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下的乡村社区信息传播

第一节　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下的乡村社区信息传播

我国在2007年8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1]，对突发事件及其预防、预测、应急救援与恢复重建四个阶段的应对体系作了具体的阐释，本文对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的具体分期也将沿用此标准。

所谓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分为自然灾难、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而按照社会危害程度与影响，突发事件可以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与一般四个等级。

由于难以预测和影响严重，自然灾难事件是突发事件中最重要的一类。本节稍后将提到的汶川地震，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可以确定为特别重大的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与此同类的还包括海啸、飓风、火山爆发等。此类自然灾害的严重性，不仅在于灾难本身，还由于恢复重建所需时间非常漫长，在此过程中如果管理不善，将出现诸如暴雨、山体坍塌等次生性自然灾害；细菌的扩散、人畜伤亡产生的病菌扩散，将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疫病的爆发；此外，救灾款的分配不均、利益冲突等还可能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这类事件需要受到特别关注。

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发生后的乡村社区，由于缺乏有效的传播途径和权威可信的传播信息源，很有可能产生信息匮乏、信息不对称等信息传播障碍。

本部分将首先对乡村社区信息传播体系构成概况和各种媒介形式在乡村社区的发展现状进行简单论述，并对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下的乡村社区应急传播的传播环境、传播特征等进行论述。

一、乡村社区信息传播体系的构成

1.社区

“社区”（community）一词从现实到概念，都是西方社会发展及理论归纳的结果。工业革命使涌入城市、工厂寻求谋生的农民重新聚居在一起，他们摒弃了传统农业社会下的因地缘、血缘而结成的生产生活方式、精神文化状态，成为一种“无根”的却拥有新的共同价值观念的群体。“社区”作为理论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于1887年所著的书——《共同体与社会》中，意思是由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富于人情味的社会团体。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给出了公认的社区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即在一定区域内的组织性的人口聚居，一定程度上根植于他们所拥有的土地，个人之间的生活相互依赖、紧密联系。自帕克界定“社区”的概念范畴以来，尽管发展出了数量惊人的关于社区的定义，但是，帕克的界定始终都作为中心要素起着支配性作用。^[2]“社区”一词的“中国化”与中国社会学者的努力息息相关。1933年，时为燕京大学学生的费孝通和其同学在翻译帕克的社会学著作时，首次将“community”一词译成“社区”，以方便学术研究。

帕克还将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格奥尔格·西梅尔（Georg Simmel）有关传播的思想概括为:“某些种类的传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稳定的或固定的沟通方式，因此代表着文化和社会结构。”^[3]帕克在此虽然没有指明社区传播是对社区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表征，但却指明了特定的传播类型与特定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这是我们构筑汶川地震乡村社区传播与灾区乡村社区文化、社会结构之间辩证关系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依据之一。

2.乡村社区

乡村社区亦可称之为农村社区，“是一种以拥有同一聚落及其周围（或附近）资源的共同所有权为基础，以对自然资源的培育、开发、利用为主要经济活动，以共同的文化和心理因素为特征，以共同的利益为联结纽带，按照传统制度和规范结合而成的地域性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这类农村社区以自然村落为代表，村委会为农民自治的形式，基本按照我国农村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农村社区是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新的农村居民居住模式”^[4]。

乡村社区流动性更强，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为人们引入了获取外部信息的新途径，而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则为乡村社会的人际沟通、人情往来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方式。这些新变化，使乡村社区越来越区别于传统的乡村社会。在这其中，大众媒介带来的影响是明显的，而这种变化又与城市社区有明显的区隔。这种多元化的信息管道、信息内容使“通过朋友、传统社区和亲缘关系等非正式管道自由传播的信息流有所减少；古老的传统社会正在消失；人们不再遵循传统，与邻居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而且与他们远房亲戚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加松散。人们对大众媒体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他们从中获得新产品的信息、思想和其他新的东西”^[5]。

3.乡村社区内部传播

乡村社区对内传播，传播的范围主要局限在乡村社区内部，传播的内容主要是日常生活的信息，可以起到促进乡村社区内部沟通和交流的作用。按照传播形式的分别，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①人际交流，如聊天、串门等；

②行政信息传播，如村务宣传栏、村务公开栏、文告张贴、外墙标语、村民大会等，这种传播方式主要用于村主任和村支书等宣传上级下达的政令和讨论社区内部的公共事务，具有较强的行政性；

③群体性活动信息传播，如劳作过程中的信息交流；

④民俗传播，即在各民族的民俗活动和民族节日期间进行的信息传播，如彝族的火把节、羌族的羌历新年等；

⑤大众传播方式，即社区内部的有线广播、内部局域网络等，这一点需要与对外传播中的大众传播方式相区分，社区内部的大众传播，侧重于社区内部组建，只针对社区内部受众传播社区内部信息的传播方式。

四川省古蔺县桂香村村支书袁志诚和妻子在社区内开办的“夫妻广播”^[6]，即为社区内部传播的一个生动案例。该广播开设科技园地、普法节目、8398热线、党建之声、桂香之星、桂香新闻、曝光台等节目板块，节目内容涉及新闻、社教、法制和舆论监督等多个方面，具有针对性、适用性和贴近性，在当地社区内起到了树立公信、移风易俗、预警和信息公开的作用，对广大乡村社区内生性传播体系的建立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4.乡村社区外向型传播

乡村社区的外向型传播，分为社区对社区外部的传播和社区外部对社区的传播两种形式。按照传播形式的差别，可以把乡村社区的外向型传播体系分为以下几类:

①人际传播交流，即通过走亲访友的方式与社区外的朋友交流信息，随着手机进入乡村社区的日常生活，通过打电话和发短信的方式，村民们得以扩展人际交流的范围；

②群体性传播，即通过具有特色的本地大型活动来进行信息传播，如阿坝州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的“中国汶川古羌文化节”等具有鲜明乡村特色的活动；

③现代化大众传播方式，如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

而乡村社区外向型传播的主要目的，则是通过改变乡村社区的传播环境以促进乡村社区的发展。

在乡村社区内部的信息传播中，需要关注的是参与式信息传播对社区发展的影响，而在外向型传播中，重点关注的则是现代化大众传播方式对乡村社区传播现状的改变和对乡村社区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乡村社区信息传播现状

乡村社区的信息传播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由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新媒体传播等多种类型的传播方式组合而成，各类型的传播方式都在乡村社区的信息接收中起到相应的作用，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乡村社区信息传播的现状，决定了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发生后乡村社区应急传播的主要传播方式，因此有必要在分析乡村社区应急传播之前先对其进行概述。

1.大众传播:电视一家独大

大众传播具有覆盖范围广、传播效率高的优势，其组成包括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主要形式。2004年1月16日，国家信息产业部下发《关于在部分省区开展村通工程试点工作的通知》，同时出台《农村通信普遍服务——村通工程实施方案》，内容涉及公路、电力、生活和饮用水、电话网、有线电视网、互联网等。随着村村通工程的实施，乡村大众传播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据查阅2009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所知，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村村通工程共实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中央一套、七套电视节目的无线覆盖率分别达到84%、82%和68%，覆盖质量明显提高。电视在乡村社区的覆盖步入兴盛期。电视传播的直接性和形象性，使其在乡村社区大众传播中脱颖而出。农民可以收看各大卫视电视节目，关注的重点是获取新闻信息和娱乐休闲。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是我国受众最多的大众传媒。20世纪80年代初期，收音机和广播喇叭依然使广播在全国拥有最多的受众。直至20世纪末，广播在农村都仍然拥有大批受众。但是如今，乡村社区广播的发展却陷入了困境。究其原因，首先，基层广播管理机制混乱，没有稳定的经费投入，其发展缺乏基础和专业人才的支撑；第二，具有视听兼备的独特优势的电视受到广大乡村社区受众的青睐，转移了一部分受众；第三，广播本身的单一性传播特征及其传播的不稳定性，尤其是有线广播的噪音，影响了村民的生活和休息，使其被村民们搁置和忽略。总的来说，在电视受到重视的同时，农村广播收听群体出现了萎缩。

此外，报纸、杂志在乡村的发展已经走到了瓶颈期。究其原因，报纸和杂志的阅读需要受众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而当前广大乡村社区的受众在这方面还比较缺乏；加之当前报纸的分发和购买渠道在乡村社区比较缺乏，因而除了各乡村村委会需要订阅党报之外，农民几乎不看报纸。

电视的兴盛、广播的萎缩和报纸、杂志在乡村社区的几近绝迹，共同构成了当前乡村社区大众传播电视一家独大的传播现状。

电视在乡村社区的普及和应用，丰富了村民们的文化生活，起到了教化和知识普及的作用，村民们得以了解国家大事。但是其发展过程中显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在电视传播的信息中，对农民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很少，与农民生产、生活脱节，“我国现有2256个电视频道，其中只有5个地面农业频道，1.5个卫视农业频道，仅占0.28%，全国每年播出的电视节目总量为1000万个小时，而涉农、对农的节目不超过1%”^[7]。其次，电视这种传播方式具有自上而下的纵向传播特征，使农民成为传播中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大众传播反馈机制薄弱，农民缺乏表达意见的畅通渠道。

2.组织传播:传播政令的主要路径

在传播学中，政党、军队、政府机构、企业、社团等都属于组织的范畴。而具体到乡村传播学中，组织传播的主体主要是在各大乡村社区中承担管理和协调决策责任的村委会。作为基层的决策组织，村委会通过多种传播方式进行信息的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承担了组织传播的重要责任。

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核心职能是服务村民，包括生产服务、生活服务、维权服务和公共服务等。所谓生产服务，如号召村民修建灌水沟渠、土地分配，为村民发放杀虫剂与农药，宣传新的栽培技术等；而生活服务则包括了解本村村民的生活现状，号召村民为“五保户”等农村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等；维权服务包括为本村村民遭遇的利益损伤而求助上级，获取解决办法等；公共服务则主要侧重于督促村民参与公共设施的建设，如翻新公路、修建学校等。而所有服务的实现都需要借助一定的传播途径和手段，这些传播的实现过程，即是乡村社区内的组织传播。

笔者生在农村，因而从童年开始即得以一窥村委会的操作流程和传播方式。在本节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论述。

首先，村民大会是村委会进行组织传播的最重要途径:村主任及各小组长或挨家挨户，或在村头的大喇叭上播音，或采用打电话的方式通知村民代表（一般是家里的男主人）到约定场所（如学校、村委会所在地或者村领导家中）开村民大会，以宣传上级政策和讨论公共事务。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可以集思广益，在同一时间内召集所有人参与决策，村民面对面地讨论和研究，可以在最后做出符合大多数村民利益的决定。

其次，村委会还会在办公地点的村务公开栏张贴宣传公告等，对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通知。这类宣传公告的内容多是上级下发的指令性文件，行政色彩较浓，也不太受普通村民的关注。加上村民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很多老年人根本不可能弄清楚公告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一般村庄的地理范围都有一定的规模，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时间去村委会的村务公开栏一探究竟，因此这种方式的宣传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单单采用这种方式而不加以口头宣传，最后的结果定然是事倍功半，不了了之。汶川地震之后，笔者所在村的村支书把上级地市关于危房重建规划、灾后补助等通知以宣传单的形式散发到了各住户处，张贴在各家的大门上，这种传播方式表面上达到了传播到位的效果，但是对笔者家中年事已高、不识字的爷爷奶奶而言，则可谓是一纸空文。

此外，对国家下达的政令，村委会还会在主要路口、地段以如拉横幅、在墙上刷石灰标语等宣传标语的方式进行宣传。这些标语多简短直白，易于背诵，符合乡村社区受众的接受习惯，如宣传计划生育的“少生优生，造福人类”，宣传修路好处的“要想富，先修路”等，成为一道道乡村风景线。汶川地震后，各受灾区的乡村也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标语与口号，它们成为鼓励灾区灾后重建的精神旗帜。广元市青川县在灾后重建中打出了“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等标语，鼓励灾民自力更生，促进重建。而“一个支部一面旗帜，一个党员一个堡垒，一名干部一个标杆”等则号召基层党员和干部在灾后重建中做好示范作用。这些标语，成为鼓励灾民积极投身灾后重建的重要精神力量，被媒体称为“青川精神”^[8]。

综上所述，乡村社区组织传播的主要形式包括村民大会、宣传公告、宣传标语等，在一些较为发达的乡村地区，还存在技术员下乡指导农业技术推广等较为先进的宣传形式。这些传播行为构成了乡村社区组织传播的体系。乡村社区的组织传播更加具有地域性和适用性，在村民大会中村民有机会对传播信息进行或积极或消极的反馈，但与大众传播一样，这种组织传播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形式，传播者主要是政府官员，传播的信息内容行政性较强，缺乏亲和力，多是必须执行的政令措施，没有多少讨论和更改的余地，因而反馈机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村委会同普通村民的很多矛盾和纠纷也由此而生。

3.人际传播:消解与更新

无论是在城市社区还是乡村社区，人际传播都是最常见、最普遍运用的传播样式。所谓人际传播，简单而言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9]。了解日常生活和所关注领域的信息，是人际传播的首要动机。同时，人们也通过人际传播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和社会协作，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我认知与相互认知，建立和睦的人际关系。

与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相比，人际传播具有很多优点。首先，传播渠道多，方法灵活，口头谈话、书信往来、打电话、通过互联网与朋友联系等都属于人际传播的范畴。同时，传播过程十分简单，双向性强，反馈及时，互动性好，没有明确的传者与受者之分，双方在进行人际传播的过程中同时在接受信息和传递信息，因而丰富了传播过程。

人际传播散见于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走亲访友、在集市上的相互交流、一起在田间地头劳作时的闲谈、小团体聚会时关于某一话题的讨论等。传统的人际传播是直接实现的，主要利用口头语言和表情、动作等来传递信息，进行交流；随着各种现代传播媒体的出现，人际传播也可以通过这些媒体来得以间接实现。这样大大地丰富了人际传播的样式，也拓展了人际传播得以实现的范围。

在传统意义的乡村社区中，人际传播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中，所诉求的都是一种血缘关系密切、以情感和血缘为联系纽带的传统乡村社区。

乡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相比，具有较强的亲密性和血缘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乡村社区内，可能存在各种亲戚关系和朋友关系，这种盘根错节、纷繁复杂的人际网络构成了人际传播的基础。村民生于斯长于此，对所生活的乡村有着熟知和眷恋。这种亲密性和血缘关系的维护，多是通过人际传播交流的方式来实现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各种大众传播方式介入了宁静而封闭的乡村社区，打开了乡村人的视野。随着城乡融合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乡村人涌向城市，寻求更多的财富和发展。在这种传统的乡村性逐渐淡漠、城市性逐渐增强的发展过程中，人际传播经历了挑战与改变，但在当前中西部乡村社区内，仍然应用较为频繁，作用较为重要。

但是，人际传播也有其不可忽视的缺陷。由于传播主体不再是专业的权威的传播机构和传播人员，而是一般民众，人际传播的传播内容更为复杂和零散，系统的传播内容在人际传播中不再存在。这种复杂、零散的传播内容，需要信息接受者进行甄别和筛选，不能全盘相信，否则容易出现谣言。如在汶川地震后爆发出来的关于余震的谣言，就主要是通过人际传播进行扩散的，对缺乏分辨力的乡村社区受众来说，这种谣言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4.新兴传播手段:逐渐普及应用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与城市的发展速度不可同日而语，城乡差距也有日渐增大的趋势。但是随着城乡人口流动性的增加，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手段也越来越在乡村社区得到普及应用。手机、互联网等新兴传播手段越来越在乡村得到了应用。

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往返流动，把大城市的先进传播手段带回了原本封闭的故乡。在笔者所生活的乡村，每家每户基本人手一部手机，用来发短信和打电话，而家里的固定电话多是闲置不用的。问及原因时，很多人都谈到了手机的便携性。而国内两大通信运营提供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市场逐渐拓展到了乡村地区。在乡村地区随处可见联通与移动的宣传广告，其低廉的资讯费对村民而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村民们不再频繁地走亲访友，而是直接通过手机打电话进行联系，手机已经成为村民们与亲戚朋友联系的最常用手段。手机的应用，减少了村民进行沟通交流所需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也越来越向乡村社区扩展，成为受到居民青睐的新兴传播手段。《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09年底，东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40.0%，西部地区为21.5%；城市网民占网民总数的72.2%，农村网民占27.8%^[10]。这一数据显示，互联网在乡村社区的应用，虽然仍处于早期萌芽的阶段，农村网民与城市网民的总数和比例也相差甚远，但有着非常大的发展潜力，农村网民也越来越有普及的趋势。农村网民应用网络的主要动机，是与他人联系和消遣娱乐，同时也可以通过搜索获取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最新资讯。

传统大众传媒的传播者，都是有一定新闻素养和传媒精神的专业传播者，传播的内容也是经过整合与编辑的系统性新闻内容，严谨有余而活泼不足，传播内容的多少也需要受到频道多少、播出时间长短等的限制，加上反馈机制的薄弱，使得民众不能充分实现知情权和表达权的双重满足。而从村民采用新兴传播手段的动机来看，与其说是把手机看作一种具有传播价值的传播手段，村民更趋向于把它作为一种具有实用工具特征的传播方式^[11]，即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实际意义的一种传播方式。互联网作为新兴的传播手段，民众更能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够实现“一对一”式的有效传播。

但是，由于新兴传播的发展仍不完善，因而手机、网络的很多功能还没有被村民所挖掘出来，如村民只把手机当作打电话和发短信的工具，即固定电话的一种便捷替代品，而没有关注手机报、手机上网等其他功能。这使得新兴传媒在乡村社区中新兴传媒发挥作用的空间受到了局限。

5.民族特色鲜明的传播形式:不可或缺

除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传播方式之外，在一些发展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还保留了一些较为独特的传统传播方式，这些传播方式，弥补了大众传播等传播方式的不足和缺陷，在少数民族日常乡村生活不可或缺。这种独特的传播形式主要包括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俗活动和民族节庆等，如彝族的火把节、羌族的羌历新年与山神会等。在这些民族节日期间，村民们载歌载舞，参加各种集会活动，同其他村民一起说说生活中的新鲜事，进行情感交流，这使得民族节日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时机。

由于地震的极重灾区与重灾区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众多的四川、甘肃、陕西等省，这些省市是彝族、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而极重灾区中汶川、北川等都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因而有必要对这些民族特色鲜明的传播方式加以关注。

三、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下乡村社区应急传播的特征

在日常传播环境下，乡村社区的信息传播依托内部传播系统和外向型传播系统，以农民为主要的信息传播者，进行信息传播。信息传播的主要内容，据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红艳的观点，“一类是乡村市场类信息，包括经济信息、科技信息、金融信息、劳务信息、文化信息等；另一类是非市场类信息，包括日常生活信息、行政管理信息、乡村政治信息、媒介信息、政策信息等”^[12]。但是在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的应急状态下，乡村社区的日常信息传播状态已然改变，并呈现出一系列特征。

1.正常传播秩序被打破

在日常状态下，信息传播是有序的。各个电视台和广播频率都有固定的流程设置和节目安排。但当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发生后，这种正常的传播秩序会被打破，关于灾情的报道成为选题安排的中心。例如，汶川地震后，各地广播电视均中断了常规节目播出，以专题节目的形式不间断关注汶川地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推出持续22天的24小时不间断直播特别节目《汶川紧急救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推出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并与一套节目推出不间断播出、全面覆盖的地震专题策划节目；四川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在地震当天即推出震情直播，并中断常规节目播出。随后，各灾区的地方台也开辟了抗震救灾专题节目，全时段关注灾情进展。

2.多种传播方式综合应用

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具有难以预测、破坏性强、影响深远等多种特征。事件发生后，受灾群众、政府等利益群体都需要了解灾情等相关信息，因而信息需求量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应对灾后初期的信息需求，多种传播媒介被综合运用于信息传播。按照本章第一节中的分类，乡村社区信息传播系统可分为社区内部与外向型两类。在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下，这两类传播系统都被投入到了救灾信息传播中，并综合发挥功能。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新媒体传播形式同时发力，密切关注事件的实时状况与发展。

3.受传者情绪紧张

由于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产生了不确定性，不安全感较强，灾民容易产生精神压力和紧张情绪。村民们担心灾情是否会加重，灾情能否得到及时合理的处理，这种压力在灾后初期尤其容易积累和爆发。汶川地震后，一些灾民由于家人丧生，且无法获知外界信息，故而产生了情绪紧张，甚至轻生的念头。

另外，由于灾区各种客观与主观力量的影响，不同灾区获取信息渠道的畅通性与及时性有所差异。对那些交通较为便利、较早向外部发出救援信息的灾区，大众传媒会加以关注，而由于交通落后、环境闭塞等原因，一些身处偏远乡村而受灾严重的灾民对灾情、救援等信息的掌握比较有限，在大众传媒的聚光灯下成为盲区，容易被媒体与公众淡忘。而在随之而来的恢复重建过程中，往往不能得到与受灾程度相符合的关注与补偿。这就更导致了村民们情绪的紧张和多疑心理，需要各方传播者通过信息公开、心理援助等形式进行平复。

4.传播过程中存在非理性因素

首先，传播者由于利益的驱使，可能对传播内容和对象有所筛选和过滤。比如，村干部是灾难信息的最重要传播者，他们的信息接收充分度与解码能力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同村村民接收到的信息有所出入。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些村干部对可能威胁到自己升迁与仕途的不利信息进行删减，对本村遭遇的灾情瞒报漏报，从而使上级领导对该村灾情了解不足，并因此影响对该村的救助与重建过程的关注；同时，一些村干部对上级下发的通知、关于救灾和重建的相关补助与优惠等政策理解不足与理解错误，可能导致传达给村民的信息有错误之处，而不明内情的村民对这些信息则只能被动接受；此外，为了满足一己私利，在重建过程中获取更多利益，一些村干部可能对救灾物资分配和重建政策等进行误报或隐瞒，从而导致在恢复重建阶段村民信息了解不足，利益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这三种情况下，村干部作为传播者所导致的信息流失与误读，都可能导致乡村社区信息传播信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同时，人际传播方式导致传播过程中噪音与谣言的出现，如关于灾情蔓延的谣言、关于村干部不按规章制度办事而循一己私利的谣言等。而各种不实信息、未经确认的信息充斥在乡村社区的传播过程之中，导致信息辨别的难度增大。同时，由于村民本身缺乏媒介素养与分辨能力，对这些谣言不加筛选地全部传播给他人，就更加速了谣言的蔓延。

5.信息的传播与接受存在“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由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斯彭斯（Andrew Michael Spence）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共同提出，用于研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的信息了解状况。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与信息掌握较少的人相比，信息掌握较为充分的人员更处于有利地位。此处的“信息不对称”，主要用于论述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发生后乡村社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传播障碍。

重大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发生后，由于传播环境紊乱无序，导致从传播者到信息受众这一传播流程中出现信息不对称现象。概括来说，就是信息受众（即灾民）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处于劣势，即被动接受信息，缺乏辨别能力。这种“信息不对称”是整个乡村社区信息传播的最显著特征。

由于普通乡村社区的信息传播基础设施相对城市社区而言原本就比较缺乏，加之在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发生后，这些基础设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这就导致在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者的力量显得太过单薄。仅仅依靠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人际传播，很难为身处紧张与疑虑的信息接收心理的灾民提供充足而可信的信息，这就造成了第一阶段的不对称，即信息输出不足。在信息输出不足的同时，村干部等传播者的信息解码能力与个人传播能力的差异，可能导致信息传播中的信息流失与解码错误，从而产生信息不对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