、无政府状态），那末结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切断。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任务。”(11)

然后，马克思正确地提出如下的任务：“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12)生产关系绝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类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力发生变化，生产关系也必然随着变化。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以前的革命阶级变成了保守阶级。

马克思在资产阶级身上找到了同封建主义相同的历史发展过程。“资产阶级开始自己的历史发展时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残存物的无产阶级存在。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这个斗争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么，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13)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得出“永恒的和自然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暴露得越明显，经济学家的理论就越混乱，于是就形成不同的学派。

马克思只用了不多几笔，就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几位经典作家描写得极为详尽，而德国大学中的经济学的“历史学派”用一大堆历史资料也绝做不到这一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律的资产阶级。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是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把这些苦难当做暂时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东西来和工业上新东西出现时的情况一样(14)。”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已经暴露出来，贫困同财富一样大量增长这一事实也已经了如指掌的时候，经济学家马上就以听天由命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用傲慢的眼光蔑视那些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或者以人道论者和博爱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要想消除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矛盾，所用的手段是：取消坏的一面，把理论和实践，法和事实无限地区别开来，劝说资产者和无产者以及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

如果就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界代表，那么，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就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还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15)马克思在这段论述中简单扼要地就明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过渡。

接着马克思评述蒲鲁东怎样把自己的方法用在分工和机器、竞争和垄断、土地所有权或地租、罢工和工人同盟等许多经济范畴上的。在蒲鲁东看来，分工是一种抽象的范畴。马克思驳斥了这种看法，他证明分工是一种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工有过各种不同的形式。根据蒲鲁东的意见，机器是“分工的逻辑反题”，是使被划分的劳动恢复统一的合题。马克思反驳说，劳动的组织和划分，是随着劳动时使用的工具而各有不同的。不能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16)但是工厂中的分工同社会上的分工完全不同。“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无论巨细全由企业主的权力进行调度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力可言。”(17)马克思提出一个总的规律，即在分工方面，工厂里的权力和社会上的权力是互成反比的。

工厂是亚当·斯密所谓的分工的主要条件。在工厂里，每个工人的职责都缩减为一种极其简单的操作，而权力即资本则安排和领导工人。但是，工厂并不是像蒲鲁东所以为的那样，通过工作同志或类似人的友好协定产生出来的；工厂也不是在古老行会的内部成长起来的。“主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师傅。”(18)使用机器的现代大工业的前身是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存在的历史条件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从美洲输入贵金属而促成的资本积累，绕道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较短航道的开辟，殖民体系的建立，海上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封建领主的大批侍从被遣散，无数农民由于耕地变成牧场而得到自由，15世纪和16世纪已经几乎普遍发生流浪现象。

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的。在英国，由于手工劳动的产品不能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的需要而产生了机器。但是，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而绝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的组合。“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复合的工具；由一个发动机即人手开动复合工具，由自然力开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19)劳动工具的集中，并不像蒲鲁东所认为的那样，在取消分工，而是在加强分工。机械技术方面的每一项重大发明都造成更大的分工，而分工的每一次加强又引起机器方面的新发明。蒲鲁东硬说工人把机器看做是一种“复原”，可是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情况恰恰相反，在18世纪，工人曾经长期反抗正在确立的自动机械的统治。机器在贬低工人阶级的特长的时候，就使他们丧失了力量。在每一个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

自动化工厂引起了分工方面的革命，然而并不是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想法的革命，不是像蒲鲁东建议的那样，工人不要只做一根针的十二分之一，而要按顺序做完针的所有十二个部分。工厂使分工革命化了，但不是为了造就中世纪的行会师傅，而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现代社会内部的分工产生了许多专业和专门人才，以及由此而来的专业白痴。机械化工厂中的分工失去了专业的性质，同时也消灭了专业白痴，对普遍性的要求已经显露出来。

对于竞争和垄断，马克思也同样指出它们是社会范畴，而不是自然范畴。马克思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蒲鲁东认为，他宣布工业方面的竞赛不外是竞争，就可以打败那些想以竞赛代替竞争的傅立叶主义者。但是，假如有人对14世纪的一个手工业者说，应当把工业方面的全部封建组织废除，而代之以工业竞赛即所谓竞争，那么他一定会回答说，各种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的特权正是有组织的竞争。竞争并不像蒲鲁东所认为的是人类灵魂的必然要求，而是同它由于历史需要产生于18世纪的情况一样，它也可能由于历史需要而消失于19世纪。竞争并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竞争并不追求产品，而是追求利润。“在现代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时候，大家都患了一种不事生产专谋利润的狂热病。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热，暴露出竞争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20)蒲鲁东打算消灭的竞争的坏的一面推动着社会前进。竞争越狂热地制造新生产力，它就越对资产阶级关系发生破坏作用，同时为新社会创造物质条件。蒲鲁东认为垄断是竞争的必然结局，这是正确的。但是，正如竞争是由封建的垄断产生的，竞争也产生只有经常参加竞争才能维持的现代的垄断。如果垄断者通过部分联合限制相互间的竞争，那么工人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而且某个国家的无产者的人数越比垄断者的人数增多，各国垄断者之间的竞争就越肆无忌惮。

关于土地所有权，蒲鲁东认为它的起源不在经济范围之内，而基于同财富的生产很少有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地租把人更紧地束缚于自然。马克思反驳这一点时说：“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21)地租是农产品价格超过农产品生产费用（包括资本的普通利息和利润在内）的余额。地租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产生的，而且只能在这种关系下产生。地租的来源不可能是或多或少明显的、或多或少持久的土地性质；它产生于社会，而不产生于自然。地租是资产阶级状态下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地租就是把宗法式的土地经营变成实业性的，把实业资本用于土地，使城市资产阶级转移到乡村。地租并不把人束缚于自然，而只把土地的经营同竞争联系在一起。作为地租，地产丧失了它的不动产的性质，变成一种交易品。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组织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润，只去追求农产品给他带来的货币收入，教他们把地产看成仅仅是一架为他铸造货币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地租。地租使土地所有者完全脱离土地，脱离自然，以至于他连自己的土地都可以不了解了。

最后，马克思研究了蒲鲁东对罢工和工人同盟所下的批判。蒲鲁东断言，普遍提高工资会引起物价的普遍上涨，马克思驳斥了这种说法。他指出，工资提高会使利润下降，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和利润之间的比例发生变化，并不影响商品的价格。罢工和工会有时事与愿违，引起了机械技术方面的发明，马克思认为罢工和工会对于工业发展的巨大影响就在这里。尽管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出于不同的动机警告工人不要急于使用罢工和组织同盟这两个武器，可是罢工和工人同盟仍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这种情况的真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起来。竞争把他们的利害关系分开。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22)为了破坏这种反抗，个别的资本家也联合起来；而为了抵制联合的资本，原来各自孤立的工人同盟组成为集团。于是，工人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此维护他们的工资更为必要了。工人们捐献（这一点使经济学家们极为惊惧）很大一部分工资去支援为争取提高工资而建立的联盟。在这场斗争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发展着。工人所保卫的利益成了阶级的利益。同盟具有政治性质，因为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是政治斗争。

马克思提醒人们说，过去资产阶级为了首先形成为一个阶级，而在阶级形成以后，再把封建阶级改变为资产阶饭，它也是从组织反对封建主的局部性同盟开始的。“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迫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23)但是，旧社会崩溃以后，不会再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阶级统治。工人阶级只有消灭一切阶级以后才能解放自己，正如资产阶级只有消灭一切等级才能解放自己一样。无产阶级的胜利将在发展的过程中带来一个没有阶级、从而没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的联合，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政权就是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在这以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社会运动并不排斥政治运动，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政治运动不同时也是社会运动。只有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中，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24)马克思用乔治·桑的这几句话结束了自己的这部著作。

在反驳蒲鲁东的论战中，马克思同一切空想主义彻底决裂。他确凿无疑地证明社会不是人脑的作品，不是聪明的或笨拙的建筑师的人造建筑物；恰恰相反，社会是本身具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的活的机体。历史唯物主义已经确凿地证明是发现这些规律的方法，而不是创造这些规律的方法。三大文明民族的许多优秀人物迄今力求解决而未获成果的一些问题也得到许多新的说明。

马克思的这部著作虽然开辟了新的道路，但是在同时代人的意识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在当时欧洲阶级斗争的情况下，这一点是不可理解的，或者也可以说是可以理解的。据我们所知，在德国的学术界里，当时这本书没有受到重视，无论如何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法国，它对蒲鲁东的威信也没有动摇多少，以至于蒲鲁东对法国无产阶级的影响仍然不断增强。

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个坚决而勇敢的先锋队逐渐团结在作为新时代的旗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周围。尽管学者们还不承认他们的成绩，尽管无产阶级广大群众还不成熟，不能理解他们提出的口号，但是他们已经取得了一个值得在其中工作的活动地盘。他们的科学著作开始对当时的革命斗争发生强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