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浅谈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胡春莲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

摘要：翻译理论要求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充分忠实原文，但由于各个国家民族文化和思维的差异性给译者在翻译中如何很好地用一种语言文字把另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真实地表达出来造成了困惑和难度。因此，译者不得不在翻译过程中借用其他方法来处理这个要忠实却难以忠实的矛盾。本文主张用艺术手段来协调这个矛盾，译者应该结合翻译理论与实践，巧妙地处理忠实、科学、艺术三者间在译文中的作用。

关键字：翻译；忠实；科学；艺术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与之相对应，我们现代翻译界把“信、达、雅”称为“忠实、科学、艺术”（语）。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各种著作的翻译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忠实、科学、艺术”在翻译中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在翻译中如何协调好这三者的关系成了各大翻译家争论不休的焦点。

“忠实”的目标对于翻译本来是不待证明的、天然的要求，是千百年来翻译理论和实践一直围绕旋转的中心。然而近来似乎颇有人对此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外国语》1998年第3期所载《从梦想到现实：对翻译学科的东张西望》一文中，引勒菲弗尔语曰：“忠实只不过是多种翻译策略里头的一种，是某种意识形态和某种文学观结合之下才导致的产物。把它捧为唯一一种可能的、甚至唯一一种可容许的策略，是不切实际的、徒劳无益的。”文章作者（张南峰）据此及其他一些类似论点得出结论：“忠于原文不是理所当然的、唯一的标准，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绝对正确的标准。”

如果我们退到起点，退到翻译活动的肇始，问题将显得非常简单。翻译的出现是出于文化交流的需要。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把它比之于向国人介绍西洋绘画、西洋音乐，或者相反，把中国画或者中国的民族音乐介绍到国外去。无论这种介绍活动的其他目的怎样，在一个首要的、根本的目标上它们是一致的：向目的文化的接受者呈现原作的本来面貌。如果说在介绍绘画、音乐作品时对原作的色彩、线条或者曲调加以改易将显得荒谬绝伦的话，那么理想的翻译也不允许对原作随意篡改。在这个起点上要求的是绝对忠实，我们并没有“百分之七十、五十、三十”的选择。

很明显，此时的“忠实”与“客观真实性”同义：“忠实”意味着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完完全全、不多不少的再现。但同样明显的是：我们无法把翻译与介绍绘画、音乐的类比坚持到底，其根本原因在于两者所使用媒介的不同。钱钟书先生早就指出，“我们该辨清，假使绘画的媒介（medium）是颜色线段，音乐的媒介是音调，那么诗文的媒介就不是文字，而是文字和文字的意义；假使我们把文字本身作为文学的媒介，不顾其思想意义，那么一首诗从字形上看来，只是不知所云的墨迹，从字音上听来，只是不成腔调的声浪”。然而，翻译的“忠实”标准并不是如此轻易就能否定的。像在其他任何学科中的情形一样，人们不能因为无法企及百分之百的真理而就此放弃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在实践中，人们可能牺牲一部分“忠实”，但这往往是为了保证更大部分的“忠实”能够实现，仍然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忠实。

翻译的科学论之所以陷入矛盾，其根源仍在于前面提到过的翻译对象所涉及的媒介——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这种特性决定了科学无法完成其使命，因而即使很不情愿也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艺术。首先，大多数人已经接受的一个事实是：虽然科学力图把文本语言中的意义一点一滴落实，但语言却总是拒绝把它的全部意义交出来。事实上，现代批评理论可能会说并不存在什么“全部意义”。不同的译者，依其文化素养、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等各种条件的不同，必然对相同的文本产生不同的理解。换句话说，作品随时都可能产生新的意义。其结果，恐怕可以套用一句话说，“有一千个译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但只要我们承认翻译过程也是一个阐释过程，这就是无法逃避的一个事实。不同的译者，即使假设他们站在相同理解的起点上，在其表达过程中也必然趋向差异。没有任何两个人会使用完全相同的语言，因为“一方面，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语言”（吕俊语）。译者在表达过程中或多或少总是会把他自己也写进去的。该过程同时又与阐释过程密不可分。两者结合，决定了翻译不可能做到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客观、科学，而必须留下一定位置给直觉、推敲、灵感等艺术思维方式。阐释与表达引进的差异意味着各种不同译文存在的可能性，也就否定了唯一不变的绝对忠实的译文，因而是对科学方法消解的第一步。但真正把译者逼上自觉地运用艺术方法的是语言中的不可译因素：不同语言之间形式上的差异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差异。

文本意义中或多或少的一部分只能存在于原语形式中或原语文化中，这已经成了多数人的共识。在翻译中，这部分意义的缺失可能影响译文的整体效果甚至使之不能成立。因此，译者必须再创造，使译文虽然不能与原文相等，却能与其双峰并峙，相差仿佛。钱钟书先生所谓的“故知‘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正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证明。如此说来，翻译中艺术的存在和科学一样也是源于对“忠实”目标的追求。原文如果是艺术，忠实的译文就必须还它一个艺术品。假如条分缕析的方法达不到这个目的，那就只有付诸于再创造。当然，关于不可译性，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强调语言的表达能力，认为理解与再表达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鸿沟。而另一方面，如果严格强调“忠实”，则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不可译性。乔治·穆南说过：“如果我们接受现代语言学关于词汇、语法及句法的流行观念，我们几乎可以明白地说，翻译是不可能的。”

但无论如何必须承认，至少对于严密的科学方法来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可译性，而这一直是翻译艺术论的基础。或者换一个表达方式：艺术是翻译对语言、文化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的一种处理方式。

亚里士多德说过，“所有的艺术关心的都是进入存在的过程，即揣想、思考如何让一件既可存在又可不存在的事物进入存在。”

“忠实”作为一个目标可以视为翻译活动的终点，但这个目标的实现却并不是翻译的最后一个步骤。它体现在每一个哪怕是微小的步骤中，是翻译全过程的总和。因此，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一飞离科学的坚实地面，就必须出现差异、偏离。那么，究竟应该给予艺术的翅膀多大的自由呢？一种较为极端的艺术论主张尽量发挥译入语语言、文化的优势，使翻译成为“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竞赛”。翻译艺术似乎不需要多少束缚，甚至不妨拥有自己独立的标准，于是就有了“音美、意美、形美”（许渊冲语）的“三美”说。当然，即使作为创作论，“三美”的标准也不一定具普遍性，在翻译中是否到处适用就更值得考虑。但问题的焦点是，翻译中艺术的本质如何？它真能拥有自己的独立标准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五花八门，但在一个基本点上却趋向于一致：翻译的艺术与创作的艺术有着本质的差异，它不可能空有独立的艺术标准，而只能以原文为指归。“神似”说如此，“化境”说亦如此。所谓“译者得矫揉造作，对原文亦步亦趋，以求取消原著者的天然本来的风格”。

艺术似乎能够帮助科学完成它的任务，然而它的手段是引进差异、叛逆。而这恰恰是科学精神所不能容忍的。

我们经常说：理论应与实践保持一致。但在实践中上，理论很难与实践保持一致。吴岩出在《从所谓“翻译体”说起》中针对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翻译体”的实质：一些译者“一条腿走路”，“未能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译文“是外国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称自己“不通一种外国语，常常看些翻译东西”。他在《谈谈翻译》一文中坦言“正因为不通外国语，我才要读译本呢”。他的话揭示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请教你译；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劳驾了。”正是凭着“不通一种外国语”的“外行”眼光，叶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叶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既然是两种语言，语法方面，修辞方面，选词造句方面，不同之处当然很多”，“同样一个意思，运用甲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运用乙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来影响”，也“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据叶圣陶讲，“翻译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反观之，“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才算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家”。

在翻译实践中，由于各国文化、历史传统的差异性直接促使了读者在理解同一事物上的接受力的不同，因此译者在原著进行翻译时会无意识地以本国传统的理解方式来解读作品，这也可以说翻译一开始就注定了译文与原著之间的某些差异。不同文化之间的撞击导致了完全忠实原文的不可能性。再者，翻译的目的就是想把外来的优秀文化以最直白的方式呈现给国人，那么用与国人一致的思维和角度来诠释原著，这也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不论是汉语译成外语还是外语译成汉语都同样受用。如果说要完全忠实于原著，那么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很容易陷入叶圣陶先生所说的“死翻”。我们可以看个例子：

朱子家训是我国古时的家庭礼教文化精华，使人通人事，明事理。从用词、达意、音韵等方面来看，张香桐院士的译文与其说是一种翻译，还不如说是一种在原意的基础上用英语进行了尽善尽美的修饰和解说，才给读者留下了最美的享受，也成为了大家称赞的翻译典范。

（1）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The growing of rice and of grain

Think on whenever you dine；

Remember how silk is obtained

Which keeps you warm and looks fine.

（2）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

In periods of drought

Wise birds mend their nest

So when the clouds burst

They snugly may rest；

Never be the fool

Who starts to dig a well in the ground

When he wants a drink of water

And water can’t be found.

中国人民大学外语学院聘特邀研究员曲刚老师说过这样一段话：学好汉英翻译的最关键是要从宏观上懂得汉语和英语在语言风格上的差别，比如汉语修辞华丽优美，英语用词质朴；汉语句子短小精悍，英语句子长；汉语是“写意”的，英语是“写实”的等等，其实把这些宏观上的语言特征对比搞清楚了，翻译也就清楚了，要多从宏观上把握认识。

从“宏观上把握”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在翻译过程中还是要充分尊重原著，尽可能地使其原汁原味。但是，保持原著者的风格若做不到，起码译者应有译者自己的风格，读起来有文学味道，使人欣喜。世界上有一些著名的译本，比原著还更美，是翻译中的创作。严格地说，这个办法也许已经不能叫做翻译，因为两种不同的语言的创作是不会天衣无缝，恰好一致的。这种译法不能够一字不差地追随原文，而是把原文消化了之后，再进行创作。不过，这种译法的确能使译文美妙，独具风格。林纾的译笔便多少有此特点。他虽没有保持了原著的风格，也不比原著更美，可是他的确表现了自己的风格。这种译法，用于文学作品，还是说得过去的。这总比逐字逐句地硬译，既像汉文，又像洋文，既像语言，又像念咒，要强一些。当然林纾只有一个，但在尽量忠于原文的原则下，能够译得有风格，还是好办法。

参考文献

1．方克平．论翻译中的矛盾［J］．《中国翻译》第4期，2000

2．吕俊．从文本出发一对等效翻译论的反思［J］．《外国语》第3期，1998

3．许渊冲．译学要敢为天下先［J］．《中国翻译》第2期，1999

4．吴岩出．从所谓“翻译体”说起［J］．《中国翻译》第6期，2001

5．舒展选编．钱钟书论学文选（第4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

Abstract：Translation theory requires translators fully respect the original．But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ountries and nations bring many troubles to translators about how to use a language to express the true meaning by other language．Therefore，translators have to think about other ways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y art．This paper claims that we should coordinate the contradiction，the translators should combin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and deal well the function among faith，science and art．

Key Word：translation；faithfulness；science；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