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经营管理新发展与风险管理创新

3.1　银行业经营管理新发展与风险管理创新

3.1.1　国际银行业经营管理新发展与风险管理创新

1980年代以来，国际银行业经营管理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一变革是在一系列内外压力下发生的。最基本的压力来自于银行服务的被广泛“替代”。存款方面，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成为短期存款、活期存款的替代品。贷款方面，优质企业的短期资金可由商业票据市场来满足，中长期资金需求则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来筹集；非优质企业即未被评级或者属于BBB级以下的企业的资金需求也由劣质债券市场得到部分解决；各类金融公司的发展还把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贷款、信用卡业务从银行拉走。1997年，国际债券、票据和货币市场工具发行额5 756亿美元，已超过了国际银团贷款的发生额（4 650亿美元）。2000年，OECD国家养老基金管理的资产约为11万亿美元，全球共同基金管理资产超过8万亿美元；而当年全球1 000家大银行的资产总额为37万亿美元，前两者已达后者的50%。在美国，商业银行作为借款人的资金来源占比，1974年为35%，到1990年代初期已下降为22%。即便在以银行融资为主导的日本也是如此，2003年日本银行业的贷款余额为405.18万亿日元，比2002年下降4.8%，连续7年下降，主要银行的下降幅度更高达7.7%。贷款余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企业尤其是一些已往贷款需求较大的大企业为了降低财务费用而减少银行贷款，主要通过自身的利润积累或发行企业债券来筹资。日本1 638家上市公司在2002财年的银行贷款余额为77.731 1兆日元，比上一年下降4%，是1988年度以来第一次低于80兆日元，说明上市公司对银行的依赖有所下降。在上市公司的总资产中，银行贷款占比也下降到21%，而最高年份的1982年度曾经达到33%^[1]。

由于其主业被替代，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了。Naisbitt（1982）尖刻地说道：“在我小时候，正是大萧条年代，那时银行的破产便意味着世界的末日到了。但如今，银行的破产仅仅意味着银行家将去排队领取遣散费，没什么大不了，照样有许多机构来提供类似的银行服务。”1990年代中期，“商业银行恐龙说”铺天盖地。商业银行的业绩也乏善可陈。1970年代全球1 000家银行的ROE平均为20%，1980年代为18%，1987年为12%^[2]。投资者对商业银行的前景也普遍怀疑起来，导致商业银行的股票在市场上受到打压。以至于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长期牛市中，美国银行业板块跑不赢大市，其PE值低于S&P500种股指。股东的压力直接要求银行管理者革新思维。

国际清算银行（BIS）关于最低资本充足度（Kapital Adequacy）^[3]的要求、各国审慎银行监管尤其是透明度（Transparency）的要求也从规则上迫使银行业必须进行管理革新。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发展则使银行业革新管理模式成为可能。本书还引入了风险敞口（Risk Exposure）、竞争客户（Competition for Customers）因素，并创造性将此概括为TRICK，指出正是TRICK与经济人私利一起塑造了当今银行业的创新图景。

外有压力，内有助力，一场席卷全球银行业的管理革新运动终于在1990年代由微而著，渐次展开。银行家们认识到，银行是在金融服务业之中经营，而非在银行业之中经营；银行功能不仅仅是金融资源的配置中介，而是处理信息和实施交易的工厂。过去，总以为银行是管理货币的特殊企业，工商企业的管理经验不适用于银行。现在认为工商企业的管理经验基本上都适用于银行。放眼世界，银行家们发现自己的管理思想已落后于工商企业，由此银行业开始悉心借鉴工商企业的管理经验。由此，成本管理、质量管理、销售为王、流程重组等耳熟能详的管理学术语都进入了银行家的管理词库。也因此，有人套用这一时期管理学上的企业再造思想，将银行业的这场管理变革称为银行再造（Reengineering theBanking）。

银行管理新思维逐渐替代了银行管理传统思维。新思维认为各职能型群体所从事的活动只是完整的银行业务流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各项服务不能因职能分工而被分割；而旧思维只是机械地重视局部均衡，以为各职能部门局部均衡了，整体也就自然均衡了，因此习惯于按业务活动的相同或相似性来组合员工，形成职能型群体。新思维要求设计出符合不同客户群需要的有个性的产品、服务；而旧思维注重普遍性和共性，强调大众化标准，忽视了特殊性和个性。新思维要求按最能适应客户的需要，开发客户价值的要求设计业务流程；而旧思维只从银行本身的利益出发设计业务流程。新思维对一件新的业务会问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件事从客户的角度来看需要吗？这件事一定要银行来做吗？而旧思维强调目前的重要性，习惯于“如何以更好的方式把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做得更好”，而较少考虑正在做的事是不是该做。

在银行管理新思维的指引下，业务流程再造成为银行管理革新的核心。业务流程是一组共同为顾客创造价值而又相互关联的活动，业务流程再造则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以客户为中心重新设计业务流程，培育银行的“客户至上”文化/销售文化。一是明确业务种类。做核心业务，非核心业务尽可能剥离或外包。迈克尔·波特指出：“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并非每个环节都创造价值，价值创造来自于某些特定的活动，即战略环节，企业的竞争优势实际上就是企业在某个特定的战略环节上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决定资源利用方式的基本变量。”彼得·德鲁克也预言：“在10年到15年之内，任何企业中仅做后台支持而不创造营业额的工作都应该被包掉，任何不提供向高层管理发展的机会和活动也应当外包出去。”^[4]二是编制详细的业务岗位说明书，描述岗位及职务的名称、工作活动和程序、内外联系、工作条件与环境等具体特征，以及从事该岗位及职务所必备的能力、知识、经历、技能等方面的要求。三是以价值最大化为原则整合流程。每一项业务都应带来价值增值，业务流程也就成为一条价值链。业务流程的目的就在于发现哪些业务项增值最大，发现最有效率的业务归属和传递程序。同时实现银行部门之间、员工个人之间的职责分工。下放决策权力给第一线人员、专业知识与客户信息的共享，也是银行业务流程重组的重要目的。

这场轰轰烈烈的银行管理革新之后，银行业获得了新生。最近10年，发达国家的银行业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科技股泡沫破灭、经济衰退、证券市场诚信危机，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得到提高，业绩显著改进。2003年全球1 000家大银行^[5]的利润超常增长，总的税前利润由2002年的2 524亿美元增加到4 174亿美元，增幅达到65.4%。全球1 000家大银行的资本收益率（ROE）达到17.56%（2001年为17.91%）；总资产收益率（ROA）达到0.80%（2000年和2001年均为0.84%）。银行管理革新发源地的美国银行业的发展势头更是持续强劲。根据2004年7月英国《银行家》杂志的统计，有211家美国银行业入围全球1 000家大银行，实现了共1 537亿美元的税前利润，占1 000家大银行总利润的36.8%；其ROE平均为29.3%，超过了2002年23.2%的水平，几乎是欧洲的银行平均15.6%ROE的两倍。

要对这场绵亘10余年几乎是全方位革新的国际银行业经营管理发展大势进行总结，绝非易事。抛开其林林总总的表象，有十个方面是可以肯定的：兼并重组以求大、构建金融集团、建立制衡的股权结构与董事会结构、盛行矩阵式内部管理框架、实施价值管理与量化核算、推行多样化的中长期激励机制与偏向保守的薪酬文化、风险管理范围与方法的拓宽、IT运行内部管理及其本身的管理强化、服务渠道轻便灵活化、服务对象多元化与服务品种增值化等多个方面。其中，风险管理范围与方法的拓宽正是本章所研究的。

利率自由化、浮动汇率制度产生了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市场风险管理的需要，混业经营、IT广泛应用带来了操作性风险管理的需要，由此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范围拓宽，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性风险全部包容进来。特别是操作性风险（Operational Risk），即由内部流程、人员和系统的不完善或故障，或因外部事件引起的直接或间接损失风险，得到了突出的强调。BIS等甚至建议，在对操作性风险难以量化的情况下，银行应用25%的资本去应对操作性风险。

在风险管理的组织上，国际银行业普遍设立了全行集中的风险管理部门（Window s on Risk），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性风险都集中由这一个部门来管理。由于外部人监管内部人总不如将外部人内置于内部人的监管效果好，在大的业务部门都设置了风险经理，对其实行矩阵式管理。

巴塞尔委员会（BCBS）倡导“银行内部任何责任必须能够落实到个人，而不能由部门负责”，即风险个人负责制。要实现个人负责制，信贷员的个人能力以及激励水平必须达标。信贷员个人能力不足，不能确信自己是否已经对借款人有了全面及准确地了解和判断，从而不敢决策，或盲目决策；对信贷员的激励机制不够，信贷员会因害怕承担与自身收益不对称的过量风险而不敢放贷。为了落实个人负责制，国际银行业建立了信贷员准入资格制度。信贷员授信额度的多少，不能依据其职务的大小，主要看其授信能力等级的高低，而这个授信能力等级需要通过考试来取得。

风险管理的方法也复杂化了。首要的是广泛应用信用评分模型、风险管理模型。信用评分模型的原理，就是利用一个统计模型（如MDA模型、Logit模型、CART模型）来对现有的或潜在的借款人的特性（如月收入）打分。信用评分模型的妙处就在于它将借款人纷繁复杂的各方面信息以一个简单明了的分值表现出来。借助信用评分模型，银行可节省三分之二的人力，而这些人力可以去做推销等更重要的工作。此外，风险管理的现代方法还可用于剥离风险的证券化、用于对冲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信用衍生品、管理市场风险的VAR技术等^[6]。

3.1.2　中国银行业重组革新前景与风险管理改进

中国改革之前的“大一统”金融体系时期是不存在商业银行的，1978年后，国有专业银行逐渐新设或从原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到1985年形成了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1987年为打破国内银行体系过于垄断的局面，开始组建股份制商业银行，先后形成了交通银行等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995年起，一些城市信用社被合并重组成城市合作银行；同时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从1982年起，香港南洋商业银行、汇丰银行等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内地。这样由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构成的中国商业银行体系逐渐形成。

1.国有商业银行重组上市进展

中国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化开始于1990年代初，但国有银行的股份化整整晚了10年，直到2000年方在政策层面上获得接受。2002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国有银行改革思路确定为“公司治理＋产权多元化”。2003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将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此后国有银行股份化改革骤然提速。

2004年1月，中国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注资，确定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将两家试点银行改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全面启动，到2004年10月底，这两家国有银行完成了股改重组的第一步——财务重组，中国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56%，不良贷款率降至4.55%；中国建设银行资本充足率超过9.0%，不良贷款率下降到3.08%。股改重组的第二步——公司治理机制建设也在8—9月获得重大进展，两行先后建立了规范的董事会，董事长与行长两职分离，引进了外部董事，并且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挂牌成立。2005年10月27日建行在香港挂牌上市。预计，中行也将继而上市，届时非国有股份将占比25%以上。2005年10月底，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工行股改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农业银行也在积极设计股改方案，随时准备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造。重组上市之后的国有银行，将形成由国家控股、若干高额持股股东并存、吸纳机构投资者、广泛的小额投资者以及员工持股的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

公司治理机制建设成为这场国有银行重组改革的中心工作。国有银行的改革进行了20多年，成效不彰，主因就在于其治理框架和产权结构始终未动，致使其浩如烟海的管理制度总是流于形式。国有银行严重的治理机制缺陷表现在多方面：所有者不明确或缺位；经营目标模糊以及价值准则政治化；董事会不存在或结构缺陷以及组织系统庞杂；经理人选择由行政主导和刚性问题；对决策层和行政层的考核制度模糊或不适用；激励-约束机制不对称；“内部人控制”问题突出；极低的决策和管理透明度。2000年后，中国银行率先积极地推动了良好公司治理机制建设，包括：（1）确定清晰的发展战略；（2）整合业务流程及精简组织结构；（3）建立量化的内部预算核算体系；（4）建立全面绩效考核体系及相应的激励机制；（5）建立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及培育机制；（6）构建科学的风险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7）实施审慎的会计原则及推进充分的信息披露；（8）建立健康负责的董事会。最终在建立科学决策机制、制定清晰的发展战略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效。2004年3月，中国银监会在《关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中对国有银行机制转换和法人治理结构建设进一步明确了10项改革要求，如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等。建立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成为当前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的核心工作，其基本思路是股份制改造后，国有银行员工都要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员工转为股份制公司的员工，废除官本位制度，设置专业和技术职务；按需设岗，以岗定责，通过按需设岗和科学的岗位分类来定岗、定编、定员，建立正常的人员退出机制，达到职务能上能下、岗位能进能出、薪酬能高能低。2004年底，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基本建立了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

在公司治理机制建设之外，当前的国有银行还需要在以下六个方面多加努力：

——确立风险控制优先的发展理念。现阶段，中国的市场还是一个不规范的市场，银行风险管理制度、业务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还不健全，决定了我们“要反重风险轻发展，但主要是防重发展轻风险”。风险管理的目标在于控制所有业务的现有风险、预防潜在的风险以及提高风险管理效率，促进业务健康发展。

——培育健康的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对国有银行的信贷从业人员，应培养其树立以下几种观念：（1）重视主营业务。借款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很大，主营业务收入是偿还贷款的第一还款来源，其作用至关重要。（2）关注现金流量。在贷前、贷中、贷后都要十分关注借款企业的现金流量，将其作为贷款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并能熟练地测算、分析和运用。（3）摆正第二还款来源的位置。对于第一还款来源不能保证的，要坚持不予贷款，而不是一开始就去将第二还款来源和第一还款来源相提并论。（4）对信用风险的质量要从传统的以历史记录或担保、抵押为主要授信依据，逐步转变到对客户未来现金流量及还贷能力的判断与预测上来。

——增强信贷决策机制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当前，改进信贷决策机制的核心工作是倡导和落实风险个人负责制。横向式分散化决策（授信委员会制度）仍然存在决策结果无人负责的弊端。要实现个人负责制，信贷员的个人能力以及激励水平必须达标。为了尽快实现个人负责制，建立信贷员准入资格制度成为当务之急。缓解信贷人员能力不足的另一个办法是成立信贷审批中心。信贷审批中心集中了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同类行业客户交由本专业专家审批。以前，每一家分支行都审批信贷，往往是同一位信贷员，今天审煤炭，明天却可能去审纺织，如此当然不能保证信贷审批的专业性。2003年，中国银行在全辖设置集团风险经理、行业风险经理，这是一种风险监管责任的“个人负责制”。类似于前中央银行的“监管责任制”。这些都是必要的可喜的进步。

——增强贷款质量后评价制度的科学性和问责度。作为提高贷款质量的治本措施，中国银行业近两年普遍建立了科学的信贷决策机制，增强了信贷评审的透明度，有效地遏止了信贷评审中的腐败行为。但要使这一决策机制长期行之有效，必须要保证评审人员的规范操作。其核心制度之一是后评价、问责制。作为一种事后控制办法，问责制对信贷当事人以“震慑”，促使其审慎行事。但问责制的有效发挥，必须依赖于及早地发现问题。但评审委员和信贷员，流动频繁，短于大部分贷款存续期，当贷款风险暴露时，这些审批人可能早已各奔东西，如何问责？渐渐地，这种制度的震慑力必然衰减。所以，必须要在贷款发放后短期内即能测定该笔贷款的风险，问责制方能真正具有持久的震慑力。对于一家分行，或一个职能部门而言，同样需要及时地测定其所经办业务的风险，以趁责任人还在任上就对其“问责”。DCF法就是一种有效的短期测定方法^[7]。作为总行需要有一个宏观上的模型，对不良贷款数字进行整理和检测。如同国家统计局，尽管各地的数字有假，但整体数字作了剔除，因而真实性得到了提高。考察银行贷款质量，宏观上可分析行业贷款质量历史数据、短期贷款与长期贷款的比率等指标。

——采取综合措施重组盘活增量不良贷款。通过制定新账不良贷款压缩目标并纳入绩效考核、落实严格的奖罚制度等措施激发工作积极性，降低新账不良贷款。比如，多方联络，捕捉信息，争取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促成有实力的优势企业兼并困难企业，实现不良贷款的转化。又比如，对于政府项目公司贷款，应特别注重其担保措施的落实。此类贷款的最佳担保措施是办妥政府已收储（或征用）手续的土地使用权抵押^[8]。并且，寻找时机提前收贷或转换成绩优的非政府公司债务或增强担保条件，需坚决杜绝变更既定的已贷项目公司贷款条件（如延长还款期限、变更公用项目收费政策等）。

——发展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业务。大体可概括为巩固传统优势业务、做强新兴优势业务、拓展高潜力新兴业务、限制和退出劣势微利业务。各国有银行必须立足于已有的竞争优势和机遇，克服自身的竞争弱点和挑战，结合中国行业、地区经济走向以及未来国内外极具潜力的银行业务分布，集中本行资源，重点发展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

国有银行重组上市的成功还有赖于外部监管环境和市场环境的优化。倘若政府职能不转、企业机制不改，纵使国有银行彻底改制也难以独善其身。改善社会信用环境、规范金融竞争秩序、鼓励业务多元化创新、行政管理透明化、降低税负等是外部环境优化的必需之举。

2.非国有商业银行的振兴图谋

这里的“非国有商业银行”一词是相对于“国有独资银行”而言的，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中国监管当局对中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在政策上近年没有什么松动，但事实上放松了内资金融机构的设立。1995年以来，中国先后批准了112家城市商业银行以及4家农村商业银行的设立。2004年2月，银监会在《实施审慎的市场准入　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入股现有商业银行》一文中强调指出：“总体而言，银监会鼓励民间资本以及外资入股现有商业银行，参与重组、改造和化解风险，使中小商业银行做大、做强。”并将“银行发起人股东中应当包括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新设银行获批的六个基本要件之一。随后，又有两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新立。但对民营资本新设民营银行仍然没有开禁。到2004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二次改制”工作完成过半，其间先后有5家股份制银行实现上市。2003年，11家股份制银行的税后利润总和超过了200多亿元人民币，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的ROA分别达到0.40%、0.39%和0.38%。112家城市商业银行中的绝大多数由于先天不足正面临着繁重的财务困难，其整体重组工作还没有开始，但部分领先者已着手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财务重组等改制工作。

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在金融服务业之中，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承诺最为彻底：外资银行外汇业务及时开放、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分阶段开放、金融咨询类业务及时开放、按审慎原则发放营业许可。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充分兑现银行服务市场开放承诺，甚至超承诺开放。2003年12月，中国银监会精简了外资银行营运资金的档次，降低了营运资金要求。同时，删除了有关外国银行增设分行需一年的时间间隔，以及设立机构申请被拒后再次提出同样申请的时间间隔为一年的条款等，较大程度地简化了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审批程序。同期颁行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将单个外资机构入股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比例由原来规定的15%提高到20%，如果外资投资的总量占比低于25%，这个金融机构的性质及从事的业务范围将不发生变化。在CEPA（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框架下，港澳地区银行业的准入门槛由200亿美元的资产总额要求下降至60亿美元，便利了香港的中小银行来到内地发展。中国监管当局的一系列外资银行激励政策推动了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较快发展。截至2005年10月末，共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71家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了238家营业性机构。外资银行在华资产总额为845亿美元，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2%左右，外资银行在华外汇贷款总额占中国金融机构外汇贷款总额20%左右。在华经营的外资银行机构中，已有138家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15家获准开办网上银行业务，41家获准从事衍生产品交易业务，5家外国银行分行获准开办QFII托管业务。除营业性机构外，另有40个国家和地区的173家银行在中国23个城市开设了238家代表处。同时，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还进行了股权投资，截至2005年10月末，已有22家境外投资者入股17家中资银行，外资投资金额已超过165亿美元，占国内银行总资本的15%左右。

经过近10多年的调研，进入中国的200家外资银行大都形成了自己的在华整体发展战略，大致分成两大阵营：其一为专业服务型外资银行，无意于深度卷入中国内地市场，其“专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则专为本国企业、政府提供金融服务。绝大多数外资银行都属于此类，特别是日资银行、韩资银行、除英、荷兰外的欧资银行。政府业务，多为其母国官方对内地援助有关。或为特定客户（本国企业、政府）提供金融服务，或只做自身具有特色竞争优势业务（如风险管理特长、资产管理特长）。二则专门做特色竞争优势业务。这类银行很具全球竞争实力，但还不准备全面介入中国内地市场，而注重发展自身的特色业务，以拳头产品为主要盈利点，以特色产品创市场。尤以美资银行为多。摩根大通银行、德意志银行都是代表。95%的外资银行都属于专业服务型外资银行。其二为全面服务型外资银行，具有四个特征：（1）业务全面，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兼营，特别是经营零售业务；（2）地域全面，在中国设有5家以上的分行；（3）服务对象全面，居民与非居民兼包，特别经营对中国居民个人的业务；（4）重视资产业务，尤其是贷款业务。汇丰、恒生、渣打、东亚、花旗、法国巴黎银行和荷兰商业银行等历来注重中国内地市场，构成了外资银行的第一集团。中资银行遇到的外资银行强劲竞争，主要就是这几家外资银行。

在分销渠道战略上，外资银行大多采取独立设置代表处、支行、分行、管理总部四个层次的实体网点、开发网上银行以扩大客户服务面、与中资银行签订业务合作协议，形成战略联盟，以及通过参股国内商业银行等方式，寻求迅速全面打入国内银行市场。在业务竞争战略上，外资银行采取“突出非融资业务、做强外汇业务、精心挑选人民币业务、力推8类核心产品（个人理财、外汇资金业务、外汇存贷业务、消费信贷、信用卡、企业现金管理业务、证券业务、国际清算结算业务）”的战略。自2005年1月1日起，外资银行申请办理对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扩大到16个城市，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的真实竞争即将全面展开。

非国有商业银行的“进入”，创造了市场竞争，推动了金融产品创新，整体上提高了中国银行业服务的效率。

2004年度中国有16家银行上榜全球1 000家大银行，除日本外的亚太银行200强中，以一级资本计，中国内地所占份额最高，为33%；次为中国台湾、澳门，占比均为13%。倘若再将中国香港的7%计入，整个大中华区占比则高达53%。到2004年9月末，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达到16.3万亿元，不良贷款率降至15.71%；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资产达到4.4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为5.03%。伴随着中国银行业大重组的成功，中国银行业军团在国际银行业中将会取得与中国全球第六大经济体相称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