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勋与金融化

华盛顿与华尔街之间的病态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非新鲜事。金融一直都在影响着政治，反过来也一样。这可以一直回溯到美国建国之初。学者查尔斯·W·卡罗米尔斯和史蒂芬·H·哈伯在自己的优秀作品《脆弱的设计：银行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起源》中描写了美国银行业系统的政治经济从开始就有些缺陷。缺陷的根源在于，偏好大型国家银行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代表农民利益的托马斯·杰弗逊之间的争论。后者对纽约等城市地区的权力集中颇为怀疑。[28] 结果，数千家小型银行在区域市场运行，每一家都接受不同的监管。这个体系最终酝酿出了对放贷给实体经济漠不关心的大型银行和想要分散风险但无法高效完成分散的区域性银行—因为缺乏一个有整合力的国家银行支行系统。

我在第一章中解释了，这是1929年崩盘和后续萧条如此严重的原因之一。在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监管与20世纪70年代末之间的几十年是例外。这段时间中，经济发展十分健康，银行被看作实体经济的协调者，而不是主要事件对象。总的来说，政府这一时期做出的金融决策反映出了这一点（另外，当时金融业规模较小，也更受束缚，没有现在这么多金融危机需要处理）。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增长放缓，“大炮还是黄油”这种如何分配资源的压力越来越大，华盛顿和华尔街之间功能失调的新联盟出现了。就像在第一章中讲的那样，银行和维权股东推动政府放松利率管制。政客没有做出社会资源分配的艰难抉择，而是试图将金融决策的责任推给华尔街。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货币文化和那个年代放松管制的政策造成了信贷爆发，给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产阶级加上了债务的负担，让政客更难抵抗银行业。那么债务、放松管制、金融和货币政治携手并进真的是巧合吗？[29] 从这个角度来说，2008-2009年的次贷危机和华盛顿对金融业的帮助与纵容—还有华盛顿没能在事后好好清理这一系统—都只是这个金融和政治之间跳了上百年的扭曲舞蹈的最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