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数字学术出版及其研究进展
以科学信息交流为目的的数字出版比重持续增长，在现代科学信息交流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数字学术出版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从国际学术出版界来看，其向数字出版转移的趋势十分明显。此外，由于数字学术出版对于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有效改善科技创新环境，切实保证科技长远发展与重点突破都具有重要意义，各国政府、非营利性公益组织等都非常重视，纷纷开展或者资助对数字学术出版相关问题的研究。2006年2月由美国休斯敦大学图书馆CharlesW.Bailey教授有选择地收录这一领域有代表性的、重要的英文论文、专著和网络资源整理而成的第61版《电子学术出版研究书目》，其中收录的相关著作和论文就达3 000部(篇)左右。[63]以下，本书将从数字学术出版物、数字学术出版物的质量控制和评价、数字学术出版物的用户研究以及数字学术出版经济问题4个方面对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
1.2.1 数字学术出版物的存取
有学者认为在数字环境中，学术资源的存取功能要比它的质量更加重要。[64]也正是因为不满意商业学术出版物成为用户存取数字资源的价格障碍，才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开放存取运动。除此之外，对数字学术资源存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的数字资源存取问题;二是如何采用各种方式促进数字资源的存取。
就第一个主题而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信息鸿沟导致了许多旨在促进信息存取的倡议与行动计划，如何让发展中国家以较低价格获取数字期刊一度成为在线出版领域的热点问题。但是各种资助活动和支持对象是否有交叉重合乃至冲突的现象呢?出版商对于低价甚至免费提供内容的态度如何?2002年国际科学出版物供应网络(INASP，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he Availability of Scientific Publications)的调查发现，无论是商业出版社还是非营利性出版商，他们都很乐意以这种方式促进发展中国家用户对文献信息的存取，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参与了一至两项此类活动。[65]另外，一些研究人员探究了这些行动背后的动机，指出要向发展中国家的合适的读者公正地、富有成效地提供科学信息所存在的困难。在对一些主要解决方案的优劣进行分析以后，研究者提出应该采用统一的3C方式来解决数字资源的存取问题——合作(co-ordination)、全面(comprehensiveness)和透明(clarity)。[66]其中非洲的存取问题似乎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当地可获取的学术期刊对于非洲研究机构的健康发展是十分关键的。有研究者总结了非洲在线期刊的学科范围和发展状况，并讨论由国际科学出版物供应网(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he Availability ofScientific Publications)支持的，存取非洲出版的学术期刊的目录和文摘的免费服务的运行情况。[67][68][69]
在发达国家，弱势群体如残疾人的数字文献存取权利受到了关注。美国的法律要求美国图书馆向残疾人提供文献存取服务。《美国残疾人法案》(ADA，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和《康复法案》(Rehabilitation Act，1998)第508节要求将这种义务延伸到数字环境中。购买数字期刊的图书馆员越来越意识到必须考虑存取问题。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不知道如何确定一种产品是否易于存取，如若不然又该采取何种对策。对11种主要数字学术期刊服务的基本存取功能的调查分析显示，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服务商在这方面的意识并不强烈。[70]
另外，关于如何实现和促进存取功能的研究也不少。一些研究者对学术图书馆网站的重复访问情况进行了调查，揭示了不断变化的数字期刊存取情况。[71]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学会科技部科学资料主题与书目存取委员会(ACRL/STS Subject＆Bibliographic Access to Science Materials Committee)评估了当前科技领域同行评议电子期刊存取方式的优势与不足。这些方式包括:一是创建仅仅描述期刊电子版本的书目记录(与印刷版的书目记录分开);二是使用一条记录来反映两个版本，即在印刷版记录的基础上添加电子版的URL地址与存取点;三是使用基于万维网的HTML列表;四是通过集成商的网站存取;五是使用基于数据库(可动态生成)的HTML列表。被调查的图书馆对这些方式并不完全满意，其中第三种存取方式应用最广，但是满意度最低。有70%的受访机构表示还利用编目记录来帮助用户存取电子期刊，但是他们并不倾向于使用这种方式。另外，没有机构赞成单独使用第四种存取方式。[72]
1.2.2 数字学术出版物的质量控制与评价
对于数字学术出版物来说，质量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其最终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在数字环境中，应该创建一整套充分利用新技术优势的数字出版质量控制和评价机制。许多实践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1.2.2.1 数字学术出版物的质量控制
早在1665年，世界上最早的学术期刊《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就有类似同行评议的做法来保证期刊论文的质量。此后，同行评议作为一种重要的质量控制机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常的做法是由本领域的至少两名专家就提交的论文提出意见，编辑据此决定是否录用出版;评议专家的姓名不对作者公开。但是随着ICT的发展，学术期刊开始由印刷版本向数字版本迁移，期刊从载体形式到内容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还有必要采取传统的质量控制机制吗?[73]
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自然》网站上甚至专门开辟了一个关于同行评议的争鸣网页，收录了相关文章22篇[74]。有的研究者认为传统的同行评议的必要性被夸大了，在数字环境中，超链接和引用行为本身在一段时间内就可以起到同行评议的功能;而且数字时代学术资源的可获得性要比资源的质量更加重要。[75]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替代性的质量控制机制，例如编辑控制、自由评议[76]、论证[77]等。尽管传统的同行评议做法存在着人为的不公平，也无法完全防止学术欺诈等弊端，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在正式的科学信息交流环境中，学术期刊要获得成功并得到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同行评议这样的机制来保证质量。这一点无论对于印刷期刊还是数字期刊来说都是适用的。[78]
不过数字学术期刊在具体实施同行评议时往往因学科、出版模式等的不同而有所不同。[79][80]由于生物医学领域的科学发现很可能直接作用于病人，该领域的数字期刊实施严格的传统意义上的同行评议过程，以确保论文和刊物的质量。反之，高能物理这样的领域，科研成果的及时交流更受推崇，因此，几乎不经任何形式审查的电子预印本文档库(e-print archives)更加普遍，典型的如arXiv.org[81]。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纯粹的STM期刊同行评议做法也并不适用，因此该领域的学者倾向于采用论争式的评议方法，例如跨学科的电子期刊Psycoloquy采用“编辑信箱”这样的做法来补充传统评议方式的不足。[82]
此外，ICT的发展使得数字学术期刊有可能采用创新的质量控制和保证机制。但是这些机制通常也以改良的同行评议方式作为核心，只不过相比之下更加有效，因为它:一是允许采用互动的、开放式的评议和讨论;二是允许更加高效地从更宽广的范围内选择评议人;三是给予评议人更多的与评议工作相关的信息。慕尼黑理工大学的Ulrich P9schl提出了一种以互动式同行评议和公共讨论为中心的两阶段出版模式，来同时达到在传统的科技期刊出版和同行评议范畴内难以兼得的快速度和高质量两个指标。第一阶段是供讨论论文的快速出版阶段。先由编辑或者评议人初筛后进行公布。与传统预印本不同的是，它是完全可以被引用的，而且也将永久存档。在供讨论论文的旁边还有评议人的评议和其他对此文感兴趣的同行的评论，这些意见可以是匿名的或者是具名的。第二阶段是评议结束和最后修订论文的出版。由于这种做法使得在印刷时代读者无法看到的各种相关评议以及作者与评论人之间的辩论都公之于众，因此大大增加了论文的价值，是一种作者、评议人和读者多赢的方式。最后，研究者以创刊于2001年9月的互动科技期刊《大气化学和物理》(ACP，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所取得的成绩为例——据ISI的报告，其2002年的影响因子为0.7，到2003年即跃升为2.3，“快引指数”则由0.41提高到0.76——证明此种出版和质量保证机制的可行性。[83]
为了在电子环境中更加高效、低成本地实施同行评议，十多年来出现了许多在线投稿和同行评议系统，如英国电子投稿和同行评议(ESPERE，UK-based Electronic Submission and Peer)软件系统等[84]。它们将出版和评议流程中的大部分工作，如选择评议人、向作者通报结果等，都自动化了。[85]近些年来由于应用服务提供商(ASP，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提供的各种基于万维网的服务，此类系统的应用更加普及了。学术与专业学会出版商协会(ALPSP，Association of Learned and Professional Society Publishers)出版的专著《在线投稿和同行评议系统》(Online Submission and Peer ReviewSystems)客观地评估了当前各种在线同行评议系统的发展情况，描述了它们的特点，并为出版商提供了分析和选择此类系统的标准。同时，它还报告了作者和评议人、编辑与出版商在使用系统方面的经验、偏好和看法。[86]
1.2.2.2 数字学术出版物的评价研究
从学术出版物评价的发展过程看，最初多采用同行评议方法，由专家进行定性评选。这种方法比较简便和直接，但容易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如专家的学术水平和知识范围、人为非学术因素的干扰等，还有在传统出版条件之下，这种方法对于不同期刊之间的论文质量、同一学科领域所有论文质量的评价等都是无能为力的，于是量化统计便作为定性评价的补充得到应用。1963年美国科学情报所出版了《科学引文索引》(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后来其量化评价功能成为评价科研成果质量的重要工具，非计量评价反而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计量的具体标准为: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权威数据库或文摘刊物等的收录数，平均引文率，参考文献量，普赖斯引文指数，信息密度，期刊载文量，是否核心期刊，期刊获奖数，论文获奖数，国际论文比，基金论文比等。它们广泛地应用于作者评价研究、各学科及各类型期刊与单篇文献的评价研究，以及评估学者、期刊和学术论文的学术表现。
Koehler等将信息科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创刊的3本电子期刊和1本印刷期刊与已经创办50多年的《美国信息科学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进行了对比评价研究。[87]结果发现这些期刊的刊期、载文量、作者数量、基金论文比等指标都有很大不同，而且作者的地区分布情况也有很大差异——而后者可以用期刊的成熟程度来加以解释，具体来说就是期刊越成熟，作者地域分布的离散程度就越大。至于期刊是纸介质还是数字版本，对信息学类期刊的表现并没有很大影响。另外还有研究人员对覆盖信息科学领域的26种期刊的书目计量学特点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尚未出现成熟的核心期刊，但是未来可能会出现6种。1990年电子期刊中开始出现信息学论文;1995年平均每种期刊的载文量为26篇，10年后这个数字发展到了每年250篇。研究还确定了该领域最高产的作者，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美国和英国。论文中有2/3来自学术研究机构。论文最常见的主题包括电子信息、电子出版、数字(虚拟)图书馆、信息检索和互联网使用等。有7家在线数据库收录相关的电子期刊;其中《信息科学文摘》(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是唯一覆盖所有28种数字期刊的，它包含来自这些期刊的1 100多篇论文文摘。[88]同样是分析图书情报领域的在线期刊，其他研究者采用了传统的引文计量与网络影响因子[89](WIF，Web Impact Factor)指标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在线媒体在交流图书情报学研究成果方面的有效性。[90]
新形态数字学术资源的产生，对研究者的科学信息交流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物理学科领域，自从电子印本仓储arXiv诞生以后，人们的引用行为有了变化。[91]据观察，首先在该文档库发布的论文，其被引用率总的来说要高于其他同类论文。[92][93][94][95][96]还有学者利用NASA-Smithsonian天体物理学数据系统的统计数据来分析天体物理学期刊中首先发布在电子印本仓储中的论文的平均引用率，并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结论，即天文学与物理学领域的主要期刊一样，重要的论文都首先出现在arXiv之中。Henneken在研究了在线期刊对医学教授引用行为的影响以后，发现从1993年到2002年被引用的期刊数量持续增加，表明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存取对于研究人员引用文献数量有积极的影响。但是作者更愿意引用数字出版物还是印刷出版物，尚没有明确结论。[97]
还有学者通过分析《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多年的使用数据，以及从《物理评论通信》(Physical Review Letters)到《物理评论》中较简短文章的引文信息，研究了回溯性电子资源项目的影响与作用。对《物理评论》在线档案的使用情况表明，甚至其创刊号的文章都有人取阅，其平均下载数是每篇文章每年大约被下载10次。使用情况和引用率都能反映文献的衰减率(decay rate)，只是具体时值不同而已。物理学文献的引用半衰期(citation half-life)与此前的研究结果一致，但是使用半衰期(usage half-life)与纸介质物理文献不同，而与在线医学文献的同类研究结果十分接近。对引文数据的研究还发现，网上可以获得的文献其引用率可以提高10%，但是研究者认为由于对网上资源的统计误差也被放大了，这个结论可能并不十分可靠，因此需要更长时期的数据来得出更为可信的结论。[98]
就评价手段而言，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是跟踪学术研究和衡量其影响的重要工具。ISI所建的权威引用文献数据库SCI、SSCI、A＆HCI、JCR等为经过同行评议的重要期刊文献建立索引，并因此享有盛誉。一直以来，一个国家、地区、科研机构和学者的期刊、论文被它们收录和引用的多少，常常被看成评价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它将旗下几乎所有重要的引用文献数据库集合在科学网(Web of Science)旗下，更加成了引文跟踪研究的重要数据库。但是在科学信息交流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动向，例如预印本和后印本服务器、通过互联网发布的技术报告、迅速发展的开放存取期刊等，显然只用科学网进行传统的引文跟踪将会遗漏许多重要的资源。一些研究充分地检视和评估了书目计量学和引文分析在数字环境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99]新型评价工具和手段也逐渐出现。有研究者引入了两种新的引文计量(citation counts)工具:Scopus和Google Scholar。并用这3种工具以配对样本t检验方法(paired t-test)对《美国信息科学学会学报》从1985年到2000年发表的论文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科学网拥有1985年发表的文章的最多的引文量;2000年文章的引文量则以Google Scholar为最多，科学网和Scopus引文量之间的差异则不大。[100]
1.2.3 数字学术出版物用户研究
人们如何利用数字学术出版物?他们的使用行为、习惯与偏好可以说是千差万别的，而了解和掌握这方面的情况对于图书馆、出版商等改进产品设计和提高服务质量都是有益的。因此，相关研究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图书馆界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课题。
1.2.3.1 不同类型用户的行为与偏好
对于数字学术期刊的使用模式和使用偏好首先会因学科而有差异。STM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是数字学术期刊较早的采用者，而且至今仍然是该类型文献的忠诚用户。[101][102][103][104]到2002年，马里兰大学的教职员工数字期刊使用率已经超过了印刷期刊。具体到不同的学科，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较多地利用数字资源，这大约也与电子印本仓储arXiv、天体物理学数据系统(ADS，Astrophysics Data System)以及美国天文学学会精心设计的适合学科特点的专业电子期刊良好的发展状况不无关系。[105]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于数字学术期刊的接受时间较晚，使用频率较低，相应的可用资源也比较少。这其中又以商学和经济学领域[106]、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利用数字资源的情况为多，其他如历史、教育学、艺术领域的使用则相对滞后。对于这一点，有学者提出应该在充分考虑具体专业不同文化属性和特点的基础上，以Whitley学术领域的社会组织理论作为解释模型，来分析电子期刊的应用状况。
另外，不同的动机和任务也会导致不同的信息搜寻和使用行为。尼尔森公司通过对西英格兰大学师生员工的调查发现，承担研究任务的人最有可能使用数字学术资源，对老师、学生以及行政人员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107]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正在从事重要研究的高校教师和博士生对数字资源的利用超过利用总量的一半。[108]
年龄差异也可能导致文献使用方式与偏好的不同。老年人似乎更偏爱印刷文献[109]，本科生、医学院学生则更加喜欢电子期刊[110]。对密歇根大学社会学教授的调查发现，资深教授比青年教师更偏爱纸介质文献。[111]还有研究表明，年龄在21岁至34岁之间的用户其电子期刊的使用频率最高。[112]但是在有些学科领域，如临床医学和天文学，因为年龄而导致的行为差异并不明显。使用频率与使用效率之间也并非完全的正相关关系。实验表明，在从任务出发来搜寻和利用相关论文方面，学生的表现明显劣于教师的表现。[113]
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出版技术日趋成熟，人们也更加习惯于使用新型的数字学术出版物。2003年5月的一次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无论职务、职称高低和年龄大小，经常使用而且偏爱使用电子文档。[114]
1.2.3.2信息搜寻行为与偏好
现在研究人员可以利用各种不同的信息源寻找论文，如电子期刊、印刷期刊、专业组织的网站、个人网页、电子印本服务器等。[115]迄今为止，几乎在所有的学科领域，印刷文献仍然占有一席之地。[116]另外，尽管新文章很有用，过期期刊中的论文也有独特的价值。在学术界，还有核心期刊与一般期刊之别。对于核心期刊，马里兰大学70%的教师希望其既有电子版也有印刷版，但是对于非核心刊物，他们认为只要有电子版就足够了。[117]
尽管浏览和搜索都是重要的信息搜寻策略，但是对于电子期刊尤其是全文电子期刊的用户来说，浏览行为减少，按主题和利用关键词进行搜索的行为增多。[118]当然就核心期刊而言，用户也经常会浏览目录。在大型的集中了多种期刊的全文数据库中，用户倾向于采用搜索策略;而在由单个出版商提供的期刊系统中，用户更多地采用浏览的方式寻找信息。卓克索大学(Drexel University)的研究表明，可能是因为教师比博士生更多地个人订阅期刊，影响所及，表现在数字世界里就是前者偏爱浏览而后者更喜欢搜索。对于博士研究生来说，如果与研究工作密切相关，他们就会围绕研究目标进行检索;如果涉及其他主题，他们就更愿意采用浏览的方式发现信息。[119]就人们浏览和下载的论文格式而言，似乎用户喜欢浏览PDF文件，HTML文件则多用于搜索。
与同类型的印刷文献相比，在线索引、文摘的使用率有所增加。如果它们与全文链接，情况更是如此。对伊利诺伊大学的调查表明，半数以上的医学教授和学生至少每周搜索一次MEDLINE，并据此来确定要阅读的期刊。至于对其他文摘索引服务和全文数据库的认识和使用则较少。[120]对于大多数本科学生来说，他们通常使用互联网来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97%的心理学新生说他们每周至少上一次互联网，多于3/4的学生说他们利用互联网开始其最初的研究工作。[121]对多伦多大学的研究表明尽管47%的学生花90%的时间来获取网络资源，但是印刷期刊尤其是纸介质图书对于他们的研究活动仍然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在人文社会学科的学生身上表现尤其明显。还有调查表明，老师或者图书馆员推荐某个特别的数据库或者网站，将影响学生的选择。[122]另外，习惯于使用互联网的学生，在适应不同信息源各不相同甚至互不兼容的界面和搜索系统方面，似乎存在一定困难;而且他们也不愿意花时间看解释和帮助页面，如果搜索受挫就比较容易放弃。[123]
1.2.3.3 数字学术出版物的优势与用户偏好
许多用户都认为数字学术出版物的主要优势在于内容可以随时从电脑中存取，非常方便。[124][125]此外，有经验的用户也非常喜欢它便于快速搜索、可以迅速传播、时效性强的特性，而且读者还可以有选择地下载和打印所需部分的内容。后者对用户而言尤其具有吸引力。
数字学术刊物的另一个优势是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对内容和服务进行定制。但是这种与技术进步和功能拓展高度相关的尝试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一些研究人员通过对卓克索大学14名博士研究生的跟踪调查，分析了影响个人化定制的关键因素，以了解用户需要何种有用的定制功能，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用户能够接受基于个人资料或者用户行为的个人定制服务等问题。研究发现定制实际上与用户提高效率的期望值有关，因此可以重点提供类似于最新消息邮件提示(E-mail alert)这样的功能;此外，基于用户个人资料的定制产品和服务有助于缓解信息过载问题。[126]
1.2.3.4 数字学术出版物的劣势与用户偏好
随着数字学术资源的增多，相应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人们更多地看到其有利的一面，但是也有不少用户提出了数字学术出版物的不足。多项研究表明，目前数字学术出版物的总量还不够丰富，用户希望看到更多的数字资源，包括更多的期刊品种、更多专门的或者非主流的学术资源，以及现有期刊品种的全部过刊文章等。[127]印刷出版物是一种成熟的出版物形式，即使如前面提到的75%的密歇根大学受访者，他们也更加愿意阅读纸介质图书。[128]还有许多用户声称不习惯从屏幕读取内容，而且抱怨数字学术出版物的图像质量不佳。而且有些用户不将电子文档打印出来就没法阅读，对于篇幅较长的材料尤其如此。[129]就电子文档的格式而言，尽管HTML格式适合跳读，但是更多人还是愿意接受PDF格式。
22%的密歇根大学受访者认为必须去除妨碍数字学术出版物存取的程序和技术障碍。[130]在调查数字资源本身如何妨碍其正常的研究和学习生活时，有16.4%的学生认为上网太耗时间，13.5%的人认为它容易让人从工作中分心，还有11.1%的人认为缺乏必要的信息技术知识不利于高效地利用数字学术资源。[131]在对马里兰大学教师的调查中，30%的人从来没有用过数字期刊，原因是不知道如何取阅，或者因为已经订阅了印刷版本，因此没有必要再用数字版本。在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计算机工程本科学生的调查中，有1/3的受访者从来没有使用过计算机工程方面的数据库，其中又有一半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资源的存在。西英格兰大学的受访教职员工认为一般来说电子期刊的质量是好的，在某些情况下还具有某些附加价值;而且表示随着他们研究领域内数字学术出版物的增多，他们会更多地加以利用并向学生推荐。[132]在与一间小型综合性私立大学的保健科学研究生进行的焦点小组座谈会(focus group)上，学生们表示偏爱电子期刊甚于纸介质期刊，但是数字资源的取阅仍然是一个问题。[133]
事实上数字学术信息太多也会造成新问题。有许多用户提到海量信息和资源给检索造成的困难。在Decomate研究中，有许多教师和学生反映难以区分全文数据库中的“文章”和“期刊”之间的差别;而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者发现学生清楚地理解电子数据库与万维网网站之间的差异。[134]
1.2.4 数字学术出版经济问题研究
学术出版要持续发展，必须很好地解决经济方面的有关问题。在印刷出版时代，尽管商业出版社、学会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等一起建立了相对成熟的学术出版和科学交流系统，基本上能够较好地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但是由于图书馆学界和学术界对期刊的高昂定价不无微辞，有关经济问题的研究也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开放存取出版挟其“免费”优势对既有的学术出版体系形成了冲击，但是新系统要长久运转必须至少做到收支平衡，于是在新的技术发展和产业竞争背景下，数字学术出版尤其是数字学术期刊出版的经济问题成为学术界、出版界和图书馆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除了Bailey的综合性书目以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名为“信息经济”的网站上，有关于“电子出版”的专题，其下列出了与电子出版经济问题有关的包括网站、期刊、电子图书馆在内的各种资源。[135]另外，学术和专业学会出版商协会(ALPSP，The Association of Learned and ProfessionalSociety Publishers)开列了一张出版经济问题的书目，收录了1986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各种研究文献约100种。[136]概而言之，近年来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即在纸质期刊与数字期刊并存的环境下，对学术出版物的成本收益、价格、商业模式等经济问题集中加以分析和讨论。
1.2.4.1 转型期学术出版经济问题
当前学术出版所面临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是“转型期问题”，经济方面同样如此。正因为是转型期，所以从出版物形态来说，它既不是完全的印刷出版物，也不是完全的数字出版物;而新型的数字出版物也并非传统出版物的简单电子化。因此，原有的用于分析市场、选择经营模式、匡算成本效益的一整套经济决策方法和工具都不太适用了。于是，一些研究人员针对转型期学术出版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早在2000年，与许多预言式著作不同，学术论文集《互联网出版及其他:数字化信息及其知识产权的经济学问题》就运用经济学理论从方方面面探讨了传统经济模式是否适应当时的信息产品数字化现实的问题。[137]其中Fishburn等人着重谈到了学术期刊市场“既充满了变数，而且有许多用标准的经济模型无法解释的反常的经济动机”，从而加深了人们对数字学术期刊独特性的理解。Halliday和Oppenheim针对数字化期刊的特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3种经济模式，并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各类参与者的成本收益及相关模型的经济敏感性。这些模式分别为:一是传统模式，即照搬纸质期刊的经济模式;二是免费模式，作者和读者都不付费，编辑出版工作由志愿者承担;三是自由市场模式，即需求一方支付费用，由于在学术出版领域，作者和读者同为需求方，因此出版成本由作者的投稿费和读者的订阅费分摊。[138]
John Houghton则以澳大利亚的学术传播系统为例，指出IT革命导致了根本性的技术变革，原有系统逐渐失灵，因此学术传播面临很大危机。随后他运用系统方法分析了学术传播价值链中创作、生产、传播等3个主要环节面临的商业模式选择、成本和收益等经济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般原理。其关于学术传播系统构成及演变情况的分析思路非常清晰，而且较为清楚地解释了学术出版在学术传播系统中的地位，因此对于人们从经济角度更好地理解变迁中的学术出版与传播系统是有启发的。[139]
同样地，Alastair Dryburgh提出，当前ICT的发展与应用深刻地改变着学术出版，要厘清出版物或者出版活动的财务影响变得十分困难。[140][141]为此，他将出版物分为3种类型:一是传统产品，如期刊或者图书。二是创新产品，如所谓的“知识环境”。在医学领域也许就是传统的医学期刊内容，再加上其他期刊的摘要、相关的统计数据、医药信息或者与期刊文章中提到的医疗设备制造商的链接等共同营造的网络环境。三是解析产品。它不是一个单一产品，而是以不同方式向不同顾客销售的各种形式的产品的集合。在此基础之上，作者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型出版产品的新型经济决策框架，包括目标市场、价格策略、发展驱动力、面临的关键问题及对策等，以便学术出版商及其不同类型的产品能够在发展过程中保持获利能力。
除了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探讨，商业模式的选择是所有关注过渡时期学术出版的实践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无法回避以及共同感兴趣的课题。因为十余年来，ICT尤其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得学术界和图书馆学界能够采取实际行动，来表达多年来累积的对于商业学术出版社只顾攫取高额利润这一做法的不满。开放存取出版就是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做法。科研资助机构英国惠康信托基金(Wellcome Trust)为此委托SQW有限公司进行了两次大型研究，为转型时期的学术出版选择新型商业模式——作者付费的开放存取模式提供理论支持。首先是在2003年，为了充分了解学术出版领域的经济问题对基金所资助的项目研究成果的传播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它对正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极其复杂的学术出版市场及其供求两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经济学分析和研究。[142]根据研究结果，惠康同时发布了支持开放存取的立场声明。[143]2004年，基金再次委托SQW作了关于读者付费和作者付费这两种期刊经营模式及其成本的研究并得出结论，即作者付费的开放存取出版模式在资源配置和系统成本等方面都更加经济有效。[144]
1.2.4.2 数字学术出版的成本
关于数字学术出版成本的研究很多，但是由于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差异性，研究者们提出的数字很少完全吻合。同样是数字学术期刊，由营利性出版商和非营利性出版商得出的结果很不一样;是原创的数字期刊还是经由纸介质期刊转换而来，也会导致结果大相径庭。
Odlyzko是较早研究学术出版包括成本在内的经济问题的学者之一。他以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印刷版和电子版学术期刊作为研究对象，在前人调查[145]和自己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成本问题的看法。他将学术期刊从论文写作、编辑出版到读者阅读的各个环节看做是完整的出版系统的组成部分，将各个环节的投入分成隐性成本(implicit costs)和显性成本(explicit costs)两大类加以考察。对于印刷版学术期刊来说，隐性成本如作者写作论文的成本高达$20 000/篇，而图书馆投入的各种隐性成本也达到$8 000/篇(订阅费用不包含在内);显性成本如“原始拷贝成本(first-copy cost)”则为$4 000/篇。电子出版意味着期刊可以节省15%～30%不等的印刷与发行费用。此外技术进步带来的工作方法的改变也有利于降低成本，如作者递交电子稿可以免去专门的录入工作，原来作者、编辑和论文评阅人之间耗时费力的通讯工作现在可以依靠网络廉价而高效地完成。还有，为了降低出版成本，Odlyzko甚至认为当前为保持期刊形式的美观而作的努力都可以放弃，譬如聘请专业人员来设计版面、版式，保持各期期刊版式与风格的统一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电子期刊的平均成本将减少至每篇论文$300～$1 000。[146][147]
Hovav和Gray则给出了另外6种电子学术期刊的成本，它们由于赞助机构、管理模式和期刊本身的差异而有极大不同。其中两种期刊的出版工作完全由志愿者承担，所以几乎没有成本。还有两种期刊的情况类似，由于大部分工作由志愿者完成，所以赞助机构每年只要分别投入$1 100和$1 700就可以维持正常运转了。还有一种每年大约出版80篇文章，全年成本为$25 000。这与前述Odlyzko对于每篇电子期刊论文成本的估计是吻合的。另外，由克鲁维尔公司出版的印刷版《信息系统前沿》(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ISF)同时也出电子版，其可持续性较有保障;但是作为大型商业出版社的产品它必须分摊较高的一般管理费用，加上它还积极地开展各种营销宣传活动，其每年的总成本高达$200 000。[148]这与一般认为的商业出版社的出版物成本较高，期刊如果同时出版印刷版和电子版也将导致成本提高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这些数字与Maria Bonn和Kathleen Bauer探讨的将经典的神经外科论文数字化的成本和“美国的形成”数字图书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数字化转换成本则有很大差异。[149][150]
就开放存取期刊来说，它对读者是免费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出版不需要成本。根据Donald W.King的计算，由学会等非营利机构出版的开放存取期刊，其论文处理成本(article processing cost)为每篇论文$500～$1 750;商业性出版社则为每篇文章$3 000-$4 000。如果要印刷出来，那么分摊到每一名订户的印制和邮寄成本为每篇文章$40。
根据SQW的研究，由于退稿率和期刊质量不同，订阅期刊每篇文章的处理费用从$1 425(中等质量的)到$2 750(高质量的)不等，作者付费期刊则为$1 025(中等质量的)到$1 950(高质量的)不等。Morris引用了其关于订阅期刊的成本，然后乘以1.6的系数以包括一般管理费用和利润，得到每篇文章的总成本为$2 250～$4 375。[151]
在向英国国会下院提交证据的时候，爱思唯尔曾经提到如果文章要达到今天研究人员已经习惯的那种论文质量，“即使是开放存取出版商收取的最高版面费($1 500)，也只是每篇论文出版成本的40%～60%”。[152]也就是说，它每篇论文的出版成本大约是$2 500～$3 750。那么以上3种关于商业学术出版物成本的估算还是比较接近的。
综上所述，与非营利性学术期刊出版商相比，由于营利性出版商所承担的额外功能，尤其是在品牌建设、客户关系管理和内容保护方面的巨额投资，所以其出版成本必然要高于非营利性出版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非营利渠道来出版开放存取期刊更加便宜也更加高效，因此实际上比商业出版社更有竞争力。
1.2.4.3 学术期刊的价格
几百年来，印刷期刊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定价手段和较为稳定的价格体系(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但是电子出版物的出现打破了既有的平衡状态。因此期刊出版商在决定和选择价格策略时，必须综合考虑印刷版与电子版，现刊与过刊，用户的规模、特点及使用情况等多方面问题。所以，价格成为出版商和用户共同关心的问题。例如艾伦出版社(Allen Press)每年都会进行一次“科学和医学学会期刊价格研究”会议，以便为STM出版的定价决策提供参考。[153]
早期由于主机维护成本很高，像律商联讯(Lexis-Nexis)这样的数据库都实行计件定价方式，确定每看一次(per-look)、每篇文章(per-article)、每页(per-page)、每字节(per-byte)或者每分钟(per-minute)的价格并据此来收取费用。[154]尽管这种计价方法很精确，而且技术上也不成问题，但是由于它在无形中抑制了用户的使用行为，因此图书馆等用户都不太愿意接受这种计价方式。在1990年前后，技术进步使得为顾客提供接入和搜索服务几乎不发生额外成本，于是出版商开始采用经过简化的“一费制”收费方式(flat rate plan)[155]。采用这种收费模式，用户可以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以固定的价格无限制地使用出版商提供的数字产品和服务。
观察大多数出版商的价格机制，可以发现它们都不止一次地改变过政策，而且许多出版商在一个阶段通常采用不止一种定价机制，有的出版商甚至针对不同的产品或用户运用多达4种的定价模式。[156]总体来看，学术数字出版物市场价格策略的重心似乎已经从确定基础价格转而进化到采用各种价格修订战略。而在众多的价格修订战略中，灵活组合各种价格折扣和折让的差别定价法是一种主要手法。当前应用较为广泛的计价策略与方法如混合定价法、捆绑定价法和分层定价法等都是如此。它们本身是多种定价手段的综合，而在实践中它们往往还被交叉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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