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丝绸和丝绸之路

第十一章　中国的丝绸和丝绸之路

一、中国的丝绸

丝绸是中国驰名世界的传统产品，西方把中国叫“丝绸王国”。

中国古代织造的丝绸，历史悠久，最初用野蚕柞蚕丝，后来改用家饲。我国古代有“蚕神献丝”和“嫘祖养蚕”的美丽传说，根据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相参证，我国古代养蚕、织丝至少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

远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精美的丝绸，就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非官方地、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西域波斯、罗马等地，许多西方人以能穿上中国的丝绸为荣。罗马凯撒大帝（公元前100年—公元前40年）一次穿着中国绸袍去剧场，引起全场观众钦羡，大臣们认为是破天荒的豪华。他们把中国丝绸称为“大地勃儿”（意为真的一样），称中国为“东方丝国”。

公元前1世纪，罗马诗人贺拉西留下有关丝的记载。以博学闻名于罗马的白里内（公元23年—公元79年）在其《博物志》中，对中国产丝及贸易还有较详细记载：“赛里斯（即中国人）……其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返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故极其辛苦。赛里斯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也。”

商周时期，我国已有官府专营的丝绸手工业。到汉代，除了普遍发展的民间丝绸手工业外，官府拥有规模庞大的丝织手工业，如设在长安的“东织室”和“西织室”，陈留郡（今河南睢阳）和齐郡（今山东临淄）的“三服宫”，都拥有织工数千人，专门织制各种王室专用的精美丝绸。汉代各地丝织品，以齐、蜀最为有名。《汉书·章帝纪》载：“建初二年（公元77年）诏齐相省冰纨方空縠吹纶絮”，冰纨是指其洁白透明，方空是指方孔花纹，吹纶是形容其柔薄。四川丝织业兴起于汉代后期，《后汉书·公孙述传》说“蜀地沃野千里，……女王之业覆衣天下”。“蜀锦”驰名全国。汉代丝织品种很丰富，有锦、绫、绮、罗、毂、纱、绢、缣（jiān）、缟、纨以及织成等。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葬里，曾发掘出大批西汉初期的丝织品，其中有绢、方孔纱、花绮、菱纹罗、起绒锦、绦、组带等。而在那时，这对于西方还完全是新鲜事物。

《古兰经》上说：“丝绸是天国的衣料。”先知穆罕默德约于公元570年诞生在阿拉伯，当时那里也很珍视丝绸。《古兰经》上有好几处写着：“今世行善积德者，来世可以送入乐园，穿着丝绸衣服。”先知自身虽然有人送他丝绸衣裳，据说他只在朝拜真主时才穿它。

与两汉相比，唐代的丝绸技术有很大的提高。汉代的织锦多用经线起花，故称之为“经锦”，而唐锦则多采用纬线起花，用二层或三层经线夹纬的织法，开成一种经畦纹组织，称之为“纬锦”。“纬锦”不仅可以织出更为复杂的花纹，而且可以显出华丽的色彩，如果说汉锦的风格是古拙、质朴，那么唐锦的风格则是清新、恬淡、华美、流畅。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中出土了大批极为珍贵的唐代丝织品。其品种有锦、绫、罗、纱、绢、绮、绣、印花等类，据统计，共有100多种。其中加金织物极为丰富。这些丝织品的加工技术多种多样，有蹙金绣、平绣、贴金绣、贴金加绣、绣加绘金等。印染技术有描金绣花、镂空版印花、木板人物画等。

宋代，民间机户和机坊生产蓬勃兴起，丝绸品种不断创新，驰名的有织锦、缂（kè）丝等。元代的重要丝织品是“纳石矢”（金锦中的一种）。明清时期，民营的丝绸业大为发展，当时的著名丝绸产地有苏州、南京、杭州、嘉兴、潞安州（今山西长治）、成都、广州、福州等地。

解放后，中国的丝绸业继承其悠久历史传统，大放光彩。名绣有苏绣、粤绣、湘绣、蜀绣；名锦有云锦、蜀锦、壮锦、傣锦、杭州织锦等。

二、“丝绸之路”的起源与发展

1．什么是丝绸之路？

16世纪前，在广阔的欧亚大陆上，通过炎热的流沙，蜿蜒曲折的高山峻岭，有几条东西走向的道路，我们称之为“丝绸之路”。

日本著名历史学者长泽和俊为其下的定义是：丝绸之路，是指太古（上古）以来自东亚经中亚及西亚连接欧洲及北非的东西道路的总称。而最早使用“丝绸之路”词语的，则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公元1833年—公元1905年），清末同治年间，他曾到中国旅行七次，在所著《中国——我的旅行与研究》一书中说：“丝绸，不用说是东西方贸易中的一方之雄，即中国的重要贸易品。”他是指运送丝绸往返西域的骆驼商队之路而使用这一词汇的。但后来瑞典探险家斯文海定（公元1865年—1952年）和英国的斯坦因（公元1862年—公元1943年）及其他许多人也进行了亚洲腹地的实地考察，“丝绸之路”便约定俗成，更为明确了：从中国延伸到西域的绿洲地带，横穿伊朗高原至西亚，由此经海路或陆路到罗马的全部贸易道路。而今，“丝绸之路”的概念更为扩大，有人认为最好是把经过欧亚大陆北部草原上的草原之路，甚至南海的航路也包括在内。即是说，将古代互相隔离的东西文明开始交流和发展的水路通道，都称为丝绸之路。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欧亚大陆的绿洲之路，这是连接绿洲与绿洲之间的道路，在亚洲中部的荒凉沙漠上，只有点点相连的绿洲水草堆和连续的驿道，才是东西方贸易的影响至巨的道路。那最早通行的道路先只一条。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历史》和中国司马迁《史记》中，都已有草原之路的记载。利用这条道路最多的，是亚洲腹地的斯基塞族（中国）人。

南海航路是最晚开拓的，那是15世纪末达伽马发现的新航路，于是就把“丝绸之路”一举纳入这条主要的航路之中了。严格地说，它并非古代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作为贯通东西的动脉，是古代、近代世界史发展的中心。欧亚大陆由蒙古、塔里木盆地（或准噶尔）、西藏（或帕米尔）、河中、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等地区构成。把这些地区连接起来，并使之相互依存地发展起来。丝绸之路是使东西文明交流，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犹如人体动脉那样的作用。

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尤其是在这条路的末端部分曾经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花刺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国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自古以来还出现了袄教、基督教、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这些宗教向东西传播并给予各地的人类文化发展以极大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讲，丝绸之路也可以说是“求道之路”。

丝绸之路，是东西文明的桥梁。出现在丝绸之路各地的文化，依靠商队传播至东西各地，同时又接受着各种不同的文化，促进了各地的文明。

2．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

如果说，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以前的丝绸之路只是东西方各国各族人民的民间贸易、交流通道，那么汉武帝以后，丝绸之路便算正式得到开辟，完全具备了各国政府间自觉的外交、贸易性质。道路修得更宽广了，官方的军旅驿站也设立了，东西方通过西域、中亚、西亚各国，视野都扩大了。中国人开始知道了几万里之外的欧洲，还有罗马（犂犍），南亚有印度（身毒），近东有波斯（安息）等大小数十国。相反，对于西方欧洲人，也同样如此。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转变。这转变是汉武帝派使节至西域（今葱岭东西的中亚），联络大月氏国以反击北方强敌匈奴而促使的。中国人在这里起了明显的首导作用。

西汉以前的一千多年，蒙古草原的匈奴始终与中国为敌，不断越万里长城进入内地，侵扰掠夺。原栖息在今河西走廊的大月氏，国王被匈奴王擒杀，头颅被漆作溺器。大月氏只好避敌西迁。汉武帝从匈奴降者口中确悉这消息，决意联络大月氏为盟国，“以断匈奴右臂”。于是，便招募了张骞等人冒险往西，寻访、出使大月氏。

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两千年来是举世闻名的。他与1500年后哥伦布想西航到印度、麦哲伦想西航绕地球一周有某些类似处，都是向未知区域进发的艰苦旅途。政治使命重大，个人安危难卜，因而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称他为“乘槎（chá）张骞”（用根树舟渡海）。他于公元前139年自西汉京城长安出发，不久，刚进入原河西大月氏地域，便被匈奴截获。遂留敌国十年，虽娶妻生子，仍不忘使命。后趁匈奴监视松懈，得便逃出，终于经乌孙，过大宛（今伊犂河流域），康居（今中亚哈萨克境）到了大月氏。不料大月氏人已牢固地在新地域生活了下来，那里（今印度北、阿富汗、吉尔吉斯一带，世界史称为“贵霜帝国”）比河西地域好，水草丰富，土地肥沃。新国王虽盛待张骞，但对配合西汉远征夹击匈奴已有困难。于是，张骞再赴中亚大夏等国，返回长安途中又被匈奴截获。这样又过了年余，方再次逃回祖国。十多年前那百余人的使团，这时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人了。

汉武帝惊奇、高兴地听了张骞的报告，明白了很多新鲜未知事情，从此反击匈奴更积极了，并不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地方政府。同时，致力于开辟与西域、中亚各国的贸易、外交关系，以求互通有无。他仍以张骞为使，先准备经西南至印度未果。公元前115年再拜张骞为中郎将，组成三百人的使团，每人携带良马两匹，备下牛、羊万头，大量金银丝帛等礼物，再经河西往西域各国出使。这次出使基本上是顺利的。他们经乌孙、大宛，又分派使节广泛至西域、大月氏、康居、身毒、安息、奄蔡、条支等国。尽管罗马道远未至，使团们的外交友好活动，其历史意义则非常积极深远。乌孙等国也相继派使臣来长安，见了汉武帝。自此，互通有无的往来积极进行。中国从西域中亚各国移植了西瓜、辣椒、胡萝卜、苜蓿、大蒜等农作物和胡琴、胡笛、胡笳等乐器。并将铁器等先进手工业品和打井等耕植技术传与各国。特别是中国的丝织品，最使他们称羡不止。他们当时的衣服全为皮毛、大麻制成，棉布还不多。一见柔软美丽的丝绸，视为至宝。此后，更逐渐学习中国的饲蚕取丝纺织技术。中国，在他们眼中，已开始被视为丝绸之国。

汉武帝、张骞去世后，尽管匈奴不甘心失败，还再次图谋威胁阻止西汉与西域中亚、西亚各国的往来，也曾一度再以武力进入西域，但都未得逞。公元前77年后，西汉政府先后又派著名军事、外交大臣傅介子、甘延寿、陈汤等往西域。傅介子惩处了个别顽固投顺匈奴的郅（zhì）支单于。公元前59年，汉宣帝遂于西域龟兹（今吐鲁番焉耆）设西域都护府，成立防匈奴和联络西域各国的军政机构，“丝绸之路”终于正式开辟，得到畅通，东西方文明开始了大量的交流，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3．丝绸之路的继续扩展

西汉末年，中国政府内部一度出现危机，外戚王莽取代了西汉王朝，接着西汉皇族子孙刘秀又恢复了汉王朝（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内乱给北方强敌匈奴提供了攻掠的机会。尽管当时匈奴已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内迁，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内少数民族；但北匈奴仍强横如故，而且再次侵入西域各国，恢复其殖民主义性的统治，截断了丝绸之路。于是，东汉王朝的二、三、四代皇帝（明帝、章帝、和帝）时期，又展开了反击匈奴（北匈奴）和恢复西域各国友好关系的艰苦斗争，以恢复已成国际友好往来的丝绸之路。

东汉明帝完全按西汉武帝的战略、外交路线，一方面加强对北匈奴的军事反击；一方面派军政使臣前往西域。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努力，两方面都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

作为后者，班超（公元32年—公元102年）的成就更是超过了他的前辈张骞等人。班超是极有胆识谋略的名将，原来只在京城洛阳作一书记先生，后为国投笔从戎，在前哨伊吾（今新疆伊吾）当一中下层军官。邻近东汉最近的西域鄯善国，当时正受到匈奴的威胁。他依然率三十六健儿上道，争取时间去了鄯善（今南疆东）。鄯善王先盛情接待了他，几天后又态度大变，冷落汉使。班超得知是匈奴也派了百余名使团来到鄯善，立即当机立断，在黄昏之夜，率三十六健儿突袭，一举全歼了匈奴使团。鄯善王惊服了，顾虑消除了。班超又陆续至西域，焉耆、疏勒、于阗（tián）、温宿、龟兹、姑墨等国，一面展开友好外交活动，一面又使其背离匈奴亲汉，并帮助一些国家平定了动乱。他代表西汉政府，用友好、平等关系相处。后来东汉大将军窦宪又彻底击败匈奴，使其大部西迁鄂毕河中游，丝绸之路又完全恢复巩固了。

班超后任西域都护府都护，前后居西域五十年。这期间，印度佛教文化经丝绸之路正式传入中国，中国内地出现了大量佛教寺院，佛经翻译工作也通过中介西域人译成汉文。公元97年，班超见西域稳定，觉得西汉时未曾与极西的罗马帝国（大秦）通使，便派甘英携丝绸礼品出使罗马。甘英经龟兹（都护府所在）—子合—德若—大月氏—木鹿—安息—阿蛮—斯宾—于罗，进入条支（今里海西）。他调查了各国的情况，进一步明白了极西的罗马帝国，后感到完全取道陆路困难较大，于是返至安息（波斯，今伊朗），准备取道今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至罗马。但听安息人言及海航的风险，加之中国人当时航海经验还不够，遂返回了西域。尽管这次出使目的未达到，但东西方各国的了解，比西汉时更深更广了。民间的贸易接触往来更经常了，中国的丝绸更大量更广泛地不断传至西方。

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取道甘英企图西航的海路终于到了中国，并携来了象牙，珍珠等礼品，东汉桓帝在洛阳友好地接见了来使。这是中国与欧洲的第一次正式交往，罗马使臣还带回了蚕种和饲养技术回到了欧洲。

班超在西域深得各国各族人民的拥护，汉和帝也高兴地让他留在西域任都护。他七十余岁时向和帝告老乞求还乡。上表中有“臣不敢望见酒泉郡，但愿还玉门关”之句。和帝感其言，许他回国。回国时西域人民拦路抱着他的马腿痛哭，回国后第二年去世，他儿子班勇后来又至西域任都护，完全执行他父亲的友好政策。自此，丝绸之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扩展，东西各国的友好频繁往来，远远超过了两百年前的西汉。

4．魏晋南北朝时的丝绸之路

两汉以后，中国经历了近四百年（公元221年—公元589年）的动荡局面，国家基本上处于分裂、战乱时期。它与日耳曼各族进入西欧、灭亡西罗马后的分裂、移动几乎同时。尽管丝绸之路大体上仍畅通，但东西方远距离国家间的官方往来，不能不大受影响。而与此相反，中国与南亚、西域等地的民间文化、贸易交流，却远远超过了两汉。而且，开辟了海道。

三国魏与西晋时，西域都护府改为西域长史府。规格稍低，丝绸之路一时仅限于商人往来。公元226年，罗马商人秦论沿公元166年安敦王遣使老路，经交趾（今越南）转武昌见了吴王孙权，同时表现出对陆路至欧洲的兴趣。尽管当时孙权与北方魏国为敌，秦论图取道丝绸之路未果，但这种探险跋涉数万里的精神，却大大刺激了这位偏处东南的统治者。以后，吴国官方也大胆派军商混合船队，大力开展航海活动（去台湾便达两万多人）。大将吕岱所遣朱应、康泰，以使者身份经朱厓（yá）（海南岛）直至南洋群岛，进入了今马六甲海峡，并写了《扶南异物志》的书。

但在完全意义上开辟了海道至印度洋的，则是东晋时的法显。这个曾被人考证出渡太平洋到过美洲的高僧，公元339年偕四人自长安出发，经敦煌越南疆西域到了天竺（印度），到了释迦故里摩揭陀国。在印度各国两年多，学习了梵文，取回并翻译了大量佛经，还自撰了《佛国记》一书。后来他又到锡兰逗留两年，又取得不少佛经，然后乘胡船回到中国。前后历时十四年，有的史学家称他为东方的达·伽马。自此中国水手们熟悉了通往西方的海路（海上丝绸之路）。

其后，僧释智猛于文桓帝六年（公元404年）即法显离长安西行之后五年，一行十五人，从长安出发，过凉州、阳关，复经鄯善、龟兹、于阗，登葱岭，三度雪山，再渡辛头河（印度河上游）基本上沿法显路线，遍游天竺，得佛经，在天竺寺院进行研究和修行十八年，最后由陆路返回凉州时，开始出发时的十五人，只剩下智猛与昙纂二人，僧释智猛著有《游行外国传》。

东晋时北方十六国战乱特多。前秦王符坚统一北方后，遣吕光定西域三十余国。丝绸之路又一度受到官方重视。吕光在西域遇见了传教的印度高僧鸠摩罗什，吕以符坚名义请该僧来长安讲学。而当鸠摩罗什到长安后，前秦已亡，后秦王姚兴非常欢迎他，请他主持各寺院，译经300余卷。《晋书》说：“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其成就是非常大的。南朝梁时，印度菩提高僧达摩取丝绸之路海道来华，大好佛教的武帝萧衍接见了他。他又到黄河流域的北魏，在首都洛阳近处嵩山少室山下，面壁九年悟道，建少林寺，促使佛教中国化，创立禅宗。讲经传徒之余，又与中国武术结合，使少林武技发扬，千百年来且为武林正宗。

佛教由于中印高僧的往来，成为中国佛教最盛时期原因之一。南北武力相对，但对佛教徒却抱敬意。佛经的哲理影响了中国思想界，佛经的韵文更影响了诗词的韵律。

在贸易上，胡商通过丝绸之路来中国的始终有增无减。至北周武帝时，每年达数万人。他们深入到秦陇中州民间，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而无的，多是丝帛织品。武帝对此非但不禁止，还采取穷户先卖，反对投机政策，大大刺激了民间贸易。

5．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一）

公元589年隋王朝结束南北分裂时，新兴突厥族占领了西域至里海间广大地区，今青海境吐谷浑也向河西走廊侵扰，中国和西域、西方的官方、民间交往受到不少阻碍。但隋与丝绸之路各国民族之间关系，仍愈来愈密切，西域商人多至张掖互市，炀帝曾派裴矩专管这方面工作。裴矩用厚礼吸引他们到内地，使其往来相继。《隋书·西域传》序还说那时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番诸国，至罽（jì）宾（今塔什干附近），得玛瑙杯，至印度王含城得佛经，至史国得歌舞教练，狮子皮、火鼠毛。官、民的交往又活跃起来。

但丝绸之路交往的繁荣鼎盛时期，则是继隋而建立的强大的唐王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时。它承前启后，很多著名事件，对东、西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意义都是非常深远的。

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击败了东突厥吐谷浑，臣服了漠南北。唐高宗又灭西突厥。至武则天女皇时，设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又辖龟兹、碎叶、于阗、疏勒四镇。唐朝疆域，东起朝鲜海滨，西至达昌水（阿姆河，一说底格里斯河）。不久，便于新兴的撒拉逊帝国（阿拉伯帝国，大食）接壤。而唐王朝则称当时世界第一发达强盛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居世界前列。这样，东西方开始通过丝绸之路，以大食帝国为桥梁，官方、民间都进行了全面友好的交往。

在丝绸之路东段，大漠南北与西域各国，修了很多支线通丝绸之路，亦称“参天可汗道（天可汗指唐太宗）”。大食、东罗马帝国也不断派使节到长安与中国相通。敦煌、阳关、玉门这些地方，成了当时“陆地上的海市”。在海道上，中国也可以船舶赴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河陵（今爪哇岛）、骠国（今缅甸），经天竺（今印度）直至大食，与欧洲各国发生关系。当时广州、泉州、刘家港（今上海吴淞口近处）等地，成了最著名的对外港口。史书记载广州当时便有南海舶、昆仑舶、狮子国舶、婆罗门舶、西域舶、波斯舶等趸船性的船坞。西方各国在陆上取道中亚、西域，沿途驼马商旅不断；海路则多由大食首都巴格达出波斯湾，几乎每日都有船只远涉重洋来到东方。

国际考古学界在丝绸之路各国——埃及、两河流域、伊朗高原、中亚细亚等地，出土过大量丝绸织品的文物，有的至今仍保存完好。西域出土的一件盛唐时期丝织鸟毛混纺衣，薄如纸，明似镜，折叠后重不过二两，从不同角度可看出各种不同的花纹图案。它们反映出当时西方各国人民对丝绸织品的看重和喜爱。自那时起，能种桑饲蚕的地方，已开始注意大量引进中国的丝纺技术。在今西安附近，还出土了不少波斯和东罗马帝国的钱币，它反映出当时的东西商品交换已极为普遍广泛。在长安、洛阳和广州等地，出现了大量的胡商。他们从制售胡饼到珠宝、乐器，开了不少店铺，有的多年不归，把中国看成他们的第二故乡。

6．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二）

唐代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也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对以后相互的社会和民族意识形态发展，产生了很多积极、深远的影响，这种思想文化的交流，是与宗教密切相关的。

先说佛教，它自两汉间传入中国后，至南北朝开始大行于中国，并使之中国化——禅宗佛教。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哲学，宋明理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佛教的韵律更给中国古诗歌带来了四声平仄的提高，增加音乐节奏的美。它的内容更丰富了中国语言的词汇，像“大千世界”、“不二法门”、“恒河沙数”、“极乐世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些数以百计的成语，都成了各阶层的流行语。唐代杜牧有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风雨中。”今日尚存的北魏嵩山嵩岳塔，唐代长安的大雁塔，扶风法门寺，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辽代应县木塔，杭州六和塔等等，它们的石砌与木质斗拱建筑，精妙绝伦，鬼斧神工，堪称国宝，至今国际友人无不叹为观止。这些建筑，大大吸收了印度和西方（印度吸收西方）的建筑技术。唐太宗时，高僧玄奘（公元602年—公元664年）由陆路经中亚往印度取经、讲学，历时十六年，所著《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了当时印度各国的政治、社会、风土人情，至今仍为印度学者研究印度中世纪历史的头等重要资料。他取回佛教经典657部，唐高宗特在长安建大雁塔使其藏经、译经。稍后，高僧义净（公元635年—公元713年）又由海道去印度，又历时十六年，取回佛经400部，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向中国介绍了当时南亚各国的文化、生活情况，他们的艰辛活动，都是那时盛况一时的大事。

景教（亦是天主教派的东正教），唐初也由东罗马帝国传入了我国。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便是活的见证。尽管它后来并未像佛教、伊斯兰教那样产生过影响，但在东西交往史上，却是一件极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唐中期自波斯传入的摩尼教（亦称袄教、拜火教），中国化后称为“明教”。它相信光明必定战胜黑暗，正义必定铲除邪恶，深为不少劳动人民所信奉。唐宋后多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都利用它的教义来组织贫苦农民与封建统治者战斗。1368年建立的明王朝，其建国者便是个明教徒。盛唐时期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是以中近东大食帝国统治区胡商们作为主要媒介的。它受到唐朝官方的尊重，广州、长安等地开始出现了不少清真寺。中国的造纸术盛唐时也传入了大食帝国，不久便经它传入了欧洲各国。

当时，东西方相互传入和移植的东西很多，医术、舞蹈、武学和一些著名动植物，都使双方增加了不少视野。汉代习将西方输入的东西冠以胡字，如胡琴、胡瓜、胡萝卜等；唐代则习将它们名称冠以海字，如海棠、海石榴、海珠（波斯湾珍珠）等。据《唐会典》载，唐王朝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相通使交往，每年取道丝绸之路前来长安这个世界最大都市的各国客人，数目皆以万计，定居中国的，单广州便以千计。

7．宋、元——丝绸之路的开花结果时期

唐以后三、四个世纪，中国内地先为北宋王朝（公元969年—1127年）统治，北部、西部出现辽、金、西夏诸国；西域、中亚相继又有回鹘（gǔ）、西辽、花剌子模、别失八里等国，四分五裂，战乱较多。陆上丝绸古道，一度呈现衰蔽。但通往西方的海路，却较唐时更有发展。特别南宋时代（公元1127年—1279年），通商国家便有五十多个。

继南宋后的蒙元王朝（公元1279年—1368年），用武力侵扰中亚、近东、欧洲，军锋一度曾达威尼斯、埃及，建立了四大卫星汗国。元朝政府采取保护商路政策，陆上丝绸之路又畅通无阻。对于西方各国各族来华的人，元政取其容貌特征，总称“色目人”，给了他们仅次于蒙古人的政治等级地位，中亚交通非常活跃。在中国各地，西方各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些人连同以往来华定居的人，在伊斯兰教的纽带下，以后便形成了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民。陆上来华者多居西北，海上则多分居于两广、云南。

这一时期，随着中外交往了解的增多，出现了一系列中国人记述外国和外国人记述中国的著作。前者有汪大渊的《夷岛志略》、周述观的《真腊风土记》等；后者有《马可波罗游记》、《伊本·巴图塔游记》等。特别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公元1254年—1324年），随父、叔东来，见了元世祖忽必烈，前后在中国近二十年，曾任元朝地方行政长官。回国后所述著的《马可波罗游记》，亦称《东方见闻录》，以西方人眼光看中国，对中国北京、杭州、西安、泉州、广州等许多重要城市，都作了生动记述。书在欧洲问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哥伦布便曾仔细阅读该书，他远航的目的本来也是要到中国，不过后来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这一时期，外国的新稻种——占城稻、红芋、棉花传入了中国。黄道婆并带回了棉纺技术，中国开始了植棉生产。伊儿汗国王旭烈兀曾用中国水利工程技术人员改造两河流域的灌溉系统。特别是中国四大发明——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时传入欧洲。西方文化，包括阿拉伯文化，如数学、医学、建筑、天文学等，也对中国产生了极大影响。

四大发明的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各国文明的大进步。昂贵的羊皮纸书籍被廉价和印缮精美的纸张所取代，文化知识得到了大普及。火药的运用，对中世纪顽固的封建城堡，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87年达伽马发现新航路，1520年麦哲伦航行地球一周，这些远航地理大发现，在远洋暴风雨常临的航行中，没有指南针的运用，要达到目的是很困难的。故西方有人把这一时期称为丝绸之路的开花结果时期。

在地理大发现前，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科技水平，是远远超过西方的。明至清，中国逐渐相对落后，丝绸之路被世界性的航运交往所代替，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