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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政治价值观与民主发展

时间:2022-09-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有人声称,文化规定了政治发展的可能性。本文结合民主信念和亚洲价值观考察香港政治价值观的特征,并且重点关注民众对民主的态度、政府和政治领导人的角色、政治多元主义以及香港人对与国家关系的认知程度。

香港的政治价值观与民主发展

林蔚文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民主信念和亚洲价值观考察香港政治价值观的特征,重点关注民众对民主的态度、政府和政治领导人的角色、政治多元主义以及香港人对与国家关系的认知程度。研究发现,香港人的民主信念是矛盾的。当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民主化、经济发展与政府效率之间的矛盾时,人们并不总是认为民主是最合适的优先选择。因此,解决在香港人中普遍盛行的关于民主、经济发展和效率之间内在关系上的矛盾心理问题十分重要。如果人们被赋予更多的权利,不仅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加深对民主内在价值的理解,而且在实际政治生活层面也能施加实际的影响力,那么香港人的民主信念将会得到进一步提高。

引  言

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始自20世纪90年代,当时民主制在韩国、泰国、柬埔寨、中国台湾等一系列亚洲国家和地区初现雏形。作为对这场民主运动的反应,亚洲价值观开始出现在了一些亚洲领导人的政治话语之中,如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以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指责西方国家将自己的政治标准——特别是自由民主模式——强加于亚洲国家。他们将西方的这些民主输出政策视为彻头彻尾的种族中心主义,坚持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政治体制,而亚洲也有“亚洲式的民主”。这种亚洲模式宣告了那些曾经是西方——尤其是美国——亲密盟友的亚洲国家,开始从政治和文化上脱离西方国家。除了重新定义政治发展道路,亚洲模式还带来了“亚洲价值观”概念,试图定义自身的文化认同感。这种亚洲认同根植于亚洲特定的历史范畴和儒教传统,与西方认同形成鲜明对比。亚洲被视为是源于西方经验的理论命题的一个例外,通常被称为“亚洲例外论”(Friedman,1994)。有人声称,文化规定了政治发展的可能性。那么,究竟何为亚洲价值观呢(Antlov&Ngo,2000;Diamond,Linz&Lipset,1989;Friedman,1994;Shin,1999)?

正如有的学者在相关论述中指出的那样,亚洲价值观与西方的差异至少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目标的优先序列不同。例如,在亚洲,一般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尤其是民主化)是对立的,经济发展比政治或民主发展更为重要;社会秩序、稳定和谐优先于政治多元化。因此,那些可能会导致冲突的政治制度并不受欢迎。第二,政治的功能不同。例如,在亚洲,政治的意义不在于政治发展本身而仅仅是作为实现和谐、稳定、增长等社会目标的手段,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成功的基础之上。第三,发展的条件不同。在亚洲,人们普遍认为一个非民主的,但是高效率的、干预主义的和威权主义的国家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个人权利应当服从于集体的利益和责任,个人可以从对集体利益的贡献中获益。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济成功正是这方面的例证。

本文结合民主信念和亚洲价值观考察香港政治价值观的特征,并且重点关注民众对民主的态度、政府和政治领导人的角色、政治多元主义以及香港人对与国家关系的认知程度。[1]本文主要解决的问题如下:首先,香港人民的政治价值观的特征是什么?这些价值观与“亚洲价值观”有多大程度上的相似性?其次,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民主发展?

一、香港:局部民主

香港案例证明了关于民主化的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尽管早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就已具备了进行民主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但至今它仍未建立完全民主的政府。80年代之前,拥有有限立法权的市政局是当地唯一由民选代表组成的政府机关。截至1973年,在总数约为420万的人口中,拥有选举权的选民最多也不过60万(Miners,1977:177)。直至1981年,香港行政当局一直没有引入民主改革,当年的《香港地方行政白皮书》引入普选权而成为香港行政当局政策的转折点(Hong Kong Government,1981)。各区设立区议会,议员由选民直选,所有市民都有权参加三年一度的选举。如今,区议会529个议席中有400个席位是由选举产生的,区议会仍是除立法会之外香港市民直选代表的重要渠道。在1985年以前,立法会并不是由选举产生的。直到1984年,香港行政当局在《代议政制白皮书——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中,才规定立法会57个议席中的24个席位,由区议会、区域市政局、市政局[2]以及功能组分别间接选举产生(Hong Kong Government,1984)。

各种民主化理论并不适用于香港,外部政治因素在香港间断性的民主化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Kuan,1991;Lo,1995)。中英关于香港未来的艰难谈判以及香港重要权限的分配问题,使得民主建设未能完全实现。直至1991年,香港行政当局才规定立法会60名议员中的18名由地方选区选出,非直选的由功能组产生的议席增加到了21个,同时官方议席减至4个。此次改革遵守了《基本法》[3]的规定,尽管它远未能满足人民期望。

自1992年彭定康出任香港新总督后,引入了一系列重要政治行政改革。尽管他无法造就一个更为民主的政治体制,但却在《基本法》有限的空间内打造了一个更为民主的议会。例如,在1995年的立法会选举中除了20个议席由地区直选产生外,功能组获得的议席从21个增至30个。同时,通过对功能组的重新规定,超过110万登记选民有权参加功能组选举。在1991年选举中,仅有7万选民有权参加选举。所有官方和任命议席被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也如同香港的民主支持者一般带着疑虑关注着这些初期的民主举措。随着1996年局势的紧张,中央政府于1995年在香港设立了一个为期至1999年的临时立法会,香港的政治命运继一个半世纪前的港英统治建立后又一次掌控在了她的主权政府手中。

1990年颁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设想了一种渐进而可控的民主过渡模式,普选被认为是其长远目标。在直至2007年的过渡期内,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代表间接选举产生,这些代表则根据功能代表制选举产生。议会的60名议员分别由三种不同机构成员组成:上面提到的选举委员会、功能组和地区选民。为防止民众选出的政客控制议会大多数席位并确保政府由行政人员领导,地区直选的议席将缓慢扩充,到2007年占总议席的一半。在这种局部民主中,选举的目的并不在于组建政府,选举也不是一场朝野之争,因此也就无法确定政治责任。除了否认普选权以及违背“一人一票”原则外,《基本法》还严格限定立法权限。议员不能提出公共开支、政治结构、政府运作方面的议案,也不能在未经行政长官书面同意之前提出议案。除此以外,单个议员的提案只有同时经直选议员和非直选议员中的大多数同意才算通过。

一个弱势议会和一个强势政府的并行不悖赋予了香港政治体制以行政集权的特征。在这种体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正如港英统治时期的总督一样,是地方首长。行政长官委任官员协助其制定政策,将政府的日常运作交付于具备专业知识的公务员,政治中立使得他们的工作效率得以最优化

一个生机勃勃但支离破碎的市民社会解释了为什么香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即在实行部分选举并催生政党之前,香港拥有为数众多的社会组织和活跃的大众传媒,依据各自的政治联盟,被分为左派、右派或中立派。除此之外,香港有其自由主义的历史传统,它由香港改革协会和香港市民协会开启,并由宣扬自由个人主义并贬斥集体共同意识的港英当局所继承。

自80年代以来产生的政治团体及政党,或多或少是为了通过选举方式来获得那些向他们开放的有限政治权力而组织起来的。他们代表了不同的民众群体和多元的政治观点,但是根据他们是传统主义者还是民主革新派,还是可以将他们基本区分开来,尽管这并非香港政界的唯一分歧(Li,2000)。例如,由汇点(Meeting Point)和民主同盟(United Democrats)组成的民主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都持批评态度,而支持激进的民主化;在北京拥有支部的香港民主战线联盟代表了一种稳定的政府支持力量;主要由商人组成的自由党也采取支持政府的立场。政治势力的极度分化使得一股强烈的民主力量很难凝聚,现存政党的有限规模也使得它们很难领导香港走向民主。

香港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局部民主社会。香港的问题不在于巩固民主基础、提高民主质量,而在于完善民主体制的建设。尽管经济发展、政治文化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尚未明朗,[4]但是公众对于民主合法性的信仰,对民主转型至关重要。民主的合法性——即人民相信民主是合法的最佳政体选择——是民主化成功的关键条件(Monter et al.,1997;Kuan&Lau,2002)。

二、政治价值观和亚洲价值观

1.面对民主的矛盾心理

毫无疑问,香港人在原则上都向往民主。在一个民意调查中,受访者分别要求填写一张十分位表格来表示他们希望香港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民主,其中“1”代表完全专制,而“10”代表完全民主。不少于40.5%的人要求“完全民主”,42.6%的人要求“近乎完全民主”,即8分和9分。

为了描述人们希望政治体制上有多大程度的民主进步,调查还作了一个关于民众对民主期望值和香港民主现状的比较。两项得分之间的正差——从1到9——表示对民主进步的期望程度。调查结果令人印象深刻,93.7%的人要求改进现行的政治体制。

考虑到如此高的民主热情,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香港人对于许多假定的[5]威权主义统治模式不抱好感了。人们还就反对以下政体形式达成了基本共识:强人统治(84.2%的人反对),一党统治(77.1%的人反对),军事统治(94.3%的人反对),专家治国(85.4%的人反对)。相比之下,人们对于军人统治的抵制强于一党统治。70.8%的人同时反对三种或四种不民主的政体。

人们对民主的偏爱并不意味着民主必然就适合香港。调查显示,如果用1到10分来表示民主对香港的适用程度,其中1分表示完全不适用而10分表示完全适用,48.7%的人给出了8分。这表示半数人认为民主很适合香港。很大一部分人在无条件地选择民主时犹豫不决,尽管他们大多数要求完全或接近完全的民主。原因何在?是什么阻止了人们完全接受民主适合于香港?

另一组数字同样揭示了人们面对民主的矛盾心理。当被问到现行政府的替代形式和替代价值观时,民主并非公众眼中的不二之选。只有约半数人(45.7%)认为民主永远优先于任何一种政府形式。

尽管人们要求完全或接近完全的民主,但当牵涉到其他考虑使民主变得不那么紧要时,一些人放弃了民主。因此,这些数据至多只能说明人们在价值观之争上的意见分歧。更糟的情况是,人们将其他的价值观看得比民主更为重要。那么,人们到底关心什么呢?是什么使人们放弃了民主?为此调查设计了一系列问题探究民主与其他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当被问到民主是否能够解决社会问题时,民意又出现了分歧,将近一半人(47.8%)作肯定回答,而另一半人(52.2%)持否定态度。[6]在对于民主政体和威权政府的偏好上,民意也是平分秋色,48.7%的人选择民主而51.3%的人倾向于威权主义。[7]

然而,人们不约而同地重视经济发展,只有不到一成的人(9%)把民主看得比经济发展更为重要,其余的则持相反态度(79.5%)或认为两者同等重要(11.5%)。怀着与此类似的情绪,80.9%的人倾向于一个不完全民主但有效率的政府,而仅有19.1%的人更偏好一个完全民主但效率低下的政府。

以上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在面对价值观冲突时并不强烈地将民主视为所有情况下的最佳政体选择。不论人们对民主持何种观点,经济和效率始终是人们在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中首要关心的问题。总共有80%的案例表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甚至在那些总是支持民主的人中间,也有72.3%的人在面对经济发展时放弃了民主。另一个有趣现象是,在那些对政体选择漠不关心的人中间,认为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89%)。而对于那些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偏向于威权政府的人,有81.2%的人认为经济发展优先于民主,其比例接近总体比例。在政府效率和民主的关系上也存在类似现象,在对民主有着不同偏好程度的不同群体中,倾向于一个高效但不完全民主的政府的比例范围在77.4%—86.6%之间。

由此看来,对于经济发展和政府效率的过度关心很有可能是民主建设的主要障碍。事实上,在1997年回归后,香港特别盛行一种“去政治化”的观念,认为香港是一个“经济城市”而非“政治城市”,香港的复兴得益于经济领域的成就和成功的高压政治。这种观念证实了香港人是视经济繁荣为社会首要目标的理性人。要求加速民主化进程被视为动机不纯而遭到批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上述观点。香港民众经常受到这样的警告:过多的民主只能导致一个低效的政府,没有一个民主政体能有效消除与经济发展伴生的必要的两极分化。尽管民主、经济发展和效率在现实中并非永远水火不容,但在人们心中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总而言之,民主并非是永恒的最佳选择,在某些情况下它会退居其次。以上讨论揭示了香港的民主文化,面对经济发展以及政府效率等价值观的冲突时人们存在一种矛盾心理。考虑到人们给予经济发展和政府效率的压倒性的重要性,看来在定义亚洲价值观时,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对香港民主建设中的障碍因素作一分析。

2.面对强势政治领导的矛盾心理

香港民众对于强人政治领导的态度,也与其对于民主的态度一样存在分歧。一些人习惯于政府和政治领导人的家长制作风。当被问及政府和政治领导人是否类似一家之长而人民必须听从其决定时,32.7%的人表示了同意而67.3%的人表示反对。

一部分人表示愿意给政府以相当程度的权威。30.9%的人认为政府应有权决定是否允许某些观念在社会上传播,而69.1%的人表示不同意。44.7%的人认为当裁定重大案件时法官应听取行政官员的建议。44.3%的人认为政府若总是受制于立法监督将很难有所建树。同样令人意外的是,39.6%的人同意品德正直的政治领导人应拥有绝对权威。除此以外,42.7%的人赞同如果政治领导人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就不应作任何妥协,31.6%的人认为政治领导人不应容忍他人对其信念构成挑战,47.8%的人认为只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政治领导人就可以轻易忽略少数派的观点。最后,48.8%的人认为香港更好的发展取决于少数能人的领导而非大规模的民主改革。

在此,人们面对政府和政治领导人时态度又发生了分歧。倾向于强势政治领导的人数比例足以揭示香港政治文化中的矛盾心理。

3.政治多元主义:视情况而定

类似的分歧也存在于人们对政治多元主义的态度中。总共有48%的人认为过多的组织将危害社会稳定与和谐。同样,54.9%的人认为如果人们彼此意见不同将导致社会陷于混乱。

虽然将近半数人(48.9%)认为某些人群或组织的活动将影响到香港人民的利益,但是他们对于这些人群和组织持不同程度的开明态度。总的来说,人们仍容忍他们有权在公众集会中发表自己的观点,仅有27.1%的人对此表示不同意,但是对于在报纸上发表自由言论,持否定态度的人数比例却高达39.7%。当涉及建立合法组织来传播他们的观点和学校教育时,要求减少其言论表达权的人数比例分别上升到了45.1%和77.9%。

4.一种相对集体主义的国家观

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香港人呈现出相对集体主义的观念。

当被问到为了国家利益个人利益是否应当被忽略时,52.8%的人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同样有60.6%的人认为个人是国家这部庞大机器上的小零件,没有独立地位可言。毫不奇怪,有40.3%的人认为国家是为了人民利益而建立的,74.4%的人把国家视为一个大家庭,在其中少数人不应该谋求自身独立。

5.亚洲价值观?

以上分析显示了香港人面对民主和强人政治领导时的矛盾心理。他们的政治多元化信念并非是无条件的,而是取决于他们对多元化可能带来的对社会稳定与和谐方面的负面作用的预测。而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上他们支持相对集体主义的观念。

尽管以上分析并非面面俱到,但是它彰显了“亚洲价值观”作为一种政治态度在香港人中的普及程度。当然,香港人的政治价值观并非亚洲价值观的简单翻版,但是从中我们可以寻找到亚洲各国在政治文化上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相似性。无论如何,这种相似性是否如亚洲领导人所言源自儒学传统,是另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三、民主信念和政治价值观

在香港,政治价值观和民主信念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在以下分析中,受访者将依据他们的民主信念程度被分为五个群体。[8]

香港既有民主的支持者(强烈支持者、温和支持者、怀疑民主者:总共占49.4%),也有民主的反对者(强烈反对者、温和反对者:总共占14.9%)。总的来说,支持者多于反对者。值得注意的是,15.8%的人(128人)是怀疑民主者,他们之中包括了反对所有四种威权政体的人,94.4%的人要求民主政体(在10分中他们给出了6分),72.4%的人认为民主是合适的选择(在10分中他们给出了6分),但几乎所有人(99%)都不认为民主政体永远比威权政体优越或者对于政府是否民主漠不关心。而且,90%的人认为经济发展应优先于民主建设,并且所有的这些人都同意民主无法解决社会问题。

约有1/3的人(35.7%)被归为“观点自相矛盾者”。关于这部分人的调查显示,在289位受访者中,约41%的人不反对或仅仅反对一种威权政体,他们不能算是民主的支持者;另外59%的人反对两到三种威权政体。进一步分析显示这部分人对民主持类似的期望程度,略小于此比例的人认为民主是合适的政体选择(在10分中他们给出了8分),而略大于此比例的人并不关心政府是否民主。最后,相对多数的人认为民主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而经济发展应优先于民主建设。总的来说,现有的参数并不能将他们清晰地归类。例如,尽管部分人同时拒绝三种威权政体,但是他们在对民主的期望程度、民主的适合度以及民主的优先性上很难达成一致。可以认定他们是对民主的态度最为矛盾的群体,从他们的回答中我们无法看到对民主的坚定立场。

除了对民主的偏好、效力和优先性方面的态度分歧之外,不同类型的民主支持者们在对于强人政治领导、政治多元化和国家方面的观点也不尽相同。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多数具有统计学上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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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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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总体而言,香港人的民主信念是矛盾的。当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民主化、经济发展与政府效率之间的矛盾时,人们并不总是认为民主是最合适的优先选择。上文的分析揭示了香港地方政治文化中盛行的“亚洲价值观”。但这一观念在香港政治文化中的适用性和根源仍是有待探究的问题。另外,形形色色的民主支持者和反对者们对强人政治领导、政治多元主义以及国家的态度也各有差异。

是什么原因在阻碍香港的新生民主发展成为充分民主呢?除了显而易见的打断香港民主进程的特殊因素之外,大部分香港民众对民主的矛盾心理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此文想要指出的是,解决在人群中普遍盛行的关于民主、经济发展和效率之间内在关系上的矛盾心理问题十分重要。另外,如果人们被赋予更多的权利,不仅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加深对民主内在价值的理解,而且在实际政治生活层面也能施加实际的影响力,那么香港人的民主信念将会得到提高。那时人民将相信自己有更多的权力去实现其政治理想。

(陈薇译)[林蔚文(Lam Wai-man),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

参考文献

1.Antlov,Hans and Ngo Tak-wing(eds),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Politics in Asia,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0.

2.Friedman,Edward,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Eoulder:Westview Press,1994.

3.Shin,Doh C.,Mass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Democratizing Kore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4.Hong Kong Government,White Paper:District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Hong Kong:Government Printer,1981.

5.Hong Kong Government,White Paper: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Hong Kong,Hong Kong:Government Printer,1984.

6.Kuan,Hsin-chi.,“Power Dependence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The Case of Hong Kong,”China Quarterly,128,1991,pp.774—793.

7.Kuan,Hsin-chi and Lau Siu-kai,“Eetween Liberal Autocracy and Democracy: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Hong Kong,”Democratization,9(4),2002,pp.58—76.

8.Lam,Wai-man,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Hong Kong,New York:M.E.Sharpe,2004.

9.Lau,Siu-kai,Democratization,Poverty of Political Leaders,and Political Inefficacy in Hong Kong,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8.

10.Li,Pang-kwong,Hong Kong from Britain to China:Political Cleavages,Electoral Dynamic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Aldershot:Ashgate,2000.

11.Lo,Shiu-hing,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Hong Kong,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7.

12.Miners,N.J.,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13.Montero,Jose Ramon,Richard Gunther and Mariano Torcal,“Democracy in Spain:Legitimacy,Discontent,and Disaffection,”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32(3),1997,pp.124—160.

【注释】

[1]此文引用了2001年一项抽样调查的结果。该项目对具有代表性的家庭样本(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进行了多方位调查。在1 651个有效个人样本中,项目成功地进行了811次当面采访,反馈率达49.1%,这一反馈水平在香港十分正常。如没有特别说明,所有的频率分布指的是去除了遗漏值的有效百分数。

[2]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在结构和功能上相同,但是负责管辖不同的地区,它们于1999年被取消。

[3]《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性文件。

[4]见Ronald Inglehart,1997.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Princeton:NJ University Press,Chapter 6,Quoted in Kuan Hsin-chi and Lau Siu-kai 2002.“Eetween Liberal Autocracy and Democracy: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Hong Kong,”Democratization,9,4,Winter,60。

[5]威权主义统治模式这一选项是假定的,因为香港并不像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样经历过真正的威权主义统治。

[6]与此相应,多数(58.6%)认为民主总是适合香港的人,也认为民主能够解决社会问题。而对于那些在某些条件下支持威权主义或者对民主持漠然态度的人,认为民主能解决社会问题的比例分别为35.6%和39.4%。后两个群体的观点之间有某种有趣的内在联系,值得进一步探究。

[7]那些多数(60.1%)认为民主总是适合香港的人,也选择了民主政体而非威权政体。和那些在某些条件下支持威权主义的人相比,这一比例相对较高。

[8]符合以下条件的人被视为是民主的强烈支持者:(1)反对四种威权主义替代模式,包括(a)废除议会和选举,代之以领导人独裁;(b)禁止反对党谋取政治权力;(c)军队控制香港;(d)废除议会和选举,代之以专家独裁;(2)符合以下条件:(a)在对民主的偏好或者民主在香港的适用程度两者中的至少一个问题上,在10分中至少给出6分;(b)相信民主总是更好的选择;(c)认为民主应优先于经济发展并且/或者相信民主能够解决社会问题。温和支持者反对四种威权主义替代模式,但是仅仅符合第二条中的2—3个条件。怀疑民主者也反对四种威权主义替代模式,但是仅仅符合第二条中的0—1个条件。温和反对者仅仅接受四种威权主义替代模式中的一种,并且至少符合第二条中的2个条件。强烈反对者接受四种威权主义替代模式中的两种或者以上,并且仅仅符合第二条中的0—1个条件。还有一部分人观点自相矛盾而无法被归入任何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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