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的无休辩证

1968年“五月风暴”的落幕，在一定的意义上宣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失败，之前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加推崇的黑格尔因素、康德因素等都集体失声了。在此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亦面临着自我批评的命运，这当然有时代的原因，但理论本身的解释力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前文已经提到，对“革命”形势的误判，不仅有现实复杂的政治环境（包括苏共和法共内部的双重影响），而且还有理论转换的问题。按照对马克思的理解以及卢卡奇等人的经典论述，“革命”形势必将到来，因为这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秘密的揭示的基础上，说到底，这种分析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做的历史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即在一种时间逻辑的支配下期待着革命运动的到来。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此解释的基础上，对“革命”形势的理解同时就变得保守起来。当然，这个保守只是指在对形势的判断及积极促成的意义上。所以，当面对1968年“五月风暴”的时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眼中，其本身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从而放弃了应有的努力。

在这种背景中，理论反思便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之一，因为新生的革命行动需要新的理论支持。以这场运动的特征为批判对象，阿尔都塞开始放弃之前的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并开始思考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现实问题，也即对上述关于革命主体、革命指导思想以及革命政党（领导权或者霸权）问题的讨论。这种讨论主要依傍俄国革命实践中列宁的政治实践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意识形态与领导权、霸权问题，对辩证法逻辑的重构问题等，这在阿尔都塞看来，都可以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随后的章节中得到具体展开。

“西方社会新生的革命行动要求而且需要同时发展新生的理论。和以往的革命运动一般，它还是要依赖实践和理论之间的辩证。在五月革命的光束下，整个关于革命理念和马克思主义理念的‘修正’问题，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意义：了无新意的关于所谓教条派想法和所谓‘学院的’修正派想法之间的冲突，现在率皆成为明日黄花。”^[30]经过“五月风暴”的理论和实践的涤荡之后，任何旧的外在于社会现实的理论争论都是徒劳无益的，而真正的出路仍然在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发展。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发展是通达社会现实的有效途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能够得到不断发展与丰富的首要条件。毫无疑问，“五月风暴”的落幕在于缺乏有效的理论去把握和促成现实向革命方向的转变。在前文已经提到，苏共的改良主义，特别受到去斯大林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影响以及法共内部的教条主义，使得不仅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远离运动的前线，而且还促成事情向协商的层面演进，而其目的却在于六月的大选。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指导下，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而在阿尔都塞看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不仅仅在于如何在当今时代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并在这种重读中，获得当今时代所需要的理论资源，而且还在于如何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结合时代特征，发展出能够言说和把握当下时代的新理论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指导现实实践。对此问题，阿尔都塞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任务》中就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这里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之前，欧洲已经出现了工人运动，但阿尔都塞认为这是自发运动，只要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结合时，这些工人运动才能转化为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第二，这里的问题涉及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及其发展。阿尔都塞认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关涉到不断地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也就是说，要通过不断的理论实践来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生产出新的哲学概念来，比如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中国的“毛主义”等。因为阿尔都塞指出，作为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中缺乏完整的论述，只是一些意识形态争论的片段。这使辩证唯物主义在理论发展上落后于作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这同时就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在面对各种理论歪曲时便无力应对，从而产生了各种对历史唯物主义偏离的“历史决定论”、“经济决定论”、“人道主义”、“改良主义”等，这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亦是深陷危机之中。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认为，造成这种理论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在理论发展形态上落后于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理论的“脱节”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这就要求必须在理论实践和社会实践的结合中，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生产出新的哲学概念，来应对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挑战，从而确保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大陆”的科学话语权。

在谈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和发展上，阿尔都塞主张在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谱系的意义上，不断地增强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力。通观阿尔都塞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阿尔都塞在理论实践、辩证法及其偶然唯物论三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详细论述。

上述关于革命主体、革命指导思想、革命政党及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都是在经历了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阿尔都塞认真加以反思的问题，特别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被冠名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预示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五月风暴”之后的理论转换。

“五月风暴”无疑是引发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转换的关键因素。“从1918年到1968年这半个世纪里，这两者（理论与实践）在西欧却越来越脱离。”^[31]不容置疑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积极参与国际工人运动的同时，仍然时常为了理解现实问题而退回到书斋里去进行理论创作，以重新考虑和丰富自己的革命思想和策略。而第二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更是在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下指导革命，例如列宁、卢森堡、考茨基等，他们要么是革命领袖，要么是政党的领袖。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作都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他们无疑是现实地践行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工作却愈益退回到理论中去。当然，这个时代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主要有内外两种因素。首先，革命运动处于低潮。虽然列宁率领无产阶级在苏联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西方势力的包围，苏联本身亦是如同累卵，更不要说展开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实质性的介入。其次，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主义盛行，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占据了理论的舞台。这加剧了西欧工人阶级与苏共之间的隔阂，使得理论创新的环境越来越受到约束。再次，法西斯主义的上台，在很大程度上强行打压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组织，例如意大利的情况就是如此。“这样，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以如此不同的方式侵袭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两大悲剧：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就这样联系起来瓦解和破坏了与西方无产阶级群众性实践相结合的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潜在力量。”^[32]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开始远离实践，不再是职业的革命家，而且大多都是大学的教授。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远离与现实直接相连的经济学、政治学，而是重回哲学的论述，例如卢卡奇、科尔施等，这正是倒转了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同时也反映了这一代理论家的无奈。所有以上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从而使得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跌入低潮。这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整体现状及其历史原因，但回到1968年五月的法国，其还有着独特的因素。

“自从第二国际时代以来，法国的工人运动（它在十九世纪早期曾经在欧洲大陆的政治战斗性和文化创造性方面居领导地位）这时已经在理论上远远落后于东欧和中欧甚至意大利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从未深入到法国社会党或劳动总同盟中去。在第二共和国时期，这种文化的落后实质上具有双重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本身具有朴素的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力量（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晚期雅各宾派类型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仍然具有活力，仍然将当地的知识分子与他们自己的阶级紧紧地捆在一起。”^[33]这是法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落后的原因，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一方面要重新解读马克思，不断地阐发新意，其次开始重点强调列宁的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推进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关联。这种转变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这种戏剧性的影响仅仅发生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之后，一大批法国社会主义者才转向列宁的领导，并且加入第三国际”^[34]。另一方面，阿尔都塞提出“理论实践”、“哲学是理论中的阶级斗争”等观点，都旨在更深层面上阐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

1968年“五月风暴”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无疑具有启示录式的警示作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回到康德、回到黑格尔的努力仅仅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上的守护，而这种守护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开始转向资产阶级的文化，因为它们缺乏无产阶级实践的维度。“这种长期的隔阂，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同时对它还有另一种显著的普遍影响。因为发生的所有事情似乎都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群众实践之间的政治统一的破裂，造成了两者之间应有的联系纽带不可抗拒地转向另一个轴心。由于缺乏一个革命的阶级运动的磁极，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指针就不断摆向当代的资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原有的关系，却微妙而持续地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所取代。”^[35]当然，这里面也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原因。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早期文本的关注，使得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盛行。在阿尔都塞看来，人道主义盛行的背后恰恰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正是在此意义上开始了其理论的反人道主义，他认为人道主义关于人的论述都是抽象的，而马克思主义的人则是现实的。阿尔都塞指出：“我们不能从人开始，因为那就会是从一种关于‘人’的资产阶级观念开始，因为从人开始的观念，即一种绝对出发点（一种‘本质’）的观念，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哲学。这种把‘人’作为起点即绝对出发点的观念，是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36]而现实的人在阿尔都塞看来就是“一种从现存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从阶级关系和从阶级斗争出发的分析的终点”。而资产阶级的理论，比如实证主义、人道主义等，对马克思主义的侵蚀是这个时代的显著表现，这是阿尔都塞所要极力加以揭示和反对的。所以，“阿尔都塞将马克思与欧洲哲学传统的区分完全不同于被我们所熟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个传统将马克思看成是欧洲哲学的必要组成部分，而阿尔都塞的工作则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路径”^[37]。可见，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解读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哲学，也与资产阶级的文化不相容。

“不管愿意不愿意，对于五月造反的诠释已经成为影响左翼策略和行动的关键问题。”^[38]首先，从“五月风暴”开始到结束，我们可以看到，整场运动的口号基本上是追求人道主义的主题，其仍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范畴。在此意义上，“五月风暴”的启示在于，对于意识形态霸权的获得仍然是激进左翼需要加以认识和反思的问题。其次，“五月风暴”作为大事件，其本身具有迈向革命的潜质，但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不作为，使得无产阶级及其思想与五月风暴擦肩而过。对事件的关注及其向革命的转化，也是当代激进左翼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主题。而在革命运动日渐远离的时代背景中，事件政治学愈发显得重要而急迫。最后，经过“五月风暴”的宣传，对文化、生存美学、教育、媒介、身体等的关注，在日后实质地影响了一大批哲学家，诸如福柯、布迪厄等，也影响了当代社会对身体、空间等问题的兴起和探讨。可见，“五月运动的幽灵继续在社会想象力中游荡着，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以前的活动分子还有点舍不得为它送葬”^[39]。阿尔都塞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新理解和阐释，其显著特征就是在对政治实践的思考中，不断地在意识形态理论、辩证法、偶然唯物论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论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在对当代世界的思考中，实质地影响了当代激进政治理论的主题与策略。

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理论、辩证法、偶然唯物主义的论述，目的在于为马克思主义寻求一种新的政治逻辑与话语。1968年五月运动的失败，意味着人道主义的逻辑即主体原则的失败，这反过来促进了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盛行。经历了1968年五月运动之后，左派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要性，正是在此背景中，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实践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1968年五月运动的经验教训在于，仅仅通过申诉主体权利的口号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回归到个体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存在中。而经典马克思主义通过经济—阶级利益的分析模式日益显示其范围的封闭性，这就要求在此之外开拓研究社会存在的多重视角。而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理论保障，同时阿尔都塞对教会、学校等的具体分析，使得意识形态由原来的简单话语走向具体的意识形态实践。而这种“具体的意识形态实践”是与政治功能联系在一起，这也构成阿尔都塞新政治逻辑与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不仅仅表现为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同时也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争夺。后马克思主义对霸权链接实践的论述就是在经济—阶级利益分析模式之外寻求其可能性，而这也日益成为当代激进政治所关注的主题。

1968年五月运动促使阿尔都塞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方面在于通过怎样的方法来思考社会存在。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通达社会存在的有效途径，但问题在于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显然，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斯大林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阿尔都塞看来都没有寻得理解社会存在之门，因为其仍然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变种中来理解社会存在。在此背景中，阿尔都塞认为必须在方法论和存在论上改变这种言说方式及其哲学基础。而阿尔都塞所提出的辩证法结构的转换以及偶然唯物主义，正是在此意义上为理解社会存在提供了方法论和存在论上的保障，这同时也为阿尔都塞的新政治逻辑与话语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阿尔都塞借助于结构主义和斯宾诺莎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区别开来，通过“结构因果性”和“多元决定论”来反对经济决定论并且提升了政治、意识形态等社会存在维度在理解社会存在中的作用和地位，这正是阿尔都塞新政治逻辑与话语得以展开的新领域。^[40]阿尔都塞晚期的偶然唯物主义更是在存在论层面反对对社会存在所做的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观念论的解读，而这种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观念论正是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源泉。阿尔都塞在存在论上对此的驳斥，也是为新政治逻辑与话语理解社会存在而扫清理论障碍，而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激进政治都在不同程度上分享了阿尔都塞的理论清场工作并继承了其所开启的新政治逻辑与话语。

[1] [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杨祖功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42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5页。

[3] 同上书，第282页。

[4] [法]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台北：远流出版社，1990年，第48页。

[5] 汪民安编：《生产（第六辑）：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6] 同上书，第59页。

[7] 同上书，第6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9] Althusser: The Future Lasts a Long Time and the Fact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3, p.230.

[10]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3页。

[11] 汪民安编：《生产（第六辑）：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

[12] 同上书，第179页。

[13] 同上书，第48页。

[14] Simon Tormey and Jules Townshend: Key Thinkers from Critical Theory to Post-Marx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3.

[15] Simon Tormey and Jules Townshend: Key Thinkers from Critical Theory to Post-Marx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48.

[16] [法]安琪楼·夸特罗其、汤姆·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赵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59页。

[17] Simon Choat: Marx Through Post-Structuralism, London: Continuum, 2010, p.10.

[18] Ibid.

[19] Ibid.

[20] 刘北成编著：《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2页。

[21] [法]米歇尔·福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福柯集》，钱翰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513、486页。

[22] Louis Althusser: The Humanist Controversy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lated by G.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 2003, p.160.

[23] [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杨祖功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418页。

[24] [法]让－皮埃尔·勒·戈夫：《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胡尧步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第350页。

[25] [法]让－皮埃尔·勒·戈夫：《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胡尧步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第372页。

[26] 汪民安编：《生产（第六辑）：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6页。

[27] 汪民安编：《生产（第六辑）：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1页。

[28] [法]让－皮埃尔·勒·戈夫：《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胡尧步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第407页。

[29] 同上书，第358页。

[30] [法]安琪楼·夸特罗其、汤姆·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赵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34页。

[31]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页。

[32]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4页。

[33]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8页。

[34] Margaret A. Majumdar: Althusser and the End of Leninism, London: Pluto Press, 1995, p.4.

[35]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2页。

[36] [法]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台北：远流出版社，1990年，第64页。

[37] Margaret A. Majumdar: Althusser and the End of Leninism, London: Pluto Press, 1995, p.13.

[38] [法]安琪楼·夸特罗其、汤姆·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赵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35页。

[39] [法]让－皮埃尔·勒·戈夫：《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胡尧步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第8页。

[40] 详见本书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