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雅各宾派衰亡的心态因素

四、导致雅各宾派衰亡的心态因素

在谈到热月政变的成功,以及此后雅各宾派决定性地走向衰亡的时候,人们一般都只是把原因归结于战争形势的好转导致的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联盟关系的破裂,甚或归结于雅各宾派的主要领袖之间的不团结和自相伐绝,以及无套裤汉活动分子大批应征入伍离开了首都等等客观因素。“公开性”或“反党派政治”的心态因素对雅各宾派和人民运动产生的消极影响则很少受到重视。

我们知道,热月时期愈演愈烈的镇压人民运动的反动进程,如果不是从1793年9月忿激派的被镇压开始的话,也应当始自共和二年芽月——索布尔就认为,埃贝尔派在芽月的垮台,拉开了热月反动的序幕。然而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无论是对忿激派的镇压还是对埃贝尔派的镇压,尽管都严重地损害了无套裤汉对革命政府的感情,却终究都没有激起无套裤汉的强烈反抗。这里也许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但革命政府在采取这些镇压行动时所打的“肃清乱党”的旗号,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既然社会上盛行着“反党派政治”的群体心态,既然政治倾向最激进的无套裤汉对于“公开性”的追求也最为强烈,那么,要想让无套裤汉在消灭这些深受他们喜爱的政治派别时至少保持沉默,除了把这些派别打成“乱党”之外,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做法么?

同样的因素显然还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热月政变为什么会顺利成功:很难想象,当热月党人散布的“罗伯斯庇尔派”阴谋复辟王政的谣言在巴黎各区不胫而走的时候,本来就已经得罪了人民群众的雅各宾派还有什么可能组织任何真正的反击。

热月政变之后,雅各宾俱乐部虽然没有马上被封闭,但这个曾在大革命中充当过先锋队的革命团体却再也未能重振当年的雄风,而是在滚滚如潮的反动势力面前无可奈何地走向了没落。在这个过程中,雅各宾派本身和人民群众对“公开性”原则的迷信或迷恋,似乎起了不小的消极作用。

共和三年葡月23日(1794年10月16日)《民众社团治安法》的通过,及其在雅各宾派和人民大众中引起的反响,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本来,雅各宾派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它在巴黎的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分部之间的通讯联系和联合行动,而且雅各宾派对此一直就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共和二年贝尔维尔民众协会的一份通报曾经指出:为了战胜反革命和反法联盟,“全国所有的公民都要集合在革命社团里,这些社团之间要相互联系,还要有一个中央社团或总社”。吉伦特派曾十分反感雅各宾派的全国联络网,主张“切断民众社团之间联系的线路”。对此,兵工厂区的一个代表团曾在国民公会驳斥道:“还是让这些有益的线路继续存在下去为好。正是这些线路将把边远地区的各个部分同中心地区联结起来,只有它们将能确保未来体制的牢固性。”索布尔也曾指出:由联合和通讯联络结合在一起的这张社团之网,构成了一个政治派别的骨架,使雅各宾派在共和二年大革命的关键时刻起到了类似政党的支柱性作用;巴黎的雅各宾总部正是通过这种联合和通讯联络集中并指导群众的革命力量,使之提高了效能。⁽¹⁷⁾

然而,热月党人提出了《民众社团治安法》,他们要结束这一局面了。该法令规定:“现有各民众社团之间任何以集体名义进行的联合、集会、联盟和联系,均属颠覆政府和危害共和国统一的行为,必须严加禁止”;各民众社团“不得集体撰写任何意见书或请愿书”,并且必须尽快将成员名册报政府有关部门备案。这无疑是要从根本上搞垮雅各宾派,可雅各宾派在这关键时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不仁。在关于该法令的议会辩论中,著名山岳派领袖比约·瓦莱纳和科洛·德布瓦明哲保身,一声未吭。其他几位山岳党人也显得出奇地胆怯心虚,未敢据理力争,只是虚晃几枪便退下阵来。《民众社团治安法》的通过,无论如何也应该被视作雅各宾派的一次严重失败。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一败绩竟在当晚的雅各宾俱乐部里被人们当成了一次了不起的“胜利”。人们看到,山岳派议员莫尔在汇报完国民公会关于该法令的讨论情况之后,竟厚着脸皮声称:“对于自由来说,这次会议并不算失败,因为它牢固地确立了所有爱国者都笃信不疑的一些原则。”著名山岳党人克拉苏更是见解独特。在他看来,这项明明旨在限制雅各宾派的法令反而使雅各宾派“获得了新的力量”,因为它“驱除了贵族分子制造的一个幽灵,这个幽灵企图让人们相信各民众社团图谋不轨,妄图充当人民与国民公会之间的中间权力”。另一位山岳派议员古戎则强调该法律有遏制乱党猖獗的积极意义,从长远看仍对革命有利。他告诫他的雅各宾派战友们说:“法律既已制定,我们就得服从。如果说这一法律会让我们在眼下吃些苦头,那么将来它一定会替我们报仇的。这个法律将把乱党分子送上断头台,善良的人们将为之欢欣鼓舞。”⁽¹⁸⁾

雅各宾俱乐部中充满了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气氛,巴黎民众对《民众社团治安法》的反应也同样令人失望。从法令颁布后警察局搜集的情况看,公众舆论至少并不曾对这项法令表示出强烈的反对态度。如葡月27日(10月18日)的警察局报告称:

昨天,在通常总有人群聚集的一些场所仍挤满了人群。没有发现任何损害公共精神的迹象。人们对于有关民众社团的那项法令意见纷呈。尽管说理的方法各异,但大家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即都是为着共和国的统一和不可分割。⁽¹⁹⁾

在自己的结社、集会与请愿自由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素有反压迫传统的巴黎民众却毫不警觉且不思奋起,这已经很可悲;而他们在此时仍拘泥于“共和国统一和不可分割”的教条,则更是迂腐得可以:殊不知维护所谓“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恰恰正是热月党人炮制《民众社团治安法》的借口!如此讨论问题,合乎逻辑的结论当然只能是雅各宾派老老实实地缴械投降。果然,葡月28日(10月19日)的警察局报告宣布:《民众社团治安法》已经得到了大部分公民的完全拥护。这项法令的贯彻,使雅各宾派在组织上不可避免地陷入瘫痪状态。但反动势力并不就此罢休。事过还不到一个月,以“金色青年”为急先锋的反动潮流便把封闭雅各宾俱乐部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共和三年雾月22日(1794年11月12日),政府各委员会的发言人莱涅洛正式就此问题向国民公会提出了一份决议案,决定雅各宾主义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来到了。然而,国民公会的雅各宾派议员在这时仍表现出惊人的消极和软弱:一百多名山岳派中,仅有两人(迪凯努瓦和沙勒)分别表示了一下抗议,看到得不到人们的理睬,他们也就没再敢吱声。结果,封闭雅各宾俱乐部的决议几乎是被一致通过的。至于山岳派议员为何如此忍让,历史学家布吕奈尔的解释是:那是因为他们考虑到“革命的团结局面不应受到破坏”!⁽²⁰⁾

像葡月25日法令一样,雾月22日法令在人民群众中引起的反应仍然令人瞠目。据当时的新闻媒介报道,巴黎的民众一连好几天都在跳着“卡马尼奥拉”舞庆祝这一事件。雾月23日(11月13日)的《共和国邮报》称:“还从未见过这么快乐的小规模庆典。这种庆祝活动不曾受到任何官方的指使或影响。曾长久地卷入野蛮暴行的人民,似乎又恢复了他们快乐、人道和善良的天性。”

随着雅各宾俱乐部的被封闭,加入该俱乐部的外省各民众社团也顷刻覆亡了。不仅如此,一些并未加入雅各宾俱乐部、但有着类似政治倾向的民众社团(如哥德利埃俱乐部),也同时受到了这股反动狂潮的冲击。特别是由忿激派和埃贝尔派幸存分子组成的选举俱乐部,由于它在雅各宾俱乐部垮台后实际上充当了巴黎人民运动的新领导中心,很快成为热月反动分子的重点打击对象。雾月30日(11月20日)的《爱国与文学年鉴报》在报道了政府对巴黎各民众社团的监视和镇压行动后,明确宣布:“已经提上日程的各种治安措施,不仅是为了对付雅各宾俱乐部,同时也是为了对付一切与雅各宾派联合的民众社团,尤其是为了对付选举俱乐部的。”据同一天的《晚间信使报》报道,治安委员会于雾月29日下令封存选举俱乐部的文件,中止它的会议,理由是该俱乐部同雅各宾俱乐部“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原则和共同的忧烦,两者在感情上息息相通”。其实,选举俱乐部同雅各宾俱乐部之间的派性成见也是很深的,为此前者甚至在舆论上充当过热月反动派镇压后者的帮凶。然而唇亡齿寒,在雅各宾俱乐部被解散之后,选举俱乐部仅在它所在的博物馆区苟安了一个多星期,便被人驱逐了出去,很快就在共和三年霜月初(1794年11月底)完全销声匿迹。而选举俱乐部垮台的直接后果,便是巴黎各区右转进程的加速。从葡月底起,“金色青年”就已经开始干预各区的区民会议,攻击各区的革命委员会,并夺取各区的领导权。到霜月10日(11月30日),原先由雅各宾派控制的巴黎各区绝大部分都落到了反动分子手里,由此开始了对各区无套裤汉活动分子的残酷迫害。这一事态发展严重削弱了巴黎的人民革命力量,尽管巴黎无套裤汉在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又发动了两次起义,企图重整旗鼓,但终因力不从心而连遭失败,随之被彻底逐出大革命的政治舞台。

显而易见,雅各宾派的衰亡对于大革命的下降发展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而雅各宾派本身的萎靡不振、软弱无能,也是促成它迅速败落的一个重要动因。至于这个动因的构成,最主要的无非是这样两个因素:雅各宾派同无套裤汉关系的破裂和雅各宾派本身没能组成真正的政党。正如我们在前边提到过的,这两个因素中无论哪一个,又都与“公开性”或“反党派政治”的社会心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大谈“所有的党派都是罪恶的”时候,在打着“肃清乱党”的旗号镇压忿激派、埃贝尔派和丹东派的时候,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们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也是出于对“党派政治”的强烈反感,因为他们自己就从未有过建党的意识。尽管雅各宾派通过建立起全国性的组织网,在共和二年的革命中起过“类似政党”的支柱性作用,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组织纪律和相对稳定的领导机构,这个政治派别并未就此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至多只不过是它的一个雏形而已。罗伯斯庇尔反对称“雅各宾派”,坚持称俱乐部性质的“宪法之友社”,实际上也是力图通过强调该团体的松散性来避“结党”之嫌。1792年5月的一期《巴黎革命报》曾就此发表评论,指出:在“雅各宾派”这个称号背后,

有某种既滑稽又不祥的东西。它带有乱党的味道。……但是,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于宪法之友们也许已经无法摆脱“雅各宾派”这个名字了,他们已经以“雅各宾派”著称于世,即使罗伯斯庇尔本人反对这个名字也无济于事了。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以公民责任心、审慎、善行和智慧来为这个名字赢得尊敬。⁽²¹⁾

不言而喻,在对党派政治存在普遍反感的群体心态条件下,雅各宾派要赢得人们的尊敬,就必须做出一种姿态,拿出一些行动,来表明自己并不是一个“乱党”,并不是一个以搞阴谋诡计为能事的“党派”。事实上,雅各宾派的许多言论和行动,都反映出了他们力图避免给自己染上破坏革命团结的乱党色彩这一深层心理。德穆兰在1791年2月14日《法国和布拉邦的革命》中,就曾极力强调雅各宾俱乐部政治上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和忠实积极的特点,认为:

雅各宾俱乐部是国家真正的研究委员会,在安分守己的公民眼里,它没有国民议会那么危险,因为在那里,揭发、评论都是公开进行的;对坏人来说,它却要可怕得多,因为它同各地相关的社团通信联络,对83个郡的每个角落都了如指掌。它不仅是令贵族闻风丧胆的激烈的审判官,它还是矫正一切恶习、帮助一切公民的伟大的检察官。确实,俱乐部在国民议会旁边似乎行使了检察署的职责。⁽²²⁾

德穆兰的这一观点,直到热月时期还为雅各宾派所坚持。共和三年葡月25日(1794年10月16日),山岳党人克拉苏在雅各宾俱乐部批驳了关于该俱乐部“企图充当人民和国民公会之间的中介权力”的谎言,认为这不过是贵族分子的恶意中伤;在他看来,雅各宾俱乐部的“组织特征”,即在于它“自创立之日起就是政府本身及其各部门的监督者”。

历史学家米什莱也曾指出,雅各宾派的特点即在于它总是忧心忡忡地监视着当局,监视着官吏、教士和贵族,它是大革命用以监视的眼睛,用以控诉的声音,用以打击的手臂。

由此可见,雅各宾派始终以保持高度革命警惕、忠实贯彻“公开性”原则为其坚定不移的行为准绳。它竭力向公众表明自己不屑于搞任何秘密的派别活动,不屑于充当政府当局的幕后操纵者,也就是说不屑于成为一个现代自由政治意义上的“政党”,而只满足于行使合法政府身边的“检查署”、“监督者”的职责,充当大革命警惕的“眼睛”、舆论的中心和战斗的力量。

毫无疑问,雅各宾派的这种心态仍然是法国革命者“危机意识”的突出表现。我们知道,作为革命资产阶级中最具有革命彻底性的派别,雅各宾派对于革命现实的不稳定感,对于反革命“阴谋”的忧虑也格外强烈。实际上,雅各宾主义以特别强调“联合的战略”和“统一的策略”——即特别强调革命阵线的团结一致为其政治上的特点,也正是雅各宾派特殊强烈的危机意识的必然反映。雅各宾派对革命团结的高度重视有多方面的表现,他们不仅相当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罗伯斯庇尔始终不愿审判73名吉伦特派议员、救国委员会始终拒绝从军队中开除以前是贵族但当时忠于共和国的军官,等等),而且不惜以恐怖手段打击在他们看来对团结有害的各种“乱党”势力,同时还十分注意以身作则,即努力用自己对“公开性”原则的模范遵守,来为全体共和国公民作出表率。在大革命上升时期,雅各宾派的这种团结政策无疑是卓有成效的——它确保了革命政府的建立和巩固,拯救了革命和共和国并推动革命达到了一个相当彻底的结局。然而,这种政策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严重的副作用或后遗症。通过滥施恐怖,残酷镇压忿激派和埃贝尔派,雅各宾派表面上维护了革命阵营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却在激进民主主义势力内部造成了深深的裂痕;通过一贯地片面强调和推行团结政策,“公开性”原则被严重教条化了,形成了不良的心理积淀,使雅各宾派产生了对“革命团结”的盲目依恋,失去了在客观政治形势发生剧烈变化时的应变能力,以致于当旧日的联盟因胜利的形势而不可逆转地陷入瓦解的时候,当反动势力已在为扼制激进民主主义的发展而磨刀霍霍的时候,雅各宾派却仍旧沉湎于“团结”的梦幻之中,迂腐地死守不搞党派政治的僵硬信条,不敢也不屑于以党派的形式组织起来展开坚定有力、灵活机动的政治斗争,终于在反动派的大举进攻面前迅速丧失了抵抗力。

至于巴黎的人民大众——无套裤汉,如所周知,他们对“公开性”的热切向往,比起雅各宾派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他们在选举时极热衷于搞唱名投票或鼓掌表决,在雅各宾派看来就很有些过火。后来,由罗伯斯庇尔的心腹帕扬把持的巴黎市府终于下令禁止了这种无套裤汉的选举方式。然而即便是恐怖统治的高压,也没能把无套裤汉对政治公开性的追求压制下去:他们随即纷纷离开了各区的区民大会,以表示对资产阶级选举方式的拒绝和抗议。这一情况,显然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无套裤汉比雅各宾派更担心“阴谋”,或者说反映了无套裤汉较之雅各宾派更为深刻的“危机意识”。这也正是无套裤汉极易听信有关“乱党”、“阴谋”之类谣言的原因。由此看来,对于热月党人以“乱党”的罪名消灭罗伯斯庇尔派,以维护“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为幌子限制雅各宾派的活动,并以“共和国不得有二权并存”为由封闭雅各宾俱乐部和选举俱乐部时,巴黎无套裤汉为什么竟能够听之任之甚或随波逐流,也就更容易理解了。

在雅各宾派的衰亡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而第一个从中获得某种启示的很可能是巴贝夫。这位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思想家和活动家,在行动上似乎力图抛弃雅各宾派所恪守的“公开性”原则,他甚至毫无顾忌地把他的组织称作“平等派密谋”。如果说密谋策划还并不是巴贝夫政治活动独有特征的话(实际上,1792年8月10日和1793年5月31日-6月2日的起义就是经过密谋策划的),那么其组织的严密性,却的确是大革命中以往的其他派别所望尘莫及的。在这个地下组织的核心处,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小组,它紧密依靠为数不多但经过考验的秘密战士,他们被称作“革命的联络员”,负责上传下达的任务;其外围是同情者,亦即共和二年意义上的爱国者和民主分子,他们充当着基层战士,对于他们似乎并不要求都赞同巴贝夫的共产主义理想。再往外,便是需要加以引导的人民大众了。这一套组织形式,是与巴贝夫及其战友们提出的“革命专政”的概念相适应的。这个概念认为:通过起义夺取政权后,再把权力交还给根据政治民主的原则选举、甚至普选产生的议会,是幼稚可笑的,因为整个民族已“奇怪地脱离了自然秩序”,因而是不可信任的;在改造社会、建立新政权的整个过程中,必须维持极少数革命者的专政,以便让人民恢复接受共和制度所必需的统一意志,从而能够实际地而不是虚假地行使自己的主权。这个思想,显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基本范畴,而同近现代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联系起来了。按照索布尔的说法,就是:“通过邦纳罗蒂,这一思想传给了布朗基,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和实践,其渊源很可能就是布朗基主义。”⁽²³⁾

可是,尽管“平等派密谋”在组织的严密性上看起来无懈可击,但它仍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它并没能够确保与人民群众的必要的联系。在这个组织中,指示下达渠道畅通,情报上传则相当困难,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在区级“爱国者会议”与普通民众之间有什么制度化的联系。索布尔在谈到这一情况时曾喟然叹曰:“当时还远远没有建立一个结构严密的政党的观念。”由此看来,即使是热衷于政治密谋的巴贝夫及其追随者,也终究没能完全摆脱大革命的“公开性”原则所设下的种种心态羁绊。

【注释】

(1)参见林·亨特:《法国革命中的私生活》,1985年在北大历史系的讲演稿,打印件。

(2)转引自林·亨特:《法国革命中的私生活》。

(3)参见《民报》,第19卷,第403页。

(4)参见西哀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8页。

(5)参见西哀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81页。

(6)参见维·彼·沃尔金:《18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97页。

(7)《导报》,第19卷,第691页。

(8)林·亨特:《法国革命中的私生活》,第2页。

(9)参见维·彼·沃尔金:《18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第407页。

(10)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6-47页。

(11)参见同上书,第46、48页。

(12)《巴黎无套裤汉与法国革命,1793-1794年》,格林武德,1979年,第139-140页。

(13)《导报》,第20卷,第96页。

(14)参见《罗伯斯庇尔全集》,第8卷,巴黎,1954年,第206-207页。

(15)参见G.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第440页。

(16)林·亨特心目中的雅各宾专政,参见林·亨特:《法国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47页。

(17)A.索布尔:《雅各宾派与雅各宾主义》,见王养冲编:《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选》,华东师大出版社,1984年,第43-44页。

(18)参见《导报》,第22卷,第255页。

(19)参见A.奥拉尔编:《热月反动和督政府时期的巴黎》,第1卷,巴黎, 1898年,第179页。

(20)参见F.布吕奈尔:《最后的山岳党人和革命的团结》,载论文集《吉伦特派与山岳派》,巴黎,1980年,第305页。

(21)转引自A.索布尔:《雅各宾派与雅各宾主义》,载王养冲编:《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选》,第38页。

(22)转引自A.索布尔:《雅各宾派与雅各宾主义》,载王养冲编:《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选》,第39页。

(23)A.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第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