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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性社区与构成性社区

时间:2022-02-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建构性社区体现了人们对于社区的想象和意识,主要是作为主观性内容而存在;构成性社区则强调主客观的结合,在社区的物质空间、关系网络和规则系统之间建立关系,以体现社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确,传播媒介是建构社区的关键因素,他们为社区成员提供了共同的意义和意象。
建构性社区与构成性社区_传播的社区—社区构成与组织的传播研究

结合“传播性构成”概念作进一步分析,我们认为,传播构成社区的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建构社区,主要指人们通过传播行为创造社区意象、共同意识的过程;第二个方面则是构成社区,即经由传播行为创建社区规则、联结各种社区要素的过程。建构性社区体现了人们对于社区的想象和意识,主要是作为主观性内容而存在;构成性社区则强调主客观的结合,在社区的物质空间、关系网络和规则系统之间建立关系,以体现社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一)建构性社区

安德森(B.Anderson)把民族看做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是典型的建构性社区观念。也就是说,民族的观念并非从来就有,民族也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建构出来的:“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安德森,2003:5)。但是,建构、想象并不意味着捏造与虚假,因为,虚假即暗示了真实的存在可能。为此,安德森明确地指出,“事实上,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安德森,2003:6)。不过,对于安德森来说,非直接接触的共同体毫无疑问是想象的,而直接接触的共同体(如原始村落)是否想象,并不确定,也没有展开讨论。在我们看来,即使是村落或其他可以直接接触的小群体,也不能缺少想象。也就是说,所有的社区都具有建构性。

非直接接触的社区需要想象,这比较容易理解。正如安德森所说,爪哇的村落居民总是知晓从未谋面的关系,比如无限延伸的亲族网络。但是,相对于晚近出现的、更为抽象的共同体形式(如阶级、民族等),村落共同体的想象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另外,范围更大、更为抽象的共同体更多地依赖传播媒介。在安德森看来,民族共同体出现之前的宗教共同体和王朝,主要依赖的媒介是语言:“所有伟大而具有古典传统的共同体,都借助某种和超越尘世的权力秩序相联结的神圣语言为中介,把自己设想为位居宇宙的中心”(安德森,2003:14)。而18世纪兴起的民族想象共同体则主要依赖于当时两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小说和报纸。报纸作为想象的媒介,主要根源在于它所提供的两种关联形式:一是时历上的一致:“报纸上方的日期,也就是它唯一最重要的表记,提供了一种最根本的联结——即同质的,空洞的时间随着时钟滴答作响地稳定前进”(安德森,2003:33)。第二个关联是报纸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报纸的读者们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样的报纸也同样在地铁、理发厅,或者邻居处被消费时,更是持续地确信那个想象的世界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安德森,2003:35)。

关于媒介在形成社区中作用的表述,“首属媒介社区”的概念也充满了想象力。塔洛(J.Turow)借用社会学中的“首属群体”概念,以“首属媒介群体”来形容由媒介构建的社区。“当观众或者读者感觉到一本杂志、一个电视频道、一份报纸、一家广播电台或者其他媒介抵达的是和他们同样类型的受众,感觉到这些媒介能够与他们的个人信念产生共鸣,并且帮助他们在一个更大的世界里确定坐标的时候,这些首属媒介社区就形成了”(塔洛,2003:4)。所谓首属群体,是指“由直接的、密切的和个人的方式发生相互作用的少数人组成”的群体(罗伯逊,1994:209)。它与次属群体的主要差别就在于,首属群体成员之间往往有着深厚的感情,而次属群体则较少情感联系。由此可见,塔洛在媒介社区之间冠以“首属”一词,申言了这一社区的情感联系和重要价值。

毋庸质疑,传媒为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与空间。那么,无需大众媒介的村落或小群体是否就没有想象呢?其实不然,在人际交往中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虚拟和想象。人们通过传播互动建立关系,并且将各种关系抽象、汇总成一个统一体,这也是想象的、建构性的。社区中的关系通常比较稳定,其基础就在于想象的统一体的存在。人们按照统一体的要求交往互动、团结协作,进而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而且,除非是转瞬即逝的群体,否则任何社区都有或长或短的历史,由记忆建构的社区观念将进一步强化这个想象的社区。事实上,我们无法设想,如果没有对于社区的建构,没有关于共同体的想象,人们如何能够宣称自己是某一个社区的居民?

当然,在我们讨论传播建构社区的同时,仍需不断地提醒自己应当仔细甄别,建构的社区是建立在一致性还是共识基础之上。一致性基础上的共同体是将个体融入社会,个体内化了主流核心价值并被社会整合。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们虽然能够获得确定性和安全感,但同时不得不付出自由的代价(鲍曼,2003)。而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社区,则是以尊重差异、包容异议为特征,因为只有在交往和互动的基础上,人们以差异为资源才能获得发展,并通过协商、妥协达成共识——多样性和差异应被视为现代文化健康与活力的来源,而不是问题或矛盾的根源。也正是以这种多元主义主张为基础,沃斯(L.Wirth)撰写了反映芝加哥学派社会学核心观点的文章《共识与大众传播》。在他看来,共识“并非意味着在价值上达成一致,而纯粹是一个传播过程”(罗森布勒,2011:118);而传播也并不是源自“统一”或制造了“统一”,恰恰相反,“传播的价值在于其生产出意蕴丰富的差异性经验,在差异中改变了个体,并使生活本身成为差异的产品”。由此,沃斯就把共识“由一种条件转换为一个过程,将文化视为一种传播行为,并最终将社会差异由问题变成了资源”(罗森布勒,2011:122)。以这样的观念来理解传播建构社区,将意味着尽可能地避免一致性带来的危险,而努力去追求共识的民主价值。

(二)构成性社区

从上文安德森、塔洛和沃斯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报纸、杂志、电视等大众媒介对于想象共同体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的确,传播媒介是建构社区的关键因素,他们为社区成员提供了共同的意义和意象。其实,即使是在直接互动的情境中,语言也同样起到媒介的作用。在此,语言的作用也像安德森所解释的那样,是共同通晓的某一种语言将人们联结在一起。在跨地域的社区中,共同使用的书面语言,如阿拉伯文、中文和拉丁文等,可以把持有不同方言的人纳入一个纯粹的、共同的符号世界。而在小规模的社区中,共享的口语也能铭刻关系、记录历史,成为社区的媒介。或者用泰勒和范·埃夫里的概念来说,这些语言与媒介所传播的文本,提供了社区认同的表层。

不过,当我们如此理解社区的时候,又有可能面临新的危险,它有可能将社区意象客观化、客体化,从而走向建构主义的反面。语言和大众传媒作为外在于个人的事物,往往被视为独立于个人、并制约着个人的行为。这种观念对于关注个人主动性与实践性的人来说,又是难以接受的。其实,在泰勒和范·埃夫里的框架中,文本并非独立产生作用;相反,组织是在互动与文本的交界处浮现出来的,互动即体现了特殊情境中的具体传播行为。社区的形成也同样如此:一方面,通过社区内的人际互动,产生了一个具体情境,这是社区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一个话语实体在对话中诞生,即阐释的世界。在现实世界中,人们面对面地、集体地解决实际问题,即在这一“场所”共同生活;而社区的文本则将其过去与未来链接,充当社区的表层。这就是构成性社区的观念。

构成性社区与建构性社区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往往是主观的、个体的,而构成性社区观念则强调主客观的结合,并力图从个体导向整体。建构主义社区观打破了一些传统上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和假设,不再视社区为理所当然的存在,是对结构功能主义的社区观念的突破。但是,主观建构大多属于个体行为,在直接互动的情境下,一个人想象的社区是否与社区其他成员的想象相一致?人们是否能够拥有共同的关于社区的想象?组织传播学者曾担心,强调“传播”观点又可能使“组织”成为一个问题:共享意义为何以及如何存在?交流、互动总是本土化的(localized)行为,通过本土化的互动,人们如何实现全局化(globalized)——形成组织(Cooren,2000)?对于我们所讨论的建构性社区来说,这个问题同样存在:如何避免建构主义在强调个人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同时,又使集体主义成为一个剩余范畴?

蒙特利尔学派的组织传播学者借鉴法国学者拉图尔(B.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简称ANT),尝试解决组织建构中主观与客观、本土与全局、微观与宏观之间的矛盾,给我们以启示。拉图尔(Latour,1986:1991)反对把社会看做一个实体,认为社会并非是分析社会问题的起点,而应当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终点,即社会学应当解释社会本身。他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社会实际上是许多异质性事物的联结,是由行动者构成的网络。拉图尔使用行动者概念除了强调其能动性以外,还将其泛化,把技术、生物等非人类的物体都看做行动者(actant)。这些物体之所以能够称为行动者是因为它们具有“转义”的功能,也就是说它们并非是纯粹客观的中介者,而是参与改变、转译、扭曲和修改它们本应表达的意义或元素。比如,拿枪的人,这是一个新的联合;在联合的过程中,人和枪的本义都发生了转换;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也不能简单地定义枪是好技术还是坏技术,人与枪可以形成多种组合,产生多种可能性。在此,行动者概念包含了传统观念中的主体与客体,是对这一二分法的超越。而且,这种联合又不仅仅是当时当下的行为,由于枪的生产凝聚了无数个人、组织和制度,所以人枪联合同时又是超越地方与局部的宏观行为(Latour,1994)。于是,拉图尔超越了宏观与微观的二分法,这就是所谓的溢出性:即使面对面的互动也总是包含了远距离、非现时的因素。

受到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影响,库伦等学者认为组织的核心本质在于相对稳定。这不是回到实体论,他们仍然拒绝把组织看做静止的事物、固定的结构或者无所不在的机构。“组织具有超越地方、情境化互动的持续性力量,但是其持续性不在于固定的形式”(Cooren &Rairhurst,2009)。组织的持续与稳定主要基于两个特征:第一是脱域(dislocality)——远距离产生效果的能力;第二是居间(mediacy)——从过去产生效果的能力,亦即跨越时间,这主要体现在语言的作用上。与拉图尔不同的是,作为传播学者,库伦等人特别关注传播的作用,在组织中,文本就是拉图尔所说的行动者,与人形成联合,从而在本土的互动中产生超越当时当下的效果。正是由于文本的这种特性使其具有了跟组织类似的性质:超越地方、持久稳定,使得文本不仅仅是一种组织传播现象,而且还参与了组织的日常生产与再生产。

对于社区构成而言,文本作为稳定与持续的机制毫无疑问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希望回到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社区构成看做网络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文本作为行动者参与构成社区,而且传播互动行为还将社区成员与社区空间、物质等其他非人类行动者联结起来,形成既有流动性又相对稳定的网络,即本书所谓的传播的社区。因此,传播构成社区的观念,体现的是我们扩展传播的维度、打破主客观及宏微观界限的努力。这从理论上来说是一种挑战,但它带来的全新视野和研究深度却是令人兴奋且趣味盎然的。随后各章将结合具体个案,在丰富多彩的经验材料中细致而深入地阐述这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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