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其实西方生态学研究早已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问题化，并进行了深入思考。问题在于，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的态度是复杂的。一些学者对他们的生态思想持有激烈的批判和否定态度，指责马克思抬高人而贬低自然；另一些学者则持有肯定和褒扬态度，赞颂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真正的生态哲学，赞誉马克思是真正的生态哲学家。不管怎么说，我们在研究生态问题和其他生态理论时都无法回避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如果我们的理论中没有某个马克思的思想元素，那么这种生态理论就在客观上已经成为某种片面的理论。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忽视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缘故，而是因为这理论对历史上的生态思想的掌握从一开始就已经陷入片面化理解，以一种不完整的、不全面的理论视野来讨论生态问题、反思其他生态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包含了独特的内容。虽然他们始终没有提出“生态文明”一词，也没有提出“生态危机”一词，但他们有着丰富且深刻的生态智慧和生态觉悟，这已经为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那么我们需要抓住哪些内容来反思，才算切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内在要求呢？

（一）从文明的两重性上反思他们关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走向“和解”的历史必然性的思想

马克思清楚地知道，文明的进步应该以人的解放为核心价值取向，而人的解放不外乎表现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和解程度。可是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中，人的解放是非常有限的，即便资本主义文明使得人的解放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没有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反而给人的解放设置了新的障碍。从以往历史的发展来看，一方面，每一次文明进步都将为人的解放提供新的实现条件和可能性基础；另一方面，在这种进步下人的解放是有限的，因为以往的文明进步总是带有某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选择，误导了人类长期不公正地对待自然，造成对自然界的不合理支配和控制，不仅阻碍和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走向真正的“和解”，而且阻碍和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走向真正的“和解”，甚至还加剧了这一关系的内在紧张，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严重地妨碍了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可以说，社会的不合理性与文明的两重性是互为因果关系的。我们这样说，并非要求取消人类文明，返回前文明状态，而是希望在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消除其危害性，推进人类文明的真正进步，也就是，推进人类文明走向生态文明，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来消除以往的文明进步的两重性，为人的解放铺设一条现实的、可行的道路。正像马克思说过的那样：

大不列颠的千百万工人第一个奠定了新社会的真实基础——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变成了人类的生产力的现代工业。英国工人阶级以不懈的毅力、流血流汗、绞尽脑汁，为使劳动变成高尚的事业并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能造成产品普遍丰富的水平创造了物质前提。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现在它应当实现解放劳动的第二个条件。它应当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使它们受生产者的集体监督，这些生产者直到今天还在听任自己劳动的产品本身反对自己，变成压迫他们自己的工具。工人阶级征服了自然，而现在它应当去征服人了。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来胜利地完成这个事业，但是需要把所有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39]

在这里，马克思阐明了如下的道理：在资本主义的文明进步中，工人阶级的成长是这个文明的最大成就，而工人阶级的恶劣生存状况则又是这个文明的缺陷所在。由此来看，克服资本主义文明的两重性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而且工人阶级有能力消除这一文明的两重性，确保人类文明胜利迈进生态文明的新阶段、新水平，实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走向真正的“和解”。换言之，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其文明两重性的总根源，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铲除这个总根源的现实力量。这也启示人们，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创建生态文明社会来实现和保障人的生态性生存。

（二）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上反思他们关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走向“和解”的合理化路径的思想

依马克思之见，资本主义私有制既是有史以来最发达的私有制，也是导致现代文明两重性的最深刻的根源。他写道：“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40]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着双重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迄今存在的一切生产方式，都是只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发的。那些只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变成有效的进一步的结果，是一直全被忽视的。”^[41]这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恩格斯主要指的是人与人关系意义上的社会分裂。在他看来，“在今天西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贯彻得最为完全”^[42]。当然，恩格斯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关系所起到的进步作用。他写道：

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使得一个小孩在今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而结果又怎样呢？日益增加的过度劳动，群众的日益贫困，每十年一次大危机……只有一个在其中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样的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类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特别是自然科学，都将突飞猛进，光耀夺目，使已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43]

依马克思和恩格斯之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性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提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其生产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因而它的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44]

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破坏作用还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马克思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更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危害性。他写道：“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45]如何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重性及其危害性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革命或共产主义运动是解决这一矛盾问题的真正途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

无产阶级的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及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46]

（三）从社会的两重关系上反思他们关于人的本质的真正回归的思想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学说的永恒主题。所谓“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是指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和解”。这就是马克思曾经说过的“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在“完成了的”意义上，自然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和人道主义的人与人关系都本质性地达到了一致，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人的本质才算实现了真正的复归。从社会发展状态来看，这种“完成了的”状态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它积极地扬弃了私有财产对人的本质的异化。重要的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上述讨论揭示了整个历史的秘密所在——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矛盾及其“和解”。

如何实现人的解放或曰“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呢？马克思提示人们，回到“此岸世界”，即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实际地了解人的现实生活境况，只有如此，才能够认清“此岸世界”的真相，认清人的生存的真相。正如马克思说过的：“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的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7]此岸的世界是由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构成的世俗世界，是一本打开的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当我们有了某种思想认识之后，就要把它付诸实际行动，通过人类自己的努力，即我们的实践活动，使之服务于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因此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

从实践上讲，我们需要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双重关系上来探索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的合理路径，这就意味着，人的本质并非单个的抽象物，亦即并非只是人与人关系意义上的活动内容，它还本质性地包含着人与自然关系意义的活动内容。正因此，马克思指出：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48]

这就意味着，无论我们对现实生活境况怀有何种情感，赞美也好，愤怒也好，麻木也好，最终的选择都必须是回归对“此岸世界”作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际地改变那些不符合人的本质要求的现存状况，扬弃一切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人的自我异化”，积极地改变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的现存状况，在革命的、批判的实践中使之合理化，实现其真正的和解。正如马克思说过的那样：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49]

为什么说“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呢？因为一切历史的秘密都存在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双层关系的相互作用中，亦即在社会实践中，而承担这一社会实践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正是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答案本身。这一思想早在马克思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就提出来了，又在后来的思想探索中发展了，深刻化了，也就是说，它为马克思解答人的解放问题预置了生存生态学维度，即马克思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维度。

现在的问题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之结合为什么是可能的而且还是现实的呢？依马克思之见，这就在于人类自己的实践活动，因为它是革命的、批判的人的感性活动，它构成人的生存的现实性和本质力量。有了这一“现实性”，人的生存就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想象的状态，而是一种可把握、可阅读、可变革、可领悟的感性生活；同时，有了这一“本质力量”，人类也就有能力把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维持下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一种既在自然界中又在社会中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50]在这里，恩格斯所说的“唯物主义的基础”，即马克思的“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的基础。其实，不管怎么说，这种唯物主义的基础都还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实际上也就是生存生态学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人的生存方式，是生活世界的存在方式，那么这种生存方式的本质性内容应当被理解为生存的生态性。因为这种“生态性”不是自然主义（或生态主义）的纯粹的自然性或生物性，而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意义上的自然性，它实际上就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由此说来，人类的生存生态性是一种总体性范畴，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真正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