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政治观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邓小平的政治观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时期。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背景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首先表现为政治观念的转变。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着力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政治的错误概念，建立起科学的政治观，从而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和人们的政治实践活动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毛泽东的认识有所反复，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不同于剥削阶级存在的社会中的政治⁽¹⁰²⁾。中国的政治建设本可以在这一正确观点指导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比较平稳发展的轨道。但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晚年没有坚持这一正确观点，而是退回到把政治局限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并由此得出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的片面结论。结果，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逐步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国家政治建设和生活因为与动乱结缘，脱离了经济建设这个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根本，而变得日愈缺乏生机和活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立即着手对政治这个观点进行拨乱反正。他根据自己对社会主义政治的长期观察，从多方面阐述了政治这个概念及其涵义。首先，他对政治作了一种新的诠释:政治就是大局；其次，他鲜明地提出四个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所谓政治是什么呢?邓小平说:“我这里所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¹⁰³⁾大局又是什么?根据邓小平的看法，大局就是与一定历史阶段党和国家的总目标、总任务密切联系的决定国家命运、民族命运、党的命运的问题。“政治就是大局”包含三个方面的涵义:第一，政治就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第二，政治是中国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第三，政治就是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第一层涵义直接源于马克思“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观点，是运用这一观点考察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新情况而得出的结论。第二层涵义是邓小平对政治作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概括。第三层涵义也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的观点观察新的世界局势得出的结论，是第二层含义的拓展。在上述这三个方面的内涵中，政治就是中国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是这个观点的核心内容，它揭示了政治的本质，拓展了政治的内涵。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它既指明了社会主义政治鲜明的阶级性、深刻的经济根源，又表明了政治对于经济的依存关系、能动作用及经济对于政治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因为，各个阶级、集团的一切人的最根本的经济利益，必然集中表现为政治。这种根本利益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主要就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正是根据上述认识，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这一观点。邓小平说“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¹⁰⁴⁾，“就我们国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¹⁰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¹⁰⁶⁾。也正因此，邓小平把我们确定的战略目标，即到本世纪中叶，在经济上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称为“政治目标”⁽¹⁰⁷⁾，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确立起来的政治路线视为“最大的政治”，要求始终抓住不放。“政治就是大局”和四个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等观点，是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理论成果，是反思过去的政治实践后得出的结论，是邓小平对政治内涵和当代中国政治所作的最具普遍意义的极精练的概括。它既简明扼要又深刻地揭示了政治的一般内涵和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内容以及政治与经济的密切关联，突出强调了经济建设，即四个现代化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这就在理论上给了人们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以科学的观点，在实践上为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点，矫正了过去在我国长期存在并一度盛行的政治仅仅就是阶级斗争的片面观点。正是在这一观点指导下，当代中国政治由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步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由动乱转到稳定、健康发展的道路，国家政治生活开始改变长期以来扭曲而又沉闷的状态，呈现出勃勃生机。

(二)

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只有在理论上正确认识并在实践中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能使国家政治建设和生活彻底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因此，邓小平在科学解释政治涵义的同时，对于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关系，作了科学的阐述，并提出了颇有创见的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的方法，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第一，邓小平认为经济对于政治具有决定的作用，解决政治问题的根本因素是经济发展。他强调经济发展对于国内安定团结、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等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分析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我们只靠“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¹⁰⁸⁾，并且，“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¹⁰⁹⁾。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拥护我们，就是这10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他说:假如我们有5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会发生什么影响，而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也“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¹¹⁰⁾。邓小平还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世界和平及反对霸权主义都将起重要作用。他说:“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¹¹¹⁾，而且“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¹¹²⁾。如果我们经济发展，国家更加兴旺发达，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总之，一句话，四个现代化这个政治对于其他方面的政治具有决定的作用。

第二，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虽然是最大的政治，但它不能代替其他意义上的政治，因为这些方面的政治作为大局对于经济仍有保障作用乃至推动作用。他说，没有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¹¹³⁾，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¹¹⁴⁾。但这种保障和推动作用又是在经济的基础地位、经济的决定作用前提下发生的，而不是超越于经济之上或脱离经济的。这也就是说，政治作为保障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既是不可忽视的，但又不是唯一的最终决定力量。他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¹¹⁵⁾。显然，邓小平的意思是，政治对于经济，不但保证方向，而且还是一种推动力量。当然，联系邓小平关于改革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讲政治的“威力”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是十分清楚的了。

第三，邓小平认为，既然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那么它就应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应该紧密联系经济工作，而不能脱离经济工作。他强调“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¹¹⁶⁾，“正确的政治领导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¹¹⁷⁾。因此，衡量思想政治工作要联系经济工作。他说:“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¹¹⁸⁾他大声呼吁，“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¹¹⁹⁾。

为了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邓小平还提出了处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首先，从政治角度审视经济建设。所谓政治角度，即大局观点、战略眼光。邓小平一贯认为，对于经济问题不能只从经济角度去观察，更要从政治角度去考察，要充分估量其在政治上的意义。他说:经济发展“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因而，他强调对于经济发展问题“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¹²⁰⁾，“要从大处着眼”⁽¹²¹⁾“要瞻前顾后，看远一点”⁽¹²²⁾，也就是认识上有大局观念，行动上服从大局。他说:“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¹²³⁾，“只有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人人都注意照顾大局，我们才能够顺利地克服困难，争取四个现代化的光明前途”⁽¹²⁴⁾。

其次，从经济角度寻求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政治问题要用经济办法来解决。既然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政治问题，具有政治意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政治问题，那么，解决政治问题的思路、眼光也就应与经济问题联系起来，跳出只在政治自身框框中打转的局限，从经济发展中寻求解决政治问题的出路。因此，邓小平提出，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¹²⁵⁾，这一命题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关系国家命运和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等带全局性的政治问题，固然需要从多方面去解决，但根本的解决途径则是经济发展。邓小平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¹²⁶⁾。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要用经济办法来解决。“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¹²⁷⁾经济不发展，大到国家命运、国家统一、国家安全问题，小到各种具体问题，“永远不能解决”⁽¹²⁸⁾。

再次，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统筹政治与经济，不能顾此失彼。因为经济的发展对于政治问题的解决具有决定的意义，因而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应以经济为中心。但经济与政治不可分割，经济对政治也有依存的一面，因而经济又不可脱离政治，不可单打一，而应兼顾。邓小平强调:“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¹²⁹⁾。总之，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筹政治与经济。

上述这些观点和思路，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与经济的正确关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相统一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提出了解决政治问题、推动政治发展的根本力量和判断思想政治工作是非、成绩的重要标准。这些对于当代中国政治转型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第一，既然解决政治问题的根本因素是经济发展，那么，政治发展就不能不主要依赖经济的发展，这就进一步在认识上确立了政治服从于、服务于经济的观念，在实践中也就进一步推动国家政治建设和政治生活的转型，使国家政治建设和生活逐步脱离空谈轨道，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务实轨道。第二，根据上述认识，在实际工作中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紧密联系起来，以经济建设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逐步克服了20世纪中后期一度非常盛行的空头政治或政治与经济两张皮的状况，基本上改变了过去在实际工作中要么是空谈政治，要么陷入事务主义怪圈的现象，使政治生活日益与经济建设密切相连，并为经济建设服务。

(三)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的基本观点和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思路与方法，从指导思想上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21世纪政治文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上述基本观点、思路和方法指导下开始的政治局面的新变化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良好开端。

首先，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的基本观点、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从指导思想上为当代中国政治转型和政治文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就是依据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的基本观点和处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思路与方法，来考察、安排我国的发展规划，制定发展战略的。无论是在对我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中，还是在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或在关于我国发展目标方面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统一上；无论是在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上，还是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同发展的总体安排上，或者是在关于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关系问题上；无论是在关于国家统一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和具体安排上，还是在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判断等重大问题上，都鲜明地体现出邓小平上述基本观点和思路，以及他对上述基本方法的运用。而且，上述邓小平的基本观点、思路和方法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一部分已为全党所接受，成为全党观察和处理政治问题及政治与经济关系、政治与其他方面的关系等问题的指导性思想。显然，这就从指导思想上彻底克服了过去在国家建设和发展问题上较长时期存在的过分突出政治，忽视其他方面建设，而最终削弱了政治，乃至影响整个国家政治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开始把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政治生活纳入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轨道。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20多年中，虽然我国政治发展也曾经面临过严峻挑战，但由于有了这一正确指导思想，因而都能够化险为夷，从全局上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而融入邓小平理论中的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和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以及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的基本方法，也成为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最基本指导观点、思路和方法。

其次，上述基本观点、思路和方法在20多年来的实际工作中指导党和政府成功地处理了国家和社会中各种利益矛盾，既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又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为政治文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如改革中采取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和其他人富起来、率先开放沿海地区等政策，以及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根据上述思路和方法而作出的重大决策。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¹³⁰⁾，“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¹³¹⁾。不但处理经济问题如此，其他问题也如此。如稳定，邓小平说:“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¹³²⁾即使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比如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¹³³⁾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历史遗留的、长期积累的问题都是在上述思路和方法指导下，逐步解决的。既解决了实际问题，又顾全了大局；既化解了社会矛盾，保证了社会稳定，又调动了积极性。总之，比较好地做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统筹政治与经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使政治发展立足于经济发展，使中国政治生活进入比较稳定、健康发展的状态。所有这些，对于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既提供了基本经验，又提供了社会稳定的有序的前提或基础。尤其是最近10多年政治持续稳定而健康的发展，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良好开端。

(熊启珍，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