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丝绸之路”中的儒学传播

“丝绸之路”流通的是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国商品，但沿路所宣扬的却是中华文明关于“和谐世界”的理解、儒学典籍对于“中国梦想”的阐述。这既是新丝路所承载的新内涵，同时也是对秦汉以来儒学文明的继往沿承。

一、古代丝绸之路的儒学传播

从狭义上讲，古代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1世纪初，主要是连接中国内陆腹地与中东、欧洲各国之间的商贸通道，直到公元16世纪依然畅通于东西方之间，促进了东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从广义上讲，古代丝绸之路还包括以中国南海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地域上影响的范围涵盖亚洲、非洲与欧洲。与此同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也沿着丝绸的商贸线路逐渐形成了向外传播的坦途。

（一）东南亚：中华文明圈下的盛世繁荣

儒学对东南亚的文明传播主要是借助于海上丝绸之路，其涵盖的影响范围逐渐形成了以古代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圈”，而儒学和平发展的理念同样也给东南亚各国带来了富庶的盛世繁荣。

1.越南

自古以来越南与中国相邻，由于地缘政治、文化交流的深入，在秦末南越国的早期便已经深受儒学的影响。此后，由于国家权力的倡导、地方官员的实施，期间又迁移了大量的中原文人，中原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密切接触和汉字输入，使得儒家文化在越南迅速蔓延。从而使越南和中国古代的王朝保持着悠久的朝贡属臣关系，儒家文化对越南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从越南黎朝黎利皇帝开始，便已经极力推崇儒学，儒学在越南的时代也随即到来。“自太祖高王起后世诸帝皆崇儒明礼，儒家思想也成为越南黎朝建国执政的指导思想，以此作为各种法律法规制定的理论基础，成为国民遵守的金科玉律。而从黎朝末期开始，孔子及儒学又一再被神化，甚至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在事实上几乎被尊为越南黎朝的国教。”^[1]

阮朝是越南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儒学也在这个时期发展到鼎盛时期。阮世祖阮福映统一越南之后，在公元1803年，也即嘉隆二年开始命令在全国各地大兴“文庙”，并开设经筵日讲，“自古帝王为治之道，备载于书”，因此帝王“万机之暇，六日一御经筵，命儒臣更直进讲，以知求治之本”。^[2]同年，阮世祖在当时的国都顺化将“儒学”尊奉为国学，要求国内所有的督学都以此重新审定教学内容，将儒家典籍奉为国典教条。公元1808年，越南仿中国明朝典制，将孔子的尊号“文宣王”改为“至圣先师孔子”。同年，文庙建成后，阮世祖阮福映亲自率领文武百官恭奉孔子于顺化文庙。阮世祖明命帝规范了科举制度，设立定乡、会试三场，并将“国学”改称为“国子监”，新设讲堂一、彝伦堂一，以此增筑学舍19间，进一步规范了儒学作为“国教”的存在。明命三年（也即公元1822年），阮世祖亲临顺化文庙春祭并“亲诣行礼”。公元1833年，阮世祖颁令，新设司业、祭酒、助教等官职，并于国内每府设置一名七品教授，每县设置一名正八品的训导以督促“儒学”在国内的传播。嗣德年间，又兴建永隆省的孔子文庙，不但尊奉了孔孟等儒家先贤，还建造了大型的藏书阁以珍藏儒家典籍，鼓励国内学者对“儒学”的进一步学习与研究。此外，阮朝统治者尤其重视王位继承者及众皇子的儒学教育，以儒家经典作为教学内容，从上至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儒学思想。

中国大陆曾经出现了极“左”的倾向，而这一思潮也影响到了北方越南，在国内一度将儒学作为批判的对象，但近年来重新审视并肯定儒家的价值。越南南部由于受中国大陆影响较小，一直推崇儒家思想，并先后设立了一系列的“儒学会”和“孔学会”。大勒、西贡以及顺化各地的高级学府也开设了国学讲座，尤其是顺化大学中国科学院主持的汉学研究，主要以经学为宗，辅之以诗歌、章句，专门培养精通汉学的人才。1953年，当时的越南教育部下达命令，将“教师节”定于9月28日以纪念孔子的诞辰，重新将孔子尊奉为越南的“至圣先师”。这一天，全国范围内都举行了围绕“孔子”的纪念会，宣讲孔孟之道，而这一切都足以说明越南深受儒学影响。

2.马来西亚

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的“下南洋”之行，马来西亚的华裔群体在历史意识中都留下曾接受中国儒家教育的历史烙印，同时儒家学说的影响在这片远离中国的异国他邦也表现出了一些模糊但却有所异化的不同风采。在这片曾经被西方殖民者奴役二百余年的土地上，由于渗透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居住民在生活中表现出的儒学涵养既让人有一种“礼失求诸野”的无奈感觉，但同时又会产生他邦“化外”的异域风采。准确来说，这种“化外”只会表达出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在向普通庶民百姓的生活中不断渗透，更会以不同的面貌在社会的日常环境中加以呈现，以此说明儒学的继续存在与深刻影响。这也就表明了，孔子的教义在马来西亚则更趋向于日常化、生活化。所以马来西亚社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一种儒家思想的研究讲学不受到重视但同时却又毫无违和地融入了普通华人生活的历史性常态之中。

公元1800年，当时占华人人口大多数的闽粤两大族群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合捐建立广福宫，这里也成了最早的有孔子像被供奉的文庙。捐款合建庙宇的华人都是当地的领袖或是代表，他们之间也许曾经有过分歧与斗争，但却在共同的精神信仰和文化认同上依然是走上了整合共存的道路，并以儒家思想的强大影响力来维持马来西亚社会的公正与公平。正是借助儒学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规范作用”，马来西亚在社会秩序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3.印度尼西亚

在印度尼西亚，儒学以宗教的形式存在，人们习惯称之为儒教或更习惯称之为孔教。儒学本来是一种思想学说，在印度尼西亚这个特殊的环境下，逐渐演变为制度化的民间宗教，以祭天拜祖尊敬孔子为精神支柱，力行儒家的做人之道，即儒家的伦理道德，并且陆续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孔教（儒教）组织，对海外华侨、华人的精神生活具有颇大的影响力。

儒学在印尼的传播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荷属印尼时期。当时，荷印政府实行反华政策，印尼华人的活动受到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受过西方教育的印尼华人，以孔子的学说为武器，掀起了改革运动，以求改革华人社会的陈规陋习，改善他们的文化习俗、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当时国内康有为等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正轰轰烈烈地进行，孔教思潮开始传播到了东南亚，特别是康有为1903年到印尼来，对孔教在这里的兴起起了助推作用。1900年，基于孔子学说而建立的现代华人组织——中华会馆在印尼成立。中华会馆的宗旨，是在华人社会中推行儒家文化及改革传统社会。这在其章程中有清楚的表述：“它旨在改变印尼华人的风俗与习惯，使之其能与孔夫子所倡导的原则相符合，从而以文明规范行为，同时也促进对中华文明的学习与了解。”有关宣传孔子思想的刊物和介绍儒家经典的书籍也相继问世。要真正了解儒学思想，就必须懂得中文。为了提倡和宣传孔子学说，中华会馆开始创办华文学校。到1919年，全荷属印尼已有华文学校250多所。

（二）欧洲：遥远文明间的相知相识

中国明清两朝，欧洲的教会学者千里跋涉至中国，推动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尤其是把中国的儒家理学作为主体文化，传播到远在千里的17世纪欧洲，并由此在100年间形成了欧洲的中国文化热、程朱理学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欧洲思想相融通，共同成为欧洲近代史上的启蒙思想的主导精神和思想渊源。其中，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是欧洲最著名的崇尚中国儒家思想的代表，他所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将中国的儒家思想，发展为反对神权的欧洲君主政治统治的思想武器；此外，德国哲学家莱伯尼兹，在古典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程朱理学，创立出了反对罗马天主教神学启示的新思想；而有“欧洲孔子”之称的魁奈，则以儒家思想为理论指导，创立了欧洲近代政治经济学的新时代，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中，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对孔子及其学说最为倾倒。他十分推崇孔孟的仁德思想，并认为中国两千年以来，无论是天子还是庶民都将修身养德作为立人的根本，以孔子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能够做到当时的国富民强。正是由于孔子儒家思想的威力与影响，即使有少数族裔征服了中国的土地与人，但依然都随着时间被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所征服。伏氏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开明君主制，在他心目中，中国正是开明专制的模范。中国政府把增进人民的福利当作首要的工作，人民则把政府官员看作家长。他认为中国的政治组织是最优良的。他说：“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不幸。”伏氏对儒家只讲道德，不讲“怪力乱神”等迷信观念，十分赞赏。他说：“人的道德是来自神的启示，因此处处都是一致而无差别；而神学是来由人所创造的，因此处处皆不同而令人贻笑大方。”他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认为真正相信上帝的人只讲道德，不讲封建迷信，孔孟所代表的儒学就是这样，而反观欧洲的教会则完全不同，只是一味谈论神学迷信而完全不顾道德本身。正是为了宣传中国孔子的道德思想，他将元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并在法国的舞台上演出，让法国人看到道义必定要战胜暴力。伏氏在自己的著作中常常赞誉孔子的思想，把孔子画像挂在自己的礼拜堂中朝夕礼拜。

18世纪的德国思想界，同样也流行着孔子热、儒学热。德国大哲学家、大数学家莱布尼兹（1646—1716）很欣赏中国的古老文化。他读过儒家经典，与到过中国的传教士关系密切。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伦理堪称模范，帝王贤明，平民有教养，如能把这些引进欧洲，而中国引进欧洲的理论自然科学，一定会增进人类的幸福。

二、“一带一路”中的文化输出

事实证明，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力超越时间与空间，跨越了国界种族的差别。文化交流是一个着眼于未来的民心工程，在未来的世界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中国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需要积极发挥作为交流渠道的文化的主导影响力，逐步加强各国、各民族、各领域间的交流与合作，致力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全方位的切实合作。

（一）“一带一路”中的“文化丝路”

最近几年来，我国一直强调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及相关领域合作，并积极有为地举办了各种形式多样的文化、社会交流活动，极为有力地配合了我国“全球外交”的大棋局。因此，我们要抓住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机遇，着重强调“人文先行”的“软实力”优势，并制定相关规划、整合相关资源，最终形成国家区域发展的合力，由此进一步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领域的密切交流。

为了加强国家顶层设计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部署，只有推动各国政府间的文化交流及相关合作的深入了解与互动。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已经具有了较为稳定和可靠的政府间的文化交流平台与渠道；协同中东欧地区以及阿拉国家联盟、东盟、上合组织等多个组织集团的成员国建立起了文化联委会机制、人文合作委员会，而这将是我国今后可以进一步去借重并发展的重要组织基础。着眼于未来，我国势必要加强国家顶层设计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部署，立足于中长期战略部署，积极谋划并制定政府间文化交流的具体规划，贯彻好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各国政府之间的各项文化合作协定以及年度执行计划，并视具体情况在相关执行计划中纳入重建“丝绸之路”的战略内容，使之以法律的形式去保障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开展相关文化交流及合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充分发挥东盟“10＋1”、上合组织、中阿合作论坛等一系列现有机制的组织作用，积极落实现有组织框架下的相关人文合作与交流。^[3]

致力于打造新的文化交流合作的旗舰项目，充分发挥现有“丝绸之路”的相关成果优势。一直以来，我国在境内外成功举办了数十个以“丝绸之路”为相关主题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项目，并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果。因此，我国要积极依托目前的成果和“丝路”品牌，全面统筹目前的项目资源，全力打造新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品牌，努力深化“丝绸之路文化之旅”等活动，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同举办“丝绸之路艺术节”，以此为平台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化演出、展览等活动。此外，还要继续深挖古代丝绸之路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为此赋予“丝路”以新的历史意义，积极围绕“文化新丝路”等相关主题，并联合出版、译介相关书本典籍，拍摄并播放相关影视作品。注重充分利用新媒体手段以占据时代的网络平台，经由演出、动漫、音乐、网游等相关文化衍生产品，积极传承古代丝绸之路所富含的精神底蕴，着力提升中华文明在世界的影响力。注意发挥我国驻海外的使领馆文化处（组）以及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宣传点”作用，支持并完善中国“丝路”文化中心的战略布局，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合理安排并建设新的文化中心，加大对艺术人才培训、文物修复、文博等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强调对外文化软援助的力度。

建立“一带一路”倡议的统一战线，整合相关资源致力于共同发展。我国要积极发现并发挥中西部省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和影响力。正由于我国广袤的中西部省区在地缘上的特殊地位，其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具有东部省区无法企及的历史文化、人才人文的相关优势，因此我国要在国家总体战略部署的指导下，积极支持我国中西部省区就本区位的优势制订相关计划，扩大塔吉克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等中亚多个语种的影视、广播、游戏节目的制作投入，致力于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并推介中国文化的深刻底蕴。中西部各省区同时也应当以积极有为、大力发展的姿态，充分发挥文化的桥头堡作用，积极主动地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构想当中。要积极主动地发挥市场主体性的关键作用，充分调动各类文化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积极性，根据国家、地区的不同制定因地制宜的对外文化交流的经济贸易政策，大力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文化产业的合作与交流。要深挖“一带一路”的沿线历史文化遗产，主动引导和动员中西部省区的民间力量去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并支持“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与此同时，我国政府还要充分发挥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各类智库的“政策咨询”作用，通过定期召开相关研讨会、群策群力、区分专题，有重点地开展以调研为主要形式的实地考察，从而从智力支持的角度来全力保障“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与建设。

（二）“孔子学院”承载的“丝路灵魂”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强化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新着力点，需要我们去长期精心策划、努力经营并妥善运筹，而这其中的“民心相通”则尤为关键。事实证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是以相关交通基础设施为主要联结点的“互联互通”，都是立足于长远的工程，而这如果缺乏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众认可与积极支持，则绝不可能顺利地建成，即使建成了也无法进行运行、维护。这也正是古人所言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从主观上讲，孔子学院并不是特地为了“一带一路”的建设而产生的，而这在客观上则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工程做了积极的铺垫。结合“一带一路”提出的时代背景，孔子学院完全可以与“一带一路”携手共进，相得益彰。首先，孔子学院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体现，同时也是中国软实力成长的完美见证。而且，中国古代丝绸之路早已播下了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深厚友谊的文明种子，并经由孔子学院的“时代”浇灌后再次生根发芽，后又经过“一带一路”的积极沿线建设而最终开花结果。“一带一路”倡议中尤其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共识，这也将与孔子学院相辅相成。积极弘扬开放包容、和平合作、互利共赢、互学互鉴的新丝路精神，这也因此为中国的孔子学院的未来海外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与发展动力。

值此孔子学院成立的10周年之期，其一度改写了不同文明间语言交流的新传播史，并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一带一路”作为一个伟大倡议，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是正在将中国机遇转化为世界的机遇，要将中国梦与世界的梦想相融相通。因此，“一带一路”大力拓展并深化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并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创造、中国制造、中国规划的信誉与能力，显著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的威望。对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带一路”的未来建设将会协助孔子学院实现再次腾飞。^[4]

连通东西方世界的丝绸之路将沿线各国发展成为了好朋友、好伙伴、好邻居。正是基于“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朴素理念，中国一直以来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并以此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和平政策，努力践行“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而这些都已经在孔子学院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前，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分布尤其集中于两条丝绸之路的沿线周边各国，它的再次腾飞也必然有赖于把我国的发展与“一带一路”沿途相关国家的未来发展对接起来，从而把中国梦与“新丝路”沿线各国人民对新生活的美好梦想承接起来，从而让沿线国家从中国的经济快车中得到发展的动力，也使中国从沿线周边国家的共同合作发展中获得“沿边开放”的切实利益。因此，传播新丝路文化、讲好新丝路故事并阐明新丝路所赋予的时代精神，正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孔子学院所致力于完成的新使命。

三、如何在儒学视野下架构民心相通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同时也是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中国的崛起需要借重于“一带一路”的联结作用，更亟须文化的交融来沉淀“亲、诚、惠、容”的合作理念，才能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一个和谐稳定的周边环境与国际格局。这其中，“民心相通”既是文化交融的前提，同时也是文明交流的目的，中国意图架构“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联互通，就必须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到与世界的联结。

（一）儒学传播首在“民心相亲”

“在不同的文明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非常重要。”^[5]儒学文明纵然有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别优势，但同样应当认识到“文明之间”的封闭性是必然的。因此，“一带一路”的“文化丝路”在宣扬合作理念时，儒学只能作为服务的工具，而非是宣扬的主体。“文化丝路”归根到底是“一带一路”的一部分，是服务于“一带一路”合作发展这个大局，其目的是通过倡导“和而不同”的包容合作来维持和谐的周边关系，绝非是外延式的传教。因此，儒学的传播要落地生根，要在充分尊重当地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宣扬中外友好，消除“中国威胁论”重生的根源，向世界民众展示中华文明的友善，服务于现代化中国的和平崛起。

（二）文化产业化是儒学的第二次新生

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产业成为国际公认的最有前途的“朝阳产业”或“未来为导向的产业”，这对于促进国家传统产业升级转型，提升综合国力和区域竞争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文化与经济一体化、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相关文化已然成为促进综合国力竞争以及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得到了各国的广泛认同，而文化产品和服务同时也成了全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儒学”的信徒们应当依托丝绸之路沿线丰富的文化资源，加强协调和统筹规划，完善并建立文化产业国际和国内双向合作的机制，注重于各国家和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还可通过在儒家文化产业领域的发展，创造出更丰富、质量更高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同时以此为载体，从而将所有优秀文化所包含的和谐发展和和平共存的理念加以宣传，使所有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的世界各族人民加强理解和交流，尊重彼此，加强文化身份的建设，从而实现儒家文化的新创造。

（三）“儒学治理”输出是中国模式的精华

中国政府在管理方面一直以来有一种内生的自卑感，但是中国的成功证明了对外交流时要展示“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管理自信”，敢于输出中国的“儒学治理”理念，要向世界展示一种完全不同但同样成功的治理模式。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在中古时代创造出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这一切都归功于“儒学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塑造。虽然封建社会末期，儒学的弊端日益显现，更由于封建王朝的没落而成为千夫所指，但中华文明绝不应因此而否认“儒学治理”的建设性。改革开放以来，同时也随着“新儒学”的产生，儒学在自我革命的同时，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儒学治理”，着重于维护集体权威，致力于和谐社会，更在这样的治理理念的指导下，创造出了“中国奇迹”。而这相对于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成功的转型经验尤其重要，或许更为受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欢迎，中国所需做的就是要有管理上的自信，敢于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贡献。

四、结语

在于2013年所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曾经提出了讲清楚、说明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中华文明的内在回归既是大国崛起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国人在迷茫与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后的精神洗礼。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沉思与积淀，它既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精神信仰，不仅为世界给出了“现代化难题”的中国智慧，同时也为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架起了精神回归的通途。因此，“儒学”在“一带一路”的传播符合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全球战略的需要，能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贡献一份力量。

【注释】

[1]何成轩：《儒学南传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页。

[2]赵峰：《儒家文化对越南和新加坡教育的影响》，《兰州学刊》，2008年第9期。

[3]蔡武：《坚持文化先行　建设“一带一路”》，新华网，2014年5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culture/2014－05/05/c＿126461919.htm。

[4]王义桅：《“一带一路”助孔子学院高飞》，《人民日报（海外版）》，第01版，2015年2月17日。

[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