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

汉水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1]

马彩虹　刘　莉

汉水流域北以秦岭及外方山为界，东北以伏牛山及熊耳山、西南以大巴山及荆山为界，东南与长江干流无明显的分界，界连川、鄂、豫、陕、甘五省。汉水流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区，已有一些学者对汉水流域上游地区生态资源、森林植被、气候变化等作了探讨，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近年来，对明清以来汉水中下游的生态环境变化研究较多，但对整个汉水流域生态环境演变予以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本文以史籍中记载的气候、森林、水土环境等状况的变化来梳理历史时期汉水流域生态环境演变脉络，试图勾勒出各个历史阶段的生态环境特征。

一、先秦时期

考古学者在汉水流域上游龙岗仰韶文化灰坑中发现野生森林动物，如野猪、野牛、林磨、华丽黑鹿、小鹿等骨骸。在汉水中游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文化层中发现大量的动物骨骼，有猕猴、貉、黑熊、大熊猫、猪稚、豹猫、野猪、虎、苏门犀、亚洲象、鹿、斑鹿等多种森林动物。据此推知，距今7000—6500年前汉水流域地区气候温暖，原始森林广布，天然植被郁郁葱葱。从汉水中游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发现有象、虎、猴、长尾鸟等野生动物，反映出距今约4600—4000年前汉水中下游森林植被广布。从鄂中京山县屈家岭文化遗址(约为前2550—前2195)中出土稻谷、稻壳及其痕迹，说明江汉平原的京山、枝江一带，多为草木丛生的沼泽地带，屈家岭文化部落普遍栽植水稻。至轩辕黄帝时，木材已被人类广泛利用。但因当时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且多在谷地及沼泽地上辟草莱、播五谷，对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还不可能酿成大的破坏。据《山海经》言:“荆山之首曰景山(今房县境内)，其木多杼檀;东北百里曰荆山，其木多松柏、多竹、多橘。”而英山“其木多杻檀”，说明当时房县、保康、南漳、随州、京山、钟祥等地森林茂密。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我国渐入寒冷期，但对汉水流域植被及物种影响不大。《山海经》记载，汉水流域广布松、竹、桑、栲、枸、荆、杞、棕、楠、丹栗、柞、棘等多种树木，西南山“兽多猛豹，鸟多尸鸠”。《史记·夏本纪》记载梁州有“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等物产，其中，熊、罴、狐、狸皆属森林动物。从春秋时期起，我国气候从寒冷逐渐转变为温暖，在这样的温暖湿润期，汉水流域的物种广泛繁衍，森林植被极为繁盛。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尸子》上也说:“荆之地方五千里，长松文梓，楩楠豫章。”这些都说明当时荆楚之地，除出产皮革等以外，并有柳、樟、松、楠等林木可以资取。《左传·昭公十二年》云:“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说的是熊绎奔波于丹阳、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部)之间的丹水沿岸，森林密布，到处是草莽。春秋时期，由于人口稀少(约50万)，开垦的农业耕地有限，对森林还未进行大面积的开拓，故荆楚山地依旧呈现出“南连青山，北接雁塞，通林交麓，峭峙相望，群峰竞起，荆山独秀”的良好生态环境景观。《舆地纪胜》也说“荆山苍苍，楚水汤汤”。到了战国末期，由于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加上耕作技术的改进和水利事业的发展，汉水中下游如随州、襄阳、枣阳、安陆、孝感、黄陂、荆门、天门、潜江等地的森林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以上可知，先秦时期，汉水流域生态环境总体上处于森林覆盖、物种繁多的良好状态，直到战国末期，汉水谷地尤其中下游平原区的森林植被出现明显的破坏迹象。

二、秦汉至南北朝时期

秦汉时期处于我国历史上第二暖期，汉水流域天然植被广为发育。《史记·河渠书》载:“褒斜林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汉书·地理志》载，汉中及巴蜀“有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东汉至南北朝，我国气候又进入寒冷期。但根据《三国志》《华阳国志》《水经注》等文献记载，汉水流域气候仍然较为温暖，步入寒冷期较晚，从初唐所修“八史”中查到梁州冬季降雪不过三次，森林广布，森林动物活跃，汉江未见冰冻的记录，反而是诸葛亮、蒋琬利用汉水运兵，关羽利用汉江涨水攻夺襄阳，说明冷干期汉江的径流量并未减少。江汉平原一带，如云梦县“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楠豫章，桂、椒、木兰、蘖(黄蘖)、离(豆梨)、朱杨(赤杨)、楂(山楂)、擂(臭椿)、梸(梨)、橘柚芬芳”。鄂西北山区的“上庸(竹山)、新城(房县)皆多樟楠”。丹江口市龙巢山“山形峭峻，其上多秀林茂木，隆冬不凋”。以上历史资料证明，秦汉至南北朝时期，汉中盆地、江汉平原、鄂西北广大浅山丘陵地带森林覆盖率仍然很高，荒野未开，生态环境呈现出较多的原始特征，农业活动限于谷地平川及秦蜀驿道附近，森林植被尚未受到明显破坏。

三、隋唐五代时期

隋朝以后，我国气候又进入温暖期，大约是公元600年至公元1000年，持续四百余年，汉水流域山地呈现出苍茫的原始森林景观，即使人类活动频繁的崎岖山路上，也是“竹障山鸟路，藤蔓野人家”。兴州嘉陵道(今略阳县)“古松倒挂倚绝壁”。郧县是“纵横千里，山林巩固”，竹山、竹溪、丹江口等县(市)则是“古林幽篁丛生”。这些均说明，汉水流域的人们仅在沟谷两侧或山间盆地进行小面积开垦，在高寒地带尚保存有一定面积的原始森林。丹江口市武当山一带“枞、桧、杞、柏、豫樟楩楠，牛车莫曳”。襄阳地区除汉水两岸的平岗地多辟为耕地外，局部丘陵地区也遗留有部分森林，如随州、枣阳紧接桐柏山一带“云峰秀峙，林惟椅柏”。老河口市的崇岩山“……山上多秽草恶木，树以青松，间以杂草”。鄂州西山“山上佳木相荫”。这一时期，猿、朱鹭、大熊猫、华南虎等大型森林动物见于诗文者较多。王维《送杨长史入川》诗云“褒斜不容惊，之子去何之。鸟道一千里，猿声十二时”。颜师古《汉书注》说:“今荆、郢间有水鸟，大如鹭而尾短，红白色，深目”。段成式《酉阳杂俎》提到“梁州出白貘”。《蜀中广记》也说，“兴元北山有貔貅，善食竹”。《太平广记》卷426条引《述异记》:“巴人好群伐作板。偶尔有虎数头，相继而至，唯五六人获免”。中唐以后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出现刀耕火种的“畬田”农业。晚唐，秦岭山中已有不少人口聚落和许多小块农业区。薛能《褒斜道中》诗有“鸟径恶时应立虎，畬田闲日正烧松”，孙樵文集记述秦岭山中“往往涧旁谷中有桑柘，民多聚居，鸡犬相闻”“自仙岭而南，路旁人烟相望，涧旁地益平旷，往往垦田至一二百亩”。又如郧阳地区的房县是“房堵多山林，少原限，故俗多猎山伐木”。综上，隋唐时期，随着人地矛盾的出现和“畲田”农业的推进，汉水流域的垦殖活动由河谷平原和山间盆地向浅山丘陵推进，森林退缩到高寒深山中。

四、北宋和南宋时期

北宋初年，汉水流域的气候还是比较温暖的。宋代韩亿诗云:“梁州邻左古洋川，气候融融别是天。地僻过冬稀见雁，箐深初夏已闻蝉。”汉水流域中部的金州(今安康市)，北宋初年仍处于原始森林的包围之中，“山林四塞，行数百千里”，“陆行凭陵，因山梯石，悬栈过险，修林丛竹，悍蛇鸷兽，卒出杀人”。眉州人苏元老龙洞记碑记当时三泉县(今宁强县)“有土田甚沃，有竹、箭、柏、松、楠、杂他卉木甚茂，野人或居焉”。到了北宋中期，汉水流域上游平川阶地已全部开辟成农田，河谷地带农田生态系统已替代了森林生态系统，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兴元府“平陆延袤，凡数百里，壤土衍沃，堰埭棋布，桑麻粳稻之富，引望不及”。北宋后期至南宋，为我国历史上第三冷期。寒冷的气候使汉水流域一些动植物和农作物冻死，饥荒频发，森林破坏严重。寒冷的气候，加之南宋时金人大举南侵，地处抗金前线的汉水上游地区，不仅是屯兵休整的重地，百姓承担朝廷兵役、赋税比东南各省为重。为了屯积粮草，供应军需民生，大将杨从义于绍兴年间在城固修建杨填堰(今湑惠渠前身)，新垦农田数十万亩，宁强、勉县、略阳三县山岭上的森林资源和留坝县的部分山地林木，以及城固平川一带的林木几乎采伐殆尽。汉水中下游地区的江汉平原地区也因战乱造成大量田亩荒芜，显现为林木茂盛，虎患酷烈，出现了大量大型的野生动物，开发程度较深的江汉地区成为了“芦狄百里，虎狼窝穴，行舟皆有戒心”之地，可见当时江汉平原森林茂盛。宋高宗绍兴年间，汪辙督军襄阳时，以“襄汉肥沃，刺棘弥望，又为军事重地”为由，而“大兴屯田”毁掉了不少林木。《方舆胜览》卷三十三《湖北路·房州》说，宋代房州“邑舍稀疏殆若三家市”，而广大的江汉平原，则因“旷土大辟，农事大兴”而成为“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的阡陌农田了。伴随着森林的大量破坏，水文条件也有所恶化。据《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所载水灾整理发现，水灾频率北宋为3次/百年，到南宋已经提高到8次/百年。

五、元至明成化时期

元代气候有所回暖，为我国历史上第四暖期，时间持续100年左右。元世祖忽必烈时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由陕入川、滇，途经陈仓过汉，即说“秦岭山地有不少森林，中有无数猛兽，若狮、熊、山猫及其他不少动物，土人捕取无数，获利甚大”。《元史·李进传》载，“度米仓关，其地荒塞不通，进伐木开道七百余里”，反映出汉水上游山地森林茂密，森林动物十分活跃。元末到明成化年间，战乱和瘟疫导致人口锐减，汉水流域迎来了难得的生态环境恢复期。高岱《鸿猷录》卷十一《开设郧阳》记载，元朝末年“北锁红军”与“南锁红军”在唐、邓、襄、均、房等州与元军争战，汉水中游沦为战场，人口数量大减，田野废置，为生态环境的恢复提供了条件。从水灾害频率来看，这一时期汉水流域水灾频率很低，为1次/百年，低于宋代，也是生态环境有所恢复的反映。

六、明弘治至清雍正时期

明清时期，我国气候进入了最为漫长的一个寒冷期，期间虽有回暖波动，但总的趋势是向寒冷发展。气候渐趋转寒，水旱等自然灾害频繁暴发，生态环境发生逆向演化。至明代后期，汉水中上游地区浅山丘陵森林分布依旧十分广泛。从嘉靖《城固县志》看，城固县如斗山、宝山一带“松蒲山拔云护廓”“碧树岩芳数万章”。嘉靖《城固县志》卷二《建置》载，“自正德戊辰，蜀郡盗起……于是邑人大惧，争先奔溃，投匿林蔽”。至清乾嘉垦殖之前，汉水流域上游地带一度虎患甚烈，万历时汉中知府崔应科募人入山捕虎，并亲撰《捕虎文》:“惟兹汉郡，幅远多山。丛尔西乡，尤处山薮。……虎豹成群，白沔山峡，白额恣噬，初掠牛羊于旷野，渐窥犬豚于樊落，底今益横，屡极残人。昏夜遇之者糜，白昼遇之者碎。”康熙年间西乡知县王穆募壮士捕虎，“三年之间，射虎六十有四，虎患始息”。大型森林动物活跃，也是这一时期深山老林密布的间接反映。元末明初，由于社会扰攘，大批在封建压迫下没有生计的农民从外地涌入土地较多的汉水流域进行垦殖，加速了汉水中下游地区天然植被的消减。明人赵贞吉《郧阳追祀抚治撒理少卿吴公记》云:“尝浮汉江横郧而东者屡矣。其地枕秦跨楚，包络险阻，员幅数千里。元季弃之为荒，国初歼之为墟，间置数县，以领其遗民，而在三省之徼，司燎击柝，弃而不守者殆数十年”。偏僻的山区出现了“山坞之中，民庐相望，沿流稻畦，高下鳞次”的现象，原来的天然植被开始成为梯田栽培植被。

七、清乾隆至民国时期及改革开放之前

雍正末乾隆初开始，垦荒重心由平原区转向人口稀少的汉水流域山区，使这一地区的茂密森林受到大的破坏。虽然玉米、番薯得以推广，但山区地形本身极不易于水土保持，因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施南府在改土归流前后情况大不一样，据道光《建始县志·户口》载:“乾隆初城外尚多高林大木，虎狼窟藏其中……十余年来，居人日众，土尽碎，荒尽开。”而且“穷崖邃谷尽行耕垦，砂石之区土薄水浅，数十年后，山水冲塌，半类石田”。因此，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汉水流域上游森林急剧减少。地方志记载，留坝厅柴关岭一带“皆川楚客民开垦种地，焚烧林木，一望了无可观”。南郑县“因川民移居日众，昔之深山大林概成熟地”。紫阳县“高岭恃洋芋，低坡恃包谷，路角涧滨无跬步之地不垦”。商州直隶州道光初年“山地为川楚客民开垦殆尽”。汉水中下游地区垦殖面积也迅速扩大。同治《房县志》卷四《赋役》云:“房居万山中，林木阴森，刚卤交错。自国初以来，日渐开垦，小民择高陵大阜，凡可树艺处，几至无地不毛”，到清后期“开垦过多，山渐为童，经霖雨，……沙石交淤，……膏腴之壤竟为石田”。各地方志记载大抵相同，如邓州、南阳一带，“开垦较前数倍”，“垦之无可垦矣”。竹溪县“山木伐尽”，郧阳“火种耕，日就垦启，地无遗利，人无遗力”，郧西县“崇山峻岭，道路崎岖，而山岭之下，多成平坝，居民开成水田，连阡逾陌”。泌阳县“渐有湖北贫民携家至泌为人裸地佣作，开垦荒冈，以兴水利，几于地无旷土”。伴随着森林面积减小，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水文条件恶化。道光《石泉县志》卷一载:“近因山中开垦既遍，每当夏秋涨发之际，洪涛巨浪，甚于往日。”《留坝厅足征录》载严如熤《栈道图说》称:“沿栈山林开垦略尽，土浮石松，夏秋雨发，淤塞道中，各溪河乱石填高，往往水与路平。”卢坤《秦疆治略》载:“南山一带，老林开空，每当大雨之时，山水陡涨，夹沙带石而来，沿河地亩屡被沖压。”汉中府山河堰，“至嘉庆六年七月内，偶逢天道炕旱，河源水竭”;嘉庆十五年“水涨及堤，将旧堤身冲决成河……”;嘉庆十五年，杨填堰“河水屡涨，堰淤百余丈，堰下二里许杨侯庙前渠道冲去一百一十余丈”。光绪《沔县志·水利》载:“南山之堰，利于旱，多雨则堰口淤塞，刻难疏浚，反成凶荒。”《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八《工政十一》载，林则徐在《筹防襄河堤工疏》中指出，汉水河床原深数丈，但自陕南、鄂西北的山林垦种包谷后“山土日掘日松，遇有发水，沙泥随下，以致节年淤垫……无一年不报漫溃”。水土流失的恶性发展乃至山崩伴随泥石流是清后期的常见现象。张国维博士根据湖北省自然灾害历史资料和湖北省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对明清时期江汉平原水旱灾害变化的分析表明，汉水流域水旱灾发生频率渐次提高，尤其是水灾，由明前期的1次/12年，到清朝后期的三年两灾。

民国以来汉水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愈加严重，原始老林破坏殆尽。鄂西北郧县、郧西、房县、竹山、竹溪、均县的林地面积共有145万亩，而宜林荒山却多至1600万亩，荒山超过林地面积10倍有余。安康地区解放后森林植被减少了500万亩，森林植被的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6. 5%下降到27%左右。商洛地区新中国成立初期有森林植被641万亩，1979年只剩398万亩。汉水流域山区森林边缘的海拔高度也升高了300—500米以上。汉江水灾的频率和灾害程度，比明清时期更加严重。

考察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演变特征，分析其原因，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历史文献资料是探究生态环境演变的途径之一，但受资料所限，本文仅通过有限的文献记述管窥汉水流域生态环境变迁，初步认为，汉水流域生态环境演变大致可分为七个阶段:①先秦时期，森林植被广布，动植物种类繁多，水文条件良好，生态环境良好;②秦汉至南北朝时期，森林开始受到零星破坏，但主体部分依然良好;③隋唐五代时期，山地农业兴起，浅山丘陵区森林受到破坏;④北宋和南宋时期，平川阶地已全部开辟成农田，但广大浅山丘陵仍然分布着茂密的林木;⑤元至明成化时期，森林有所恢复，大型森林动物种类多，水灾频率降低;⑥明弘治至清雍正时期，山地森林受到较大程度破坏，部分森林动物消失或栖息地范围缩小，水文条件恶化，水灾频率显著提高;⑦清乾隆至民国时期之后，原始老林已垦伐殆尽，水土流失更加严重，水灾频率飙升。

【注释】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1BJY031) ;陕西省教育厅基金项目( 11JK0748) ;陕西理工学院项目( SLG0927)。该文原载《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月第30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