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和生产秩序

★多管齐下，恢复治安、金融和生产秩序

新中国成立前，南京市的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麇集，外国使馆、商社、间谍机构林立，各种帮会社团众多。国民党政府南逃之前，除有计划地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留下数以万计的特务、武装土匪外，还从监狱里故意放出大量悍盗惯窃，企图以此来骚扰、破坏南京的社会秩序。因此，当国民党的达官贵人纷纷逃往台湾、香港后，这里成了国民党潜伏特务、黑社会分子的巢穴。南京市政局混乱，经济萧条，市民生活非常困难。

解放后，国民党各机构中大量成员滞留南京，特务、武装土匪、散兵游勇及从监狱里放出的3000多名悍盗惯窃，对南京的治安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扰乱和破坏。一些特务伪装进步，利用各种机会打入我军队、机关、企业和民主党派内，以合法身份，在我党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招收的学员中，就发现有特务分子混入其中。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潜宁电台竟设在一个民主党派办事处内与台湾通报。有的特务在市内散发反动传单，张贴反动标语，散布“美国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老蒋中秋节要回来吃月饼”的虚假消息，造谣惑众。有的特务纠集各种反动组织，反对政府、反对接管，搞请愿、游行。有的特务组织武装，发动袭击，抢劫公粮民财，曾三次袭击设在汤山的我军火库，甚至袭击 “三野”机要处。敌机轰炸下关电厂时，特务躲在附近招商局楼上打信号枪，指示轰炸目标等。另外，据统计，1949年5月至9月的5个月中，南京市就发生各种刑事案件2430起， 暗藏的特务也制造了多起捣乱破坏活动。1950年9月发生的前埃及大使馆被盗、代办被刺伤一案，即系匪特组织“中国人民反共抗俄救国会”所为。

刘伯承从维护社会治安入手，迅速稳定社会秩序。

1949年6月4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宣布，解散敌特组织和反动党团组织。以自首登记、宣传攻势和组织侦查三管齐下的措施，先后破获了一批潜伏特务案件，至1950年12月底，共破获各种特务案件214起，摧毁各系统潜伏组（站 ）台41起，逮捕特务分子913人，收缴潜特电台25部；破获重大武装匪特组织60起，逮捕匪徒472人，并公开镇压了首恶分子，有力地打击了各种敌特分子的嚣张气焰。同时，开展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和禁毒工作，抓紧刑事案件的侦破和处理，消除了隐患，使社会秩序逐步趋于稳定。

社会治安容易解决，但经济秩序的整顿却不是那么容易。

进城前夕，美帝国主义分子曾断言，共产党进入南京，二“白”一“黑”（“白”指大米、棉花，“黑”指煤炭）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似乎还要靠向他们乞讨过日子。

针对当时物资匮乏、市场混乱、经济萧条、百业凋敝的严重局面，除了通过疏散消肿、整顿社会秩序以外，还需采取一系列坚决措施，整顿经济秩序。

在金融贸易问题上，经历了一场复杂的斗争。特务和奸商一面造谣惑众，一面大搞银元投机，曾一度造成市场的混乱。刘伯承加强了财政委员会和财政金融办公室的领导力量，选派得力干部去从事这项工作。财政部门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切实抓了禁止银元流通、发行人民币、掌握物价这三个环节。

1949年4月28日，南京市军管会成立当天，就发布通告，限期禁用并开始收兑金圆券。

5月2日，财政委员会公布了比价及限兑办法，加大力度迅速处理和收兑伪金圆券。这项工作进展很顺利，不过8天时间，即兑进金圆券876.6亿元（旧币），基本兑换完毕。人民币迅速占领了市场。

市政府成立以后，为整顿金融秩序，进而宣布停止银元交易，公布了《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也宣布禁止私自买卖金银，不得收兑金银饰品。这就及时地打击了不法奸商利用银元交易牟取暴利的投机活动，有效地制止了因银元价格暴涨而引起的物价大幅度波动。

从5月20日开始，市政府大力开展了禁用银元的广泛宣传，共组织130多人，3~5人为一组，在新街口、大行宫、中华路、下关四个地区进行宣传，并对银元贩子实行登记。市人民政府还分别召开商民、店员职工代表大会和妇女座谈会，广泛宣传拒用银元。6月以后，对银元交易转为全面动员、全面禁用。

人民币的信誉确立了，物价也平稳了，敌人的破坏阴谋最终归于破产。

新中国成立前，随着国民经济的崩溃和金圆券的破产，从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的9个月中， 南京物价上涨了10万倍以上。解放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特务与奸商的阴谋捣乱，加上严重水灾的影响，从1949年5月到1950年2月的10个月中，南京物价也先后发生过4次大波动，影响了人民生活的安定。

1949年5月2日，成立了南京市贸易总公司，这对调节市场、平抑物价起了很大作用。

5月到6月间，上海和南京等地不法商人哄抬米价，粮食价格波动很大，刘伯承十分焦急，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市委、市政府迅速作出决定，由市贸易总公司抛售大米、面粉50万斤以平抑物价。至7月下旬，全国物价涨风再起，南京物价上涨持续波动达50余天。市政府再次批准市贸易总公司陆续抛售大米1.6万石、面粉4000袋，有力地打击了投机奸商，促使物价再次回落。

通过拒用银元，使物价渐趋平衡，逐步建立起金融市场的新秩序；通过精简机构，节省各公营事业单位的开支，紧缩通货；通过反封锁、恢复对外交通，沟通了城乡物资交流；通过调拨大批粮食、棉布、煤炭等生活必需品，成立贸易总公司，低价抛售物资，打击了投机倒把活动；还通过管制米市场、纱布市场、金融市场，使投机者在经济各方面无计可施。1950年3月以后，又通过贯彻中央人民政府《关于统一国家财政工作的决定》，进一步加强市场管理，整顿税收，厉行节约，实施现金和物资的统一管理，这些措施终于使南京的物价随着全国形势的好转趋于平稳。

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稳定，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恢复生产是一项最为繁重的任务。

南京原为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是一个畸形的城市。这里拥有臃肿的国民党官僚机构和庞大的非生产的消费人口，遍布的衙门和公馆在全市房产中占的比重很大，美、英等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帮凶横行无忌，是一座典型的半殖民地的消费性城市，其工业生产基础十分薄弱。接收下来为数不多的近代化企业，由于成本高昂、管理不善、冗员太多，无不亏损。私营企业800余家，除永利化工厂等几家外，其余均规模不大，且设备简陋，基础也相当薄弱，手工业生产更是破敝不堪。同时，还有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阶级的阻挠、破坏，内外交流和城乡交流均受到极大限制，大大阻碍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在这样的形势下建设新南京，比起接收工作来要困难得多。

从进城的第一天起，刘伯承带领市政府一面进行接管工作，一面积极着手恢复生产。

在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上，刘伯承详细地阐述了毛主席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要，提出要照顾到矛盾的八个方面。他说：“为了执行这个纲要，就必须照顾到四面八方。公私是一面的两方，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国家（公营）经济是领导成分，而私营经济是占了第二位。单纯地发展公营企业，而不在原料、制造与推销上去照顾私营企业，即等于在发展经济上去了一只脚。只有既顾公而又顾私，才能对国计民生有利，将农业国引向工业国的方向发展。劳资，这又是一面的两方，既要照顾到工人无法生活之苦，而改善对工人不合理的生活待遇，又要照顾到资方的有利可图。片面偏重哪一方，就不能发展生产，也就于人民不利。城乡，是另一面的两方，过去的城乡是矛盾的、是对立的、是城市剥削乡村的。今后应该是城市着重为农村服务，以合理的价格收买原料，以足够的工业品、合理的廉价供应农村。而农村则给城市以生活必需品，且将来也能向工业化发展。内外，又是一面的两方，即在贸易问题上，既有对内的贸易，又有对外的贸易，以使物资、经济的交流得到合理的畅通。”

他运用唯物辩证法，运用生动、贴切的语言，深入地分析了公私、劳资、城乡、内外等的对立与统一关系，活画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幅蓝图，澄清了各方面人员的疑虑，使各种思想障碍迎刃而解。

针对工商业者害怕清算斗争的心理，他特别指出：“共产党毫不隐讳地宣布，我们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我们是要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然而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现阶段的革命，只能是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应与90%以上的人民做朋友，使他们起来做主人。我们反对的，只是10%以下的反动统治者。这是根据今天现实社会的物质基础的条件来规定的。所以，只有照顾了这四面八方，才能达成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刘伯承正确通俗地解释了党的政策，民族资本家的忧虑一扫而光。

永利化二厂厂长感慨地说：“在过去，要想在中国独立地发展民族工业，真是何其艰辛，内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外受帝国主义的欺诈。现在已经是人民自己的世界了。我们要积极解决运输和电力困难，研究减轻成本、提高产量的方法，为发展农业生产而服务，这也是我们发展工业的唯一道路！”

一家百货公司的经理也颇有感触地说：“往日国民党请我们商人的客，是要我们出钱。今天共产党的市长请我们的客，则是商量发展工商业，并且可以贷款发展生产，这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刘伯承的论述受到各界赞赏，也给恢复生产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工作中，有关部门注意合理地兼顾城市各阶层的利益，适当调整工人过高或过低的工资、适当调节资方的合理收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刘伯承特别重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和骨干作用，他多次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新民主主义总路线，讲解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历史使命。他还注意虚心听取工人群众的建议和意见。

在一次工人座谈会上，刘伯承诚恳地提出四个问题请大家研究如何解决：怎样从被统治者变为统治领导者来管理自己的城市？怎样使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怎样使城乡矛盾变为城乡结合互助？怎样过物质生活和学习生活？

这几个问题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工人们纷纷向他表示：我们一定要努力恢复生产，拿出主人翁的姿态，树立新的劳动观念和劳动纪律，争取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支援国家建设、支援解放军。

在前期的接管工作中，由于深入发动和争取了公私企业劳资两方面的人员参加，进行得很顺利，为复工准备了有利条件。

对于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官僚资本企业，财政接管委员会根据其现有条件，使接收工作与复工同时进行。华中矿务局等单位采取接收与复工并进的办法，工人、职员情绪很高。因为接收快就是复工快，他们即将有工作可做，生活也有了保障。

对复工的全面领导工作，市军管会组织了生产设计委员会来负责。该委员会的成员以市政府指派为主，吸收职工代表和适当数目的工业资本家、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制订出3个月恢复生产的初步计划。

生产设计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组织硫铁矿、机械厂、兵工厂、被服厂复工，使之为战争服务。

38家国民党经营的“公办”厂矿和官僚资本企业，迅速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恢复生产。

商业方面，由南京最大的商场——中央商场率先复业，带动全市各行业商店全面复市，从而安定了人心，稳定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工业方面，由于有恒面粉厂率先复工，接着已停业4个月的江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人民银行贷款的扶持下亦得以复业。

至1949年6月中旬，全市2000余家私营工业、手工业户中有600多家复工。

失业问题，过去一直是南京的一个重大社会顽症。据不完全统计，1948年南京市的无业、失业人员为37万人。南京解放前夕，多数工厂已经停产或濒临倒闭，商业也因其主要服务对象——官僚及其眷属的陆续撤离而陷入巨大的困境，无业、失业人口大量增加。1949年国民党政府南逃后，9万多茶房、厨师、娘姨、仆役这些过去为官僚服务的从业人员和留下来的5~6万原国民党公务人员又加入了无业、失业人员的行列。这样，南京市的无业、失业人员总数达50万人以上，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新中国成立前，南京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侵吞豪夺的指挥中枢，久已形成畸形的消费城市的特点。它的特点是工厂少，衙门公馆多；工人少，公务人员多。少数“国营”工业，多属官办消费性质，半殖民地色彩尤为浓重。解放后，官僚企业陷于停顿，公务人员闲散街头，私营企业开工不足，致使失业人数急剧增加，要求就业、复业与救济的人比比皆是。

这个问题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必须认真对待，妥善处理。

对此，刘伯承专门作出指示，处理无业、失业人员，要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凡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一切公私工商业均有步骤地协助其复工，吸收一大批人员参加生产；有专门技能及特种研究之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及政治条件好、年轻体健、有改造前途者留职或送去培训；开办工人政治学校、军政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等，培养建设干部的学校与训练班，招收一部分失业工人、公务员和学生入学；对老弱病残、无专长和只能消费的人，送回原籍从事生产或转业；收容散兵游勇，发放路费，建立交通站，护送他们回家生产。

由于公私企业的相继复工，解决了一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但工厂、企业少是南京的固有弊病，对于庞大的失业大军来说，仍然存在着僧多粥少的矛盾。

在刘伯承的直接关心下，对失业工人和在农村没有投靠对象的无业人员，都给予了救济、帮助就业或以工代赈。仅1950年1月至2月，就发放救济款326750元，赈粮5.9万斤，救济衣物166万件。1950年3月，发动失业工人、难民31万人次参加修堤疏浚工作，出工2109万个，得大米51万斤。

经过这样的综合治理，短短3个月内，主要工厂、企业的生产基本得到恢复，失业问题也大体得到解决。不仅工人和市民群众皆大欢喜，而且一些民族资本家也感到满意。

紧接着是解决职工的工资问题。

刘伯承坚持以维持现状为原则。对于解放前因通货膨胀造成的工薪差额，他主张在调查研究后依据实际情况做出决定，适当进行调整。这样，获得了工人、职员的普遍满意，同时也减少了职工之间的矛盾和市场物价的波动。

遵照中央的指示，采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办法，一方面，对解放区来的干部和一些新参加工作的地下党干部、学生等实行供给制；另一方面，对接收的员工按中央原职原薪的原则，加紧研究制定新工资标准。在新标准未确定之前，5月4日和17日发放两次预借费，6月按新的工资发给，稳定了广大职工的情绪。初步解决上述几个问题之后，工人和其他阶层的群众都比较安定，积极投身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中来。

复工、就业和工资三大问题的基本解决，标志着南京的市政治理工作取得初步成功。

刘伯承用无法辩驳的事实证明，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不仅善于覆灭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谰言，终于在事实面前宣告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