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苍茫自咏诗

侧身天地更怀古 独立苍茫自咏诗——论马一浮的人格境界与哲理诗

标题乃马一浮先生1944年自题堂联，系集杜诗以表情怀。马先生是浙江会稽人，原名福田，名浮，字一浮，号湛翁、蠲叟、蠲戏老人，生于1883年，卒于1967年。马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国学大师、诗哲、书圣。

“千年国粹，一代儒宗”。梁漱溟先生的八字挽词，盖棺论定，高度概括了马先生的学术地位和人格风范。约50年前，贺麟先生即推崇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

现代中国最具有圣贤气象的三大儒者——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先生，以及他们的弟子门生，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群落，支撑着吾华道统，赓续着往圣绝学，孕育了现代儒学思潮。三先生所当担的历史使命、所弘扬的道义精神、所表现的气节操守、所坚持的终极信念、所缠绕的思想情结、所遭逢的坎坷际遇和悲剧结局，确有共性的一面；然而他们又是个性十分突出的人物，他们对于欧风美雨、民族危亡、时政流弊的回应方式不同，各自的学养、兴趣、爱好、性格、情调、致思趋向、思想表达、生存体验、待人接物、涵泳程度、外王关怀，均迥然有异。其中，马先生的修养和学问尤显精醇厚重，且更具有隐逸名士的风采。

一、冲和闲静 蝉蜕尘埃

马先生是一个翛然独往、自甘枯淡、绝意仕进、远谢时缘的真正的“士”人，曾被丰子恺尊为“今世的颜回”，马叙伦说他“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

有趣的是，现今我们知道的马氏最早的诗作和最晚的绝笔，似乎隐然有一种内在的呼应关系。请看他11岁时，奉母命咏庭前菊花的一首五言律诗：“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浩，不必羡胡麻。”再看他95岁时，在文革摧残之下以求速去的诀别诗《拟告别亲友》：“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前诗稚嫩，孤傲高洁之情溢于言表；后诗圆融，冷峻飘逸之机深藏不露。然而，岂不正可以互作注脚么？唯其独立不苟、孤高超脱，即使身受其害、斯文扫地，亦能举重若轻地嘲讽、蔑视那威威赫赫的所谓“全面专政”——当他被赶出家门，又听说李叔同的学生潘天寿遭到非人待遇时，他的回应，只是以生死为平常事，以“沤灭全归海”的隐喻，表明他回复到安身立命的精神故乡的心迹，神态自若地面对崦嵫山。这是何等的气概！

在我看来，马先生一生确实做到了如陶诗所说的“心远地自偏”，与车马喧腾的俗情世界，与功名利禄，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诚然，没有距离就没有审美，没有距离就未可求真，没有距离就谈不到趋善，没有距离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一般说来，媚俗者当然没有资格被称为“士”人。

马先生一生抱蝉蜕尘埃之志，垂老弗改。1940年，他在给老友谢无量的一首长诗及其序言中表达了这一志趣。诗曰：“四十年前两狂客，浮玉峰头读道书。雪埋酣卧焦处士，鹤冢篆铭陶隐居。今狂古狂日相遇，常追仙（乔）执化祛。世事如云旋变灭，老来回首江东墟。……”而关于青年马浮于本世纪初在杭州的隐居生活，谢无量《春日寄怀马一浮》曰：“若木仁容静，兼山止足深。伯居长简简，朱坐但钦钦。四海干戈在，幽栖日月深。下帘疑罢卜，隐几即援琴。久羡窥颜乐，保繇息跖吟。……”这真是忧乐圆融、狂狷交至、儒道互补了！还有佛！马一浮在近世居士佛学思潮之中的地位是有口皆碑的，苏曼殊对他最为佩服，李叔同（弘一法师）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弃道学佛，终而皈依佛门的。马氏40年代诗作中亦有不少痕迹：“穷年栖隐迹，壁观近沙门……心生缘有取，佛在但无求”；“久矣遗世谛，无复恋丘壑；谁言聚人天，所得惟寂寞；法以从缘空，惑为然疑作”；“人境都忘寂与哗，眼中万事本狂花”；“寂处观群动，万境常自闲”；“默随大化运，已悟浮云空”；“已悟生如幻，长疑旅寡亲……浮生劳拟议，山鸟日过庭”。

马先生之为马先生，第一，他始终与热闹非凡的政界或学界保持着空间距离；第二，他始终与科技发达的现代工商潮流保持着时间距离。因此，他总是显得格外的冷静从容，潜光含章，远离荣利，保持己性，深心以传统批判现代。而健康的现代化非常需要这种批判。

以马浮的中西学养和声望，特别是精通英、法、德、日、拉丁诸种文字，游学欧美日本有年，并翻译过不少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学作品的资历，蔡元培先生任民国教育总长时，曾请他出任教育部秘书长。马供职不到半月，就以不善官场酬酢为由辞归。他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而深层骨子里则是对“废经”的抗议，他根本不能容忍民国和蔡先生“绌儒术、废六经”的教育方针。蔡始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首先诚邀马任文科学长，而再次遭到马的谢绝。马致蔡书曰：“承欲以浮备讲太学，窃揽手书，申喻之笃，良不敢以虚词逊谢。其所以不至者，盖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撰。今学官所立，昭在令甲，师儒之守，当务适时，不贵遗世之德，虚玄之辩。若浮者，固不宜取焉。”因遂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辞谢。足见马先生对新学制、新潮流的抵制。马氏的立异，绝非与时下有的无聊文人，以立异邀宠，以立异博取浮名，而是从学问中，从心性中自然流出的。1930年，陈百年先生欲聘马先生为北京大学研究院导师，马先生举熊十力先生代，熊亦坚辞。

马氏数十年如一日，穷居陋巷，埋首儒释道典籍之中，自得其乐，除与极少数友朋弟子论学外，绝不肯出山讲学，屡辞邀聘。只是到了抗战军兴，避寇江西泰和、广西宜山，于颠沛流离之际，才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公开讲学，以复兴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为抗敌复国之本。马浮独标张载（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希望诸生“竖起脊梁，猛著精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希望诸生“竖起脊梁，猛著精彩，依此立志，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中国今方遭夷狄侵陵，举国之人动心忍性，乃是多难兴邦之会。若曰图存之道，期跂及于现代国家而止，则亦是自己菲薄。今举横渠此言，欲为青年更进一解，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须信实有是理，非是姑为鼓舞之言也。”“……择之精而守之笃，乃有以自足乎己而弗迁。故曰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如是则富贵贫贱不足以挠其志，推而至于夷狄患难皆有以自处而不失其所守，由是而进于道术以益臻乎美善之域不难矣。”“近来有一种流行语，名为现实主义，其实即是乡原之典型。乡原之人生哲学曰‘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他只是人云亦云，于现在事实盲目的予以承认，更不加以辨别。此种人是无思想，其唯一心理就是崇拜势力。势力高于一切，遂使正义公理无复存在。于是，言正义公理者，便成为理想主义。若人类良知未泯，正义公理终不可亡。不为何等势力所屈服，则必自不承认现实主义，而努力于理想主义。始因现实主义即是势力主义，而理想主义乃理性主义也。所以要审其所由，就是行为要从理性出发；判断是非，不稍假借，不依违两可，方有刚明气分，不堕柔暗。宁可被人目为理想主义，不可一味承认现实，为势力所屈。”这里所说的，不仅对当时反侵略有意义，而且具有永久的价值。在理与势、理想与现实之间，知识分子的职分就是坚持理想、批评现实中一切负面，而绝不与它们同流合污。正如马先生所说，乡原，人云亦云，屈从迷失于一时、有尽的势力、潮流和眼前利益，舍弃长远的正义公理，舍弃理想与理性主义，流荡失守，炫目移神，乃立己、立国的大敌。不能疏离、批判现实，即不能创造未来。对现代化，对汹涌澎湃之商潮，吾亦作如是观。

1939年至1941年间，马先生创设书院于乐山（嘉定）乌尤寺内，自任主讲而不愿为院长，重申：“天下之道，常变而已矣。唯知常而后能应变，语变乃所以显常。……今中国遭夷狄侵陵，事之至变也；力战不屈，理之至常也。当此蹇难之时，而有书院之设置，非今学制所摄，此亦是变；书院所讲求者在经术义理，此乃是常。”“人之习惑是其变，而德性是其常也。观变而不知其常，则以己徇物。往而不返，不能宰物而化于物，非人之恒性也。”“不自反而责人者必至丧己。鹜广者易荒，近名者亡实。扬己矜众，并心役物，此皆今日学者通病，其害于心术者甚大。”足见民族复兴的根本为造就刚大贞固之才，寻找并安立吾人与吾族的精神资源与终极根据。学者贵在持守自立之道，不为风会所诱、淫威所移。在变与常、物与己之间，马浮找到了守常应变、坚持自主性、反对被物欲宰制的正道。1941年，因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要书院填报讲学人员履历及所用教材，以备查核。这在一般人看来并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然而马先生却十分愤慨，认为这是士人的奇耻之辱，乃至书教育部，责以侵凌师道尊严，违背当年以宾礼相待的诺言，当即辞去讲席，停止讲学，遣散书院诸生，遂以刻书为业。为筹集经费，马先生决定“鬻字刻书”，不受官方一粟一币。在他亲自主持下，先后精刻精校木版“群经统类”、“儒林典要”计28种38样。

马先生风骨嶙峋，早在20年代曾断然拒绝了盘踞江浙、窃取“东南五省统帅”之职的军阀孙传芳的登门造访。抗战初期，先生入川创办复性书院前夕曾受到蒋介石接见（这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见蒋，因蒋当时是所谓“抗战领袖”），会见中马先生拈出“诚”“虚”（一说为“恕”）二字劝蒋，希望蒋“虚（似为恕）以接人，诚以开务，以国家复兴为怀，以万民忧乐为念”，强调“诚即为内圣外王之始基”。据说蒋对这种劝诫甚为不快。事后，友人问及对蒋之印象，马的评价甚有意趣，亦甚为确当：“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乏博大气象。举止庄重，杂有矫糅。乃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方之古人，属刘裕、陈霸先之流人物。”

1950年春，马致云颂天函指出：“仆智浅业深，无心住世。所欠者，坐化尚未有日……”1953年9月，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为农民生活等问题顿起冲突，周恩来曾打电话到上海找沈尹默，托沈赶赴杭州邀马一浮去京婉劝梁漱溟自我检讨，以缓和气氛，避免僵局。马一浮坚决拒绝去京劝梁，说：“我深知梁先生的为人，强毅不屈。如他认为理之所在，虽劝无效。”周恩来和陈毅对马一浮甚为敬重、关怀，陈毅尤能以后学态度尊重马，马陈之间有过书信往还和诗词唱和。尽管如此，马平日与友人言谈中绝不提及这些事。马赠毛的诗联为：“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赠周的诗联为：“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赠陈的诗中亦有“能成天下务”和“要使斯民安祍席”等句。不难看出，其中仍隐含有士人对政治家的规劝之意。而使马氏晚年受到极大的精神创伤的一件事，是他的弥甥、供职于浙江省图书馆的丁慰长（大姐明璧与姐丈丁皓的孙子）因被错划为右派，不堪凌辱，1959年偕妻携子（不满周岁）投太湖自沉。马浮先生21岁遭丧妻之痛后，终身未续娶，无有子嗣，对丁慰长兄妹尤为钟爱，长期生活在一起。关于慰长的随屈原游，虽家人对一浮老人一再封锁，告之因犯错误到西北劳动，但老人心中已明白一切，至死仍在呼唤慰长回杭。这个打击是致命的，震荡是惨烈的。反观马氏之暮年，不能以偶然之热闹场面和表面文章为据，其深心是孤独和寂寞的。他曾自比幽花：“三月心斋学坐忘，不知行路长春芳。绿阴几日深如许，尚有幽花冉冉香。”他又曾发出“谁与问鸿蒙”之叹：“语小焉能破，诗穷或易工。百年驹过隙，前事水流东。尚缓须臾死，因观毕竟空。栋挠方欲折，谁与问鸿蒙？”他早已达到不将不迎、不知“悦生”“恶死”的“撄宁”状态，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本体境界，因而能如钱钟书所说，终其身在荒江白屋之中与古人、与二三素心人为伍，遗世独立，自成一格。“翛然成独往”，“莫向他人行处行”。朝市之显学定是俗学，他是不屑一顾的。“回首望苍梧，虞舜今难求。感此将谁语，吾欲追许由。”

最能表达马浮心迹的，是他修改数次才定稿的《自题碑文》；“孰宴息兮此山陬，古之逸民兮今莫与俦。驱日月兮行九幽，安茕独兮背人流；枯槁不舍兮厄穷不优，虽曰寡闻兮庶殁齿而无怨尤；道不可为苟悦兮生不可以幸求，世各从其所好兮吾独违乎迷之邮；志不可得终遂兮自今其归休。委形而去兮乘化而游，蝉蜕于兹壤兮依先人之故丘，莫余知其何憾兮任千载之悠悠！”这就是掉背孤行、独立不苟的马浮人格。

二、深探义海 以自为归

关于马先生之学术定位，佛耶，道耶，儒耶，程朱耶，陆王耶？学界众说纷纭，各执一端。我意马氏非佛非道，亦佛亦道；非程朱非陆王，亦程朱亦陆王。马氏是大师级的人物，弘通百家，岂偏得一术，滞其所执？然而马浮思想宗主在儒，他是一真正的博大的儒者。但他绝不排斥诸子百家，力图综会融通。他推崇儒家六艺，而通过他的诠译，六艺论已绝非原本。且看他的诗作中透露的消息。

“未许全生学马蹄，每因齐物问王倪。禽栖鲁阙三冬暖，车到襄城七圣迷。凿后灵根亡溟涬，西来密意绝町畦。相逢莫话曹溪月，但乞新诗石上题。”“少室山前雪正深，栖栖鲁臾尚援琴。纵教吸尽西江水，难觅当年断臂心。”“百年信须臾，何事求神仙。……墨者急世用，老氏任自然。二途俱不涉，宴卧秋山巅。”

“全生幸就闻，寂观悟屯蒙。目击知道存，耳顺知民聪。斯人信吾与，万物将毕同。胡为异肝胆，爱恶成相攻。及春犹浮奂，散策欣所逢。……物清不终睽，感至理自通。山栖乐行野，群卉何葱茏。遂生会有时，条达来心胸。儒墨岂足异，狂简亦可风。我思唐虞仁，再睹黎民雍。”

“墨氏矜非乐，名家务去尊。并兼仍帝力，仁义总侯门。偶语刑方亟，群雄气可吞。干戈终不戢，智尽数鸡豚。”

“老翁无力止儿哗，一任江头捉柳花。南郭情忘惟隐几，北窗梦醒与添茶。渔樵问对成何事，儒墨桁杨岂异家。莫谓支离难共语，劝君黾勉爱春华。”“凡楚存亡众莫哗，汉唐事业等空花。清阴不改惟看竹，上药难求且种茶。草长莺飞春日梦，水边林下道人家。诸方浩浩商量有，未解周行转法华。”“……人间万事云生岫，莫问南华与法华。”

“寻山载酒客毋哗，开卷搜奇眼未花。二水波澜通海气，三峨云霄育严茶。春兰秋菊将同调，李耳韩非并一家。独悟四声推沈约，不劳博物问张华。”

“清都恒梦化人居，八表神鸾尚滞予。怒触山摧皆幻业，垂芒夜见是真书。诗亡周礼犹存鲁，禹后南音或在歈。白象青牛俱不驭，弥天处处得逢渠。”

“旅泊同三界，流离惜此辰。……礼乐思存鲁，耕桑亦避秦。……责育将何补，唐虞岂再淳。心源双树寂，归梦五湖春。世论犹河汉，玄言孰主宾。毗耶成杜口，函谷不逢人。稷下回车远，淹中发简新。千灯仍续焰，一性自相亲。宗旨门前水，生涯甑上尘。……”

“真儒俗所弃，胡为日羁缚。……早知禹鼎铸，宁优鲁酒薄……”

“世以儒为戏，吾甘俗似僧。松楸知已远，伏腊坐相仍。巢隐容身可，归飞羡鸟能。未忧风雨至，桑下且移镫。”

细品以上各诗，足见马先生于儒墨杨道法名各家及佛家各宗，均有所取有所破，一方面批评夸大各家之异者，未能观其同；另一方面超拔于诸家之上，既不取于白象（佛），又不取于青牛（道），反对支离褊狭、局而不通，深悟各家精义，会通默识，在破除宗派门户的基础上，成一家之言。力破门户与学有宗主是不矛盾的两件事，马先生学有宗主，宗主在儒。马浮以宽容博大之心，援中西印各家于儒，创造性地推进了儒家。

在兼综各家各派的基础之上，马浮学术思想的独特性格何在呢？他比他的前人多提供、多贡献了什么呢？他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相比有什么区别呢？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他的思想内涵和表达方式都是极为传统的。这种看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又未必尽然。实际上，马氏的创新亦非常突出。

尽管马浮没有刻意建构庞大的思想体系，但仍然有那么一个系统。我试用下图加以表示，以期醒目。

这是以“一心开二门”的架构方式建构的思想系统。在这两层结构中，核心是本体一心性论，这是根源和根据，是形而上的基础；工夫论和六艺论是本体之用（展示、表现、功用），是形而下的层面。层显成两用，即开出以下两支（一支是道德活动，包括修养、实践、行为；一支是文化活动，包括文化现象、系统或文化建制）。上层（体）是下层（用）的既内在又超越的根据，是本体；同时又是创生出道德活动和文化系统的主体。道德活动和文化活动之所以可能，其超验的终极根据和现世的动力源泉，俱在于斯。

1.本体——心性论。

以本体言心，此心即性、亦即天、亦即命、亦即理、亦即性德或德性。这是一系列等值等价的范畴，是中心范畴和最高范畴。马浮从朱子注孟子“尽心——知性——知天”之说入手，综合《大学》《中庸》《易传》思想，指出：“天也、命也、心也、性也，皆一理也。就其普遍言之谓之天，就其禀赋言之谓之命，就其体用之全言之谓之心，就其纯乎理者言之谓之性，就其自然而有分理言之谓之理，就其发用言之谓之事，就其变化流形言之谓之物。故格物即是穷理，穷理即是知性，知性即是尽心，尽心即是致知，知天即是知命。”整个这一套天命心性理事物相互贯通的看法，看似传统，然实寓新意。因为这不仅统摄了程朱陆王两派，尤其突出了超越性、宗教性、普遍性的存在本体，亦即是内在性、道德性、能动性的活动主体的思想。它既静止、超时空、如不动，同时又运动、在时空、具体纷陈。它既是常，又是变；既是不易，又是变易；既是主宰，又是流行。

马浮指出：“德是自性所具之实理，道即人伦日常所当行。德是人人本有之良知，道即人人共有之大路，人自不知不行耳。知德即是知道，由道即是率性，成德即是成性，行道即是由仁为仁。德即是性，故曰性德，亦曰德性。（‘即性之德’是依主释，‘即德是性’是持业释。）”他认为性德就是仁体，就是善。就超越面而言是“天”、“帝”，但性外无天，人外无帝，是内在具足的心体和性体。它举一全该则曰仁，开而为二则为仁知或仁义，开而为三则为智仁勇，开而为四则为仁义礼智，开而为五则加信而为五，开而为六则并智仁圣义中和而为六德。这是“性德”本体对道德活动（六德）的创造和统摄。“性德”本体对文化活动的创造和统摄，即开出六艺。六艺不仅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同时涵盖了今天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社会组织与社会文化活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等。所有这些，都统摄于“性德”即心性本体，它们只是这一本体的展开和表现形态。重要的是，性德主体既存有又活动，既是超验的根源又具有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相统一的品格。这样，形上世界与形下世界不是隔绝的。性德之体主宰、保证了文化活动、道德活动既具有理想，又具有理性。

马氏本体论借用了《大乘起性论》的“一心开二门”来诠释张载“心统性情”之说，以即用即体、即体即用的方式，扬弃了朱子的理气二元和心性情三分；又以心、性、理的层次分疏，批评了王阳明的直接等同论。他说：“心统性情，即赅理气。理行乎气中，性行乎情中。但气有差忒，则理有时而不行；情有流失，则性隐而不现耳。故言心即理，则情字没安放处。”“性即心之体，情乃心之用。离体无用，故离性无情。情之有不善者，乃是用上差忒也。若用处不差，当体即是性，何处更觅一性。凡言说思辨皆用也，若无心，安有是；若无差忒，安用学？”性理是体，情气是用；性是心真如门，情是心生灭门。心统性情，兼该体用。正因为心有两面（例如既有道德理性，又有才智爱罗之性；既是道德实践的主体，又是认识、才情气性的主体），因而能能动地开出两面，因而也需要修养践形，使得全气是理，全理是气。

这个思路是一大创举。它既是传统的，又为儒释道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型。它实际上回应了当代科技商业社会的发展所造成的道德价值失落和人的自我丧失的问题，以根极于天地、来源于本心本性的道德主体统摄包括科技商业在内的文化各层面，而又以修为的工夫论来克服个体自身及现代生活的流弊，使之更合乎理想和理性。尤其是，马先生把儒家易学中的“三易说”（不易、变易、简易）和佛家哲学中的“一心二门”“一体二相”“体大、用大、相大”等等框架融会统一起来，架构其本体论，从而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本体一宇宙论、本体一道德论、本体一文化论、本体一知识论的范例。这是马一浮的一大创造，一大功绩！

凡是熟悉熊十力的境论与量论、牟宗三两层存有论（本体界的存有论和现象界的存有论）的道德形上学、唐君毅以道德自我统摄一切文化活动的文化哲学体系的人，都不难知道马一浮的理论间架对他们的启迪。这当然还需要专文论述。

2.本体——工夫论。

马浮的工夫论，亦是佛儒之辩证综合。其纲领是《复性书院学规》中论述的四条：（一）主敬为涵养之要；（二）穷理为致知之要；（三）博文为立事之要；（四）笃行为进德之要。其根据是《泰和会语》及上述《学规》中提出的（引进佛学的）“性修不二”论，即“全性起修，全修在性”之说。马先生对整个宋明理学的工夫论作了简略但十分深刻的批评，指出顿修路线的陆王学派有“执性废修”偏向，近于“单提直指”，因而相对同情和主张小程、朱子的主敬涵养和格物致知，但对渐修一路也仍有批评。修养本身不是目的，因此工夫论以本体论为依归。不通过修养，不能显示道德本性。因此，即工夫即本性（全修在性），即本体即工夫（全性起修）。马浮重视切身体验、从胸襟中流出的实践工夫，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进入本体境界。马浮曾批评梁漱溟注重事功而忽略心性根源，又批评熊十力骛于辩说而忽于躬行，其意也在于此。

3.本体——文化论

马氏的《六艺论》，以儒家六经统摄、涵盖一切传统的及西方的学术，当然自有牵强迂阔之处。其对《孝经》的推崇，亦需要重新理解和批导。但不管怎么说，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哲学观不仅从中国出发，而且从整个人类出发，从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出发，从人的精神世界的安立和多维发展出发，仍然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他把六艺之教的重点落实在六艺之人的培育上，这对现代人素质的提升和宇宙伦理的关怀都有借鉴意义。限于篇幅，本文对他的工夫论和六艺论未作详述。

三、忘言玄默 思寓于诗

马一浮先生的最高成就是诗，尤其是他的哲理诗。他是本世纪中国最大的诗人哲学家。他的诗被方东美、徐复现称赞为“醇而雅”、“意味深纯”。程千帆说他的诗“冥辟群界，牢笼万有，玄致胜语，胥出胸中神智澄澈之造。早岁诸什，高华典雅，大类谢公；晚遭播越，亲觏乱离，吐言沉郁顿挫，又与老杜自无意为同而自同者。文质彬彬，理味交融，较之晦庵，殆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我国为数极少之哲人而兼诗人欤？”

马先生一生读书刻书，嗜书如命。苏曼殊说他“无书不读”，丰子恺说他“把《四库全书》都看完了”，朱惠清说他是“近代中国的读书种子”。然而，他却有他独特的书观：“吾生非我有，更何有于书。收之似留惑，此惑与生俱。书亡惑亦尽，今乃入无余。”书籍、文字、语言乃至思辨，不仅不能代替而且很可能肢解、拘束生命与生活。圣人语默，不在言语文字上纠缠。因此，他常说要走出哲学家的理论窠臼。“乾坤不终毁，斯文恒在兹。聋俗昧希声，贱之固其宜。有生岂免厄，或以昌吾诗。干戈羁旅中，舍是将焉之。忧端尽来际，时人安得知。寥寥弦外音，渺渺无言思。真心寄玄默，俗语难为辞。吾言直土梗，何以宣灵奇。目击道已存，遇雨忘群疑。达者忽有会，旦暮当与期。”真心玄想，难以为辞。弦外之音，无言之思，只有寄之以诗。然而，“本来无一字，何处是吾诗？”“忘言但默成，玄解安可索？”“暮年诗赋各萧瑟，恣意思玄作解嘲。”

无限的宇宙情调，人生的本真状态，无法用有限的知性和言辞加以表达。诗何以表达生命的真谛，宇宙的奥境？叶燮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诗能空、能舍，而后能深、能实，把宇宙生命中的一切理、一切事的最深意义、最高境界，呈露出来。

“海沤电拂倏无邻，乘化观缘得暂亲。岂有风轮持世界，但凭愿力向斯人。黍离麦秀终漂泊，谷响泉声孰主宾。留取瓣香酬古佛，衰残何意惜余春。”“密行大化中，巧历焉能算？缅想采薇节，仰止川上叹。”“静树深如海，晴天碧四垂。一江流浩瀚，千圣接孤危。聚沫观无始，因风阅众吹。虫鱼知已细，何物有成亏。”“平怀頫沧溟，寂观尽寥廓……定乱由人兴，森然具冲漠。”“不住孤峰顶，将寻下泽游。有生皆念乱，无地可埋优。春草忘言绿，沧江尽日流。残年知物理，任运更何求。”“临江倚阁动高吟，怀旧哀时独赏音。浊世观生同久逝，虚舟遇物本无心。群鸥易狎难驯虎，野老相将更入林。河叟山公俱不见，汉阳空忆伯牙琴。”

宇宙、社会、人生，沧海桑田，变幻无穷。这都是无常。马浮曾对画师说过：“无常就是常，无常容易画，常不容易画。”那么诗人之于无常和常呢？“境是无常心是一”“能缘所缘本一体。”诚然，不变中有变易，冲漠中具万象，然而马浮尤能以无碍之心观物（“老夫观物心无碍”），从“寂处观群动”，“显微在一心”，以静观默察面对流动不息的处境，以无常为常，在万象森然之中发现冲漠无朕之境。由此能沉静避俗，保持距离，看破无常，能在无常世间永葆人性之贞常。

“即物能忘我”。天容水色，世态物情，都应与身心修养、穷理尽性联系起来。体悟宇宙天地大生广生之德，“豁然悟生理”，“触目是菩提”。有生生之仁德，“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与万民同忧患，润物及物，“平怀忧乐觉天宽”。“成沤元自海，噫气强名风。见有天人隔，心知昼夜同。文如虫蚀木，行是鸟飞空。西岭千春雪，何年始欲融。”“齐物终忘我，观生未有涯”。“天人在何许，或有龙场苗。……阳明乃古佛，岂与万象凋。于何证良知，冥冥亦昭昭。……廓彼垢染心，默成意已消。”“生存岂无道，奚乃矜战克。嗟哉一切智，不捄天下惑。”自私用智，都是贪慎疾，哪能体贴天地万物一体？而没有对根源性的天的敬畏，泯失天地之道贯注于人心中的良知，哪里会懂得人之贞常。人真正的生存处境，应该是也只能是诗境。在诗境之中，人才成其为人——真善美统一的、大写的人，自由自律的真正主体，又始终与天地万物冥合一体。

关于诗论，他说庾子山诗“索索无真气，昏昏有俗心”，正好道出今人通病。“尝谓严沧浪以香像渡河、羚羊挂角二语说诗，深得唐人三昧。香像渡河步步踏实，所谓彻法源底也；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于法自在也。做诗到此境界，方是到家。”一是空灵，一是充实，既活泼无碍，又言之有物。这本是诗论，但马先生笔锋一转，转到做人上来，反对浮浅，主张沉着。空灵与充实，未尝不是人生的二元？一方面，空诸一切，闲和严静，淡泊超脱，心无挂碍，与俗世暂时绝缘，生命在静默中升华，洒脱任诞，自由自得；另一方面，壮硕充实，真力弥漫，丰满自足，参透万象，浸沉到世界人生最底处，即生命本质的伟大意义中，使人生得到最完美、最深刻的展示。

他又说：“做诗以说理为最难。禅门偈颂说理非不深妙，然不可以为诗。诗中理境最高者，古则渊明、灵运，唐则摩诘、少陵，俱以气韵胜。陶似朴而实华，谢似雕而弥素，后莫能及。王如羚羊挂角，杜则狮子嚬呻，然王是佛家风，杜有儒者气象。……”马浮说他自己做诗，触缘而兴，真俗并举，除非有意安排，拈来便用，自然合辙。但做诗如果只以知解、言语玩弄，不与身心相应，毫无受用。不仅做诗者是创造性思维，诵诗者亦是。“楼子和尚闻山歌而发悟，歌乃与彼无干，即沧浪孺子之歌亦自称口而出，本无寓意，圣人闻之便教弟子作道理会。诗无达诂，本自活泼泼地，不必求其事以实，过则失之凿矣。”

总之，人们向往一种诗意的境界。本真的生存乃是诗意的。马浮的诗，不仅儒雅、豪迈、悲壮，以崇高的“仁”德为向度，同时又有道禅的逍遥、机趣、空灵、澄明。“毗耶座客难酬对，函谷逢人强著书。”这是马一浮为熊十力题署的堂联，三十年代曾挂在北平沙滩银闸胡同熊氏寓所。赞叹之中似乎带有一点揶揄之意。然而，维摩诘经和道德经之后，佛典道藏不是浩如烟海么？哲学的不可言说的境界，不是仍然要借助于言说而达成么？诗的哲学与思的哲学之间的挑战和应战，还将永远继续下去。马浮怀抱以理想之美改正现实之恶的志向，希望众生转烦恼为菩提，飘逸之中又有入世关怀。不可言说与言说、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烦恼与菩提，人生及其哲学总是处在无穷的矛盾之中……

（提交1993年3月杭州“马一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原载《中国文化》1994年2月总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