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紧密围绕中国革命的实践议题而展开，其历史意义可以从中国革命实践必然面对的三个对立面中得到多维度的历史估价。第一维度是针对蒋介石的“革命哲学”理论，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实践提供了合理的价值目标，科学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历史使命和实现路径。第二维度是相对于党内“因循派”，运用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反对“原理论”、“经验论”等错误倾向，为毛泽东思想即新民主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事实根据和理论基础。第三维度是相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更高发展要求，在解决如何把社会主义理想与现代化事业有机结合的问题上，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哲学既有探索性的思考,又有严重的失误和深刻的教训。
【关键词】毛泽东；实践哲学；三维映现
雷龙乾，男，陕西华县人，1962年出生，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现代化理论教学研究工作。
毛泽东诞辰120年之际，斯人远逝，事业待竟。进入21世纪后，时间拉长了反思的镜头，剥蚀了历史的尘埃，本质凸显了。毛泽东当年的政治谋略和革命规划固然光辉依旧，而那鼓动革命精神、创新革命道路的实践哲学思想更加脉通当今，不仅流芳过去的革命历史，而且光照今天追逐“中国梦”的现实实践。
本文选取毛泽东毕生努力所针对的三个主要问题、主要对象，作为理解和阐发毛泽东实践哲学理论特质和历史意义的测度参照，力图以宽视野、多视角、多层面的方法解读真相、领会意蕴，置身历史语境，避免主观主义空泛不着边际和形而上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通病，提升反思眼界，深入把握本质，全面、准确和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带给我们的历史遗产和思想启迪。
一、由蒋介石“革命哲学”的唯心性、陈腐性，映现出毛泽东
实践哲学的理论实践性、价值合理性、唯物历史观和辩证方法论
首先，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都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为求知而求知的学院派哲学家，他们围绕中国革命主导权的斗争实践展开，在思想深处也就是实践哲学之争。
马克思主张“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毛泽东并非职业哲学家，他追随马克思的思想，把哲学只当作革命的“顶层思考”。蒋介石同样也没有学院哲学的背景和经历，他学习的专业是军事。从1908年加入同盟会，20多年以后，直到1932年才开始系统演讲“革命哲学”。 只可惜，这种哲学充满了唯心、片面、陈腐的性质和成分。只是当丢失大陆统治权以后，蒋介石的哲学思考才有了较多冷静和实际的进步。
对于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革命领导权斗争，人们往往较多地关注其政治艺术和军事谋略。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哲学思想的价值合理性和思想历史高度才是具体政治军事活动的原点和基础。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起源、历程、形势、任务和前途，企图率先占领“中国革命”的理论制高点。毛泽东随后发表《两个中国之命运》，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即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我们这个大会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即毛泽东后来发表的《论联合政府》）出来” 。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考和勾画，基于同样的中国革命现实，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实践哲学主张，而各自主张的民心向背，已经奠定了胜败的基础。
其次，作为国共两党的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根本分野在于如何理解和确立革命的价值目标或历史使命。
革命的根本问题首先是革命使命问题，就像毛泽东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实践哲学上，这可以说就是实践的价值目标问题。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中国革命的最低目标也如“中共二大”所说，是“消除内乱, 打倒军阀, 建设国内和平;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 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统一中国本部( 东三省在内) 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平心而论，这样的最低革命纲领与蒋介石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并非必然矛盾，完全可以有机统一、相辅相成。但是历史的悲剧在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集团没有这样的历史远见和开阔心胸。
蒋介石自认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正宗继承人，认为“总理创造三民主义，就是我们的救星，是中国四万万同胞的救星。” 。但是其具体行动方案，“第一期革命的对象是满清，革命的本质是民权革命”，“第二期革命的对象是军阀与帝国主义，革命的本质是民族革命”，“第三期革命的对象是中共匪党，革命的本质是社会斗争而兼民族与民权主义的革命”。 从1927年开始，他认为“北洋军阀是不配做我们的敌人的”，因为“军阀的军队是没有主义的”。 “因为立在主义上说，共产党实在是我们国民党唯一的敌人，他是破坏国民革命，阻碍三民主义实行的；我們要国民革命成功，就不能与共产党并存。” 他以“主义”名义“清党”，屠杀正在为革命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
蒋介石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斗争对象完全错误，后果十分严重，不只引发了国共之间长期的内战，葬送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更给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危害，错过了更早抵抗日本侵略的时机，拖延了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崛起的进程。
再次，蒋介石实践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陈腐意识、庞杂折中，映现出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和时代前瞻性质。
蒋介石关于国民革命实践的价值目标的认识存在着根本的错误和深刻矛盾。他一面认为中国革命的价值追求是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人民自由幸福，另一面又对日寇侵略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对广大工农群众的阶级利益和生存疾苦置若罔闻，甚至基于迂腐的传统观念，认为国共两党的斗争“就是天理与人欲的斗争，换言之，亦就是有神思想与无神思想的斗争”，继而又基于纯然唯心主义的思路，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归咎于“我们自己内部的散漫，不能团结御侮，以及一般人民在心理上，受了共匪的欺骗与麻醉” 。而且要看到，蒋介石对辛亥革命以后的形势、任务和方式方法的理解，就其总体思路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各种旧学说汇总而成的唯心主义价值观、认识论基础上的。从他自己的各种论述看，他的哲学理念既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包括一方面基督教信仰，同时包括各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孔孟儒学、宋明理学的学说，当然还包括欧美西方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民主观念。这些学说虽然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总体上抱持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和认识论。
蒋介石国民革命实践哲学的失败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实践哲学的胜利恰成鲜明对比。与蒋介石实践哲学的唯心主义基础、精英主义取向和形而上学相比，毛泽东实践哲学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时代观、价值观的基础上，是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和人民生活实际的忠实反映，是站在资产阶级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前沿对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前瞻性思考，所以能够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什么、为什么）和道路问题。
最后，在革命实践方法论问题上，蒋介石的精英主义与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主义恰成鲜明对比。
蒋介石实践哲学唯心主义性质还表现为它坚持精英主义、走上层路线，迷信欧美西方国家支持，迷信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以及文化正当性，迷信社会上层阶级如乡绅和资本家的支持，当然也包括国民党和他自己的坚强决心和顽强精神。由于秉持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和所处地主资本家的立场，在历史观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上，他不能站在社会被压迫人民的一边看问题，没有站到超越私有制社会局限性的立场上看问题。所以，蒋介石总是企图用他所谓高尚的精神、坚强的意志、果敢的牺牲要求他的部下和一般士兵、人民，也总是倾向于把失败归咎于这些芸芸众生不能理解他英明的决断。
而毛泽东则相反，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愿意深入地了解工人、农民和士兵的要求，他总是把革命实践胜利的原因归结为人民的支持，相应地总是把党和干部包括他自己的错误理解为脱离人民、脱离实际的结果。所以，毛泽东对革命实践的最积极突出的贡献之一就是降低革命的身段，让革命转变成真正的人民革命，从城市起义转变成农村包围城市，从单打独斗转变成民主统一战线，从简单对抗转变为阶段性的合作。于是，革命成为人民的革命，具有了无穷的力量源泉，貌似强大的国民党蒋介石相形之下必然霸王力穷、英雄末路。
二、从革命阵营内部的“因循派”，映现出毛泽东实践哲学通过坚持
不懈的调查研究而展现的实践性特质、创造性品格和辩证法优势
对于中国共产党内部来说，既然革命事业的价值合理性毋庸置疑，问题就在于如何在国共两党斗争力量形式复杂的情况下，寻找和选择合理可行的革命道路，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在这些问题上，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重大分歧。
其中与毛泽东的实践哲学直接对立的，是过分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以往经验的思想倾向及其政治力量的思想势力——我们这里姑且称之为“因循派”。“因循派”还可以分为“原理论”和“经验论”两类，前者根据他们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怀疑毛泽东立足中国实际对中国革命的创造性探索，后者根据他们习以为常的“中国国情”怀疑毛泽东对这种“中国国情”的积极改变。正是通过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因循派”的挑战和应战中，毛泽东革命实践哲学的实践性、创造性和科学性品质得到鲜明的映现和确证。
“原理论”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共产国际，包括“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斯大林。据说，对毛泽东“那主要依靠农民革命而不是主要依靠工人阶级起义的道路”，斯大林曾经质疑，“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吗？”。他甚至“对心腹们说”，“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他们得到一个貌似有力的旁证，“直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还没有读过《资本论》。” 或许因此，毛泽东在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从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确受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甚至斯大林本人的某些干扰、误导，甚至打压。这种负面影响，更多地还是由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作为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以贯彻执行“国际指示”和“主义”、“原理”的名义实现的，由此导致毛泽东的探索性革命实践“长期受打击受排挤” 。
“经验论”的情形貌似相反实则同样因循，只不过因循的不是 “本本”，而是“国情”和“经验”。相对“原理论”，“经验论”初期的危害貌似只是个别少数情况，比如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都有过分强调根据国共力量对比现状而向国民党方面妥协的问题，比如在红军建设中沿用旧军队官兵等级制和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的单纯军事论观点等。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那种由沿袭传统等级制度、封建文化和战争时期经验而建立起来的“计划体制”，以及在改革开放中难以突破既有利益格局和观念形态的“经验论”，却逐渐显示出顽强的、恶毒的生存能力。
“因循派”的共同特征是依赖于现成既有的思想坐标，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创造性地思考。正是在与党内这些形形色色的“因循派”的相互辩难中，在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富有实践特质和创造性品格的“实践论”认识路线，具体做法就是运用各种方法和途径主动、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具体来说，深入、系统、坚持不懈地进行调查研究，就是其中实现和体现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基本工作方法。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功夫。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开门见山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的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而“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以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绝不像蒋介石那样一味以三民主义、总理遗命、中华文化、人的精神等等名义居高临下地宣布自己主张的正义性，指责敌对方面的邪恶、残暴和低劣，毛泽东总是根据社会生活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发现、确立和说明妨碍或促进正义、进步、革命的力量分布，同时还不断更新调查研究，根据事情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看法和策略。
毛泽东本身生长于普通的农民家庭，却仍然重视对中国农村情况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还只是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就与同学结伴“游学”，不带盘缠游历五个县域，实际了解中国社会实情。 1927年时跨大革命时代和井冈山革命时代，包括国共合作和国共厮杀两个时期，仅仅这一年，毛泽东就对湘赣两省做了“七个有系统的调查”。 毛泽东在1930年写作的《反对本本主义》一书里，开篇第一个标题就题名“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第二个标题题名“调查研究就是解决问题”，第三个标题“反对本本主义”，第四个标题“离开调查研究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调查研究是坚持和实行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具体工作手段，毛泽东思考中国革命实践始终注意坚持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革命实践哲学的“顶层思考”，从而把革命实践的理论探索和方略设想建立在坚实和充分的事实基础上，确保革命实践的科学性、人民性。调查研究使革命的理论和决策紧贴实践的实际，所以能够防止和反对“因循派”的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而正因为紧贴实际，革命的理论和决策才能够根据实际的需要和历史的规律占据创造的高度，具备创造性的品格。创造性其实就是辩证法在实际工作中的集中体现，是根据现实、高于现实的辩证法精神的真正实现。
三、相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解决如何把社会主义理想与现代
化事业有机结合的问题上，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哲学既有探索性的思考,
又存在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和自我悖反的深刻教训。
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来说，毛泽东的实践哲学思想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在“文革”问题上，暴露出了严重的历史局限性。
毛泽东晚年总结自己一生时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情：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几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情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 这个总结就其适合他本人情况这一点来说，真可谓是高屋建瓴、恰如其分。 “两件事”前后相继、逻辑暗通，都没有最终完成。
第一件事是“祖国统一”。台湾方面抗拒统一，一方面在于政治经济利益的狭隘考虑，另一方面是实践哲学思想对立的结果。国民党仍然坚持蒋介石遗留下来的反共哲学，因此抵制“回归”；民进党更借由所谓民主、进步理念，妄图“台独”。如何超越党派之间相对狭隘的政治理念、利益立场，实现祖国统一，重振民族雄风，尚待来者。
第二件事是“文革”，毫无疑问那是一场遭到完全失败的“探索性试验”，因此在政治上也已经被彻底否定。但是，在哲学层面反思“文革”的决意发动和蜂拥相应。
就动机而言，“毛的根本目标，是要使党的思想无产阶级化，此外是要推动无产阶级去为自己真正地取得权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一种摆脱了封建和资产阶级传统支配的新文化。” 这种动机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从积极的方面看，毛泽东对于他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抱有真诚的信念，急于消灭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再生土壤，希望用动员群众的办法防止社会的经济、权力等两极分化，防止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庸俗堕落的倾向，为此甚至不惜打破自己亲手建成的政治体系和权力秩序。从消极的方面来看，这种“革命”的价值目标本身几乎全然无视现代社会否定“前现代”社会的历史方向，一厢情愿地企图利用个人感召和政治强力来对“人性”进行超越历史发展条件的“革命”，这无疑是空想共产主义的老路。而策略性的利用个人崇拜实现削弱或剥夺党内持不同意见的领导人的权力， 甚至不惜造成所谓“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的局面，来强行推行个人理解的实践哲学理念或个人意志，则无疑又是唯意志主义哲学的表现。
从群众对“文革”、蜂拥支持、盲目拥护的态度来看，说明“文革”自有其深厚的社会土壤，几千年农耕经济和封建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个人崇拜、权力崇拜、平均主义、禁欲主义是全社会的普遍价值坐标和心理惯性，民主、法治、理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远未形成。
由此，从通过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结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这两个目标来看，毛泽东把发动“文革”作为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重大举措，反映出他的革命实践哲学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规律的初衷下，同时包含着以落后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水平的思维方式解决中国社会现实矛盾的严重历史局限性。这也充分证明，用“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这种政治手段强行建造道德孤岛、实现人间天国，是多么远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
我们没有资格谴责伟人，也无意作消极的批判。谁都不能怀疑毛泽东革命实践哲学的良好初衷、探索成就和历史高度，毛泽东革命实践哲学追求革命理想的高尚情怀无疑是众多庸人难以企及的，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感同身受的。重要的是必须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所指出的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避免自身腐化堕落和社会两极分化的问题，迄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正在成为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主要危机因素。“文革”没有成功，不等于不会再次发生。
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伦理严重沦丧的矛盾日益加重，广大群众的不满情绪和社会发展的矛盾积累不断加深，事情必须解决，但是“文革”的旧办法显然不行。
问题关键是解决如何把社会主义理想与现代化事业有机结合的问题，因为只有建立在资本主义开创的现代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先进、科学的革命历史实践，才能促进生产进步、政治公平、社会文明和民族复兴。企图靠唯心主义和唯意志主义实践建成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只可能是低于资本主义历史水平的“完全粗陋的和无思想的共产主义”。 同时，资本主义无疑存在严重的历史局限性，世界上所有真正成功的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都以不同的方式（西方用基督教伦理，东方用传统文化习惯）牵制和延缓资本主义原则的过度恣肆，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制度文明的历史意义本来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合理替代。所以，对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主义历史特别长、濡染特别深的国家，通过现代化追赶资本主义的文明高度，通过新型现代化赶超资本主义，为把社会主义提升到更高的历史水平，既实现历史成为现代历史的质变，又实现扬弃资本主义的进步，这是当代“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党在新时期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实际上就是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典范，也是认真汲取毛泽东革命实践哲学的经验和教训，积极利用毛泽东革命实践哲学“遗产”的唯一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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