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非黄金化与国际金融秩序大转向

美元非黄金化与国际金融秩序大转向

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为什么更强势了呢？说强势美元并不是从简单的汇率角度出发，说美元一直保持着一个很高的汇率，而是说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在世界中的货币空间越来越大了。美元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维持低汇率，也可以维持高汇率，无论是高汇率还是低汇率都很少挫伤美国经济，为什么美元作为强势国际货币的地位没有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而被削弱，反而越来越稳固？

确实，1971～1973年固定汇率崩溃、黄金去货币化并没有妨碍“美元本位制”继续存在，也并没有改变国际市场上私人和官方继续使用美元的格局。美元是一种国际货币，一种国际货币要能够同时履行国际交换媒介、计价单位、价值储藏三种职能（见表1）。

表1　国际货币需要同时履行的三种职能

作为一种国际交换媒介，20世纪70年代国际私人外汇市场上80%～90%的银行间清算用的是美元。比如一个瑞典银行想用马克购买英镑，那么这家银行先得用马克购买美元，再用美元购买英镑。八九十年代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运动之后，这种使用美元的间接金融交易规模因为银行间交易的规模效应而变得更大。假如说国际外汇市场上有N种民族货币进行交易，那么每两种货币对应交易就得有N（N－1）／2种的交易次数，假如各种货币都钉住其中一种货币进行交易，那么就只有N－1种交易次数，这样就带来了一种规模效应。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美元不仅在现期交易中被当做中介货币使用，而且在大规模远期交易中得到使用（见表2）。

表2　国际外汇市场交易中结算使用的货币分配比例格局
（表示当年四月份国际外汇市场的日交易量比例）　单位：%

注：☆1999年前的欧元数据，包括欧元区马克、法郎、里拉等货币数值。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为期三年一次的中央银行调查报告，2004．

因为美元在国际私人市场结算交易中处于主导地位，各国中央银行也被迫使用美元作为干预外汇市场的干预货币。1973年之后虽然世界不再存在一个维持固定汇率的国际规则，但是除1980年美元经历大升值、1985年美元经历大贬值外，汇率浮动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剧烈。各国为了稳定本国进出口，都极力通过干涉外汇市场来影响本国货币的汇率走向。

各国货币当局在汇率干预行动中，大都使用美元作为中介货币。例如欧洲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蛇行浮动汇率”以及80年代后期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建设都大量使用美元来干涉外汇市场。80年代后期虽然欧洲内部汇率机制建设越来越依赖德国马克，但在欧洲各国与亚洲、美洲各国的官方交易中，美元还是处于主导地位。

除了作为国际交易的结算货币，美元还日益成为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大规模五花八门金融产品的计价货币。

随着各国商品（金融）市场被整合为统一的国际市场，美元成为大宗商品（金融产品）的统一国际计价货币，这大大方便了各国商品（金融产品）之间的比价和套利活动。像鹿特丹的石油、煤炭现货市场，芝加哥、纽约的金属、矿石、粮食期货市场，以及各个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金融产品，其定价权都日益锁定在美元上面。

作为官方计价单位，美元也成为欧洲各国以及大量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钉住货币，各国以此来判断、调控本国货币的汇率走向。虽然2000～2010年许多国家都把钉住目标从单纯的美元改为一个包括多种货币的“货币篮子”，但是这个“货币篮子”中美元占有绝对比重。

由于美元在国际资本市场的私人和官方结算以及世界大宗产品的定价权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所以它也自然成为国际市场上大量金融机构以及各个主权国家的外汇储备货币（见表3）。虽然各个国家货币当局都清楚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使美国取得了世界经济活动的大量铸币税，想减少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但迫于美元作为国际计价、结算货币的霸权地位，也都没法改变这种现状。［6］日本1980年后对美元大量盈余，积累起大量美元储备，成为美国重要的债权国，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元在国际交易中使用得依然很少，甚至日本借贷给其他国家的短期债务也都用美元来计价和结算。

表3　美元在国际价值储备中所占的百分比　单位：%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BIS）年度报告。

为什么美元本位在美元和黄金脱钩后不仅没有衰落，反而变得越来越巩固了呢？

纵观“美元本位制”在20世纪的崛起过程，我们看出美元流通域在世界货币空间中经过了两次大扩张。第一次大扩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7年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来帮助处于崩溃边缘的欧洲重建和复兴，很多欧洲国家都面临“美元荒”，生产停滞，外债严重，居民对本国货币的信心被严重动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西欧抛出了帮助欧洲恢复生产的“美元贷款”。美国提出的条件是，要求欧洲各国购买美国商品并使用美元支付，同时西欧国家的经济应当接受美国的监督，并且要撤销非关税壁垒，降低关税。据统计，从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案》到1951年“马歇尔计划”结束，美国以捐赠、贷款等方式发放的援助总额达到131．5亿美元。这些债务使欧洲对美元使用产生了很强的路径依赖，帮助美元大大拓展了其国际货币流通空间。

第二次美元流通域大扩张是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解体一直到今天。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1973年“史密森协议”瓦解，黄金的非货币化正式获得了合法性，“纯粹美元本位制”真正建立了起来。按理说，黄金是一种比较古老的货币代表，人们在心理上一直把黄金作为一种终极财富来看待，美元作为一种美联储印刷的纸币，不再和黄金挂钩，应该极大地削弱美元地位才对，但是为什么美元和黄金脱钩后的近40年来，其国际货币地位却极大地提高了呢？

一种主流解释认为，这是由美国实体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占有的分量决定的，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是美国的真实经济力量所赋予的。这种说法在20世纪70年代可能还有一定道理，如果按美元和其他货币的名义汇率换算，70年代末美国还依然处在世界实体经济的领导者地位上。美国国民产出占到世界总产出的30%，贸易量要占到世界总贸易量的1／8，而且它的进出口贸易量只占到其国民生产总量的5%。

但是，经济总量以及国际贸易的强大未必就会使该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19世纪末期美国在经济上已经超过了英国，20世纪20年代美元相比英镑已经表现出明显优势，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才彻底压过英镑，真正从英国手中夺取了国际货币的霸权。从这一点来讲，真实经济分析方法是有欠缺的。

真实经济决定货币地位的论点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及21世纪之后变得越来越不适用。80年代后美国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债权国地位被不断侵蚀，德、日开始分享世界经济份额，90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并分享世界经济份额，2000～2010年“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以及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分享世界经济份额。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上关于美国经济总量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相对独立的观点也越来越有问题，这些实体经济总量统计本身就是根据各国货币名义汇率折算而来的，而美元和其他货币的汇率水平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很大程度上高估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实力，实体经济决定美元国际地位的“真实分析方法”变成了一种因果倒置的逻辑。

美国从20世纪初开始崛起，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逐步替代欧洲成为主导世界经济的国家，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受挫后，其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累起的财富就逐渐流向其盟友西欧和日本。七八十年代和苏联搞冷战争霸，90年代发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2002年又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些战争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债权国地位逐渐恶化。七八十年代美国国际收支逆差进一步拉大，90年代后美国就基本上成为一个国际债务国，2000年后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美国经济一直表现得非常繁荣，全球经济财富增长也大部分被美国所分享。18世纪英国等老工业国家繁荣的一个表现是对落后国家以及殖民地输出资本，但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繁荣”却连续表现为德国、日本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等后进国家对美国输出资本，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真实经济”的分析方法有很大不足，不是美国实体经济的繁荣决定了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以及美国的金融实力，而是“美元本位制”以及美国强大的金融体系决定着美国经济的繁荣。主流的“真实经济分析”忽视了美元作为一种法定货币的事实，也忽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金融大转向”，从而远离了一种真正的“货币分析”。如果我们要讨论黄金货币化后近40年来的“美元本位制”现象，就得真正考察“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世界发生的国际金融秩序变革，就得真正明白1971年以来“美元本位制”的运作机制及其实质性演变。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国际金融发生了巨大变革，20世纪70年代欧美滥用“凯恩斯主义”导致了“滞胀局面”，全球通货膨胀高企，欧美各国经济增长停滞。为了摆脱滞胀局面，撒切尔和里根同时在英、美掀起了“新自由主义革命”，“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核心内容就是放松政府管制，实行企业私有化、金融自由化。90年代后欧、美、日各国又把新自由主义推向发展中国家，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运动进一步演变为金融全球化现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运动真正带来了整个人类生产秩序的金融转向［7］，也真正促成了“美元本位制”的扩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少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就在西欧蔓延，在18、19世纪就逐渐向一些美洲、亚洲国家蔓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已经基本成熟。资本主义的核心概念就是资本，但18、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还没有完全货币化。虽然货币已经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实体生产体系的核心，整个社会的生产成本、开支预算、资金融通都得经过货币的中转来进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欧美各国证券市场也活跃起来，但整个社会中“真实经济”和“货币经济”活动之间还存在着较为鲜明的区分。我们可以从18、19世纪许多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真实分析”的货币观中看出来。在凯恩斯时代，凯恩斯已经尝试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完成一种“纯粹货币”的分析。

在金属货币作为世界流动性基础的时代，金融活动很大程度上被压抑在金属自然产出条件下，整个实体经济活动还未能实现完全的资本深化和货币化。从古典金本位制到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黄金在世界基础货币上的地位逐渐松动，各国纸币很大程度上开始替代黄金，整个社会信贷体系逐渐向纯粹的中央银行负债体系过渡，所谓“金汇兑本位的实验”以及“美元—黄金本位”都在迫使黄金和纸币若即若离的关系最终“破裂”。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正式宣告人类社会纯粹信贷生产体系的建立。

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运动把实体经济推向资本深化，实体经济被卷入金融体系的循环之中，实体经济活动的利润和扩张与收缩周期都在金融层面上体现为一种信贷循环、扩张、收缩、危机的周期。90年代金融全球化运动更加使资本最为深化的美国金融中心把整个发展中国家等外围国家的生产活动和金融活动都吸附进来，从而“纯粹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得以真正扩张，“美元本位制”和美国金融霸权，甚至国家霸权互为强化、相互支撑。

一些后发国家如果不真正理解市场经济替代农业生产等传统生产体系的真正货币含义，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带来的生产秩序资本深化的金融含义，就很难理解金融部门驱动实体部门、虚拟经济驱动真实经济、国际资本账户驱动经常账户、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资本逆流等货币现象的真正含义，也很难理解“美元本位制”近40年来得到扩张的客观环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但是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都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

当时马克思论述的货币还主要是指金属货币。美元和黄金脱钩后，美元就从一种由黄金支撑的货币转变为一种由美联储提供的中央银行负债。这种中央银行负债是一种纯粹的信用关系，政府去管制化和企业私有化使各国之间的公共资源和私有资源可以跨国收购，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使全球金融信贷关系中的民族、地域、语言、性别差异都被消灭，从而全球就被整合为一个没有一切差别的金融信贷网络，而美国却处于这个全球金融信贷网络的中心。

全球流动性总量不是简单地决定于美联储提供的基础货币——“美元纸币量”及其与货币乘数相结合的货币扩张总量，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美联储及所有一切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的负债总量，都可以视为全球流动性的基础货币。

全球流动性都会按照美国这个负债总量进行扩张和收缩，这个负债总量是美国国内的一种现象，其变化速度很快，以至于全球到底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有时候很难判断清楚。因为全球通胀的总体环境有时会因为美国这个基础部位的总体负债收缩而一夜之间变为通货紧缩，其总体性扩张又突然会带来世界流动性的扩张。美国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一切金融机构实际上也就成为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它的负债也就变成了整个世界的记账单位、结算工具以及财富的储藏手段。

美国之所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一直能够维持“双赤字”的货币局面，兴师动众地在全球布兵，同时国内保持起一个“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变成了一种“美国商品”。“美元本位制”真正使国际社会权力变成了美国私人的私有权力。有一个笑话说：“我们在世界上一个商店里，能看到意大利造的鞋子，中国造的衣服，也能看到德、日造的汽车，但却怎么也找不到美国货，后来再仔细寻找，我们发现了美元。”

其实，在凯恩斯生前，全球资本流动性水平很低。无论是伦敦还是纽约，几乎都不对外国借款者发行债券或股票，而且在许多国家外汇控制把国民经济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凯恩斯本人承认这种相对的金融隔离具有重要意义，是有效进行国民经济管理所必需的。它使政府在合适的时候固定利率，以扩大或者紧缩货币供应，并且使用财政措施来重新分配支出权力，来刺激需求。在战争期间，所有这些控制都获得了认可和合法性。而且在战后10多年中，一直到大约1960年和欧洲货币市场建立之前，允许欧洲各国实行凯恩斯式需求管理的条件依然存在，像法国的指导性计划就是一个主要例证。

也就是说，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货币和金融彼此都是分立的，以固定可调整汇率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通常和国际金融各自独立，彼此几乎没有影响。［8］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这种比较简单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及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巨额盈余，迫使石油美元呈现出从中东到纽约银行再到拉美、东欧各国星火燎原般的信贷大循环，这导致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开始真正致使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在战后时代第一次相互结合。美国正是借助全球金融网络使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美国和欧洲大陆、日本的金融模式大不相同。美国金融建设路线以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为主导，而欧洲大陆国家以及日本则呈现为以间接融资银行体系为主导的金融框架。美国通过修改1929年“大萧条”之后建立起来的《银行法》，取消了银行与证券业、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的禁令，大量银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以及通过社会保障改革涌现出的大批“养老基金”都一同参与进整个资本市场的证券经营。随着信息技术进步美国证券市场上金融产品创新不断，建立在传统股票与债券以及利率与汇率基础上的金融衍生产品大大翻新，期权、期货、掉期以及许多通过层层抵押建立起来的证券化产品不断出现。这些产品的杠杆率极高，与基础资产的债权债务链条拉得很长，这样美国金融市场就变成一个极具深度和广度的世界金融中心。

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的金融市场，其流动性都要大大低于美国，美国金融市场对私人金融资本最具吸引力，这使欧、日大量投资资本都经过美国金融市场离岸中转。美元在这种金融强力的基础上成为大量国际借贷、货币市场、期货市场中的计价、结算货币，许多亚洲盈余国家的美元储备也成为美国资本市场重要客户，欧洲、美洲、亚洲许多国家的企业都抢着在纽约上市，以求融得美元资本，这使得全球经济失衡格局得以支撑，同时也在不断强化和拓展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美元本位制”和具有深度流动性的金融市场使美国一直表现出一个很高的国内投资率，其实这种高投资率指标中反映了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在美国国内上市企业的利润，借此美国分享了全球的财富增长。美国金融市场也为美国跨国公司提供了大量融资，美国进口短期资本然后出口长期资本，美国国库券和银行存款所提供的高流动性吸引了其他国家的资本，但是其他国家依然需要美国跨国公司所提供的长期投资。［9］可以说，正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真正使得美国金融市场霸权力量建立起来，也正是借以全球网络中的金融中心地位，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才大大树立起来。

美元在国际大宗能源、矿石、粮食商品中的特权定价地位，也是“美元本位制”得以不断持续和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1973年和1979年中东石油危机使全球能源价格不断上涨，而石油大都是美国跨国公司在中东经营的一种产品，美国和中东产油国家之间有着特殊的政治和军事关系，美元成为国际石油的计价和结算货币，全球石油价格上涨使得各国美元需求大大膨胀，进一步拓展了美元的国际流通域。

在国际货币的交易媒介、计价单位、价值储藏三种职能中，计价单位职能处于最为核心、最中心的位置，就像在一国国内中央银行负债体系中货币的计价单位职能才真正树立起其法定货币地位一样，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一种货币的计价单位特权才使得国际货币的交易媒介、价值储藏职能真正建立起来。

除石油、能源之外，美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不断推动世界粮食贸易的自由化，摧垮了许多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力，同时在国内通过科技性的规模优势、食品生产的转基因化以及强大政府补贴体系，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廉价粮食出口地位。这些粮食毫无疑问都以美元进行国际计价和结算，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也得以进一步壮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浪潮之后，全球大宗石油、矿产、粮食产品的定价机制发生了重大金融转向，这些全球大宗商品的交易、定价越来越成为金融期货市场里的事情。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元实际贬值，同时大规模金融资本从房地产部门转向商品期货市场，全球石油价格从几十美元一桶飙升为150美元一桶，好多人责怪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工业化进程拉动了全球能源需求，从而推高了全球石油价格，如果大家看到石油期货市场里石油交割的金融资本量要几倍、十几倍于石油实际的供求量，大家就会明白石油价格推高是一个金融现象，而不是说大量新兴市场国家工业化突然一夜之间催生出几倍的能源需求。

全球商品的金融化使得全球不同商品得以同质化，真正使它们能够以一种同质化的全球价格进行比较、交易，从而也方便了大规模商品的跨国套利活动，无论是荷兰鹿特丹的石油现货市场，还是芝加哥、纽约、澳大利亚的金属、能源、粮食期货市场，都变为一个统一的全球交易市场，而美国在全球金融网络中处于霸权式的中心地位，美元也就成为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的核心计价和结算货币。

如果说在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方面，“美元本位制”是一种金融和货币现象，那么从全球大宗能源、矿产、粮食的定价特权方面看，“美元本位”已经超脱了一种金融现象，已经成为一种地缘政治现象，成为一种和政治、军事强权联系在一起的事情。从这个方面讲，货币霸权的建立和维持除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外，还需要政治意志和政治力量的推动。

最后，“美元本位制”能够在黄金去货币化的近40年来得到不断扩张，还跟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失衡格局有关系。

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德国和日本、80年代之后的亚洲“四小龙”以及90年代之后更多东亚新兴国家和中东产油国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这些国家实施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的出口市场，为了维持本币的稳定汇率，不致使出口竞争力遭受打击，这些国家积累起的巨额外汇储备又逆流进美国本土，成为购买美国财政部国库券以及资本市场证券产品的源源动力。美国在这种全球经济失衡的资本逆流循环中得以长期地维持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同时“美元本位制”也得以不断维持和强化。

可以说，“美元本位制”既是全球经济不平衡格局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缺陷的结果，同时也是全球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的一个原因，二者之间是互为因果、互相强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