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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的未来

时间:2022-03-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876年9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城乡融合”做了比较具体的论述,他说: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表现为城市人口拥挤、住房严重紧张、环境污染严重、流行病蔓延等问题。
中国乡村的未来_乡村人类学

第十八章 城乡融合:中国乡村的未来

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外一些人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交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在人类发展史上,乡村与国家、民族、农民等事物一样,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游走了千千万万年的乡村将会走向何处?

一、城乡融合:中国乡村未来的图像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中说:“今天的乡下人享有城市生活的一切舒适:统计数据表明,在巴黎人、城市人、郊区人、小城市居民和乡下人之间,已经不像20年前那样具有系统的差别。所有的家庭都配备有浴室、现代化厨房、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和小汽车。在所有这些方面,农业劳动者和乡村居民从1970年起就追上了城市人,在其他一些方面,他们保留着优势(住宅的面积)或获得了优势(冰柜)。乡村的孩子去上学都有客车接送,在小学和中学里,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起上课”(1)。似乎给我们描绘了传统乡村的蜕变后的图景。这种图景实质上就是城乡融合的情景,也就是中国乡村未来的图像。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城乡融合

对于“城乡融合”(Urbanrural composition)的问题,有的学者曾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立场,指出“要消灭城乡差别”,达到“城乡融合”。他们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就是要把消灭城乡差别作为奋斗目标之一.但是,为了正确理解经典作家的论述,我们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解读。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理论认为,城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使城乡之间产生了尖锐对立,这种对立贯穿于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并将长期延续下去,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社会分工是由于城乡的分离而造成的。在城乡关系的发展趋向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城乡的分离对立也就是社会的不协调,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未来的社会不是固化城乡的分离,而是实现城乡融合。而达到城乡融合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城市化来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融合的最高境界。城乡融合的理论溯源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部不朽的著作《乌托邦》横空出世,使托马斯·莫尔成为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他在《乌托邦》中描绘了一幅人人平等、人人相爱的盛世蓝图——一个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农村没有固定的居民,而是由城市居民轮流种地;农村中到处都是间隔适宜的农场住宅,配有足够的农具;城乡物资是交流的,农村无法得到的工业品就到城市去取;农作物的收割是突击性的,选好一个晴朗的天气,城乡居民一齐出动,在短期内全部完成。

具体的情况是,恩格斯最早于1847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彻底废除私有制以后将会产生什么结果”问题时说: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外一些人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交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2)

这是恩格斯对“城乡融合”最早的论述。1876年9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城乡融合”做了比较具体的论述,他说: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正如它已经成为农业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一样。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3)

对于“城乡融合”问题,马克思虽然没有进行过正面论述,但他曾论述过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说:

古代古典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宫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舞台出发的。然后,它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是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4)

有意义的是,马克思指出:

消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5)

这实际是告诉人们,城乡融合的条件就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城乡关系一般要经历由“一体”到“分离”到“联系”最终到“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社会分工高度发展和人类走向完全自由与解放的过程。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城乡分离、对立的根源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即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不够高、旧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即私有制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城乡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并且,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除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

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分析了城乡对立的弊端,认为城乡的对立造成了乡村衰落、城市病态、农村可持续发展遭破坏、城乡利益冲突尖锐等。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表现为城市人口拥挤、住房严重紧张、环境污染严重、流行病蔓延等问题。在这种社会里,工人大批地拥塞在大城市里,而且拥塞的速度比在当时条件下给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浊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而且,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挤满了工人的所谓的“恶劣的街区”,是周期性光顾我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这些疾病在那里几乎从未绝迹,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就发展成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于是越出它们的发源地传播到资本家先生们居住的空气较好的比较卫生的城区去。另外,资本主义生产使他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他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显然,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他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趋势规律、城乡对立的根源以及城乡对立的弊端分析可以看出,城乡对立是一个历史范畴,城乡融合才是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地分析认为:城乡的分离、对立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表现,要消除城乡的分离与对立,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存在为前提,同时需要有计划的协调和安排生产力。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会在工农业发展水平提高后得到改变。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指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条件,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无法实现的。同时指出,如果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认为,城乡分离、对立的形成,是社会分工发展造成的,但是这种分工本身发展水平并不高,主要表现为乡村农业分工落后,农业中的分工由于土地的小块经营而受到阻碍,传统农业与城市大工业形成了明显对比,也正是这种城乡产业分工成为二元结构深化的基础。因此,实现城乡融合,必须首先打破这种旧的分工格局,发展新型的城乡分工,使社会分工水平进一步提高。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看到,新的城乡分工应当有利于消除城市工业与乡村农业的界限、有利于城乡经济和产业上的广泛联系和融合发展。所以,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道:在最先进的国家里采取的方法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进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渐消灭”。(6)

对于城乡融合,列宁虽然也没有正面论述过,但在论述了“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这些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都会有的旋律)是‘商业财富’(用西斯蒙第的术语来说)优于‘土地财富’(农业财富)的必然产物”后,曾以未来学家的预见性指出:“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跃居特权地位,使乡村变成从属的、落后的、无助的、闭塞的,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提高乡村居民,使其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能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7)

斯大林在城乡关系问题上是有创见的,他不同意恩格斯的观点,认为城乡关系不是城市乡村之间对立的消灭,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

城市乡村之间的对立消灭,应当引导到大城市的毁灭。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他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他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8)

在此,笔者对斯大林所说的“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特别欣赏、赞同。因为笔者在《中国农民守土与离土的博弈——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的启示》一文中,曾就“乡村生活城市化”问题表明了观点,认为“讨论21世纪中国农村发展的未来走向,其目的就是要从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农民守土之艰难,离土之不易的博弈中探讨中国农民新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实现中国农民乡村生活城市化,就地改造农民,改造农村,改造农业”(9)。但是,今天通过对新农村的建设的武义模式的研究,笔者感到“乡村生活城市化”的观点还是一个片面的、不成熟的观点。正确的回答应该是“城乡融合”。

(二)外国学者论城乡融合

谁都知道,城乡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当然会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

早在1898年,英国学者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城乡融合”的概念,但却十分有趣的提出了城乡必须“成婚”的论题,他说:“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的缺点,而城市—乡村则避免了两者的缺点——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并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10)。霍华德的城乡成婚论实质上是用城乡融合的新社会结构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为此,引发了一度流行欧美的田园城市运动。1946年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nford)在为《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的再版写序时高度评价霍华德的城乡成婚论说:“霍华德把乡村和城市的改进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来处理,大大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到了20世纪60年代,芒福德从城市发展的立场出发,曾深刻的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的结合一起,如果城市与乡村哪一个重要的话,应当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11)。这个论述十分有启发性,明确、生动地论述了城乡关系的紧密性、平等性,而“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观点正是“城乡成婚论”的翻版,其实质仍然是“城乡融合”。正是这个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出发,芒福德非常赞成另外一个美国学者亨利奈特(Herry Wright)“区域统一体”的观点,即通过分散权利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以现有城市为主体,就能把这种“区域统一体”的发展引向许多平衡的社区,不仅可能重建城乡间的平衡,还有可能使全部居民在任一地方都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生活之益处,同时可以避免特大城市的困扰,以至最终达到霍华德的“社会城市(Social Cities)的思想,将城市与乡村两者的要素统一到一个多孔的可渗透的区域综合体,并作为一个整体运作”(12)。对此,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讲得好,他说:“城市和乡村从来都不会像水与油一样截然分开:同时兼有‘分离和靠拢、分割和集合’、‘农村和城市’互为前提:我创造你,你创造我;你统治我,我统治你;以此类推,彼此都服从共处的永久规则”(13)

上述从英国学者霍华德到美国学者芒福德,从城乡成婚论到“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虽然都没有明确提出“城乡融合”的概念,但从他们的论述及其学术追求中可以看出,城乡融合是他们理论内涵的核心。而苏联学者鲁缅采夫在《城市化社会》中曾提出:“社会主义城市化是解决城乡脱离的历史性对立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它将导致这两种人口分布形式的接近和融合”(14)。这个提法已向城乡融合靠近了一步。

(三)中国学者心中的城乡融合

中国学者在研究城市化问题时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概念。从1996年开始,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城郊经济研究所受市政府的委托,与有关单位联合成立了“北京郊区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的课题组”。2001年,其最终成果是赵树枫、陈光庭、张强合著的《北京郊区城市化探索》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个研究成果中,陈光庭认为,人类的发展历史可以概括为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等几个阶段。并指出这个公式把人类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其中最高阶段是城乡融合(15)。在此,陈光庭虽然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概念,但并没有对此进行界定和解析。

杨荣南在《城乡一体化及其评价指标体系初探》中,建立了包括城乡经济融合度、城乡人口融合度、城乡空间融合度、城乡生活融合度、城乡生态融合度等五个方面的城乡一体化及评价指标体系。他虽然是针对城乡一体化而制定的评价指标体系,但所谓“城乡一体化”本质上是指的就是城乡融合的问题(16)

2000年,上海市也成立了由上海市党委史研究室二处发起,与有关单位组成的“上海市城乡一体化研究”课题组,他们在对城市一体化的界定中指出:城乡一体化是通过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融合,从而达到城乡共同繁荣、富裕、文明的过程。这个提法得到了浙江有关人士的赞同,浙江咨询委员会朱家良副主任2004年6月,在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研讨会”上发言说:“城乡一体化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条件下,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

此外,1998年魏清泉发表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动态过程》一文,该文认为城市化与工业化密切相关,并以东莞为例,从经济结构和城乡关系的改变考察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动态过程。他认为类似这种东莞这样的区域可以称之为“城乡融合区”,他是一种新型的地域空间结构。这种城乡融合区有三个最明显的特点:(1)城镇和乡村功能互补,并融为一体,城乡两种景色兼容,说他是农村的,村民已没有多少“泥土”味,说他是城镇的,又没有城市的喧闹和城市那样高密度的人流、车流和建筑群;(2)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社会差别的缩小,生活方式大体相同,思想观念渐趋一致;(3)城乡融合区兼有城市与乡村两种职能,既不是传统的城市也不是传统的乡村,但其中既有城镇、又有较浓郁的田园特色。

2005年,陈大鹏发表《城乡融合区域发展战略与大西安都市区的构建》,该文从考察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切入,认为“城乡由对立分割走向融合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我国目前正处于城乡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关头,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

2006年,赵庆海、任德会发表《谈城乡的空间分离与空间融合》,该文认为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建设田园城市,追求城市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实现城乡融合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实力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最值得介绍的是罗新阳的《城乡融合:和谐社会的根基》。该文第一部分“生态价值:城乡融合,以人为本”中论述了城乡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城乡融合实际上是城市与自然的有机融合,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城乡融合,有利于城乡统一到生态系统的形成和良性运转。此文是到目前为止,笔者所能见到的有关城乡融合最具有理论色彩的一篇论文。

二、城乡融合的人类学解析

城乡融合在当下流行称为“城乡一体化”。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城乡融合思想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城乡融合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研究,但由于城乡融合方面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生活、空间景观等多方面,人们对城乡融合的理解有所不同。

社会学界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乡融合是指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打破相互分割的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生产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合理分布,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直至消灭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从而使城市和乡村融为一体。经济学界则从经济发展规律和生产力合理布局角度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是现代经济中农业和工业联系日益增强的客观要求,是指统一布局城乡经济,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协作,使城乡生产力优化分工,合理布局,协调发展,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还有的学者仅讨论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可称为“城乡工业一体化”。规划学者是从空间的角度对城乡结合部做出统一的规划,即对具有一定内在关联的城乡物质和精神要素进行系统安排。生态、环境学者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认为城乡融合是对城乡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保证自然生态过程畅通有序,促进城乡健康、协调发展。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一)城乡融合的界定

城乡的分离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他贯串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17)。这就是说人类社会从城乡分离到城乡对立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当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即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现代时代,城市产业结构从工业为主向以第三产业为主转变,工业生产地向农村地区转移,乡村城市化启动,城乡差距逐步减少,城乡开始走向融合。

这样,从城乡关系发展的这种轨迹来看,所谓城乡融合就是城乡从分离、对立、在互动中逐步走向融合的过程,并逐步实现城乡一体的结果。

从这个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到,城乡融合的内涵有在互动中逐步走向融合的过程、逐步实现城乡一体的结果两个层次,简称城乡互动论和城乡一体论。

(二)城乡互动论的解析

城乡互动,是社会互动的一种文化的表达。互动的本义是这边动,那边也动。在社会互动的过程里,互动的行为和动作对互动的双方都是有意义的,都把对方当作互动的对象。

对于城乡互动的含义有人认为:“是指城市与乡村区域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18)。这个说法比较抽象,仅把城乡互动看作是一种相互作用的问题。

又有人认为“城乡互动是指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过程中,在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人口、资金、技术等资源的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的相互转移和渗透,以及他们之间在地域上的相互趋近,前期主要表现为农村城镇化的运动态势,后期主要表现为特大城市的扩散运动态势”(19)。这种说法虽然克服了抽象性,但并没有把乡村与城市摆在平等的地位上去思考。

还有人认为“城乡互动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一个多维互动过程,他既包括农村的劳动力,资金与土地等经济资源向城市的流动,也包括城市先进的生产力如技术、科技等要素向农村的扩散、渗透和辐射。既包括城市对农村发展的拉动作用,也包括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20)。这个界定比较符合实际,因为其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统一的社会系统加以考察。

但是,上述所有对城乡互动的说法,都不如英国学者库尔德(Gould)的界定简明而又具体,他认为城乡互动关系可以看作是城乡之间人、财、物、技术、信息和观念的双向互动(21)。对此界定我们应加以充分肯定。

城乡互动作为城乡融合过程的一种文化表达,是在承认城乡文化异质性、互补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用公认、理性、进步的文化价值观将城乡文化整合统一起来,把乡土观念和现代城市文明有机结合起来。因此,一般的规律虽然是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农村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辐射的带动,城市与乡村是平等的。但是客观的来说,城市带动农村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普遍规律,这种带动能得到“双赢”的结果。所以,无论从城市一方,还是从农村一方,城乡互动的行为和动作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具体来说城市的发展,可以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居民进入城市、集聚城市,同时城市有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向农村辐射,并流向农村,从量变开始,逐渐达到质变,实现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促使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乃至最终消失,这也就是城乡分离到城乡融合的过程。

(三)城乡一体论解析

城乡一体,就是城乡融合的结果。具体地说,城乡一体使城市和农村之间打破相互分割的壁垒,从城乡分离、城乡对立,逐步缩小直至消灭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从而使城乡融为一体。

对于城乡一体的图像,英国学者霍华德在他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曾提倡“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形态”,并在序言中说:“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的缺点,而城市—乡村则避免两者的缺点……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构成一个城市—乡村磁铁,以表明在这方面是如何迈出第一步的”(22)。此后。前已述及美国学者亨利耐特主张通过分散权利来建造“新的城市中心”。形成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通过现有城市为主体,就能把这种“区域统一体”的发展引向到许多平衡的社区里,不仅可能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还有可能使全部居民在任一地方都享受到真的城市生活之益处,同时,可以避免大城市的困扰,以至最终达到霍德华的“社会城市”(social cities)的思想,将把城市与乡村两者的要素统一到一个多元的可渗透的区域综合体,并将作为一个整体运行。

实际上,城乡一体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生活和园林景观等方面。在规划学家的眼中,城乡一体是从空间的角度对城乡发展做出统一规划,对具有一定内在关联的城乡交融地域上的物质与精神要素进行系统安排;在生态学家眼中,城乡一体是对城乡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保证自然生态过程畅通有序,促进城乡协调、持续发展;在经济学家眼中,城乡一体是现代经济中农业与工业日益增强的客观要求,是指统一布局城乡经济,加强城乡之间经济交流与协作,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生产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合理分布,实现协调发展,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在社会学家眼中,城乡一体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条件下,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在人类学家眼中,城乡一体是一个体现人与自然协调、人与人和谐理念的载体,是城乡融合的结果。而城乡一体作为城乡融合互动过程的结果,既要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整体性,又要显示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整合性。因此,城乡一体不仅是人口的转化、经济结构和地理结构的变化过程,更是人类社会的整合过程,是城乡文化相互渗透及广大农村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逐步提高、城乡差别逐步缩小的过程。通过农村人口、景观向城市转化以及城市文明向乡村的渗透,实现城乡一体的结果。从这个意义出发城乡一体的内容应为以下10个方面。

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城乡空间一体,就是以建立完善、快捷、通达的交通网络,建立方便、快速、信息量大的通讯网络为条件,建构城市与农村对比在更大限度上呈均质状态的空间景观,他既不是传统的农村,也不是传统的城市,但是同时具有两者的特征,是城乡两大地理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空间形态,充分体现了城乡优化布局、聚居与分散的良好结合。

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就是把城市与农村生态环境统一纳入一个大系统全面治理,努力打造城乡生态环境资源互补,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城乡一体的生态格局。

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就是要达到城乡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确保城乡居民在居住、就业、教育、医疗和文化卫生等方面享受同等的待遇,使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达到城乡共享,即斯大林所说的“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

城乡产业布局一体。城乡产业布局一体,就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一起抓,城乡两篇“文章”一起做,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优化生产力布局和区域资源配置。特别重要的是在发展工业产业化同时,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通过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过程,把农业生产诸多要素的配置与使用整合为一个有机体,使农业生产、加工、销售连接成一个产业链,使农业生产各环节的企业、行业和部门通过利益链条形成为企业群,从而与工业产业链相匹配,建构城乡一体的产业布局。

城乡市场一体。城乡市场一体,就是建立城乡一体的经济运行机制,统筹城乡资源配置,建立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以及城乡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促进产品和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公平竞争。

城乡劳动就业一体。城乡劳动就业一体,就是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体制,将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视为一个整体,纳入城乡协调发展的公共政策框架中,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行一体化的平等就业机制和管理机制。

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就是建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机制,特别是让农民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进步的成果。

城乡政治制度一体。城乡政治制度一体,就是让城乡居民共同享有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

城乡人口管理一体。城乡人口管理一体,就是拆除城乡分割的户籍藩篱,建立城乡统一的新的户籍制度,即消灭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的登记制度和统计方法,代之以身份证管理和居民固定居住地登记户口分类统计制度;允许居民有迁徙居住的自由。

城乡公共财政一体。城乡公共财政一体,就是按照城乡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支持农村、农业的发展,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大力支持农村公共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新增加财政收入要向农村倾斜,以支持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江河湖海的治理,以及交通、供电、供水、通信等公共设施的建设(23)

近年来,从城乡一体延伸发展而成的“城乡一体化”正在中国流行着。有学者追根溯源,认为“城乡一体化”一词的发明权可能归中国学者。这种发明可能是中国学者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城乡关系论述时得到启发而创造出来的。在此,笔者要说明的:在研究武义新农村建设的经验,进行理论提升时,为什么要以“城乡融合”为新“乡土中国”的理论基石,而不以“城乡一体化”为之?

笔者认为,理论提升时对实践经验的归纳、概括、提炼和升华,需要对经验进行质的分析和确定。“城乡融合”与“城乡一体化”虽然意思相近,都表达了城乡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但前者更具理论的抽象性的特点,后者则显得比较具体。更重要的是,对于城乡关系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课题,理论的归纳、概括、提炼和升华,要讲究理论渊源,对此,从概念中提出来看,“城乡融合”是恩格斯论述城乡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城乡融合”,在《杜林反论》中论述了“城乡融合”的意义,这都说明恩格斯是“城乡融合”理论的首创者,而“城乡一体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其他外国学者都没有具体、明确的提出。因此,笔者在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经验进行理论提升时,确定“城乡融合”为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石,仅把“城乡一体化”作为城乡融合结果。这样处理,既符合理论提升的规范,又肯定了“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意义。

三、新农村建设:中国乡村发展的新图像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步伐加快,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2005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战略任务:

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2006年2月14~20日,中共中央又专门兴办省级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并在研讨班结束的当天公布了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个纲领性文件破解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诸多深层次的问题。

《意见》全文共分八部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同时,《意见》还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波、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

从中国农村建设思想史的视野来看,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农村建设思想史上的伟大创新。

(一)可以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农村建设只涉及到农村社会发展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如有的侧重于发展文化,有的侧重于发展教育,有的侧重于发展经济,有的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中心,有的忽略了环境和生态的保护。而本次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则涉及了农村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位一体地协调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在进一步发展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推动社会主义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这次新农村建设战略任务的提出,在思想内涵上大大超越了以往历次农村的建设运动。

(二)可以推动城乡社会的统筹发展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今后五年内,或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整个20年的过程当中,任务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第一次提出以城乡统筹的思路解决“三农”问题。2003年10月,中央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提出了“五个统筹”(24),并将统筹城乡放在了“五个统筹”之首。

2004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当前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他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能力。2005年3月,胡锦涛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思想上、理论上已经酝酿很久,从“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到正确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再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想和理念由此产生。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中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结果,也是党长期以来对工农问题和城乡问题统筹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的结晶。

(三)可以实现农村建设的历史跨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直是亿万中国农民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是建立在党中央和国家政府长时期以来对农村建设进行不懈探索的基础之上的(2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城乡社会经济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提出来的。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排名的第4位,2010年财政收入达8.3万亿元。由此可见,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达到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即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阶段。这说明新农村建设已经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一种幻想或理想,而是可望而且可及的现实。新的形势给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在从促进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出发,提出了农村工作的新思路;在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眼光,从适应我国经济事业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出发,把农村工作提到了新高度,从而实现了农村建设的历史跨越。

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战略决策,是中国农民走向富裕道路的战略举措,而“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协调发展的新农村图像,也是中国乡村走向城乡融合新图像。

试看未来中国的乡村,将是城乡融合的新“乡土中国”。

2011年10月5日草成于武汉江南家园寓中

【注释】

(1)[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7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0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73页。

(7)《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92页。

(8)《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58页。

(9)徐杰舜:《中国农民守土与离土的博弈——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的启示》,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0)[英]埃比尼泽·霍华德著,金经元译:《明日的田园城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9页。

(11)[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6页。

(12)王景新等:《明日中国:走向城乡一体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4页。

(13)[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577页。

(14)转引自王景新等:《明日中国:走向城乡一体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15)转引自王景新等:《明日中国:走向城乡一体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6页。

(16)杨荣南的《城乡一体化及其评价指标体系初探》一文为王景新等在《明日中国:走向城乡一体化》一书中所引,但不见注明出处,同时在王景新等的《明日中国:走向城乡乡一体化》却有一节专门详细解释了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该书第43-5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00年,第56-57页。

(18)李培祥,李诚团:《论城乡互动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与对策》,载《地理科学》,2003年第4期。

(19)王二红:《论集聚经济规律对我国城乡互动的影响》,载《农业现代化研究》,2005年第4期。

(20)范海燕、李洪:《城乡互动发展模式的探讨》,载《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3期。

(21)Gould W T S.Rural Urban Interaction In the Third World.Building from R.U.I.N.Department of Geography.University of Livepool,Mimeo,1985.转引自段娟等:《我国区域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综合评价》,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l期。

(22)[英]埃比尼泽·霍华德著,金经元译:《明日的田园城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9页。

(23)徐杰舜等:《新乡土中国: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第306-307页。

(24)五个统筹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25)粱华林:《解读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载《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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