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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社区建设

时间:2022-02-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与此同时,社区居民自己也建立了一些非盈利性的“社区媒介”,如社区报纸、社区广播、社区电视等。调查显示,近年来媒介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参与程度和表现,并没有取得广大受众的普遍认可。再加上资源配置不合理、分配不公等原因,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成员获取公共信息的权利与机会并不平等。而在现阶段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进行大众媒介改革以外,促进网络论坛之类的社区媒介发展也是一条有效途径。
媒介与社区建设_传播的社区—社区构成与组织的传播研究

传统的大众传媒曾经在城市社区发展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城市化过程中的报纸(Schudson,1981)。但是,随着传播技术的革新和媒介自身的发展,传统媒介距离社区生活越来越遥远。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如广播、电视,具有更加强大的社会整合作用,使个人超越狭小的地方社区,通过象征作用建构起区域性、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认同(戴扬、卡茨,2000;莫利、罗宾斯,2001)。而媒介企业自身发展和扩张的冲动,导致了媒介组织的不断集中与融合,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矛盾日益突出(贝戈蒂克安,2004;McChesney,1999)。另外,传统媒介的新闻生产常规与专业范式,也不鼓励公众参与,而是将公众推至政治旁观者的地位,导致政治冷漠和社会隔离(Rosen,1991)。

为了重振社区,传统的大众媒介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公共新闻学运动即希望重新激发市民参与公共事务,活跃社区生活。与此同时,社区居民自己也建立了一些非盈利性的“社区媒介”(community media),如社区报纸、社区广播、社区电视等。新生的社区媒介被视为全球范围内争取民主化传播、保证地方自治的有效策略(Lewis、Jones,2006;Howley,2005)。

相对于传统媒介而言,网络媒体的力量更为惊人,能够突破既有权力等级和时空界限,把人们拽出日常生活,建构超越传统的新的文化认同,使人们越来越脱离现实社区,甚至形成虚拟社区。虚拟与现实的矛盾,在莱因戈德(H.Rheingold)有关虚拟社区的论著(1993)出版之后的争论中,得到集中表现。批评者认为,由于缺乏直接互动,因此虚拟社区即假的社区(pseudo community),是对传统有机社区(organic community)的颠覆和破坏。他们担忧:第一,从个人层面而言,在线关系所导致的个人情感和认知变化是否健康?第二,从人际层面而言,在线关系对于线下关系的影响究竟如何?第三,从社会层面而言,这种关系对于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究竟有利还是有弊(参见Rheingold,2000)?在批评者看来,虚拟社区在这些层面都产生了负面作用,因此是现实社区的“杀手”。

针对这些批评,莱因戈德认为,虚拟社区也许是真的社区,也许是假的社区,或者是社会契约的一种全新形式;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在传统社区解体以后寻求新的社区的一种反映(Rheingold,2000)。事实上,传统社区的解体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文字发明时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传统媒介也在不断地建构虚拟的社区形式,比如“想象的共同体”。这一回应同时解构了人们对于社区和媒介的想象:社区并非只是面对面的互动,传媒从来就是虚拟的空间。卡斯特(2006b)也表达过类似的观念:“一切沟通形式都奠基于符号的生产和消费。因此在‘现实’与象征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生存在象征环境之中,并通过象征环境来行动。所以目前一切沟通模式(从印刷到多媒体)以电子整合为核心的新沟通系统,其历史特殊性并非是诱发出虚拟实境(virtual reality),反而是建构了‘真实虚拟’”(卡斯特,2006b:350)。

而且,对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人们的线上关系与线下关系不能截然分开;相反,网络也可以促进亲身交流与电话沟通,从而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Wellman &Gulia,1999;Wellman,2004)。从更为广阔的现实来看,虚拟社区可以是跨越山河与国界的认同空间,也可以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共同体(莫利、罗宾斯,2001;卡斯特,2006a)。另外,网络媒体还为社区精英、决策者和市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工具,以促进社区凝聚力、加强邻里关系、克服文化隔阂、对抗社会排斥和贫困等;它们也是使社区生活从现代世界的麻痹状态中复苏的新型媒介(Loader &Keeble,2001;Matei &Ball-Rokeach,2001)。在台湾,网络公民新闻平台PeoPo通过赋权草根而促进了社区再造(孙曼苹,2011)。威尔曼团队的调查也有类似发现:在加拿大多伦多郊区一个名为奈特威尔(Netwille)的社区,高速而便捷的网络为社区居民联系邻居和朋友提供了支持。在社区里,邻居之间不仅互发邮件、视频聊天,同时也增加了电话联系和人际交流,使用网络的人认识的邻居数平均为25个,而不使用网络的人只认识8个邻居,使用网络的人与邻居交谈的次数是不使用网络者的两倍,邻居之间的互相拜访在使用网络之后则增加了50%(Hampton,2001;Hampton &Wellman,2003)。于是,虚拟还是现实似乎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社区、组织、城市和社会是如何借助于网络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威尔曼将他的这一观点理论化为“网络化的个人主义”(Wellman,2002):传统社区和组织对于个人的控制越来越弱;跨越社区边界而形成的多元、动态关系则在个人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逐渐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网络。

在中国社会,传统媒介所具有的整合作用也曾十分明显。但是在社会转型、各种矛盾日益突出的现阶段,媒介的表现未必令人满意。调查显示,近年来媒介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参与程度和表现,并没有取得广大受众的普遍认可(张晓锋、童兵,2007)。而且,由于过于强调社会整合功能,媒介反而难以形成不同群体、阶层平等参与、交流的平台。再加上资源配置不合理、分配不公等原因,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成员获取公共信息的权利与机会并不平等。因此,学者呼吁:要让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个社会公民,在媒介化社会生活中真正成为信息沟通与交流中的主体(童兵,2006)。而在现阶段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进行大众媒介改革以外,促进网络论坛之类的社区媒介发展也是一条有效途径。

总之,无论社会“真实虚拟”还是“网络化的个人主义”,都需要我们超越简单的虚拟与现实之分,以更为辩证的方式审视网络与社区的关系。接下来将以具体案例为基础,阐述社区网络论坛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与价值,下一节进一步分析社区网络论坛在建构社区认同、嵌入社区空间等方面的具体做法与机制,由此展示网络社区与现实社区的互动、揭示虚拟与现实相互嵌入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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