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

19世纪后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把汉朝与中亚、印度之间的交通线称为“丝绸之路”。而此前中国的记载并无“丝绸之路”的说法。可见“丝绸之路”是后人对古代中国与南亚、欧洲之间交通线的形象说法。“丝绸之路”的说法提出后，尽管并不能全面反映上述交通线的实质，但因其简洁生动，乃逐渐被中外学者接受。总之，“丝绸之路”是人们对古代中国与南亚、地中海地区之间国际交通线的雅称。^[1]

对古代的丝路及其作用，从不同的视角人们有不同的解读。丝路可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相关道路的发展与经营，中国与亚欧地区的商贸往来，中国与邻邦之间人口的迁移，中国与亚欧地区的文明交流，道路所经地区城市的形成，丝路不同路线传播亚欧文明的比较等。学界谈到历史上的丝路，多注重介绍丝路的历史、道路的走向、相关的经贸活动以及通过丝路大国文明之间的交流。若从中原王朝治边及中国历史疆域形成的视角审视，对多条丝路之间的联系，丝路的兴衰更替，以及丝路的主要功能及其变化，我们将有新的认识。

一

从中原王朝治边的视角来看，丝路实际上是以朝贡活动为中心的中外往来之路。由历史记载观之，丝路的开拓与日常维护，根本上而言属于中原王朝的国家行为。中原王朝积极经营丝路，并采取多种措施力保丝路运行的安全，目的是向边疆及徼外地区进行华夏文明的传播，以形成和维持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因此，从中原王朝治边的角度来看，丝路实际上是朝贡往来之路。中原王朝治边与丝路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原王朝治边造就了丝路；另一方面，时代条件及东亚形势的改变，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商贸活动的活跃，又推动丝路的总体格局以及丝路的主要功能出现改变。由历史发展的纵向视角观之，约以元代为界，丝路的框架结构与功能发生明显的改变

古代丝路的类别，大致包括北方丝路、南方丝路与海上丝路。北方丝路又称“绿洲之路”，因途经西域沙漠中的绿洲而得名。道路自华北地区启程，经过河西地区穿过塔里木盆地，越过帕米尔高原分为两路，一路经过帕米尔高原北部，经费尔干纳地区至锡尔河流及阿姆河流域。另一路经由帕米尔高原南部，途中分为南抵北印度与西达阿富汗的两条支线。赴中亚及阿富汗的道路往西达今伊朗，道路再次分为两条，一条道路至东罗马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另一路往西南至今伊拉克，前行可达地中海东岸。

南方丝路可细分为西南丝路与岭南丝路。西南丝路有三条干道，即自今成都经西昌、大理、德宏入缅甸北部，经过今印度北部达地中海沿岸的“永昌道”；由今成都入缅甸北部，走水或陆路沿伊洛瓦底江至孟加拉湾出海的“伊洛瓦底江道”；以及经今宜宾、昆明、蒙自至越南河内，再经海防出海的“交趾道”。^[2]岭南丝路是连通海上丝路至中国内地的陆路部分，走向大致是从中原王朝的都城如长安、洛阳或大都（今北京）及中国丝绸的主要产地出发，往东至今广州、泉州等港口出海，遂连通海上丝路。海上丝路又称“瓷器之路”，因古代后期行经的海船主要运输外销瓷器而得名。海上丝路起自中国东部沿海的今广州与泉州等地，出海后至交趾（今越南河内）或越南中部补给后绕行中南半岛，经马六甲海峡赴印度洋沿岸，远端可达波斯湾与红海地区。

中原王朝治边重视朝贡往来活动，与中原王朝版图、中国历史疆域形成的过程有关。中国的历史疆域，是中原王朝以及边疆的王朝和政权共同缔造的。在古代中国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中原王朝在大部分时间占据主导地位，在中国历史疆域形成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历代王朝的疆域不仅有扩展、收缩的变化，而且经历了控制程度的改变乃至统治权的变更。另一方面，中原王朝的疆域与边疆，还出现边疆内外关系的改变，以及边疆与内地关系渐趋紧密、最终结为整体的演变过程。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3]自秦朝统一全国，中国的疆域经历了形成与巩固的过程。中原王朝的疆域经常出现扩展或内收的变化。参与历史疆域创造过程的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其疆域也经常发生复杂的改变。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密切。清朝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统一历史疆域的任务。鸦片战争爆发以前清朝的版图，可代表古代中国的基本疆域。

中原王朝经营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主要是靠推行封贡制度。封贡制度的实质，是中原王朝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基本形式，与前来朝贡的四方夷狄建立盟约及主从的关系。封贡制度大致有以下特点：一是双方的关系建立在朝贡夷狄承认对中原王朝的附庸地位，并通过朝贡、接受册封、履行朝廷规定的义务等得到体现；中原王朝通过“厚往薄来”，赐给朝贡夷狄以丰厚的经济回报；并通过册封，颁予朝贡夷狄以各类称号或官职，将其纳入以羁縻府州为基本形式的监控之下。封贡制度具有和平渐进、无须用兵等特点，《礼记·中庸》说：“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唐臣李大亮说得清楚：凡称藩附庸者，朝廷当羁縻受之，使居塞外，“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4]二是朝贡与册封均遵循自愿、不强加于人的原则，建立册封关系后，夷狄若有反悔随时可废除，一些朝臣将之表述为“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5]

在很长的时期边疆处于形成的过程中，中原王朝的边疆与徼外地区的界限经常变动且含混不明，封贡制度施行的对象，既有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与地方政权，也包括徼外势力乃至远方的一些他国。在封贡制度之下流行的厚往薄来、礼尚往来等做法，有利于华夏文明向边疆及徼外地区的传播。历朝还重视对边徼夷狄进行教化，将其视为治边策略不可缺少的部分。唐太宗提出“德泽洽夷”，认为对夷狄施以德泽，经过潜移默化，可获得武力不能达到的效果，“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6]

通过封贡制度，中原王朝对边疆及其以远地区进行政治笼络和文化传播；通过经济方面的厚往薄来笼络对方，争取建立封建家族制度式的等级尊卑关系，在此基础上实行相对宽松的羁縻治策；通过保护、赏赐、施以优惠等做法，使藩属国紧拢在自己周围。进一步来说，中原王朝对周边地区施用的文化软实力，对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邦交关系，以及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和巩固，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汉晋至唐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大都持有中原文化绝对先进、王朝宏伟无疆、边徼蛮夷不可企及的优越意识，并通过广泛施行封贡制度，践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将上述观念散布四方，同时以丰厚的物质赏赐及众多虚衔官职的授予，对边徼地区的蛮夷“施之以德”，企望换取边徼蛮夷对中原王朝最高权威的承认，以及蛮夷对中原王朝的衷心顺从和长期供奉。在封贡制度成效显著以及封贡制度深受中原王朝重视的时期，行经丝路的主要是前来朝贡来自边疆夷狄或徼外诸国的使臣，丝路为封贡制度获得成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封贡制度，中原王朝于边疆及檄外地区积极施用文化软实力。中原王朝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内容，主要是彰显中原王朝的文化、实力与制度。中原王朝向外传播的文化，内容大致是宣传其博大精深，传播和平、和睦、夷夏有别等价值观，同时体现尊卑有序、奉上事主、讲求诚信、宽广包容的道德观。在处理与周边夷狄的关系方面，中原王朝提倡守境相安与求同存异，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二

元明清三代情况发生明显改变，朝廷逐渐放弃前代倚重封贡制度的做法。缘由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唐朝以后中原王朝衰落，华夏在全国的地位逐渐下降等方面的原因。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是这一现象的充分体现。七下西洋后类似的行为戛然中止，固然因明朝国库困拙难以支撑，但深层的原因却是时过境迁，中原王朝一枝独秀的风光不再，过去兴盛的封贡制度效力也大不如前。同时此类做法蕴含的高成本、低收益的矛盾更趋尖锐，明朝花费大量国力，收获却寥寥无几。以厚往薄来为特色，曾广泛施行于边疆和徼外地区的封贡制度，乃逐渐式微并趋衰落，这一变化对丝路的命运产生直接的影响。

古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两次严重分裂，即南北朝时期与五代时期，反映出作为整体的中国尚在形成和动荡的过程之中。元明清出现600余年的持续统一，尤其清代全国未再出现较大的分裂，表明作为整体的中国已经形成，上述情形从丝路变化的轨迹也可看出。

自元代起中原王朝的边疆趋于稳定，边疆与徼外邻邦的界限逐渐明确。史籍有关记载清楚地反映出这一变化。据《元史》有关记载，在云南实行土官制度并推广儒学教育的地区，均属云南行省所管辖的范围，在其他边疆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形。而对安南、缅国、占城等邻邦，元朝则制定按期纳质朝贡、君王亲自朝觐等规定。元朝对安南数次用兵，起因便是安南君王不愿亲自入朝，元朝据此认为安南拒绝承认其藩属国的地位。从明清两代的记载来看，明清两朝对边疆与徼外地区在应对政策上的差异更为明显。遍观《旧唐书》《新唐书》与《宋史》，唐宋两朝对边疆与徼外地区的治策大致相同，并未出现如同元朝分别施治一类的情形。由于徼外势力已成为中原王朝的邻邦，中原王朝对丝路在徼外的路段难予干预，兼之丝路的原有功能（主要供朝贡队伍与朝廷使臣使用）日渐萎缩，元明清时期丝路在徼外路段的地位不断下降，对一些路段，中原王朝甚至鞭长莫及。

自元代起，中原王朝的治边文化软实力演变为两种类型。对周边关系较密切的邻国，元明清主要通过新型藩属国体制来体现文化软实力。对基本成型的边疆地区，则主要是靠因地制宜的边疆治策与推广儒学教育来体现文化软实力。元明清尤其是元清两代，重北轻南的治边倾向不甚明显。^[7]历朝还在云南等地积极推行土司制度，使朝廷对南部边疆的统治明显深入，在上述地区施用的治边文化软实力因此取得明显效果。由于在边疆实行土司制度，中原王朝的统治深入到此前鞭长莫及的地区。朝廷通过土司承袭须经考核批准和发展儒学教育等方式，有效地培养了南方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忠诚。通过大量兴办正规学校，有效地提高了土司的素质与文化水平，初步解决了南部边疆基层官吏的来源问题。

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不仅得益于政区行政管辖的确定及完善，还表现在中国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得到不间断的传播并逐渐被认同。元明清时期内地人口向边疆大量迁徙，并与边疆诸族实现融合与重组，诸如此类的诸多因素，促使边疆与内地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形下，边疆的交通线不仅是边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途径，也为边疆蛮夷与内地更多的交往创造必要的条件，丝路在边疆地区的路段因此受到重视，地位和作用明显得以提升。

中原王朝经营边疆及徼外地区，所面临的形势及其应对在前后期有明显的差别。前期中原王朝治边的对象，是包括边疆势力与外邦在内的夷狄，应对的方法主要是推行羁縻治策，施行的主要载体是封贡制度。通过以厚往薄来为基本特征的封贡制度，中原王朝在周边区域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逐渐构建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东亚秩序。

中唐及以后的时期，吐蕃、南诏、辽、金、夏、蒙古等边疆势力先后崛起，兼之明代后期西方列强陆续东至，使中原王朝承受严峻的挑战。元、清两个统一王朝为边疆少数民族所建立，他们有其天下观与治边观。在诸多力量的冲击下，汉唐以来形成的东亚秩序逐渐解体。另一方面，元明清诸朝的疆域趋于稳定，外邦的国家形态也逐渐形成，并与中原王朝建立新型的藩属国关系。因此，元明清三朝治边表现出边疆治理与邦交应对分开的特点。2000余年间中原王朝在治边方面发生的变化，对丝路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

综合而言，作为实现封贡制度主要途径的丝路，由于中原王朝的重视而开拓和兴盛。历代王朝积极开拓丝路并注重保障丝路的安全，动用国家力量进行日常维护，唐朝、元朝等王朝还在丝路的一些路段设立驿站，使兵力所及的路段成为官道。北方丝路、海上丝路与南方丝路，构成中原王朝经营边疆与联络外部的交通网络。从丝路分布格局的变化，可以探知历朝经营边疆在重点、方式与效果方面的演变过程，更重要的是丝路是中原王朝向边疆及徼外进行权力渗透、扩大政治影响的主要途径。由于中原王朝治边文化软实力在后期出现变化，北方丝路、海上丝路、南方丝路经历了衰落与更替的过程，其功能也出现明显的改变。

古代丝路的一大贡献，是促成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并对边疆地区的巩固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不仅是中原王朝在边疆建立新的行政区并实施有效管辖，还表现在以内地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逐步得到传播与认同，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逐渐迁徙，实现边疆居民成分的重组与主导民族内涵的改变，边疆地区较稳固地与内地结合在一起。这些改变表现为渐进式的积累以及以质变为重要转折的发展演变过程。

丝路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产生重大的促进作用，在元明清时期尤为重要。通过丝路，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设治、驻兵和移民，其影响由点及面，从表层逐渐深入边疆社会内部，最终实现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控。中原王朝经营边疆地区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采取国家权力逐渐渗透的方式，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丝路在中国历史疆域构建方面的贡献，不亚于在传播华夏文明、对外进行国家权力渗透方面的作用。以西南边疆地区为例。在古代的前半期，拓建内地经西南边疆联系外邦的交通线并力保畅通，是历朝经营西南边疆的主要动力。^[8]随着边疆地区的逐渐形成，以及边疆经济的发展和矿藏、木材等资源的开发，西南边疆本地及其联系相邻诸省的交通线，其重要性逐渐超过通往外邦的交通线。西南边疆内外交通线的功能，也发生从主要用于遣使、朝贡和用兵，向重在满足物资转运与商贸活动需求的转变。交通线在其他边疆地区的作用与演变的过程，与西南边疆比较相去不远。

三

作为中原王朝对边疆及徼外地区传播文化软实力的载体，丝路经历发展及演变的过程，并受到时代背景与东亚形势变化的影响。三条丝路的走向，以及相互之间的配合、制约与兴衰消长，乃至形成国际性回环线路等方面的情形，上千年间发生显著的改变。

受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与多元民族及其文化的影响，西南丝路表现出与北方丝路不同的特点，如虽以若干要道为主线，但旁道和岔道众多，道路的兴衰更替明显，道路的功用复杂多样等。另一方面，古代中国的发展过程漫长且未发生断裂，各地国际通道的开通、运营和功能等，又受到历代王朝治边与邦交关系的深刻影响，使南方、北方与海上的丝路表现出共性，也提醒我们须注意南方、北方与海上的丝路的异同及其内在的联系。上述三种类型的丝路，既有相互之间的制约与消长的关系，也有相互之间的配合乃至形成国际性回环线路的关系。

宋元以前北方丝路与南方丝路较为兴盛，尤其以北方丝路最受重视。海上丝路虽已开通，但出自中国远洋航行技术水平较低等原因，利用海上丝路的主要是运输高档奢侈品的徼外商船，以及运载朝贡往来使臣的外国海船。元代以前丝路的重点在北方，作用主要是朝贡、夹攻匈奴和获取远方珍物以供宫廷享用。汉、晋、唐诸代南方丝路趋于繁荣，原因一是作为北方丝路的补充，二是在北方丝路被阻断时发挥作用。当时丝路在边疆地区的路段，主要是作为国际丝路的一部分而存在，并非是中原王朝经营的重点。

宋元时期情况出现变化。除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发生改变外，丝路功能转变的另一原因是中原王朝与外邦之间的贸易日趋重要，而且由于货物主要是金属器皿和瓷器，必须通过海路运输方能体现便捷和安全。兼之宋元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空前发展，季风对中国海西行的制约作用明显降低，中国海船逐渐成为海上丝路的主要交通工具。南方丝路的地位也逐渐超过北方丝路，中原王朝重北轻南治边传统的改变，则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元代后期受蒙古帝国分裂和衰落的影响，中国与欧洲的联系不时中断，对北方丝路产生不利的影响。明朝与北方的瓦刺诸部长期对峙，严重影响北方丝路的通行，后期使其一蹶不振。另一方面，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正式形成，而且南部边疆形成的时间早，产生的作用大，西南丝路逐渐成为中原王朝经营的重点。丝路位于边疆地区路段的地位普遍得到提升，境外的路段则降至次要地位。

西南丝路与海上丝路的密切关系可说是如影随形。宋代以前中国的航海技术有限，因受太平洋季风的限制，返国的外国海船与中国海船从中国东部沿海出发，在逆行季风的情形下多在交趾（今越南河内）靠岸，远行人员及其商品再经通过云南的“交趾道”“永昌道”两条陆路转赴今印度等地，这一时期西南丝路与海上丝路合为一条国际交通线。当时在海上丝路航行的主要是外国海船，他们运载朝贡使臣以及珍宝、珍稀土产至中国东部的港口。宋元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包括大型海船制造与指南针导航等）有了很大发展，在海上丝路航行的中国海船明显增加。另一方面，五代以来交趾发展为独立国家，经常抢劫过往的商船。南诏、大理国在500余年间割据了云南地区，也使朝觐及贸易的队伍在其辖地难以通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自中国东部沿海赴印度洋的海船，转而以占城（在今越南中部）或今海南岛为补给地，行旅不再由交趾登岸走经过云南入今缅甸赴印度的陆路，^[9]海上丝路与西南丝路联运的历史大致结束。

在丝路的功能方面，约在宋元之际发生明显的变化。前期海上丝路主要用于海外朝贡及运销海外高档土产。宋代国际贸易的重点逐渐转向民间贸易，货物以中国的外销金属器皿与瓷器为大宗，为国际贸易服务逐渐成为海上丝路的主要功能。运输金属器皿与瓷器以海运占尽优势，这也是海上丝路趋于发达及其功能逐渐变化，以及商队不再从交州登陆、经云南陆路西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元时期海上丝路十分发达，为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准备了条件。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向海外宣传国威，招徕诸国入贡。据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明成祖遣中官郑和出使西洋诸国，“借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船队自福州五虎门出发，扬帆达于占城，再遍历西南洋诸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使之朝贡，有不服者则以兵慑之。”^[10]七下西洋对外彰显明朝的雄厚国力，促进明朝与海外各国的文化交流，但大规模地持续施行厚往薄来的做法，终使国家财政无力支撑。南部边疆出现大规模的茶马贸易与马市，反映出中原王朝靠封贡制度羁縻徼外蛮夷的传统，受到大规模商品贸易的严重冲击。况且七下西洋产生的政治影响仅限于海外诸国，对明朝热切企望对方恢复朝贡的瓦刺等北方游牧势力，七下西洋无疑是南辕北辙。

明成祖死后，大规模远航西洋黯然谢幕，同时宣告以招徕远夷为宗旨的封贡制度趋于衰落。以后因倭寇入侵等原因，明朝颁布“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关上海运的大门，一度繁荣的海上丝路因此遭受到严重的打击。清朝一度开海，但在大部分时间仍然实行封闭海洋的政策。统而观之，在明代后期及清代，包括海上丝路的诸多丝路呈明显衰落之势，过去热闹的丝路逐渐归于沉寂。

四

丝路存在了上千年，在一些时期还呈现热闹繁荣的景象。丝路在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丝路是东亚地区华夏文化圈的奠基石。凭借丝路这一重要的传播载体，华夏文明被远播至边疆以及更远的地区。在东亚地区，华夏文明较早摆脱蒙昧状态呈现一枝独秀，华夏以外亚洲的其他文明，对华夏文明长期处于遵从和学习的地位。通过丝路的推动作用，华夏文明尤其是其核心的文化与价值观，逐渐被边疆及以远的地区接受，形成通行的天下秩序，在东亚地区构建了一个华夏文化圈。华夏文明的拥有者中原王朝尤其是汉唐两朝，也登上兴盛繁荣的顶峰。

丝路是构建中外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通过丝路，古代中国与周边乃至更远的地区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密切了相互之间的政治交往，商贸经营的往来，以及宗教与文化方面的互动。作为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丝路做出的贡献不可低估。由于觐见可获中原王朝赏赐，一些徼外商人冒称远夷赴中原朝见，获得丰厚的回报。汉代西域凿空，赴京觐见的远方使者相望于道。汉武帝大喜过望，颁旨凡招引远方夷狄觐见者均予重赏。明永乐年间，成祖欲使远方诸国臣服，致力于积极招徕，西域之使岁岁不绝。一些商人伪称贡使，携马、驼、玉石等进献；既入边关，“一切舟车水陆、晨昏饮馔之费，悉取之有司，”觐见后还可获得大量赏赐。^[11]历朝招徕远方夷狄前来朝贡，主要是出自扬威域外的考虑，但客观上起到促进中外交流的作用，中外使者及商贾行旅在丝路上奔走不懈，谱写了中外文明交流的篇章。

丝路促进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与巩固。古代中国在统一破裂后，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能回归统一，并从低水平、低层次的统一发展到较高水平的统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关键是中原王朝充分利用华夏文化的辐射作用，对周边夷狄实现潜移默化而卓有成效的改造。长久以往，华夏地区与邻邦之间的中间地带逐渐被控制，一些中间地带由量变发展到质变而隶属于朝廷，中原王朝的疆域得以形成和巩固。宋代以后中原王朝的边疆趋于明确，元明清三朝十分重视经营边疆的道路，视之为控制边疆的命脉。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巩固，地处边疆的丝路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丝路体现了中原王朝睦邻安边的治边观。华夏文明以发达的农业经济为基础，形成“守在四夷”的治边原则。以该原则为基础，中原王朝以“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为治边目的，形成远交近攻、注重全局与长远发展的治边战略观。中原王朝倡导的礼义邦交与守土相安，在周边夷狄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厚往薄来”与广施德化，中原王朝获得相对安定的周边环境，从而达到“守中治边”的理想。守中治边、与邻为善、注重和平、友好守望的思想，通过丝路的修建与运作得以体现，也成为宝贵的历史遗产。

丝路为现今构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历史基础。“一带一路”是中央提出的重大决策，无论在内涵、价值和意义方面，都非古代的丝路可比，两者的差别十分明显。同时要看到，古代丝路的长期存在，对现今构建“一带一路”是有利的，首先，古代丝路经过的地区、国家的人民，对丝路留下了美好的历史记忆，盼望“一带一路”的构建，能增进中国与所在地区经济文化的合作及交往。其次，古代丝路所体现的与邻为善、友好守望、加强交流等价值观，至今仍有顽强的生命力，有利于“一带一路”的构建。我们相信，“一带一路”的建设，将创造远超古代丝路的辉煌，推动中国和平崛起。

【注释】

[1]下文简称“丝绸之路”为“丝路”。

[2]方铁.云南地区与邻国间的主要通道//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3]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1.

[4]议安边第三十六//贞观政要：卷9.

[5]南蛮西南夷列传//后汉书：卷86.尚书令虞诩奏言。

[6]唐纪十三//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八年。

[7]方铁.论中国古代治边的重北轻南倾向及其形成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3.

[8]方铁.秦汉蜀晋南朝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开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6.方铁.唐宋元明清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1.

[9]方铁.唐宋两朝至中南半岛交通线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11，4.

[10]成祖//明通鉴：卷14.

[11]西域四//明史：卷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