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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

时间:2022-03-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一贯坚持并身体力行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教育思想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重温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一些重要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对今天乃至今后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

庞桂美 傅一卓

摘 要: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关于教育的社会本质、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的来源等与教育有直接关系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是一致的;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解决中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时,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毛泽东教育思想对中国现在以及今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仍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教育思想 历史地位 现实意义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一贯坚持并身体力行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教育思想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关于教育的社会本质、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的来源等与教育有直接关系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是一致的。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解决中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时,又使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根本思想在中国具体化,与中国教育文化的传统、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结合起来,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重温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一些重要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对今天乃至今后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说明了社会的发展过程,科学地说明了社会结构中诸因素的关系,从而使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作了经典性的说明:“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么,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1]624这里所讲的“文化”,包括教育在内。

(一)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与资产阶级政治家把政治看做是治理众人之事不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乃是人民群众的事。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1]823。既然政治、经济决定包括教育在内的文化,而政治又是指阶级的政治,那么,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条件下,教育具有一定的阶级性。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中指出:“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2]444根据上述教育与政治关系的分析,无产阶级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也有不同的内涵。因此,不同历史时期无产阶级政治的内容也有不同的变化,教育应该主动适应这种变化。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1]506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内容主要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指出,今后工作的重点将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无产阶级的政治主要体现为巩固政权,而要巩固政权,必须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所以,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政治经济对于教育的制约作用,要求学校工作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一贯的。毛泽东强调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以及学校工作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绝不是形式主义的空头政治,而是要根据他的人格道德理想来塑造受教育者,并为实现政治理想服务。早在1937年10月,毛泽东在《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中就提出了他的人格道德理想:“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牟私利,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3]41这段话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对于受教育者和干部的政治要求,当然主要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往往表现为人格道德的要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了被称为“老三篇”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从毛泽东树立的值得全党、全军、全国从高级干部到普通党员和普通老百姓学习的典范人物来看,他们都是“小人物”,然而,在他们身上都体现了毛泽东的向往。他希望“六亿神州尽舜尧”,希望这些人的优秀品质成为中国社会的道德风尚。

(二)教育应该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讲到,“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2]385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红”与“专”的概念,但从他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期望的内容来看,这段话蕴含了“红”与“专”两个方面的要求。1958年1月,毛泽东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一条就是“又红又专”。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这次提出的“又红又专”的要求,不单纯是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包括“政治家”。他指出,“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4]804毛泽东论述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又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4]803

毛泽东的上述关于教育同政治、经济关系的经典性论述,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当然,在中国社会主义教育探索的实践过程中,往往出现与毛泽东的上述论述不一致的地方,其原因是复杂的。

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一生中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

出于改造旧社会的志向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深表不满,认为这是造成社会愚昧和落后的原因之一。1921年,毛泽东等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组织大纲》中规定,“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和体力平均发展,并求知识和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当注意劳动。本大学为达劳动之目的,还有相当之设备,如园艺、印刷、铁工等”[5]。此后,无论在江西苏区、陕甘宁边区时期或是他晚年,毛泽东一直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毛泽东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战争年代的经济困难时期,当然看到其中的经济价值。但他更看重的是在培养人方面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学校培养全面发展人的重要途径

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一切真知来源于实践。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分析了认识对于社会实践,即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他指出,“人的认识,主要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劳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1]259-260无论认识的发生、发展或是认识的最终目的都离不开实践。学校和书本固然可以给人以知识,但它们并不是人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对于学校脱离实际的情况,毛泽东深恶痛绝。他认为,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看不见稻、粱、菽、麦,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商品怎样交换,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6]。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分析了那些同社会实际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的状况。“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它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来说,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他们则还没有证明。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1]774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乃是学生了解社会实际,获得全面知识,并发展使书面知识联系实际的能力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助于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根据对知识分子所作的阶级分析,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他在1939年5月写的《五四运动》一文中明确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1]523-524之后,毛泽东又写了《青年运动的方向》,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除再次引用关于判断知识分子是否革命的最后分界的那句话之外,还充分肯定延安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延安青年运动的方向之所以正确,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实行劳动”。毛泽东在1958年的一次谈话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他的看法:“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3]273

三、教育着重为工农服务

教育应着重为工农服务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都决定了教育着重为工农服务这一基本特征。工农群众不仅是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也是新民主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主体。

(一)工农群众是教育的主体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注意发动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广泛的社会力量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彭湃等人最早注意到中国革命应由注重城市向注重农村转移,而且毛泽东最早提出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心问题的见解,十分重视并致力于农民运动。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毛泽东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贡献之一。

关心农民的教育和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贯穿毛泽东的一生。对于旧制度剥夺农民教育权的罪恶,毛泽东表达了极大的愤慨。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1]39在1945年4月的《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借用孙中山的政治指示,把文化“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列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之中。由于中国未受教育人口中的最大多数是农民,而且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所以,“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对于农民在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并不意味着他忽视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毛泽东进而指出,“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1]959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工人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占据了突出地位。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依然是工农联盟,人民民主的主体依然是工农群众,所以在加强工人阶级及其子女教育的同时,农民教育的问题仍然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教育着重为工农服务的基本特征没有变。

(二)以工农群众为对象的教育的内容和形式

着重为工农群众服务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最重要的内涵,它的内容和形式,可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加以说明,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此,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条件的改善和建设的需要,在工农群众文化水平逐渐提高的基础上,毛泽东又提出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2]462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草案)》中,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学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法学、文学、文法和逻辑;学一门外语,争取5到10年达到中等程度。

美国学者约翰·霍金斯(John N.Hawkins)对毛泽东教育思想及其对中国教育实践的影响有过如下的评论,“毛泽东一生对于教育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对教育的关心在许多大政治家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因此,要想了解中国的现代教育,是无法离开对毛泽东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了解的。尤其当中国教育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模式时,他在教育上的许多创举及对教育的影响也是教育工作者所应关注的。因此,有必要把毛泽东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教育思想看做新中国教育政策与实践的基础。”[7]毛泽东教育思想是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发展的。它指导了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中华人民共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虽然毛泽东本人已经走进了历史,但毛泽东教育思想对中国现在以及今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仍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3]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4]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张健.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M].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6]陈桂生.现代中国的教育魂[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7]丁钢.中国教育的国际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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