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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邓小平

时间:2022-09-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具体体现,是毛泽东政治伦理的继承和发展。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地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思想。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强调人民在政治中的地位。

三、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的贡献

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具体体现,是毛泽东政治伦理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体系的第一个形态,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发展。

(一)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

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初步地和全面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价值评判、伦理标准、道德要求、民主追求等问题,结合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继承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发展的新路径,既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人民性的本质特征,又具有对政治文明探索的实践性;既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继承性,又具有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时代性。

其一,人民性——政治伦理的价值“应当”取向。

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来自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国家民主理论,尤其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卢梭的人民性思想。恩格斯指出: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在大革命的时候以及在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82]。马克思非常注意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民主制实现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真正统一,人民真正能够享受国家主人的资格。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地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思想。毛泽东的人民观,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充分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热爱人民、服务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高尚情操。毛泽东人民观内容丰富,理论体系完备,主要包括人民战争理论、人民路线理论、人民利益理论和人民民主理论。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项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利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要让人民当家做主;人民享有最充分的民主权利,既享有劳动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又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保护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等。

在政治的“应当”指向上,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其政治伦理的最重要的特质,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正当性。在邓小平政治伦理的视界里,“一切着眼于为人民谋利益”,其政治伦理的人民性,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强调人民在政治中的地位。二是凸显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方面,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其经济政策充分体现了人民性特征。三是在成败、得失的评判标准上,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正是以人民利益为标准,来审视一切、考虑一切问题的。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进一步体现了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检验标准的人民性特征。此外,在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法制建设、政党伦理建设等方面的理论,都是围绕人民的利益而形成的。

其二,实践性——政治伦理的价值现实检验。

政治伦理的价值“应当”的正当性最终实现必须依赖于具体的实践手段,还原于现实的政治实践活动中。纵观人类社会政治历史发展,尽管政治活动受着历史经济动因所决定,但是具体到每一时间、每一形式的政治活动,因其每一主体自身的局限,政治行为的合伦理性并非始终是以自觉为特征的。如何克服不同主体自身局限,从自发走向自觉,这不仅是一个理性思考的过程,更是一个实践检验的过程。而邓小平政治伦理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创造,更是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改革实践相融合的政治伦理价值现实性的完美展现。

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体现了强烈的民主精神、法制精神和务实精神,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的方针、原则和措施,体现了务实的实践理性精神。

邓小平是个实干家,历来强调务实,反对空谈。他曾反复强调空谈不仅误人,而且误国,教育全体党员要多办实事,在实践中改造自己。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紧紧围绕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行动指南以及具体可操作的原则、方针。他对中国政治民主的思考总是与实践紧密相连,他不是先设定一套完整的方案,然后照搬这套方案,而是在实践中提出方案,在实践中修正方案,为实践所检验并使其得到丰富和完善。这样就使得邓小平政治伦理理论充满了实践性的特质。邓小平曾说过:“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83]

其三,时代性——政治伦理的价值时效体现。

每一个时代的政治伦理思想,必然是这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反映,蕴含着这个时代的灵魂、体现这个时代的特色。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与理论家,他总是敏锐地观察和总结当今时代的特点,把握时代的脉搏,因此,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十四大报告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紧扣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特征,创立和建构了其政治伦理思想理论体系,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内容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思想,体现了在和平和发展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现代民主建设,既是对传统政治体制批判性思考之后的超越,也是从和平和发展时代主题出发探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模式所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另一方面,在和平和发展的条件下,邓小平提出了国际政治伦理发展战略,认为我们对外关系的战略任务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争取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邓小平同志以新的时代特点和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新变化为标尺,对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可行性作了分析,体现了时代性特征。

(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的发展与贡献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84]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是长远而深刻的。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邓小平理论作了再一次的肯定,他指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创立邓小平理论,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85]

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魄力,实现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境界。尤其在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方面,邓小平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新发展。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与中国当代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的伦理实践的有机融合。

1.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时代风格和独特个性

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是继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之后对中国社会政治伦理实践的伟大探索,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政治伦理状况,构建了社会主义良好的政治生态。

首先,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具有突出的时代风格。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开拓创新。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这是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中的一盏明灯,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万马齐喑”的中国政治面貌。把握时代的脉搏,追随时代前进的步伐,不仅为处于转折时期的中国作出了重要的选择,推进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新发展;而且也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之际,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排除干扰、指明方向。

其次,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宽广的眼界观察中国与世界,把握政治民主建设的发展主题。一方面,邓小平以科学的方法和宽广的眼界观察与分析世界,准确地揭示了时代的政治发展主题。对于中国现阶段而言,最大的政治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对时代政治主题发展的评判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另一方面,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深邃的洞察力,敏锐地抓住和深刻地回答了时代对社会主义政治民主提出的根本问题,这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和把握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鲜明的时代主题,一个极其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求我们面对时代的挑战和时代提供的有利时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努力解决中国政治民主建设各种矛盾和问题,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新气象。

再次,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目标明确,任务突出。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有利于把握政治体制改革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的根本目标,有利于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不仅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是避免和防止“文化大革命”政治动荡悲剧重演的需要,也是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需要。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体系,它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目标、政治体制改革的伦理原则以及政党建设伦理思想、正确的权力伦理问题、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等基本内容,是指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在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政治民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职能有了明显转变,政党建设更加优化

2.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的根本任务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最高目标,其政治民主思想包括了许多博大精深的科学内容,如:实现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和根本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重点是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以党内民主来促进人民民主;必须依法治国,等等。这些内容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发展的价值方向,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的根本任务,在其后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发展中形成了一以贯之的价值体系。比如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当中,具体体现在:

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3.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对20世纪中国政治伦理思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世纪,是中华民族人类历史发展的充满曲折和探索、取得辉煌成就的世纪。在20世纪,涌现出了许多中国的杰出人物,为中国近现代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在其中,毛泽东和邓小平无疑是20世纪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的伟大贡献的两个杰出人物。如果说毛泽东改变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改变了专制政治对社会政治的强力控制,初步建构了保障政治民主制度规范,实现了中国人民政治民主的巨大进步的话,那么邓小平无疑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各方面,实现了中国人民切切实实的政治民主共享,实现了社会主义生动活泼的政治民主氛围,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动力上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发展的正确伦理价值导向,从而推动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的步伐。

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对20世纪中国政治伦理思想作出的独特贡献主要表现在:(1)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并将不断转化为中国人民政治文明的伦理实践,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2)发展和继承了毛泽东政治伦理核心价值——为人民服务,坚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伦理价值导向与革命功利主义的有机结合。强调为人民服务,不仅是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本质的深邃把握,更是新时期“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特别是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不仅坚持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伦理价值导向,更是融汇了革命功利主义的伦理价值标准,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尺度。(3)邓小平一系列政治伦理思想不仅强调政治民主的制度建设,还强调政治伦理的主体修养,也重视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国际环境,从制度伦理、政党伦理建设、国际政治伦理的高度实现了政治民主的新发展。如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这是政治民主的三维保障;从政治伦理的制度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治道德修养方面提升政治伦理的主体素质;从国际政治伦理的视角观照中国的改革开放,等等。从中国政治文明的新气象、中国政治民主的新形式、中国政治发展的新道路、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新思路、中国政治民主的新理想等方面而言,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对20世纪中国政治伦理思想作出的贡献无疑是独特而伟大的。

4.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启示着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新发展

政治伦理价值观是人们在处理政治价值问题时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为我们在政治生活中提供了善恶判断的标准。

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新发展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比如:(1)政治道德价值取向多元化。所谓多元,其一是指中国传统社会所形成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其突出特点表现为“人治”,这种封建专制性质的政治伦理观尽管已经不再是主要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传统的政治伦理价值观还在一定的范围里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政治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比如政治现实中的官僚主义、“一把手”政治、贪污腐败、漠视监督等等。其二是指西方政治伦理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政治伦理价值体系的冲击,这种伦理价值观以“民主”、“人权”、“法治”等为口号,尽管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和进步性,但是,我们在理解和接受这些政治伦理观时,往往忽略了“南橘北枳”的适应性问题。其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它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如何在多元伦理价值观的冲击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体系,推进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新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2)政治伦理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现实中许多政治失范行为最根本的就是缺乏制度约束和监督。权力不受约束,就必然导致腐败,政治建设缺乏伦理制度规约,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就难以得到保障。(3)政治主体缺失、政治道德约束、丧失政治道德价值追求。现实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贪婪地追求利欲、权欲,拜倒在金钱、权力和美色之下,政治人格异化,政治道德沦丧。(4)政治伦理教育软化。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成为中国政治民主建设重要的价值指导思想,但是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不了解、不信服、不遵循,政治伦理教育只是一种形式,难以成为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指导。因此,如何探索新时期政治伦理教育的有效机制,将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启示着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新发展,主要表现在政治伦理价值导向、政治伦理资源整合、政治伦理理想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既继承前人,又开拓创新。

第一,在政治伦理价值导向上,坚持社会主义的“人民性”。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人民性。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只有在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性才最为彻底和广泛。

人民性,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人民现实的选择。中国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统治,其本质上都是封建地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体现。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政治文化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开始输入中国,但随着洋务运动的破灭、维新变法的夭折和辛亥革命的失败,一切变法图强和政治改良的理想都化为泡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政治设计和政治理想带有固有的阶级局限性,无法体现人民性,无法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无法改变其失败的命运。中国共产党人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从建党之初就将人民性确立为政治解放、政治独立、政治民主的根基。

在邓小平政治伦理的视野里,人民性是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一切问题的立场、依据和指南。改革开放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些西方国家向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兜售“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政治理念和体制模式,试图通过政治强权迫使我们改变、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改变社会主义旗帜的颜色。我们只有把人民性作为政治民主建设的核心价值和精神支撑,才能有效抵御各种错误思想和观念的干扰、侵蚀,才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向前发展,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愈加展现自身的优越性。

当前,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人民性建设,应该以坚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社会主义的性质为参考坐标,将政治民主建设落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体现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伦理建设的合理性必须抛弃那种抽象的、理想主义道德观的思维模式,采取更为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实际的思维方法。另一方面,政治伦理建设必须坚持政治伦理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由我国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只有实现政治伦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者的有机统一和良性互动,才能建立起既现实又合理的政治伦理价值观体系。

第二,在政治伦理资源整合上,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为指导,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批判吸收西方现代政治伦理,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从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渊源和政治伦理实践来看,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政治伦理资源和批判吸收西方政治伦理资源,一直都是其政治伦理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源。

一方面,必须科学地对待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以儒家“德治”为核心思想的政治伦理资源。尽管儒家政治伦理传统形成了系统的内容,如克明俊德、以民为本、立身惟正、明道善策、举贤任能、教而后刑等,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政治统治中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毋庸讳言,这些政治伦理传统是在专制主义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其性质从根本上讲是专制主义的政治伦理观,——因此,正如严复先生所指出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最为匮乏的资源就是“自由”,“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86]。从政治思维而言,儒家视野中政治与伦理是一体的,“在政治领域内,王或皇帝自然是人伦秩序的中心点。因此,任何政治方面的改善都必须从这个中心点的价值自觉开始。这便是‘内圣外王’的理论基础”[87]。正因为如此,儒家“德治”也往往异化成为“人治”。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儒学传统的政治文化强调政治主体的伦理提升和道德修养,强化个体道德意志在政治活动中的自主和自由。如孔子强调“为仁由己”[88]、“我欲仁,斯仁至矣”[89],孟子则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90]实际上,从先秦到宋代,高扬主体性,强调主体修为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意义,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宝贵的精神资源。如何对待政治伦理传统资源,最关键就是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要采取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法,把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合理内核从专制主义、人治政治中解放出来,在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的实践中加以运用和继承。

另一方面,要批判吸收西方政治伦理资源,为我所用。中西方政治伦理体系因为归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范畴,有着不同的国情和文化背景,二者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由于漫长的政治实践探索,形成了较为完整和有效的国家制度、政治制度和民主观念。因此,对待西方的政治伦理观,我们既不能像过去那样视之为洪水猛兽,采取拒斥、抵制、防范的态度,也不能不加任何分析、鉴别地全盘吸收。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以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为引导,以社会主义政治伦理价值评判标准为尺度,批判和吸收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的政治伦理观念。

第三,在政治伦理理想方面,坚持以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善”的目标最大化为追求目标,优化政治生态。社会主义政治的“善”的目标最大化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的利益与幸福。在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中充盈着的一个思想主题就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治活动的最高宗旨和伦理原则就是促进人民的利益与福利。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善”的目标:一是坚持人民利益的价值原则;二是坚持公民权利的价值原则。促进人民利益和保护公民权利,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我们相信,一个“以人民的自由为体,以人民的民主为用”的新型政治理想的塑造,必将极大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实现。

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产物,是对党、国家和人民在政治活动中的政治伦理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第一形态,为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必将继续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的理论指南。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3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4、118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6页。

[6]《〈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9-60页。

[7]《〈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0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2页。

[9]《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7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

[13]《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14]荣长海:《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初探》,《道德与文明》,2002年第2期,第4-7页。

[15]吴灿新:《政治伦理学新论》,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220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111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7-258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2页。

[2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86页。

[2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70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0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2-163页。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4页。

[2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5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页。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4页。

[3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6页。

[35]《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8页。

[3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0页。

[37]《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38]《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6页。

[3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9页。

[40]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4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7页。

[4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4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

[4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5页。

[45]《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8页。

[46]《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7页。

[4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

[4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

[4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2页。

[5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5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1页。

[5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

[5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5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5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7页。

[5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7页。

[5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2页。

[5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5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

[6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9-180页。

[6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7页。

[6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7页。

[6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7页。

[6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页。

[6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2页。

[6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3页。

[6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94页。

[6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7页。

[6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7页。

[7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0页。

[7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9页。

[7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2页。

[7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0页。

[7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7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

[7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

[7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7页。

[7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7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2页。

[8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5页。

[8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0页。

[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13页。

[8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1页。

[84]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页。

[8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

[86]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87]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88]《论语·颜渊》。

[89]《论语·述而》。

[90]《孟子·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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