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区应急传播的基本模式

第四节　乡村社区应急传播的基本模式

自传播学创立以来，国外的学者为了研究信息传播的性质和结构，建立了许多传播模式，比较著名的有拉斯韦尔创立的“5W”模式、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的循环模式、德福勒的“互动过程”模式等。Fiona Duggan和Linda Banwell于2004年提出从危机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分析危机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的设想，并提出了一个危机信息传播的模式^[17]，如图4-4所示。

图4-4　危机信息传播模式

两位学者从信息提供者和信息接收者的角度分析了危机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其中的“Targeting Information”即目标信息，“Opinion Leader”即意见领袖，“Willingness to accept new knowledge”即接受新知识的意愿。由图4-4可以发现，信息提供者的目标信息、信息提供者和信息接收者中的意见领袖、信息接收者的接受意愿，影响着危机传播的有效性。但是，遗憾的是，两位学者并未对危机传播的流程做出明确的阐释。不过，其关于信息提供者和接受者的分析，仍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要总结出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下的乡村社区传播模式，仍然要结合这些传播学先行者的相关经验来进行。以汶川地震为例，这一灾难事件下的乡村社区传播，是由以电视为主的大众传播、以本土化方式为主的乡村发展传播和政府主导的信息传播等多种传播方式结合而成的复合型传播模式。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红艳在其著作中对乡村社区的信息传播模式作了不同维度的分类。本节中将借鉴其《乡村传播学》一书中的分类方式，从本土化信息传播模式、大众传播模式、政府主导的基层信息传播模式三个方面对以汶川地震为范本、特大山洪泥石流等案例为支撑的乡村社区在应急状态下的信息传播模式进行分析，并侧重论述经过汶川地震的洗礼后，乡村社区在应急信息传播中出现的新型传播模式。

一、本土化信息传播模式

震后初期，由于电力设施和通信设施的服务中断，电视、手机等传播形式出现短期的故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在乡村社区原本几近绝迹的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在震后初期的信息传播中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发挥了应急传播的作用。在本文第三章中，笔者已经通过图表的形式，对十个极重灾区的震后信息传播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在抗震救灾阶段，高音喇叭、乡村广播等在整体媒介选择中占有一定比例。总的来说，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在汶川地震和之后的山洪泥石流等类似自然灾难事件信息传播中，起到了独特作用，现将此类传播方式的应用，分为以下几类。

1.锣鼓、火把预报灾情

汶川地震后，锣鼓、火把等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在灾区乡村社区复兴。这些乡村社区固有的传统信息传播方式，根植于乡村，不受电力、通信等状况干扰，成本不高，操作方便，传递的信息简单易懂。灾后，各地方政府对这些传统传播方式的作用有所重视。在北川县禹里乡调研时，我们就注意到这里已经把鸣锣、敲鼓等列为常用的预警方式。当灾情发生的时候，锣鼓、火把等能够快速而明确地进行报告，并疏散群众。在信息化发展较为落后的偏远山区，这些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更能适应当地的具体情况，为社区所用。

汶川地震后，各类次生灾害在灾区出现，影响救灾的进行和灾区人民的生命安全。2008年6月，由于连日暴雨袭击，北川羌族自治县出现灾情:唐家山堰塞湖有决堤的危险，北川县香泉、曲山和通口等乡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在这个危急关头，乡干部、村干部们采用鸣锣、敲鼓等传统信息传播方式，通知村民们离开家园，到其他地区避险，从而避免了严重的人员伤亡。锣鼓这种传统信息传播形式，起到了较为明显的预警作用。2010年8月，四川爆发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都江堰虹口乡受到威胁。深夜里，地质监测员唐国志奋力敲起铜锣，通知村民转移。凌晨时分，锣鼓的声音非常响亮，方圆几十里内的村民都从梦中惊醒，并快速地离开家门，聚集到地势平坦的坝子上，从而躲开了泥石流。

同一时期，什邡市蓥华镇也发生泥石流，瓦窑村村支书和村里的青壮年举起火把，爬到山顶，向山另一边的村民报告灾情。火光在暗夜中十分清晰，村民们得以及时逃离低洼地带，避开泥石流，全体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保护。

2.有线广播发布灾情信息

2008年5月16日，四川省广电局为了解决北川、平武一线通讯中断、信息不通等困难，援助了100只喊话器和20套现场广播扩音系统（高音喇叭等）给灾区，村民们通过这种方式了解了地震的相关信息。汶川地震发生后，各极重灾县市意识到了有线广播在应急状态下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在灾后重建中重视发展农村有线广播。

与无线广播不同，有线广播主要由基层政府来负责统一安装使用，其载体是一个大喇叭。有线广播安装在田间地头，直接对村民进行播音。灾后，绵阳市广播电视局发现了广播在乡村社区应急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在灾后重建中要重视农村有线广播的建设，并号召“县（市、区）广电部门在恢复有线电视的同时，采用共缆传输技术，积极恢复农村有线广播，巩固农村广播宣传阵地”。为了让乡村社区广播收听成为人们的习惯，绵阳市广电局制定了广播发展计划，“全市共新建广播线路5万公里，安装大喇叭8万余只，实现了农村广播全覆盖”。

随后，这一举措在四川各灾区乡村社区得到了推广，各极重灾县市都纷纷把发展乡村有线广播作为促进乡村社区信息传播的一种形式。在广元市的乡村社区，有线广播每天进行两个时段的播音，早晨6:30—7:30，傍晚18:00—19:00。一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新闻联播》等节目；二是转播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三是开播自办节目，播送本地新闻。这三种节目内容的播出，让广大的人民群众不仅能知晓天下事，也能了解本地区的工作动态。在日常状态下，农村有线广播向村民们播报新闻节目和政策信息；而在应急状态下，有线广播也能发挥预警作用和发布灾情信息的作用。

2010年8月，由于连日暴雨，四川省什邡市蓥华镇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在灾害到来的时候，瓦窑村村支书廖永寿立即检查了有线广播的线路，不断通过广播通知处在危险区域的村民转移和避险。平武县平通镇的几个行政村也通过广播进行警情播报，安全转移了灾民。

3.宣传册、标语等进行灾后防灾减灾宣传

宣传册、宣传单、标语等本土信息传播形式，在乡村社区历来就经常应用。其内容通俗明白，朗朗上口。常见的如“想致富，先修路”“少生优生，造福人类”等。这些形式，对于宣传政策等尤为有效。而当灾害发生后，这种传播形式则用于科普和救灾指导。

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为了避免灾后次生灾害的发生和村民情绪不稳等，各极重灾区乡村社区还向每家每户发放了救灾宣传册、宣传单、宣传画等，并在主要的道路路口等张贴或书写救灾标语，在村务公开栏中开辟避险知识专栏等。这些宣传册、宣传画、宣传单等易于携带，信息易于传播。而标语、口号等易于记忆、易于传播，可以普及关于地震的相关预防知识，并增强村民们的防灾意识。

禹里乡位于北川县境中部，濒临唐家山堰塞湖，是北川西至茂县、北上松潘的交通要道，更是连接北川关内外的重要关口。2008年8月12日，北川县禹里乡发生特大暴雨，全乡道路多处受损和中断，电力、通信中断达24小时。据笔者在北川县禹里乡调研期间的观察，该乡为了预防地震之后发生的次生性自然灾害如暴雨等的袭击，在乡内的主要交通要道张贴了告示，通过鸣锣等方式来提醒村民注意自然灾害。同时，据村民们回忆，当时村上还设立了信息预报员，在灾害来临时挨家挨户通知村民进行撤离。而灾害发生之后，社区也以发放宣传册或书写标语等形式，对救灾和重建的相关政策、规划等进行宣传，以达到宣传到户的传播效果。

二、大众传播模式

汶川地震后，由于受到电力中断等影响，电视等大众媒体在乡村社区传播有一段时间的中断。直至2008年6月份，电视等大众媒体的信息传播才相继恢复正常。但是，在整个抗震救灾与恢复重建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体在灾区村民中仍然是第一选择。大众传播方式在乡村社区的作用不容忽视。本节将对广播、电视和在村民中广泛使用的手机等在乡村社区应急传播中的应用模式进行分析。

1.广播应急播报灾情

汶川地震发生后，由于电力中断，电视在短时间内失去了传播功能，各受灾区的上级领导为了帮助村民在困难中了解信息，发放了一大批收音机。

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三日即2008年5月15日，广电总局即为绵阳灾区捐赠了5000台收音机，由市广电局发放到北川、安县、平武等县的受灾群众手中；5月18日，省广电局再次捐赠了10000台收音机到北川救灾前线；随后，有线广播和无线调频广播皆恢复正常，灾民们听到了熟悉的广播播音员的声音。这在被调查者对此问题的回答中得到了印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在震后第一时间推出了《汶川紧急救援》24小时直播节目，在汶川地震受灾区和全国各地播出。从报道内容来看，《汶川紧急救援》除了传送灾情信息，还从多个视角对灾区的救援需求进行报道，并为灾区人民提供鼓励和支持。中国之声的广播新闻节目，是灾民最早接触到的大众传媒信息。

广播媒体从震后第一时间的信息发布、灾情更新、救援进展到受灾群众的搜救，再到灾后心理援助、物资需求信息发布等，构成了报道汶川救援的广播议程。广播媒体在受灾乡村社区村民震后初期了解灾情的过程中，发挥了其传播优势，保证了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可以说，广播媒体是灾民们最早获得确切的官方公布的地震灾情信息的渠道。

2.电视报道救灾和重建进程

汶川地震后，各大电视台均制作了与地震密切相关的新闻节目，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全天现场直播地震灾区救灾状况。

但由于电力设施与通信设施的早期中断，导致各灾区电视恢复播出的时间延后至2008年6月份之后。5月21日，国家广电局与省广电局领导做出“先无线、后有线，先广播、后电视，先恢复、后重建”的指示，于6月1日在北川县三个主要灾民聚居点任家坪、擂鼓镇、陈家坝三个乡镇安装设备，让村民们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随后其他乡镇的电视转播也相继恢复。除了中央媒体和各地方卫视关于救灾的报道外，各灾区还自制了一批新闻节目，如北川电视台的专题节目《众志成城，我们在一起》和平武广播电视台的抗震救灾特别节目《重建家园，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等。报道的主要内容也是灾情的预报和救灾工作的进展情况。

电力恢复后，各灾区的村民主要通过收看中央台和各地方台的新闻节目来关注灾情的发展，在恢复重建过程中，电视成为灾民获取信息的第一选择。

3.手机沟通抗震救灾信息

在汶川地震前，手机在乡村社区已经得到普遍应用。根据第三章中的数据分析，有76.8%的村民使用手机与朋友联系，而座机的使用比例仅占到11.2%，这显示手机已经进入乡村的日常生活，成为村民与人沟通交流的最主要渠道。

地震发生后，基层通信基站被毁坏，手机在乡村社区的信息传播中有一定时期的缺失。为了保持通信的畅通，各受灾区把基站的恢复列为工作重点。与此同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通信服务供应商也积极投入抗震救灾。中国移动四川公司积极发布抗震救灾信息。“通过免费短信、彩信、小区广播等形式，为灾区群众免费发送地震预警预报、气象、交通、供水供电信息，免费向灾区群众发送防震防灾知识。”^[18]这种方式对于帮助乡村社区的村民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稳定情绪等有一定的作用。当基层通信基站恢复之后，村民们通过手机与受灾的亲朋好友联系，了解彼此的生活状况和需求，并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形式与身在外地的家人朋友沟通，了解整个外部世界的情况，向他们报平安。

三、政府主导的信息传播模式

当灾害发生后，政府在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首先，政府需要向大众公开灾情信息，占据舆论优势，以避免谣言、流言等的出现；同时，政府还需要及时对救灾、物资发放、重建安排等事宜向灾民进行通报，以消除其疑虑和不安。这种政府主导的基层信息传播模式，是乡村社区应急传播的形式之一。按照流程，政府主导的信息传播模式可以分为村干部的下情上传、上级政府的上情下达和地质监测员预报灾情等三类。而地址监测员的出现，是汶川地震后乡村社区应急传播中的一个亮点。

1.村干部及时上报灾情

汶川地震后，各灾区乡村与外界信息中断，村干部们积极与外界联系，突破阻碍，将灾情汇报给上级政府。汶川县水利局下派萝卜镇的驻村干部、村委会主任助理曾克勤，在地震后通知村民向宽敞的空地转移，通知学生离开教室，组织年轻人救人。随后，他初步统计了本村的伤亡和受灾情况，徒步下山，到雁门乡政府汇报了灾情。正因为其及时地汇报灾情，萝卜寨才能迅速得到救援。^[19]

村主任和本地媒体所发挥的作用，改变了奇怪的“盲村”式的传播现状，让村民不仅了解外部世界，同时能对自己身边的生活状况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禹里乡书记陈国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提到，“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全是外面的情况。现在唐家山堰塞湖淹没以后，县里面被围的11个乡镇，一点新闻都没有”^[20]。为了将禹里乡的情况向上级汇报，陈国兴采取了原始的方式——派村支书亲自到县上，联系相关领导汇报灾情，安排救灾。

这种案例在震后的灾区还有很多。与震前的信息传播相比，村干部们在震后更倾向于寻求主动的信息传播，即由下而上的信息汇报，力求让上级政府了解本地情况。

2.上级政府信息公开，推进重建

政府，是灾后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也掌握着最主要的灾情信息。当各灾区上级政府获得来自灾区一线的灾情汇报后，政府的第一项任务是进行信息公开。通过官方媒体、新闻发布会等渠道对灾情信息进行公开，积极回答相关人士的疑问。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小道消息占据灾民和大众的视野，从而避免谣言和流言的产生和蔓延。汶川地震后，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通过这种形式进行了信息公开，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同时，上级政府还以此为依据，对灾后各社区的损失情况进行合理评估，并制订切合实际的援助计划和重建规划，通过面对面交流和新闻发布会等方式传达给大众，并直接督促基层政府进行重建。这种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具有指令性，从而能够有效地改变灾区灾后混乱的状况，使其尽快恢复健康有序的生活秩序。

3.地质监测员负责灾情预警

汶川地震后，为了切实有效地对乡村社区的地质灾害等进行提前预报，一些地区按照《四川省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的要求，在社区容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地段，设立了地震监测员，专门负责监测和预警。他们在整个乡村社区的应急传播体系中，也是重要的一环。

唐家山堰塞湖出现决堤危险后，地震监测员们及时地通知了村民进行转移，避免了人员伤亡的发生。都江堰市虹口乡在震后设置了12个地质灾害隐患监测点，每到汛期，全乡34名专职监测员就全天候坚守在这些岗位上。2010年8月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后，4名专职监测员以锣鼓的方式预警，村组干部和村民在听到锣声之后，就按照应急预案的安排，转移到避难点。正如虹口乡副乡长林国江所言，监测员的及时预警，在这次灾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有了他们，村民才免于遭受更大的损失。

与此同时，四川省还于2011年8月5日颁布《汶川地震灾区发展振兴规划》^[21]，提出在各级确认的地质灾害易发点，设立专职监测员，并为他们发放工资，并在基层培养专业的人才，发动村民自主防治自然灾害，以建立群测群防的监测预警网络。在此规划中，四川共在绵竹、汶川、都江堰建立了三个地质灾害专业监测预警示范区。

四、对乡村社区应急传播模式的总结与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本章前三节提到的本土化信息传播模式、大众媒体信息传播模式和政府主导的信息传播模式三者并非完全独立的。在震后救灾、重建与发展中，这些传播模式并非单独分割发挥作用的，而是多者相互结合，共同促进灾后乡村社区的信息重建和发展。比如，锣鼓、火把、宣传栏等本土传播形式的使用者，通常为村干部等；而在整个乡村社区的信息传播中，往往是村民既通过本土化传播形式获取近距离的信息，也通过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获取外界的相关资讯，同时还通过村民大会、民俗活动等形式交流信息。

乡村社区的危机信息传播系统“由纵横两种网，传统传播方式与大众传播方式两种传播方式构成，通过两种网和两种传播形式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的预警防护体系，这样一个信息系统可以迅速、及时、有效地传递危机信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科学及时发布信息，使危机信息通过信息传播系统有效到达群众之中，切实做到科学防灾减灾，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22]。

1.乡村社区应急传播模式具有阶段性

按照汶川地震发生后的阶段划分，可以将乡村社区的传播模式划分为应急救援阶段、恢复重建阶段和灾后发展阶段三种类型。首先，在应急救援阶段，乡村社区呈现以人际交流为主、大众传播为辅的社区内部传播模式。其次，在恢复重建阶段，呈现出社区内部传播与外向型传播的结合，这种传播体系按照传播方式来分类，可以概括为人际交流为主、大众传播为辅的社区内部信息传播模式和以大众传播与新型传播方式为基础的社区外向型传播模式。在震后乡村社区的发展阶段，传播状况已经恢复常态，因而更值得关注的是社区新涌现出来的传播方式。

具体而言，在应急救援阶段，乡村社区外向型传播方式基本中断，能够发挥作用的主要是社区内部固有的信息传播手段。由于电力、通讯和网络的故障，大众传播方式不能照常发挥作用，因而人际交流占据社区内部传播的主导地位。在这一阶段，乡村社区的信息传播模式主要是以人际交流为主体的社区内部信息传播模式。

在恢复重建阶段，随着各受灾区广播电视与通信网络逐渐恢复正常，从而使得大众传播方式和手机、网络等新兴传播方式得以重新投入使用。乡村社区村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得以增多。经过前面两章的分析和统计可知，在汶川地震的受灾乡村社区，最常使用的大众传播方式是电视，电视媒体一家独大是乡村社区信息传播的一种普遍现象。在恢复重建阶段，乡村社区呈现出以电视媒体为主体、手机等新兴传播方式为辅助的社区外向型信息传播模式。与此同时，人际交流仍然是社区内部信息传播的主要模式。

随着灾区恢复重建工作的完成，乡村社区的信息传播模式逐渐恢复到灾前的状况。人际交流、电视、手机媒体仍是乡村社区信息传播的主体。值得关注的是，由于这些受灾严重的乡村社区获得了来自中央政府和地方援建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帮助，在信息传播体系中出现了一些先进的甚至过于超前的信息传播形式。如上章中提到的村级网站、中兴镇网络家园等，不过，由于这些先进的传播方式与村民们日常的信息接收习惯并不相符，因而大部分在短暂的试用期之后就不再受到村民们的关注，从而被闲置。课题组在中兴镇上元村访查时，发现“中兴网络家园”由于缺乏资金和专人管理而不被村民们关注，这一投入了大量资金而建成的信息化示范点，并未发挥其应有的预期作用。

2.乡村社区信息传播反馈薄弱

乡村社区的信息传播，历来都是以从上至下的纵向传播与村民之间的平行传播为主，而下情上传的信息反馈机制则仍不健全。加之村民本身对信息传播表达权的不够重视，媒介素养较之城市社区的居民仍有差异，当突发性自然灾难事件发生后，村民们更多成为信息接收的一方，而这种信息反馈机制的薄弱，也成为造成乡村社区信息传播不对称的一个重要原因。

信息反馈是信息传播流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乏反馈的信息传播是不完整的，其传播的有效性也很难得到验证。作为现代社会信息传播手段主体的大众传播方式，由于媒介特征的局限，缺乏一种完善的信息反馈机制。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报纸媒体，都更多地承担着信息传播的任务，而对反馈信息却缺少关注，因此忽视了来自基层百姓的声音。这在乡村社区的灾难传播中更加明显。村民们缺少对表达权的重视，同时也没有进行信息反馈的渠道，大众传媒对灾区的信息传播，多是单向的，外部社会的人们很难听到村民们的心声。

在政府主导的信息传播中，基层村民和村干部通过多种形式向上级和大众进行信息反馈。首先，乡党委书记、乡长、村支书、村主任等基层干部，负有向上级反馈基层意见的职责，他们通过打电话、上传文件和亲自与上级领导沟通交流的方式，将基层村民的意见和看法传达给上级。这是一种自下而上进行的信息反馈模式。在汶川地震中，北川禹里乡副书记在电力与通信设施完全中断的情况下，即亲自奔赴北川县城汇报灾情，从而保证了救援工作的及时进行。其次，是农民自发进行的信息反馈模式。这种反馈是不规范和不正式的，散落于村民人际交流、村民会议等的私下讨论和评价之中。而作为基层政府官员的村干部，也常常忽视来自村民的意见，对他们的看法不加理睬，甚至带民发言，这也导致了信息反馈的难以实现，甚至反馈的信息中存在失真与偏误。

通过对乡村社区传播模式与反馈模式的总结，可以发现乡村社区的信息传播具有向信息化发展迈进的趋势，尤其是在政府的促进下更有超越式发展的潜力。但是，与此同时，乡村社区固有的信息传播方式和村民的信息接收习惯必须受到重视，也就是说，乡村社区信息传播的发展方向，必须与村民们固有的信息接受习惯相适应，而不是空谈信息化和网络化。在培养村民们新型信息接收习惯的同时，必须注重发展适合乡村社区实际情况的内生性、参与式传播媒介，从而真正助力乡村社区的信息传播与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