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蒲鲁东的经济学

批判蒲鲁东的经济学

《哲学的贫困》第一章“科学的发现”是直接针对蒲鲁东经济学中的核心内容展开的，这一章的标题本身是对蒲鲁东的讽刺。通过与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对比，马克思发现，蒲鲁东运用的“交换价值”、“构成价值”、“货币”、“劳动的剩余”等经济学范畴不仅不是“科学”，而且不是对李嘉图的推进，恰恰相反，蒲鲁东是根本性的倒退。在第一章里，马克思以蒲鲁东自夸是他自己的科学“发现”并作为其《贫困的哲学》基础的“构成价值”为中心，批判了蒲鲁东关于价值、货币和剩余劳动的理论。论战从一开始就决定了阐述并表达自己观点的形式和方法。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按蒲鲁东的叙述，循序找出他著作中逻辑上的矛盾、错误和不合理之处以及对现实和经济理论的曲解，并加以深入研究。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应把《哲学的贫困》看做是马克思价值观点的一个系统的论述。相反地，这些观点是穿插在论战的许多不同地方的，但总的说来它们不失为严密而又完整的价值理论。

（一）非历史的“交换价值”

《哲学的贫困》第一章第一节，马克思拟定的标题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他从引用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第一卷第二章中的一段话开始，试图说明“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的过程”。在蒲鲁东那里，这种变化是神秘的。价值是历史的范畴，它以交换和分工为前提，而这两者都有自己的历史。价值的范畴只适用于以这种或那种分工形式为基础的社会，只适用于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个人交换”。价值具有明显的社会历史性，价值不仅在鲁滨逊式的经济中不会有，就是在封建经济中，农奴交给地主的谷物也不是商品，也没有价值。价值只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蒲鲁东抽空了交换价值概念中的历史性内涵。

马克思总结道：

蒲鲁东先生并没有细究这些关系的始末，他只是给交换这一事实盖了历史的印记，把交换看做急欲确立这种交换的第三者可能提出的建议。

这就是蔑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蒲鲁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4)

实际上，交换有它自己的历史，交换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交换价值的产生同样是历史的和有阶段性的，而蒲鲁东将交换价值看做是一个既成事实，并利用它答复和说明一切。马克思指出，蒲鲁东设定的两种价值的对立在西斯蒙第和罗德戴尔的理论中已经充分表述过，马克思引用两人的论述，证明蒲鲁东的观点无非是“老生常谈”。那么，

蒲鲁东先生最困难的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干脆忘记了需求，忘记了任何东西只有在对它有需求的条件下，才说得上多或少。他撇开需求不谈，就是把交换价值和稀少、把使用价值和众多混为一谈。(5)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先生在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划了等号，在交换价值和稀少之间、在使用价值和众多之间划了等号，但是蒲鲁东既不能在稀少和交换价值中发现使用价值，又不能在众多和使用价值中发现交换价值，于是只好相信神秘，求助于神秘的力量。

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蒲鲁东“把使用价值和供给、把交换价值和需求混为一谈”(6)，用“由意见决定的价值”这一术语来代替交换价值。因此，摆在蒲鲁东面前的一方面是效用，即使用价值或供给，另一方面是意见即交换价值和需求。但是，供给并不只是代表效用，需求也不只是代表意见，需求同时又是供给，而供给同时又是需求。蒲鲁东理论不过是建立在空洞的抽象概念之上而已。

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供给的产品本来并没有效用，它的效用是由消费者的需求确定的，供给和需求才使生产和消费互相接触，但是生产和消费是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在生产过程中，产品和原料、工人的工资等一切生产费用进行交换，和一切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进行交换。生产者所供给的不仅是有效用的物品，而且主要是某种交换价值。在供给和需求中，一方面是花费过交换价值的产品和出卖这种产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花费过交换价值的资金和购买的愿望。因此，真正的矛盾出现在卖者所要求的交换价值与买者所提出的交换价值之间，而不是蒲鲁东所说的自由的购买者和自由的生产者之间的对立。

（二）虚构的“构成价值”

第一章第二节的标题是“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在此，“构成价值”可以说是蒲鲁东经济矛盾体系中的基石，因此马克思从追问“构成价值”的界定开始这一节的写作。蒲鲁东把价值的二律背反，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说成是自己的发现。在他看来，使用价值是正题、肯定，交换价值是反题、否定，两者构成二律背反。这个二律背反的矛盾怎样调和呢？蒲鲁东设想了一个合题，即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他把社会财富比做化学化合物，交换把财富的各个元素结合成一个合成的整体，由此形成“比例的”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在提出自己“构成价值”的同时，蒲鲁东还常常指责李嘉图，说他“废话连篇”，马克思在这里分析李嘉图和蒲鲁东的观点，是为了让二人“对质一下”。

《哲学的贫困》对于商品价值已具有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新的理解方式。马克思认为，商品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价值是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表现。基于这样的认识，《哲学的贫困》把价值归结为劳动。但在这里，对于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等一系列本质性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研究，与此相联系，在这里还没能把价值和交换价值乃至价格、市场价格严格区别开来。在《哲学的贫困》中，“交换价值”这个概念具有多种含义，有时是指价值，有时是指价值的表现形式，在有的地方又把价格或市场价格视为价值的表现形式。与早期观点所不同的是，这里已肯定了竞争所决定的交换价值的波动中心，乃是古典派经济学所说的生产费用即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实际价值”，并论述了竞争关系对交换价值量的决定问题。

李嘉图在经济学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原理：第一，任何商品的价值仅仅取决于生产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第二，全部社会劳动的产品分配于土地所有者（地租）、资本家（利润）、工人（工资）这三个阶级之间。

马克思说：

我们让读者自己把李嘉图的这种简单明了而又准确的语言和蒲鲁东先生想用劳动时间来确定相对价值的那种玩弄辞句的企图比较一下。(7)

蒲鲁东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从第一个原理直接引出，由于只有工人才是真正的生产者，全部社会产品应归他们所有这样一个主张。然而，它既不符合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又违反其理论表现的经济学法则。这是因为，正如第二个原理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产品决不只分给工人，其大部分是由地主和资本家占有。正如马克思所说，“李嘉图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蒲鲁东先生却撇开这个实际运动不谈，而‘煞费苦心地’去发明按照所谓的新公式（这个公式只不过是李嘉图已清楚表述了的现实运动的理论表现）来建立世界的新方法。李嘉图把现实社会当做出发点，给我们指出这个社会怎样构成价值；蒲鲁东先生却把构成价值当做出发点，用它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世界。”(8)可见，只要承认某种产品的效用，劳动就是它的价值的源泉，而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来确定。价格是产品的相对价值的货币表现。最后，产品的构成价值不过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李嘉图经济学理论中的简单原理被蒲鲁东作了乌托邦式的歪曲解释，这在经济科学是一个彻底的倒退。

现在来谈谈蒲鲁东先生从（由劳动时间）构成的价值中得出的结论。

——一定的劳动量和同一劳动量所创造的产品是等价的。

——任何一个劳动日和另一个劳动日都是相等的。(9)

在蒲鲁东看来，一个人的劳动和另一个人的劳动如果数量相等，二者也是等值的，两个人的劳动并没有质的差别。在劳动量相等的前提下，一个人的产品和另一个人的产品相交换。所有的人都是雇佣工人，而且都是以相等劳动时间得到相等报酬的工人。交换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的。蒲鲁东在这里大胆地导出了关于“平等”的结论。但是，这一理论完全不自洽。马克思指出，劳动本身就是商品，它是作为商品由生产劳动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要生产这种劳动商品需要为了生产维持不断的劳动即供给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物品的劳动时间。劳动的自然价格就是工资的最低额，它体现的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因此“由劳动时间衡量的相对价值注定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鲁东先生所希望的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革命理论’”(10)。

现在我们来看看，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这种做法和现存的阶级对抗、和劳动产品在直接劳动者与积累劳动占有者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是多么不相容。(11)

如果像蒲鲁东那样，认为这种由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产品的交换会使一切生产者得到平等的报酬，这种说法就是假定平等分配还在交换以前就存在了。这里不仅将分配看做是人类社会固有的现象，而且没有考虑“竞争”的因素。

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劳动的平均化是一个事实，并不是蒲鲁东幻想的永恒的公平。在现代工业中，工人甲的劳动和工人乙的劳动几乎没有差别，区别只是他们在劳动中所花的时间不等。但是这种量的差别也是质的差别，因为用在劳动上的时间一方面是取决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例如生理的构造、年龄和性别；而另一方面却又取决于一些纯消极的精神上的原因，例如忍耐、镇静和勤恳。因此，

蒲鲁东先生从李嘉图学说中引申出的一切“平等”的结论，是建立在一个根本谬误的基础上。他把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商品价值和用“劳动价值”来衡量的商品价值混为一谈。(12)

也就是说，蒲鲁东把两种衡量的方法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用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另一种是用劳动价值来衡量。斯密有时把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当做是价值尺度，有时却又把劳动价值当做价值尺度。李嘉图揭露了这个错误，清楚地表明了这两种衡量方法的差别。蒲鲁东加深了斯密的错误。亚当·斯密只是把这两个东西并列，而蒲鲁东却把两者混为一谈，与斯密相比，蒲鲁东仍然是一个“退步”。

蒲鲁东的“构成价值”概念中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价值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比例性关系表示在一定时间内所能生产并因而能互相交换的产品的相对量。一般说来，当供求互相均衡的时候，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都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确定，也就是说，这种相对价值恰好表示了我们刚才所解释的比例性关系。蒲鲁东把实际情况弄颠倒了。在他看来，只要先开始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产品的相对价值，那么供求就必然会达到平衡。生产就会和消费相适应，产品就可以永远顺利地进行交换，而产品的市场价格也就会恰好表现产品的真正价值。马克思极具讽刺意味地指出，“一般人都这样说：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碰到许多散步的人；可是蒲鲁东先生却为了保证大家有好天气，要大家出去散步。”(13)

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是把它当做生产工具，就像购买机器一样。由于劳动是商品，所以具有价值，但工人必须生产。但是，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蒲鲁东却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他设想的“比例性关系”也是根本不存在的。总之，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无非是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表现，而这早在蒲鲁东先生以前李嘉图就明确地论证过。”(14)马克思广泛地引证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以阐明蒲鲁东的论证是建立在对经济学非常肤浅的理解基础之上的。李嘉图的劳动价值法则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是无产阶级的“公式”，而蒲鲁东把它曲解为“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革命理论”，并由此引出他的社会改良论。对此，马克思也作了批判。

（三）抽象的“货币”与“劳动的剩余”

马克思给《哲学的贫困》第一章第三节拟定的标题是“价值比例规律的应用”，这一节又分为“甲、货币”和“乙、劳动的剩余”两个部分。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认为，在社会中，金银是价值已经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一切商品只要都严格按照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估价，那么，它们就会像金银一样，永远具有交换的可能性而不致发生跌价或成为无用，这样，金银成了蒲鲁东“构成价值”的最初应用。同时，金银除了像其他商品一样是由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商品以外，还具有普遍交换手段，即货币的特性。因此，金银最早成为货币。

如果把金银当做由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的应用，那末要证明由劳动时间构成价值的一切商品都将具有不断交换性能，都将成为货币，是再容易也没有了。(15)

价值不是由单独生产某种产品所必要的时间构成，而是与同一时间内所能生产的一切其他产品的数量成比例。因此金银价值的构成是以许多其他产品的价值已经构成为前提的。并不是商品在金银这种形式中达到“构成价值”的状态，相反地，是蒲鲁东的“构成价值”在金银这种形式中达到货币的状态。

可实际上，金银天生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生是金银。只要作为货币的金银不是由生产费用来确定的商品，只要流通需要和发行货币的数量之间比例适当，就没有保持货币的内在价值和名义价值之间的比例问题。金银因而失去了蒲鲁东认为构成金银特性的“稳固性和确实性”的特点。蒲鲁东错误地理解交换价值，也就错误地理解货币的本质。货币不是预先存在的，不是起源于“君主的神圣化”，而是历史上一系列交换行为的结果。货币不仅仅是物，还是一种“普遍的交换手段”，是一种社会关系，货币的存在及其必要性要通过生产关系来理解。

马克思还考察了竞争如何形成交换价值，他写道，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正确比例，“只有事先对花费在物质生产上的时间数量取得协议”，才有可能存在，“但是这种协议是对个人交换的否定”(16)。在以私有制和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中，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必然导致产品的供给和社会需求之间的不一致，最终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商品价值由生产费用即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是通过竞争，通过价格的“摇摆运动”而实现的，“单只这种摇摆运动已使劳动时间成为价值尺度。”(17)这里表明，马克思已经把供求决定的交换价值视为是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的实现形式，但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把交换价值和市场价格明确区别开来。

马克思以李嘉图和萨伊关于货币的理论为例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在李嘉图看来，货币已经不是由劳动时间来确定的一种价值，而萨伊正根据这一点把货币作为例子，想使李嘉图相信其他的价值也不能由劳动时间来确定。总之，如果货币不是由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那么它就和蒲鲁东提出的“比例性”无关。金银之所以永远能够交换，是由于它们具有作为普遍交换手段的特殊职能，而决不是由于它们在数量上和财富总额成比例；或者说，金银之所以经常保持均衡，是由于在一切商品中只有它们作为货币，作为普遍的交换手段，不管它们的数量和财富总额的比例关系如何。虽然蒲鲁东称政治经济学是“一团糟”，但是他本人完全没有理解李嘉图和萨伊争论的要害，更不要说超越。

为了证明任何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蒲鲁东先生把社会人格化；他使社会变成作为人的社会，这种社会决不是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因为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这些规律与组成社会的人毫无关系，有“自己的理性”，这种理性不是普通的人的理性，而是丧失理智的理性。蒲鲁东先生责备经济学家们不了解这种集合体的个性。(18)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不是自身构成的物品，而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价值的决定和实现都以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和供求关系的波动为前提，而不能像蒲鲁东那样简单地归结为“劳动的剩余”。马克思看到了资本是否增殖对工人工资增加和减少的影响，因增殖导致资本积累、分工扩大、工人间竞争加剧，进而导致劳动报酬都减少了，劳动强度也增加了。如果资本停滞不动，不进行扩大再生产，作为工业第一个牺牲品的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死亡。蒲鲁东认为，个人每天劳动所得的产品会不断增加，劳动者获得的工资和以前一样，但生活却日益富裕。马克思发现工资的升降是与商业的循环性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等阶段的周期有相应的关系，可见，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蒲鲁东的工资不因剩余产品而增加的看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戳穿了工资不变但生活却日益富裕的“劳动的剩余”假象。蒲鲁东否认经济过程中的客观性，断言社会生产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由意志。因此，他把商品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偷换成稀少和众多、效用和意见等抽象概念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在社会历史实际进程中，产品的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并最终依赖生产力的情况。个人交换也要和一定时代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因此，没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交换，或者没有生产力的发展。

蒲鲁东和马克思都以普罗米修斯为例来说明劳动的剩余：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最初，普罗米修斯从自然的怀抱中走出来，感到生活在一种愉快的悠闲中……于是，普罗米修斯就开始劳动，从第一天（第二次创世的第一天）起，他的产品，即他的财富，他的幸福等于十。第二天普罗米修斯实行分工，他的产品增加到一百。从第三天起，普罗米修斯每天发明机器，发现物体的新的效用，新的自然力……他的劳动活动步步进展，他的生产数字也就随着上升，这表明他的幸福也在增进。最后，因为对他来说消费就是生产，因此每天的消费只是消耗前一天的产品，它还为第二天留下剩余产品。

如果普罗米修斯只是教训我们说：分工、使用机器以及利用自然力和科学的力量可以增加人的生产力，并且能比孤立的劳动提供剩余产品，那末这位新的普罗米修斯的不幸就是出世太晚。但是只要普罗米修斯一谈起生产和消费，他就完全变成可笑的人物。对他来说消费就是生产；他在第二天消费的是前一天生产的东西，因此他经常有一天的储备；这多余的一天就是他的“劳动的剩余”。但是既然今天消费昨天生产的东西，那末在没有前一天的最初第一天，普罗米修斯为了使以后有一个工作日作为储备就必须做两天的工作。但是在第一天，当时既没有分工、又没有机器，除了火以外也不知道别的自然力量，那他是怎么得到这个剩余的呢？因此，如果问题扯到“第二次创世的第一天”上去，那就寸步难行了。这种说明现象的方法，部分是希腊的，部分是犹太的，既神秘又有寓意。(19)

至此，马克思利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基本观点，即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或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他指出，蒲鲁东心目中的普罗米修斯就是“社会”，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借喻的普罗米修斯就是社会，实质上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如果像蒲鲁东那样看不到这些社会关系的存在，那就是消灭了整个社会。马克思也认识到，研究剩余价值不应该从生产的结果出发，不应该从已经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价值出发，而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出发，这样考察时，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就成为剩余价值的前提。

概言之，《哲学的贫困》整个第一章的主题就是价值理论。蒲鲁东的价值理论不是什么科学的发现，而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老生常谈，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一种歪曲的说明和“乌托邦式的解释”。蒲鲁东从李嘉图学说中引申出的一切所谓“平等”的结论，完全是建立在一个根本谬误的基础上，即上帝假设。蒲鲁东是把两种衡量价值的方法混为一谈：一种是用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另一种是用劳动价值来衡量。马克思运用政治经济学中大量的实证知识说明，历史的真实情况完全不像蒲鲁东所想的那样。在人类社会的伊始，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也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上，因此，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