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平衡

第三节　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平衡

一、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平衡的基本内容

由于后发国家无法继续遵循先发国家的政治发展逻辑，政治发展序列观必须让位于政治发展的平衡观。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不能重走先发国家的道路，而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政治平衡问题。政治平衡总是相对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历史内涵。那么，何谓“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平衡”?在政治发展进程中有哪些政治平衡问题最值得关注?

所谓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平衡，是指在从传统政治转向现代政治的发展过程中，通过采取一定的平衡策略和战略从而使政治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基本矛盾保持一定的张力，不至于落差太大而维持一种相对均衡的政治发展态势。那么，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其政治发展过程中应实现哪些政治平衡呢?李景鹏认为，政治是特定的社会主体维护其根本利益的特定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特定关系，政治发展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主体结构的发展，二是行为方式和手段的发展，三是关系的性质和状况的发展。^[129]事实上，这三方面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体制、行为和价值。主体结构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政治体制的发展，而关系的性质状况主要是由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王沪宁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政治发展主要体现在价值、体制及行为三个方面。从价值上讲，“政治发展意味着民主精神的弘扬和升华，意味着民主原则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普及。”从体制上看，“政治发展意味着政治活动的制度化”，“意味着民主制度的广泛实行”。从行为上说，“意味着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让民众能够了解和参与政治过程，使政治活动反映民众的要求，能够使民众与政治活动形式具有高度一致的利害关系。”^[130]由于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平衡的具体内容是由政治发展所决定的，因而本书认为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平衡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价值、体制和行为。

1.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价值性平衡

政治发展不仅具有价值导向，而且是导向现代民主。“时至今日，民主思想仍然广受欢迎。大多数政体仍然标榜‘民主’，那些没有自诩民主的政体也常常坚持认为，非民主统治的特例是最终通往‘民主’的一个必然阶段。在我们的时代，即使独裁者似乎也认为，少量的民主话语是其合法性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131]然而，“民主思想的历史是奇特的，而民主实践的历史则是令人困惑的”。^[132]民主化的浪潮尽管已经掀起三次波涛，但我们也应看到的是三次波涛背后是三次回潮。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对于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因此，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既不能放弃现代民主的价值取向，又要防止民主化过程中出现历史的倒退与混乱。

除了民主，它们还需要效能。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它们需要不断地扩大与完善公民参政的渠道，同时还要有能力调控整个社会，不至于导致参与爆炸。当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着民主化浪潮的冲击，而且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民主的浪潮要求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坚持民主的基本价值，全球经济与科技等的扩展又要求有一个有效能的政府来应付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我们不能以效能为由消灭民主，也不能以民主为由否定效能。而此时民主与效能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没有民主，我们很难说有了政治发展;没有效能，连最基本的民主条件都不可能创设。

总之，政治发展不仅涉及国家的发展，也涉及社会及个人的发展。政治发展的民主化目标要求国家机构的民主化、公民参与的扩大;而政治发展的稳定性目标要求国家机构能力的增强，公民参政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关乎民主，另一方面关乎效能。因此，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其政治发展过程中必须努力在民主与效率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

2.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性平衡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不仅面临着“民主”与“效能”的二律背反，而且在政治体制的构建上往往陷入“分权”与“集权”的困境。众所周知，一般发达国家都走过了由权力集中、权力扩大再到权力分散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但与此相伴随的是，发达国家的公民权利及其保护程度也在不断扩展，并不是一定要发展到权力分散阶段，才保护公民权利。对于当今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的政府的确普遍缺乏效能，缺少一个集中的能有效贯彻国家意志的统一的国家权威，因而，集权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初期是必需的。但这些国家在缺少一个有效能的政府同时，还存在着公民权利的普遍短缺。没有分权的民主体制，公民权利的保障就是空中楼阁。

从历史发展来看，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体制的选择上，往往存在着诸多的反复。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政治体制，大体上就经历了这样三种形式:独立初期，非洲多数国家基本上承袭了原来西方殖民统治的一套文官制度，并以此为蓝本，组织政党政府。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军队干涉政治的情况愈演愈烈，随之出现了一大批军政权。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又开始向文官政府转型。拉丁美洲诸国大体上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19世纪初，一系列拉丁美洲国家获得独立后，大多建立了共和国。但随后由于具有浓厚封建买办性质的大资产阶级的加入，再加上军人上层分子的干政，就形成了一种寡头集团的专制统治体制。20世纪50年代，拉美反对军事独裁的声浪剧增，到1959年，军政权国家只剩下4个。而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地区又相继回到军人政权，特别是南美洲出现了清一色的军人执政的局面。这一政治局面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拉美再次出现民主化的浪潮。^[133]东亚国家也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相似的历史过程:从战后民族独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实行了威权政治，从80年代中期以来，从威权政治开始转向现代民主政治。^[134]这充分表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获得国家独立后，在政治体制上往往面临着在集权与分权之间的艰难选择。事实上，这种政治体制上的选择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过程，广大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国情，建立起集分结合的政治体制。在经历了多次的政治体制上的变革后，许多国家已不能按既有标准作非此即彼的划分。在当今的拉丁美洲，除4个是民主国家，3个是威权国家或集权国家外，其余15个都是处于二者之间，被归类为“部分不自由国家”(partly illiberal democracy)、“竞争的半民主国家”(competitive semidemocracy)、“限制竞争的半民主国家”(restrictive semidemocracy)、“半竞争的部分多元威权国家”(semicompetitive partially pluralist authoritarian)。^[135]这些国家现如今很难将其归为完全的存在分权制衡体制的民主国家或政治上个人集权、政党集权的威权国家与集权国家。

总之，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其政治发展过程中，在政治体制的选择上，往往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徘徊。如何建立起一种集分平衡的适合自身政治发展的政治体制，是令当权者们十分头痛的问题。

3.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行为性平衡

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传统政治是少数人的政治，而现代政治则是大众参与的政治。然而，大众参与政治并不等于大众控制政府，新兴国家往往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现代参与政治的模式，即民主的模式和极权的模式。“民主国家为普通人提供机会，以具有影响的公民身份，去参加政治决策的过程;极权主义则为之提供‘参与服从’的角色。”^[136]要走向民主，就必须扩大民主的政治参与。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方面就是要使全社会性的社团得以参政，并且还需要形成诸如政党一类的政治机构来组织这种参政，以便使人民参政能超越村落和城镇的范围”。^[137]可见政治发展在政治行为上的最普遍的表现就是政治参与扩大化。然而，政治发展的目标不仅是现代政体，而且是发达的现代政体。“现代政体之有别于传统政体就在于它的政治参与水平，而发达政体之有别于不发达政体则在于它的政治制度化的水平。”^[138]也就是说，现代民主不仅在于它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水平，而且在于它有发达的政治制度和组织来对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行为进行调控。

由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不断扩大政治参与，另一方面又要将政治参与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一个发展中国家要从传统政治走向发达的现代政治，在公民政治参与行为上总是面临着大众政治参与和政府的政治控制之间的矛盾。没有一定的政治控制，政治参与的扩大可能将整个社会带入群众社会而不是参与社会。^[139]过于强调政治控制，一味压制政治参与，又极有可能引起参与爆炸或革命。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所要做的就是在群众政治参与和政府政治控制之间寻找平衡。

总之，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进程中面临着诸多的矛盾与问题，这些矛盾与问题集中体现在价值原则上的民主与效能、政治体制上的分权与集权、政治行为上的参与与控制这三个方面。只有实现了民主与效能、分权与集权、参与与控制的动态平衡，才真正达到了政治发展的理想状态。任何政治发展序列观所主张的“单腿支撑”式发展，都不可能长久。

二、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平衡的内在逻辑

一般而言，政治平衡不只是包括价值性平衡、体制性平衡及行为性平衡三个部分。对于一个政治体系而言，也不仅仅表现为民主与效能、分权与集权、参与与控制的平衡。然而，政治平衡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本书所要集中论述的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平衡问题，因而，在本书中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平衡的具体内容是由政治发展所决定的。

政治发展本身并不是价值无涉的。如果抽取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那就无异于政治变迁研究。“政治发展研究之主旨，着重在从传统政体转变到现代政体的目的论上;至于政治变迁研究，则有意规避这种目的论的倾向，而只关心变迁的过程、速度与范围，客观地不含价值色彩地探讨政治系统内部诸因素的互动关系。”^[140]政治发展也不同于政治现代化，派伊认为，如果将政治发展等同于政治现代化，那么就会面临如何区分“西方”与“现代”的难题。^[141]我国学者陈鸿瑜认为:“政治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过程，而政治发展则是一个预期的、价值追求的过程。从结果来看，如果说现代化是一个‘破’的过程，是对以往秩序的破坏，是一种平衡状态的打破，那么，政治发展则是一个‘立’的过程，是一种秩序的重构和新的平衡的实现。”^[142]因此，政治发展只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正向结果，也就是说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政治衰退，也有可能出现政治专制与独裁。“非民主政体，甚至反民主政体，同样有可能是现代化的产物。”^[143]而政治发展恰恰是与这些结果相对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治发展虽然是一个政治科学概念，但其内涵并不是价值无涉的。政治发展的“秩序论”者的最大缺陷不在于否定政治发展研究的价值取向，而在于以强大的秩序需要抽取了政治发展的民主价值目标。“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144]亨廷顿的这一观点具有极强的霍布斯倾向，即他所强调的政治秩序以“效能”作为惟一的政治价值目标。政治发展不应抛弃政治民主这一更为长远的目标。也就是说强调政治稳定和秩序的同时不能忽视民主与自由。发展本身意味着进步，政治发展意味着政治进步，而人类至今所找到的最好的政治形式就是民主政治。政治发展的反面不仅有政治衰败，而且还有政治专制与极权统治。后者对于人类文明的破坏也具有毁灭性。正是因为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发展理论又重归民主化倾向。亨廷顿自己曾坦言，他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强调政治稳定，是因为他认为政治秩序是一件好事;而在20年后《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强调民主及民主化，是因为他相信民主自身也是一件好东西。^[145]国内学者时和兴认为，亨廷顿的这两种思考是基于两种不同的现实。20世纪60年代他认为权威优先是基于平民主义国家的现实，90年代他又认为限制国家权威更加重要，是由于他看到了权威优先于自由的发展战略所带来的权威主义国家的普遍危机。20世纪60年代的现实是，欠发达世界严重存在着短缺政治，即在经济与社会产品短缺的背后的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现实是，欠发达世界许多权威主义政权也面临着合法性问题。宪政主义国家与新兴民主国家正是要完成这一任务。^[146]因此，对政治发展必须坚持民主与效能平衡发展这一价值标准，而政治价值上民主与效能的平衡发展又决定了政治体制上的分权与集权及政治行为上的参与与控制的平衡发展。

另外，政治发展作为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正向的转变过程，既包括国家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的量与质的提升;也包括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公民权利的扩展及受保护程度的提高。而所谓“正向的转变”，是与政治衰朽与专制极权相对应的。因此，在国家发展方面，不仅是指国家权力的量的增加，而且是“质”的提高。这种“质”的提高，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民主化，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有效化。在社会发展方面，不仅是指公民权利的扩大，而且也包括公民权利的受保护程度的提高。公民权利的扩大要求民主，而公民权利要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又离不开国家的效能。即使是民主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也仍然存在。奥罗姆在分析美国的政治发展过程时就提出，当代美国的权力分配呈现两种趋势:一是现代公司和美国国家权力的扩张，一是劳动的合理化和公民权的扩大。在政府权力增长的同时，公民权也在不断扩大，民众对联邦政府有组织的抵抗活动也逐步增加。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呈现平衡扩展的趋势。^[147]因此，从价值原则上看，政治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在民主与效能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过程。

在一个政治体系内，价值是体制的内化，体制是价值的外化。政治体制是政治价值的承载者，没有政治体制，政治价值就会成为空洞的价值。“价值观念与结构之间的实际关系是互相影响的，我们几乎很难将价值观念抽离出政治结构之外。”^[148]因此，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保持“民主”与“效能”的价值性平衡，还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集分平衡的政治体制的构建。民主要求分权，效能要求集权。没有政治体制上的分权制衡，就不可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更谈不上国家权力的民主化。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现代国家必须提升自身的效能以维护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这就要求一定的集权，尤其是行政权力的集权。“二战”前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从代议分权民主制走向行政集权民主制正是基于此。这种行政集权民主体制事实上仍是以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只是行政权力的扩张比较突出，但并没有超出民主制的基本范围。因此，在政治发展过程中，要维护“民主”与“效能”的平衡，就必须同时在“分权”与“集权”之间保持平衡。

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发展的“民主”价值原则要求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而政治发展的“效能”性价值原则又要求政治参与的扩大不能超过政府的承受能力。国家权力的发展不仅是国家权力量的增多，而且是“质”的提高，这种“质”的提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效能。由于政治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就是政治参与扩大化，伴随政治参与扩大化所要求的提高国家权力效能的主要表现就是调控社会大众政治参与的能力。因此，在政治行为上，政治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寻求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国家的政治控制之间的动态平衡的过程。

总之，从本质上讲，政治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寻求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平衡发展的过程。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发展，在政治价值上表现为民主与效能，在政治体制上表现为分权与集权的平衡，在政治行为上表现为参与与控制的平衡。在这三种平衡当中，民主与效能作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价值原则，决定了在政治体制上的分权与集权、在政治行为上的政治参与与政治控制之间的平衡。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价值、体制与行为上的平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机体，都是围绕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发展这一基本内容的。

【注释】

[1]《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78页。

[2]《辞海》(上)，辞海编辑委员会，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3]在经济学中一般用均衡而不用平衡这个概念，而依据《辞海》中对平衡的解释，本书没有严格区分“平衡”与“均衡”。

[4]［美］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包雅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3页。

[5]［美］保罗·魏里希:《均衡与理性——决策规则修订的博弈理论》，黄涛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6]［美］保罗·魏里希:《均衡与理性——决策规则修订的博弈理论》，黄涛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7]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9页。

[9]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10]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11]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7页。

[12]信春鹰:《寻求民主与宪政的平衡》，载《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5、249页。

[13]张辰龙:《在自由与民主之间保持张力》，载《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0页。

[14]唐克军:《不平衡的治理:明代政府运行研究》，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430、431、436页。

[15]张星久:《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关系》，载《求索》1998年第2期。

[16]Sten S.Nilson.Political Equilibrium，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3，No.4(Dec.，1959)，pp.383-390.

[17]Sten S.Nilson.Political Equilibrium，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3，No.4(Dec.，1959)，pp.383-390.

[18]Anatol Rapoport，Remarks on“Political Equilibrium”by Sten S.Nilson，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3，No.4(Dec.，1959)，pp.391-393．

[19]参见［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0]《国语·郑语》。

[21]《论语·学而》。

[22]《论语·子路》。

[23]《孟子·公孙丑下》。

[24]《论语·雍也》。

[25]田文军、吴根友:《中国辩证法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26]［美］杰克普拉诺等著:《政治学分析辞典》，胡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

[27]谭长贵:《社会发展——动态平衡态势论》，载《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28]施雪华:《政治现代化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7页。

[29]陈建兵:《政治民主与政府能力:一种政治发展研究视角》，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

[30]门忠民:《论平衡》，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院博士硕士文库(哲学卷)》(中)，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23页。

[3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11页。

[32]［英］M.J.C.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1页。

[3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3页。

[3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6页。

[3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3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7页。

[37]［法］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陈太先、眭茂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94～295页。

[38]［法］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陈太先、眭茂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3页。

[39]［意大利］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贾鹤鹏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506页。

[40]［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1页。

[41]［美］杰克普拉诺等著:《政治学分析辞典》，胡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42]［美］D.B.杜鲁门:《政治过程》，陈尧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1页。

[43]转引自［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56页。

[44]转引自［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56页。

[45]［美］V.O.基:《政党和压力集团》，纽约克罗韦尔公司1945年版，第5页。

[46]［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74页。

[47]卢正涛:《论政治平衡的构成要件及其表现形式》，载《贵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48]储建国:《政治能量的动态均衡与政治系统的稳定性》，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49]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50]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66页。

[51]孙立平:《权利失衡、两极社会与合作主义宪政体制》，载《战备与管理》2004年第1期。

[52]何包钢、郎兴友:《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53]梁木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把握政治平衡——兼析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载《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7期。

[54]参见袁柏顺:《寻求权威与自由的平衡——霍布斯、洛克与自由主义的兴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5]储建国:《中国古代君主混合政体》，载《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1期。

[5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02页。

[5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10页。

[58]《论语·雍也》。

[59]《中庸》。

[60]《中庸》。

[6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04～205页。

[6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06～207页。

[6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11页。

[64]［英］M.J.C.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2页。

[65]［英］M.J.C.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1页。

[66]［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67]［法］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陈太先、眭茂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94～295页。

[68]唐克军:《不平衡的治理:明代政府运行研究》，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页。

[69]［美］加里布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70]《论语·子路》。

[71]虞崇胜:《和而不同:和谐社会政治文明的精髓》，载《东南学术》2005年第2期。

[7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5页。

[7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7页。

[74]［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526页。

[7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7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77]Ralf Dahrenddorf: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xiii.

[78]［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页。

[79]［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83页。

[80]储建国:《政治能量的动态均衡与政治系统的稳定性》，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81]施雪华:《政治现代化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7页。

[82]《列宁选集》第4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4页。

[8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页。

[8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8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86]李翔海:《邓小平的动态平衡观》，载《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年第6期。

[87]虞崇胜:《和而不同:和谐社会政治文明的精髓》，载《东南学术》2005年第2期。

[88]参见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4～30页。

[89]See Lucian W.Pye，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Little Brown and Company，Boston，1966，pp.33-34.

[90]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91]李景鹏:《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92]李元书:《政治发展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页。

[93]王邦佐等主编:《新政治学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3～294页。

[94]谢庆奎:《新中国政治发展》，载《理论学习与研究》1999年第5期。

[95]施雪华主编:《政治科学原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24页。

[96]［美］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发展的研究方法》，波士顿，1966年版。转引自西里尔·E.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杨豫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97]Lucian W.Pye，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358，pp.1-13.

[98]［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纽黑文，1968年版，转引自西里尔·E.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杨豫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99]James S.Coleman，the Development Syndrome:Differentiation-Equality-Capacity，in Leonard Binder，etd.，Crises and Se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p.73-74.

[100]Vicky Pandall and Robin Theobald，Political Change and Underdevelopmen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ird World Politics，Macmillan 1985，p.27.

[101]参见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240页。

[102]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30页。

[103]［美］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7页。

[104]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

[105]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00页。

[106]刘文龙:《关于20世纪末拉美政治民主化独特性的再思考》，载《拉丁美洲研究》2002年第2期。

[107]参见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209页。

[108]施雪华:《比较政治现代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3页。

[109]［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各、嵇飞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25页。

[110]Samuel Finer，The Man on Horseback，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Penguin Books Ltd.，1975，p.78.

[111]任一雄:《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泰国个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185页。

[112]Stephen Haggard，Governance and Growth:Lessones from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Asia 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1999，Vol.(November)，pp.35-37.

[11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6页。

[114]［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页。

[115]［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0页。

[116]陈鸿瑜先生在其《政治发展理论》一书中将其概括为六项危机，即在前面五项危机的基础上加上了整合危机。事实上派伊认为整合危机是对前面五项危机的一个概括。参见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48～152页。

[117]［美］加里布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23页。

[118]［美］加里布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23页。

[119]燕继荣主编:《发展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的概念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

[120]［美］加里布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121]［美］塞缪尔·亨廷顿、乔治·J.多明格斯:《政治发展》，载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储复耘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22]参见陈尧:《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四章。

[123]［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34页。

[124]［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英文版序言第1页。

[125]参见［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36页。

[126]参见陈尧:《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四章。

[127]参见［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128]参见高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129]参见李景鹏:《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130]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页。

[131]［美］罗伯特·A.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曹海军、佟德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32]［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33]参见李培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61、130页。

[134]参见贾都强:《道路、经验与警示:战后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等著:《当代第三世界透视》，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2页。

[135]参见任一雄:《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泰国个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136]［美］阿尔蒙德、维伯:《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137]［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4页。

[138]［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3～74页。

[139]亨廷顿认为，群众社会和参与社会两者都有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各自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程度，群众社会的政治参与是非制度化的，而参与社会的政治参与是通过政治制度来进行组织和安排的。但参与社会并不一定是民主社会，因为大众参与政治并不一定意味着大众控制政府。共产主义专政有高水平的参政，但并不属于民主政体。参见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2～83页。

[140]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9页。

[141]Lucian W.Pye，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358，pp.1-13.

[142]燕继荣主编:《发展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的概念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143]［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144]［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页。

[145]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前言第3页。

[146]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230页。

[147]参见［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张华青、孙嘉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六章。奥罗姆认为当代美国权力分配呈现三种趋势，即公司权力的扩大、国家权力的扩张及公民权的扩大。实际上在美国公司权力的扩大与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部门的权力的扩大是结合在一起的，尤其是大的跨国公司的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权力分配的主要问题之一。

[148]Dennis Kavanagh，Political Culture，The Macmillan Press，1972，p.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