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恶扬善的批判精神

与直笔写实的史学观密切联系的是惩恶扬善的批判精神。我国古代著史目的本来就有着强烈的功利色彩，孟子认为《春秋》的产生是因“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南宋朱熹进一步解释为“作《春秋》以讨乱贼”，“如《春秋》之法，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讨之”，“圣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孟子集注·滕文公下》）。荀子也评价过《春秋》，它以简洁隐约的文字表达深微曲折的丰富内容，包含着褒善贬恶、明辨是非的思想倾向性。孔子作《春秋》是想扭转当时分崩离析的政治局面，复兴周王朝的礼乐文明。然而，他要垂戒后人的同时又不得不回避和统治者利益相矛盾的东西，他煞费苦心地采取了既笔伐“乱臣贼子”的罪行，又为“尊者、亲者、贤者”避讳的写作手法，寓褒贬、抑扬、讥刺于史册的字里行间，这就是匣剑帷灯式的“春秋笔法”。孔子《春秋》是中国史学发展之路的一块基石，虽说它是以委婉达意的方式表现批判精神，却对后来修史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孔子身后五百年，西汉司马迁明确表示要继承其修《春秋》的事业，自愿担负起史家“采善贬恶”的责任。他的《史记》改变了以“春秋笔法”撰著史书，突破了为“尊者、亲者”讳的观念，闪烁着可贵的批判精神的光辉。《史记》中各类历史人物的传记，篇末大都附有“论赞”，以鲜明的立场和高度负责的态度，或褒或贬，毫不躲避。书内《酷吏列传》集中反映封建统治者的爪牙、鹰犬“以恶为治”，用严刑峻法迫害人民，在屠刀和血渍上施展淫威，勇敢揭露封建暴政的罪恶。更值得称道的是，司马迁能以良史公正无私的眼光审视笔下记载的人与事，竭力反映其原本真相。例如对酷吏张汤无情抨击他的凶残，却为他惨遭朱买臣等三个长史诬陷至死的冤案鸣不平，而且将他廉洁美德载入史册。司马迁评品人物不仅对当朝官吏能够摈除个人爱憎，直言不讳，就是对帝王亦用批判的态度去写他的功过是非。人们在《史记》里可以看到刘邦的开国创业的功绩；也能读到关于他使酒好色流氓习气、贪图小利庸夫见识、猜疑臣下、冤杀功臣阴暗心理的客观描写。同样，司马迁认为武帝刘彻是一代英主，但《史记》并没有放过他的穷奢极欲、迷信神仙、横暴狂亡的丑态和劣迹。与《史记》踵武相承的《汉书》，因作者班固有着明显的汉家王朝的正统思想，坚持以儒家伦理道德标准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缺乏司马迁的胆略和睿智，制约了《汉书》的思想倾向。《史》《汉》两书在《货殖》《游侠》二传里思想分歧较为突出，而讥评帝王的丑恶、鞭笞奸佞的罪行、歌颂爱国者高尚品质、赞扬廉吏清官美德等方面，班、马两人又多保持一致，皆不愧为是具有批判精神和勇于创新的史家榜样。

继《史》、《汉》之后，我国史学渐趋繁盛，史家批判武器囿于不同时代的文化环境而有所变化，但惩恶扬善的批判精神逐渐形成传统，并与著史目的之间关系咬合得更为紧密。当然，如同遵循直笔撰史的原则一样，贯彻褒贬适当的批判精神也是史家的艰难责任。曾将捍卫儒家道统为己任的唐代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也表白过畏难情绪。柳宗元针对韩愈身任史职而无所作为的消沉情绪，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强调“史以名为褒贬”，对待摄入史书的人与事必须旗帜鲜明，或褒或贬，知难而进，不容推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