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引论
1、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时至今日，市场体制已经基本确立，中国也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经济领域的重大改革问题已经都有了答案，剩下的任务仅仅是修补和完善。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到政治改革上。今年秋天，中共将召开“十六大”，并将完成最高权力的代际交替。在此敏感时期，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各种议论再度泛起。
刚刚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一是“变化”，中国发生了巨变，广泛而又深刻。二是“不变”，共产党依然牢固地统治着中国。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局的稳定性经历了严峻考验。80年代动荡频乃，90年代初期岌岌可危，然而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局却出现了出人预料的稳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主化的第三波”席卷南欧、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以至于弗兰西斯·福山可以自负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在这种全球背景下，中国的表现——“稳定中的巨变”或“巨变中的稳定”——不能不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世界奇迹”。
这一奇迹是如何创造的？它能够继续存在吗？它又将如何演变？具体说来，人们对中国政治的关注集中于三个大问题：第一，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政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是如何解决政治危机的？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方式？第二，中国能否维持政治稳定？或者说，中国会崩溃吗？第三，未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中国会走向民主化吗？
在国内外的媒体、学术期刊、官方研究报告中，关于这些问题的判断和分析可谓“众说纷纭”，甚至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对立。关于改革时代的政治变迁，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政治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变化，典型的说法是“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但是，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政治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集权主义体制（totalitarian state）已经演变为权威主义体制（authoritarian state ）。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稳定，也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存在大量的不稳定因素，但是中国基本上可以维持稳定的局面。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即将崩溃。“稳定论”是主流，但是声音不大。“崩溃论”是支流，但是很热闹特别是在海外媒体上。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一种观点是“不变”，即中国将继续维持目前的列宁主义体制。另一种观点是“变”，即中国将走向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还有一种观点来自中国官方，声称中国要探索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
本文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2、主要结论
本文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两个方面考察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本文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稳定被理解为一种系统论中的“稳态”，这种状态来自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适应。正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结构性适应，以及与这种结构相适应的群体联盟，带来了制度或政治的稳定。
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阶级结构和阶级联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相应地，集权政治转变为权威政治，新权威主义取代了毛主义。社会领域也发生了巨变，私域获得了解放，但是政府仍然牢固地控制着公共领域，继续垄断集体行动的手段。在90年代中后期，新的制度或秩序获得了结构适应性，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权威政治、新权威主义之间的默契与相互耦合。与此同时，群体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崛起，工农大众的地位下降。中共及时调整了阶级联盟策略，放弃了原来的盟友，与新兴的社会精英结成联盟，从而重建了统治的社会基础。新联盟的基本策略是，剥夺社会精英的政治权利，但是满足经济精英的利益，并与知识精英在意识形态上达成共识。通过这种适应性的整体结构变迁和重构阶级联盟，有效地化解了现代化和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危机。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功秘诀。
这一切标志着，在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一个相对成熟的权威主义政体已经建立起来，它在结构适应性和群体联盟策略方面都是比较成功的，并据此赢得了90年代的政治稳定，也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
但是，这一体制在赢得稳定的同时，也孕育了巨大的危机。缺乏民主和自由，加上精英勾结，导致愈演愈烈的政治腐败、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巨大的经济和金融风险。这些问题威胁中国的稳定。由于中共与社会精英结成联盟，只有大众起而反抗，但是大众只能发起分散的局部的反抗，而中共已经具备了镇压局部反抗的能力，因此只要不出现全局性的经济危机，一般不会引发致命的政治不稳定。但是一旦出现持续的经济衰退和全面的金融危机，势必引发全面的动乱，则稳定将不复存在。近期内，中国政治崩溃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存在潜伏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还在发展之中。如果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遏制，崩溃将是不可避免的。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未来政治发展的核心任务。在现实条件下，政治民主化还行不通，而且民主化也未必就能有效地解决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和经济风险等问题。一些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改革的经验显示，“政治行政化”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未来十年，政治行政化的当务之急是：在群体关系方面，政府必须在利益相互冲突的群体之间维持平衡，限制精英的过度掠夺，维护大众的基本权利；在制度结构方面，让大众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有意识地建设社会合作主义，把有组织的力量引向维护秩序的轨道。针对中国的现实，在道德重建中要强调“精英的责任和大众的权利”。“三个代表”既承认精英联盟，又强调大众的权利，完全符合现时和未来的需要。因此，未来的首要任务是确立“三个代表”的霸权地位，并根据“三个代表”的精神进行制度建设。如能达成上述目标，那么中国就可以赢得政治稳定、社会公正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3、本文的结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种整体性的分析，否则就无法理解政治的变化，但是又不能面面俱到，必须适度集中，即集中于广义的政治领域，包括国家权力、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国家与社会关系、整体上的结构适应性、群体结构、群体关系。
本文的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建立一个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强调从社会结构和群体关系这两个方面分析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问题。第三部分从结构方面分析改革时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并且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互适应中寻找90年代中国政治稳定的根源。第四部分从群体方面分析政治的演变，探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联盟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第五部分分析政治不稳定问题。90年代后期形成的社会结构和阶级联盟，既带来了90年代和当前的稳定，也孕育了巨大的风险，埋下了未来的隐患。第六部分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未来的政治发展问题，提出与“政治民主化”相比“政治行政化”也许是一种更为现实的政治发展模式，并提出了未来十年“政治行政化”的具体方案。
本文的第二、三、四部分回答第一个问题，并为回答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奠定基础。第五部分回答第二个问题。第六部分回答第三个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属于实证性研究，而属于实质理论范畴，目标是说明具体的社会事件，或是社会过程的特定类型。确切地说，本文是基于个人观察的分析和判断，提出了一系列有待通过实证研究给予验证的假设。我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分析框架和逻辑，描述和解释改革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对政治稳定和不稳定同时并存这个相互矛盾的现象提出统一的解释。
据说《易经》的“易”字有三种讲法，一是“变易”，二是“不易”，三是“简易”，即世界是变化的，变化之中有不变的东西（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并不复杂，而且能够为人所认识。本文是一项长期研究计划的提纲，这一计划的目标是理解中国政治改革的历史过程，以“简易”的方式揭示这一过程中的“变易”和“不易”。
第二部分：分析框架
1、结构/群体分析模型
研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流行理论来自亨廷顿[1]、普沃斯基[2]、奥唐纳和斯密特[3]等人。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森斯等经典作家也从西方经验出发，研究个人、群体、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尽管这些现代大师和经典大师的关注点、方法论、社会哲学预设存在重大差异，但是他们都同时关注制度方面和群体方面，并且从这两个方面探讨个人、群体、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发展问题。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组成社会的人分化为各种群体。同一群体的成员具有相似的处境，面对相似的问题，具有共同的诉求，因而具有采取协同行动的可能性。政治既是一种集体行动的方式，又是一种社会整合的方式。政治秩序及其稳定与不稳定也是群体之间利益冲突与妥协的结果。因此，在考察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时，群体分析是绝对必要的。
社会是一种独立于人类个体的客观存在。作为一个整体，社会不能被还原为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社会的各个部分以确定的方式联结在一起。社会的各个部分不可能独立地发生变化，某一部分的变化必然引起其他部分的连锁反应。而且社会具有独立于其成员的意志和逻辑。我们不必接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全部假设，但是这些命题还是应该接受的。政治不等于社会，仅仅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的其他部分对政治发展、政治稳定具有深刻的影响。就政治论政治的方法论是行不通的。在这里，需要一种整体性的方法论和研究视野，否则我们无法准确地理解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
由此可见，无视人的理性、需求和价值追求的社会理论是不充分的，同样，无视社会的超越于人类个体的独立性的社会理论也是不充分的。需要打通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之间的隔阂，建立一种融合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分析工具。为此，本文提出一个“结构/群体分析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结构模型”关注社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及其相互关系，关注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变化。“群体模型”关注社会的群体结构及其演变，关注各个群体的处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社会的外部环境以及社会变迁的复杂动力也是“结构/群体分析模型”关注的对象。我希望通过在结构和群体两个面向的观察和分析，来理解政治的属性、政治的发展、政治的稳定与不稳定。
2、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为结构分析提供抽象的分析框架。这一模型的基本功能是：第一，对社会进行划分，即确定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第二，揭示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从结构的角度确定社会稳定与不稳定的条件。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无可争议的奠基性的社会结构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做出了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在此，马克思区分了社会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经济结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不妨称之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他认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并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存在于一个因果关系等级序列之中，即经济决定政治和意识形态。
葛兰西反对过分强调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在历史和现实意义上经济基础依从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葛兰西的理论体系中，“霸权”（hegemony）是核心概念。所谓“霸权”即“凭借纯粹的文化手段对社会思想生活的控制”。葛兰西指出，有效的统治不仅依赖暴力，还依赖霸权。当然，霸权并不一定属于统治阶级，因此要想赢得稳固的统治，统治阶级必须在市民社会里与其他阶级争夺霸权。[5]如果说马克思从功能上区分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葛兰西则指出它们分别对应于三个领域，即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市民社会。
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模型中，政治和意识形态都是经济的附庸。葛兰西尽管重视意识形态，但仍然承认经济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与马克思主义者相反，韦伯强调文化在塑造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文化的作用不仅是独立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提出宗教革命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原动力。金观涛和刘青峰既不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也不认同韦伯的文化决定了，而是强调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社会的发展模式。他们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演化逻辑，即“一体化结构解体——意识形态更新——重建一体化结构”。[6]
马克思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相互制约的，只有当政治和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时，社会才能稳定地存在与发展。金观涛和刘青峰也认为，当一个社会中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相互适应时，它就处于稳定状态，否则就处于不稳定状态。[7]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解社会稳定和不稳定的条件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理论工具。[8]帕森斯把社会看作一个人类互动系统。社会系统由子系统组成。子系统的存在需要一系列条件或输入，同时也有输出。子系统的输入或是来自自然，或是来自社会，即其他子系统。当社会系统的任一子系统所需要的输入都可以由自然或其他子系统的输出来满足时，系统就处于均衡状态或稳定状态。社会系统具有维持生存的本能。此谓之“维续原则”。要保持社会系统的稳定或持续存在，子系统就必须履行某些功能，即“功能必备项”。在维续原则的支配下，这些功能必备项将驱使或要求各个子系统把输入和输出一一匹配。也就是说，社会系统具有趋向稳态的本能。简而言之，社会稳定的条件就是它的各个子系统能够满足彼此的要求。我用“结构适应性”这一概念来表示社会系统的各个子系统满足彼此要求的程度或可能性。系统的结构适应性高，则社会系统稳定；反之，则不稳定。
综上所述，关于社会结构的基本认识可以归结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三个子系统，它们分别对应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市民社会；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但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经济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当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能够基本上满足彼此的要求时，社会就处于稳定状态，否则社会将丧失稳定。
3、群体模型
如果说结构模型侧重于从结构方面分析社会及其稳定性，那么群体模型侧重于从群体方面分析社会及其稳定性。群体模型的基本功能是：第一，确定社会的群体结构；第二，揭示群体与结构的关系；第三，从群体的角度确定社会稳定与不稳定的条件。
分化与分层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分化与社会活动的专门化直接相关，而分层则与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直接相关。分化与分层把社会成员组合为各不相同的“群体”。
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资源”。由于分化与分层总是与资源占有差异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人们往往根据资源占有状况——占有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定义群体。属于同一群体的人，或是占有相同种类的资源，或是占有相似数量的资源，或是占有相似数量的同类资源。资源占有状况相似的人们，具有相似的利益，面对相似的问题，因而会形成相似的诉求，并且存在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所以，根据资源占有状况定义的群体是极为重要的社会行动单位。
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社会的资源分配机制。正是这些制度决定了各个群体的资源占有状况，或者说决定了资源在各个群体之间的分配格局。在这里，“资源”把“群体”和“结构”联系起来了。但是，要想准确地把握群体与结构的关系，从群体角度理解社会的稳定性，还必须借助韦伯的“权力”概念。
韦伯把“权力”定义为：“一个行动者能够任凭反抗而贯彻其个人意志的可能性，而不论这一可能性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简单地说，权力使一个人得以控制他人。韦伯首先区分了“基于命令的权力”和“基于直接强制的权力”，前者为“支配”，后者为“强制”。他把支配定义为“一个有着特定内容的命令被给定的一群人遵从的可能性”。韦伯进一步区分了两种支配，即“合法支配”和“不合法支配”。不合法支配指“凭借一种利益格局的支配（特别是凭借一种垄断地位）”，而合法支配指“凭借权威的支配，也就是命令的权力和遵从的职责”。韦伯更感兴趣的是合法支配。“（它是这样）一种情景，统治者或统治者们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即命令）应该会影响其他人（即被统治者）的行为，并且事实上也的确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影响了被统治者，使他们在与社会相关范围内的行为表现如同已将命令的内容奉为圭臬，而又能完全符合行为本身的目的。”就合法支配而言，命令必须被认可为一个“有效的规范”，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共享。因此，韦伯指出，一个稳定的支配体系必须以某些价值观念为依托，它们为权力提供了“合法性”（legitimacy）。[9]也就是说，要维持一个有效的权力体系或资源分配格局，或者说统治者要使被统治者服从，或是借助暴力镇压（强制），或是满足其利益要求（不合法支配），或是通过劝说（合法支配），或是同时需要这三种要素的支持。
人本能地追求占有尽可能多的资源。群体也是如此。由于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资源是稀缺的，所以各个群体必然为争夺资源展开斗争。由于制度决定了资源分配格局，因此群体围绕资源的争夺必然表现为围绕制度的斗争。制度并不是“中性的”，也就是说，各个群体在资源分配格局中的处境是不同的。由于各个群体的资源占有情况不同，加之对制度的正当性的理解不同，它们对待制度的态度也不同。那些处于有利地位的群体和对制度认同程度高的群体会致力于维护这一制度，而那些处境不利的群体和对制度缺乏认同的群体则倾向于反对它。当拥护制度的群体的势力大于反对群体的势力时，社会就处于稳定状态；反之，社会则不稳定。
一般情况下，统治集团是现行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他们必然是制度的最积极的维护者。在这种意义上，稳定的制度就意味着统治集团拥有有效的权力。在多元社会中，统治集团单凭自己的力量往往不能保证制度的稳定。（不要以为统治集团垄断了暴力就可以为所欲为。要知道，尽管暴力是必不可少的权力要素，但是仅仅依靠暴力不可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统治集团需要建立跨群体的统治联盟（葛兰西所谓的“历史集团”），并借助这种联盟团结某些群体共同对抗来自联盟外部的群体的反抗。这种联盟对现行制度的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一，它可以扩大维护制度的群体的数量；第二，通过组织化提高拥护群体的势力；第三，减少反对群体的数量；第四，削弱反对群体的凝聚力。当统治联盟的势力超过所有对立群体的势力总和时，政治稳定就实现了。
那么，统治集团如何才能建立这种跨群体联盟呢？通过满足和劝说！群体对现行制度的态度取决于它的资源占有状况和对制度正当性的判断。一方面，群体的资源占有状况不仅取决于制度所确立的资源分配格局，也取决于统治者对待它的态度及相应的策略。统治集团往往利用政治权力垄断某些资源。它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改善某些群体的资源占有状况，从而改变它们对制度的态度。也就是说，通过满足某些群体的利益要求，统治者可以换取对方接受现行制度。另一方面，统治集团可以利用意识形态改变某些群体对制度正当性的判断（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就是在市民社会建立霸权），从而使它们接受现行制度或减少对抗程度。也就是说，通过劝说，统治集团可以使某些群体相信现行制度是正当的，从而与这些群体就资源分配格局取得共识。因此，联盟不是强制的产物，而是满足和劝说的产物。由此可见，从群体的角度来看，制度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统治集团运用暴力的能力，也取决于统治集团通过满足和劝说组建统治联盟的能力。
综合群体模型和结构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说，政治或社会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社会的结构适应性（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之间的和谐），还取决于统治者能否有效地运用暴力，并通过满足和劝说建立一个跨群体联盟，以使维护现行制度的势力压倒反对势力。这就是“结构/群体分析模型”对政治稳定条件的基本理解。
4、变革的动力
马克思建立了关于社会发展的“内源发展论”。他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0]这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相反，现代化理论提出了关于“后发展国家”的“外源发展论”。这一理论认为，“后发展国家”的变革动力在外部，更确切地说，变革的动力来自西方的影响。就中国而言，表现为“西方冲击论”。韦伯强调“意义”对于人类行动的重要性，进而强调文化特别是宗教在社会演变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宗教的特性决定了中国不会自发地出现西方式的现代发展。[11]金观涛和刘青峰干脆就认为中国社会属于“超稳定结构”，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外来冲击，中国只有永无休止的循环，绝对不会出现真正的发展。[12]
就中国的改革而言，“内源论”和“外源论”都没有错，但也都不充分。我们需要一种综合。可以说，触发中国变革的因素，既有毛体制的内在矛盾，又有外部的示范压力。而推动改革持续发展的力量，既有外部的示范压力，又有社会制度的内在逻辑。但是，使这一切发生作用的则是人性——人的需要和理性。简而言之，示范压力、制度逻辑和人性构成了改革动力的基本成分。
当人类历史从“地区史”阶段进入“世界史”阶段之后，文明发展的逻辑就发生了一个“质变”。在“地区史”时期，人类被地理空间分隔为一个个孤立的群体，各自按照自己的逻辑独立发展。但是，进入“世界史”阶段之后，各个地区处于紧密地相互作用之中，谁也不能逃脱别人的影响和制约。全球规模的交往使人们可以对不同的制度进行比较，在比较中人们得以鉴别出能够最有效地满足自身需求的制度，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制度的重新选择，其结果就是制度的变迁。毫无疑问，无视来自外部的示范压力，就根本无法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变迁。尤其是在一个以“全球化”命名的时代，要理解中国的改革就必须考虑外部影响，就必须把中国看作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社会是一个系统。系统的各个部分以确定的方式联结在一起，而且它们不可能独立地发生变化，某一部分的变化必然引起其他部分的连锁反应。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帕森斯和斯梅尔瑟指出：“一个社会系统产生于两个或更多个行为单位之间的互动作用。证明这个系统存在的基本标志是在各单位的行动之间存在一种有意义的相互依存。因此，可以在这一系统的范围内追溯到任一单位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最后，这些结果又反馈到导致这些变化的那些单位。”[13]系统具有自我修复能力，但是当改革达到某个临界值之后，这种修复机制将失效，于是在“维续原则”的驱使下，系统将自发地远离旧的均衡状态，向新的均衡状态演变。此时改革进入了自我维持阶段，而发动者则丧失了对改革的控制权。在改革的中后期，这种“制度的内在逻辑”是推动改革持续进行的主要动力。
但是，如果失去了“人性”这个基础，示范压力和制度的内在逻辑都无法发挥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每个人都渴望过富裕、悠闲、文明的生活，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的承认和尊敬。正是因为市场经济能够比计划经济更好地满足人们对富裕的渴望，它才能战胜计划体制，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张。也正是因为民主政治能够比专制政治更好地满足人们对承认、自尊、平等、自由的需要，它才能战胜专制制度，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得到确立。[14]就中国的改革而言，在最根本的意义上，结构功能主义所揭示的“制度的内在逻辑”，用马克斯的话来说是“商品化”，而用韦伯的话来说是“理性化”。无论是“商品化”还是“理性化”都以人的理性为前提。所以说，人的理性、物欲和追求承认的内在冲动，是示范压力和制度的内在逻辑显示力量的“平台”。一句话，推动中国改革的深层动力蕴藏在人类的本性之中。
第三部分：结构分析
1、结构变化的动力
在最初阶段，改革主要是对“文革”的反动。“文革”的受害者们希望对毛时代的政治逻辑和经济方针进行有限的调整。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可以恰当地看成是毛时代“两条路线斗争”的延续。他决意要用“以刘、邓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取代“以毛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当然，来自外部的“示范压力”也对当时的决策者产生了影响。此时，改革是最高决策者的自觉选择。
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的动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示范压力越来越大。两大阵营的“和平竞赛”使计划经济的效率受到质疑，而自由民主理念的传播也动摇了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只能借助经济增长来“做大蛋糕”，以便满足被统治者的物质福利要求，从而换取他们对现行制度的认可。为了赢得经济增长，中国政府被迫选择了市场化改革。第二，当市场化改革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制度的内在逻辑”开始发挥作用。第三，改革和开放唤醒了中国人压抑已久的欲望，也使他们了解了外部世界，从而激发了他们对进一步改革的要求，这样一来，改革就为自己创造了支持力量和社会基础。相反，在这一阶段，政府扮演了一个消极被动的角色，被自己的改革所唤醒的力量“推着走”。对于它来说，改革仅仅是“以变图存”的手段，而不再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追求。
在外部的示范压力、制度的内在逻辑和改革派的共同推动下，改革进入了自我维持阶段。在经济领域中，改革不断深化，从“计划单轨制”到“计划/市场双轨制”再到“市场单轨制”。而且，改革并没有“适可而止”，没有停留在经济领域，而是向政治、社会、文化领域持续扩张。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
总的来看，邓小平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合法性危机的反应。邓小平希望通过有限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加上更加有限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赢得经济增长，借此维持甚至强化共产党的统治地位。然而，改革不但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制度，也深刻地改变了它的政治属性和社会结构。这样一种局面，很可能不是“总设计师”计划之中的目标，甚至也不是他所希望的结果。其实，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计划”，“摸着石头过河”准确地概括了这一“伟大漫游”的方法论特征。
2、结构性变化及其结果
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典型的“渐进式改革”，经历了从“单轨制”到“双轨制”再到“单轨制”的发展过程。改革的起点是计划体制。改革的策略是在计划体制中不断引进市场因素，由此形成了一种过渡性体制——“双轨制”。随着新因素的逐渐壮大和旧因素的逐渐消亡，市场体制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最终形成新的“单轨制”，即以市场为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
经济改革率先在农村发动。改革从微观层面入手，撤销了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了家庭经营制度。宏观层面的改革紧随其后，在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流通领域逐步引进价格机制。与此同时，乡镇企业获得大发展，城市劳动力市场也对农民逐步开放。可以说，到90年代中期，农村居民已经生活在市场环境之中了。
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之后，城市改革于80年代中期启动。在微观层面上，在传统的计划部门内逐步引入市场机制，赋予国有企业越来越大的经营自主权，并使其逐步走向“政企分开”，直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在传统的计划部门之外，打破“禁区”，允许非国有企业发展，使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市场主导部门。在宏观层面上，通过不断引进和发展市场机制，改变计划机制“一统天下”的传统格局，主要表现为逐步建立市场定价机制和竞争机制，发展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中介组织，改革政府宏观管理体制，建设与市场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这样一来，形成了“计划主导部门”与“市场主导部门”两个经济部门并存，“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两种经济运转机制并存的局面。“双轨制”由此形成。在双轨并行阶段，旧体制受到侵蚀，而新体制日益壮大，随着新因素的逐渐壮大和旧因素的逐渐消亡，市场体制的主导地位的以确立。这意味着新的“单轨制”的确立。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市场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而加入WTO 则意味着“对外开放”已经走到了尽头。可以说，时至今日，就经济改革而言，剩下的仅仅是“修修补补”的技术性工作。
政治结构的转变
与二十年前相比，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集权主义体制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权威主义体制。
在市场环境里，政府无法全面控制经济活动，也无法垄断经济资源，因而也就失去了全面监控公民的个人和家庭事务的经济基础。市场也会侵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降低共产党政府对公众思想的控制能力。市场还要求自由地参与国际贸易。因此，市场体制取代计划体制意味着，政府不再全面控制社会的经济活动，不再全面干预公众的个人生活，不再承诺建设一个理想世界，不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又意味着，毛时代的集权主义体制[15]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是，由于政府仍然坚定地垄断政治权力并且严厉控制公共领域，因此取代旧体制的不是民主政体，而是权威主义体制。由此可见，从集权主义向权威主义的过渡，不是政府主动追求的结果，而是市场化改革的“自然结果”。
现行的权威主义政体具有四个值得注意的特征。第一，统治集团就是统治阶级。随着大规模的社会动员的消失，政治精英垄断了政治舞台。他们不代表任何社会阶级，他们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为了自己的利益，对所有的阶级实行“权威主义”统治。第二，严厉控制公共领域。[16]如今，政府已经放弃了对个人和家庭事物的控制，也放弃了对经济领域的控制，也就是说，“私域”已经从国家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来了。但是，政府并未放松对公共领域的控制，继续压制新闻、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结社自由。“八九”之后，政府更是毫不留情地镇压政治反对活动和独立的社会组织。与此同时，着手建立一整套带有明显的国家合作主义（corporatism ）色彩的管理体制，试图把社会组织置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17]由于政府几乎控制了一切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的资源，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政治上都无所作为，其结果就是造就了一个“没有政治的社会”。第三，“发展性政府”，即运用国家权力支持经济增长。[18]对内，通过压制独立工会、降低环境标准、压低贷款利率等手段，降低国内生产成本，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利用关税、配额、进出口垄断经营、外汇和汇率管制等手段限制进口，同时，通过财政补贴等手段鼓励出口。第四，强调“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而且政府也有决心和能力维护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意识形态的更新
中国的改革始于改造旧意识形态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因为，在一个政府主导一切、意识形态占据神圣地位的社会里，一切有意义的改革都必须从改造意识形态开始，而且只有在意识形态改造方面取得突破，并且这种突破被政府所接受时，改革才能真正开始。改革始于意识形态突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邓小平是人所周知的毛泽东的政治对手，而旧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与毛的神圣地位是一致的。因此，必须改造旧意识形态，否则他就无法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当然也无法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这样一来，邓小平也就破坏了中共赖以生存的精神基础。
但是，摧毁旧意识形态的主要力量并不是体制内的反叛，而是来自外部的示范压力，来自“冷战”的结局。对于当今的共产党来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失去了为其提供合法性的功能。为了重建合法性，必须重建意识形态。
新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基本轮廓在70年代末期就确立了。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就是“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19]“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集中而准确地表达了权威主义政治的精神本质，即在保持一党专政的同时，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八九”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中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变成了奉行“实用主义”的“理性经济人”。中共的目标仅仅是“执政”或“掌权”。只要能维持或扩大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什么理论、道路、原则、价值都可以接受。与此同时，党政官员的价值观也彻底“庸俗化”。对于他们来说，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钱与权”。[20]这一切标志着，共产党已经彻底抛弃了旧意识形态。在世纪之交，新的官方意识形态又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另一核心要素形成，这就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21]这一要素的出现标志着新的官方意识形态基本成型。
但是，正如葛兰西指出的那样，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要成为“有效的”，必须在市民社会中确立自己的霸权地位。但是，在80年代，霸权并不属于党和政府，相反，它属于坚决反对政治专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在整体上倾向于激进。他们致力于思想解放，揭露专制政治的残暴，宣扬自由民主思想，其中的激进分子甚至主张“全盘西化”。80年代中期，“新权威主义”崭露头角。这一理论主张，在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专制政府的领导下，实行市场化改革，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实现自由化和民主化。它可以看作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民间版本。但是，这一理论并没有被知识分子广泛接受，并受到自由派的猛烈攻击。可笑的是，它也未得到中共的青睐。在民间和官方的双重夹击下，新权威主义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未能获得发展。总的来看，整个80年代，官方与民间的意识形态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可谓“势不两立”。这种对立直至发展为“八九”流血冲突。
90年代，形势发生逆转。自由主义思想逐渐失去主导地位，新权威主义再度兴起，而且获得了长足发展，并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社会思潮。9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是一个内容庞杂的理论“集合”，除了新权威主义之外，还包括新儒家、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批判理论、后殖民理论、后现代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等等。尽管新左派理论蔚为大观，但其理论形态至今仍然十分粗糙，尤其是缺乏理论上的整合。推动这一思潮发展的是被称为“新左派”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队伍在90年代迅速壮大。新权威主义的再度兴起和新左派的壮大，意味着官方意识形态已经与民间主流思潮合流，统治集团已经在市民社会中确立了霸权。
3、结构适应性的重新获得
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经济领域，市场体制取代了计划体制；在政治领域，权威主义体制取代了集权主义体制；在意识形态领域，新权威主义取代了毛泽东思想。与此同时，中国出人意料地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发展时期。是什么造就了90年代的政治稳定呢？根据结构模型，社会的“结构适应性”决定了它的稳定性。这意味着，要发现90年代政治稳定的原因，就要分析由市场经济、权威主义政治、新权威主义意识形态组成的社会系统的结构适应性。
为了分析社会的结构适应性，首先，要讨论各个子系统的功能或输出集合。一，市场经济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就业的扩大和税收的增加，也带来了经济不平等。这些就是经济子系统的输出集合。二，权威主义政府创造了市场体制，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不断推进改革。它还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公共政策（如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压制独立工会、降低环境标准、压低贷款利率等等）保护国内经济发展。但是，这一体制也带来了严重的腐败、不平等和经济风险。这些就是政治子系统的输出集合。三，以新权威主义为核心的新左派理论，鼓吹市场机制的效率优势，宣扬私有制的正当性，论证专制的合理性，强调渐进改革的必要性和稳定的重要性，同时也要求消除腐败、维护社会公正。这些就是意识形态子系统的输出集合。
表1：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系统的输入集合与输出集合
其次，要讨论各个子系统的要求或输入集合，以及输入与其他子系统的输出的对应关系。一，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如维护市场秩序特别是私有产权。“转型国家”的市场还要借助政府实施的改革才能得以完善。“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对政府还有“额外的要求”，如贸易保护、压制社会运动、降低环境标准等等，以便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这些要求权威主义政体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市场要求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虽然政府维持了政治稳定，但是也制造了潜在的经济风险，进而威胁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市场制度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持，它要求一个能够证明市场有效性和私有制正当性的意识形态。这些要求新权威主义意识形态基本可以满足。二，权威主义政治需要经济增长来满足被统治者的要求，进而获得他们的认可。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就业机会的扩大和税收的增加，为政府缓解各种压力创造了条件。这些要求经济系统基本可以满足。权威主义政体还需要通过论证专制的合理性来反对自由民主理念，通过宣扬渐进主义来反对激进改革与暴力革命，通过强调稳定符合全社会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要求新权威主义意识形态基本可以满足。三，新权威主义要确立自己的霸权必须保证自己的预言和承诺得到兑现。它要求经济持续增长。这一点经济系统基本可以满足。它要求政府不断推进改革，而且改革不会局限于经济领域。它还要求保证社会稳定。这些要求政治系统基本可以满足。但是，新权威主义也要求社会公正（限制腐败和不平等）。这一点政府做不到。这是政治系统与意识形态不相适应的地方。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社会的结构适应性了。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总的来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中的任一子系统的要求“基本上”都可以从其他两个子系统那里得到满足。这意味着，90年代的中国社会具有较高的结构适应性。这也是中国能够在90年代赢得稳定的必要条件之一。第二，结构性冲突仍然存在，其根源就在政治系统之中。由于腐败、不平等、经济风险的存在，政治系统未能完全满足经济系统和意识形态的要求。经济风险直接威胁经济系统的稳定。腐败和不平等则与意识形态对于政治清明和社会公正的要求相冲突。而腐败、不平等和经济风险也是威胁未来政治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说，目前的结构状况，既为中国赢得了90年代的政治稳定，也孕育了未来的不稳定因素。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需要民主政治，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是不可分离的。这其中有两层含义，其一，经济自由必然带来政治自由；其二，没有政治民主就不会有健康的市场经济。但是，权威主义政体鼓励市场发展，拒绝民主政治，或者说，鼓励经济自由，压制政治自由。因此，权威主义体制存在内在的冲突，缺乏结构适应性，必然是不稳定的。
其实，市场必然需要的是经济自由，而不是政治自由。笼统地说，经济自由对应的是所谓的“消极自由”，而政治自由对应的是“积极自由”，前者存在与私人领域，后者存在于公共领域。许纪霖指出：“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可能完全与政治民主无涉，相反，到是可以与威权主义统治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民主制度的对立面是威权主义，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极权主义。……一个尊重私人自由的威权主义政府，也可以按照法治原则治理国家，却与真正的民主毫无关系。……仅仅获得私人领域的消极自由，是无法抵御威权主义的统治，迈向民主化进程的。”[22]“这难道不是在东亚社会每天正在发生的故事？最典型的莫过于新加坡。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完美的法治，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受到国家保护，政府积极鼓励个人有发财和发展的机会。然而，一旦涉及到公共政治领域，涉及到公民对政治的参与，虽然形式上也具有西方的民主外壳，具有各种完备的自由选举程序，但执政党和政府主宰了政治的整个过程，政治完全是受控的。在这样的威权主义治理下，新加坡公民享受着世界上一流的安全、舒适、富足和物质发展的空间，在私人领域拥有相当的自由，但公共领域的积极自由普遍被剥夺了，更确切地说，是在‘东亚价值’这种开明威权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下，公民们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利。”[23]
第四部分：群体分析
1、社会群体结构的演变
在毛时代，唯一的精英集团由党政官员构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则构成了主要的大众群体，而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是最低的。
毛时代的中国属于波兰尼所谓的“再分配经济”。再分配经济的特征是，生产者与消费者没有横向联系，所有生产者都纳入由中央指挥的纵向网络，产品和盈余自下而上交给中央，中央按照纵向网络中的权力关系从上而下地对产品和剩余进行再分配。[24]泽林尼指出，拥有再分配权力是获得精英阶级地位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权力则意味着被抛弃在精英阶级之外。[25]除了政治权力之外，官方意识形态和群体的政治立场也是影响群体在资源分配格局中位置的重要因素。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就是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被消灭的，而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则使他们处于社会低层，至少政治地位是最低的。
表2：精英/大众结构的转变
注释：本文根据社会成员的资源占有状况（种类和数量）划分群体。根据占有的主要资源的种类，把社会成员划分为党政官员群体、资产者群体、知识群体、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根据占有资源的多寡，把社会成员划分为占有大量资源的“精英”、占有少量资源的“大众”和几乎是一无所有的“贫困群体”。当联合使用这两种分类标准时，就把社会成员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普通大众”和“贫困群体”。
改革使中国的社会群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后毛时代，社会精英崛起，精英集团扩大为三个，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大众内部也发生了分化，知识分子上升到精英阶层，一部分人沦入贫困群体，而一般的市民和农民则组成了普通大众。
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由“再分配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群体结构。在市场经济中，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普通大众、贫困群体都属于稳定的社会群体。这是因为，在市场中，人们可以凭借资本获取资源，而“资本积累的铁律”则制造出占有大量经济资源的经济精英。市场承认知识的价值，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的价值不断提升，其结果就是知识精英群体的形成。可以说，市场化改革的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就是创造了两个新兴的社会精英集团——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在市场体制中，一个人要挤进精英队伍，除了当官之外，还有经商和读书两条路。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没有造成精英的断裂，而是保持了精英的连续性。正如边燕杰和罗根的“权力维续论”所强调的那样，改革并没有损害政治精英的机会和地位，“政治权力的维续在再分配和市场两种体制中都有体现。”[26]这是因为，改革并没有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且“双轨制”为借助政治权力谋求经济资源提供了机会，所以党政官员的收益非但没有下降，相反还增加了。
观察表2，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这就是社会地位序列的“翻转”。改革使一度被消灭的资产阶级再获新生，而且进入了精英阶层。资本家和高层经理（包括国有企业的经理）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地位大幅上升。改革也解放了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稳步上升，由原来的最低层一跃进入精英阶层。而工人和农民仍然属于大众，但是相对地位大幅度下降，政治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其中的一部分人还沦为“贫困群体”。这种“翻天覆地”的社会结构变化对政治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维持政治稳定，统治者必须学习与新兴的社会精英和平共处，必须能够平息失落者的不满与反抗。为此，统治集团必须调整自己的群体联盟策略和意识形态，以便重建统治的社会基础与合法性。
2、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关系
市场化改革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巩固了共产党的权力。在市场环境中，经济发展需要资本家和经理群体的不断壮大，并且必然给他们带来日益膨胀的财富。也就是说，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共同利益，它给前者带来权力，给后者带来财富。这种共同利益的存在为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联盟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资产阶级最喜爱的东西是“钱”，而不是“民主”。如果专制能够比民主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他们将毫不犹豫的选择专制。通过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实施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禁止独立工会，压制社会舆论，降低环境标准，中国政府为资本家创造了最有利的赚钱环境。此外，通过钱权勾结和裙带关系，政治腐败还为他们创造了大量非法获利渠道，如侵吞国有资产、偷税漏税、走私、骗汇、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等。[27]通过吸收入党，安排进入政府、人大和政协，资本家和经理们的“面子”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满足。因此，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和经理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现行体制。
Baum和Shevchenko根据地方政治精英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政治精英与当地企业家的关系，确定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四种关系模式。在第一种模式（developmental ）中，政治精英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但是他们通过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经营的制度环境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在第二种模式（entrepreneurial ）中，为了推动本地经济增长，政治精英就像企业家一样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在第三种模式（clientelist ）中，政治精英并不关心地区经济发展，他们仅仅热衷于钱权交易，既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关系户谋取利益，并据此从相关的企业家那里获取回报。在第四种模式（predatory ）中，政治精英是单纯的“掠夺者”，他们既不关心社会利益，也不与企业进行交易，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对经济精英进行掠夺。[28]其实，这四种模式同时存在于中国大陆。还需要补充第五种模式，即“官僚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在这种模式中，政治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支持自己的亲属经商，或是亲自利用自己原来的关系下海经商。这是保持转型过程中精英连续性的重要机制。上述五种模式比较完整地描述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关系。
可以说，在90年代，经济精英已经成为权威主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不可能挑战这一体制，相反，还要极极地维护这一体制。实际上，在中国，市场经济支持专制政治，经济精英是政治精英的“天然盟友”。
3、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是政府的敌人，因而一直受到政府的弹压。改革初期，为了批判老意识形态，党内“改革派”与“激进知识分子”结成联盟。但是，这种联盟很快就破裂了。活跃于80年代的知识分子深受毛体制的迫害，对旧体制必欲彻底根除而后快。但是，党内改革派并不想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而是要进行有限的改革，以便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精英分裂、[29]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日趋激进、党内改革派与激进知识分子寻求建立联盟，这一切使政治精英的内部冲突与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冲突交织在一起，导致了80年代中国政局的持续动荡，直至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流血冲突，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悲剧。
知识分子似乎是权威政治的“天敌”。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但是，198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府的激烈冲突却出人意料地消失了。如何理解这一匪夷所思的现象？
表面化的解释强调政府的“迫害”和“利诱”是国内知识分子放弃反抗的主要原因。其一，天安门事件之后，激进知识分子或是流亡海外，或是关进大牢，或是下海经商，或是被媒体封杀。激进势力受到重创。其二，90年代的商业化和专业化大潮分散了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一些人下海挣钱，一些人埋头做专家。名与利的诱惑使一大批知识分子放弃了政治关怀。其三，政府的“大棒”和“胡萝卜”政策并用，对政治异议分子严厉打击（如逮捕、驱逐出境、封杀、砸饭碗、降职、降薪等等），对合作者则大力奖励（如吸收入党、当官、安排进入人大和政协、提职、加薪、分房子等等）。
上述观察都是正确的，但是仅仅用这些来解释知识分子的妥协是远远不够的。“犬儒主义”并不是知识分子接受政治现实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还有比它更复杂、更深刻的原因。首先，邓小平“南巡”重新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取向。这一行动，一方面证明了经济制度自身的逻辑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另一方面支持了新权威主义的假设，即权威主义政府会推动市场化改革。这是知识分子认同政府的首要前提。其次，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现行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绩合法性”。第三，前苏联的经验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改革前景的多样性。他们意识到改革不仅可能带来自由、富裕和民主，还可能带来混乱、分裂、不平等、黑金政治和流血冲突。第四，一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民主政治的现实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民主的有限性。他们意识到中国的民主很可能更像这些难兄难弟，而不会是美国式或欧洲式的民主。经过十几年的观察和学习，他们得以现实地、全面地、冷静地评价市场和民主的功能。第五，知识分子意识到民主化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不能急躁。第六，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从“反共”到“反华”的转变，使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也随之改变。一系列事件，如银河号事件、美国反对中国申奥、台湾危机、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最惠国待遇问题等等，推动全民性的仇美情绪持续发展，并进一步发展为反感美国式的市场和民主。[30]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知识分子的态度在整体上发生急剧转变，一方面，极端思潮“边缘化”，马列原教旨主义派和激进自由派丧失了曾经拥有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新左派”兴起，并逐步成为中国大陆思想界的主流。新左派的核心思想并不新，其实就是8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这一理论主张接受权威政治的现实，并且把权威政治看作是从集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阶段。这种用学术语言表达的“党的基本路线”，把民主变成了“未来的承诺”，从而巧妙地化解了“现实的冲突”。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那样，要想赢得稳固的统治，统治阶级必须在市民社会里建立霸权。而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各个相互对立的集团之间，只有通过一种共享的意识形态才能实现和解。[31]由此看来，新权威主义的再度兴起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它标志着中共在市民社会里重新赢得了霸权；第二，它标志着中共与知识分子实现了和解或建立了联盟，而和解或联盟的基石就是新权威主义。
4、精英与大众的关系
改革前，工人和农民是中共的社会基础，并且分别是名义上的领导阶级和领导阶级的同盟军，享有很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改革初期，尽管他们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是生活水平获得了较大提高。可以说，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双赢的时代”，精英和大众的处境都得到较大改善。进入90年代以来，大众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而物质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一部分人还沦入绝对贫困状态，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当前大众的处境，那么“全面恶化”也许是最恰当的选择。与此同时，精英几乎攫取了全部的经济发展成果。联合起来的精英，不仅通过不完善的市场掠夺大众，还通过政府的“再分配”进行“再掠夺”。可以说，90年代是一个“赢家通吃的时代”。在90年代，中国大陆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扩大，目前以吉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约为0.45，已经进入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的行列。
尽管大众分散无力，但毕竟不会任人宰割，加之为数众多，因此仅有掠夺和镇压是不够的，还必须辅之以必要的满足和劝说。所以，政府一直十分关注大众的呼声，并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做出一些回应。“群众路线”是中共处理政府和大众关系的基本态度和方法。[32]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共宣称继续奉行“群众路线”。与此同时，为适应新的形势不断开辟新的民意渠道。例如，通过官方媒体、现代社会调查技术、设立市长热线和市长接待日、引进听证会制度、行政系统向城市基层社区延伸等等，中共新建了一系列了解公众需要的渠道。这些面向大众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可以使各级行政单位广泛地了解大众的需要，一方面可以适当满足他们的要求，从而化解一些潜在的冲突。此外，为了满足大众最基本的要求，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在农村地区实施“八七扶贫计划”，在城市建立社会安全网[33]，实施西部大开发。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平等，维护了大众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5、群体关系模式与政治稳定
在毛时代，针对当时的群体结构，中共制定了一套恰当的群体联盟策略，即联合工农大众，打击知识分子，镇压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改革改变了群体结构。社会精英产生了。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中共不但需要他们的合作，还需要他们不断壮大。这意味着，打击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不符合政府的利益，传统的联盟策略已经过时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做出了适时的调整，放弃了工农大众，转而与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统治联盟。
联盟不是强制的产物，而是满足和劝说的产物。正是通过满足社会精英的利益要求和建立共识，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建立了统治联盟。如果说统治者对社会精英的策略是满足和说服的话，那么对大众的策略则是剥夺和镇压。精英联手剥夺大众是今日中国的基本特征。其实，满足强者和剥夺弱者往往是同一硬币的两个侧面。当然，聪明的精英往往不会做得太过分，因为他们并不希望逼得大众铤而走险。所以，一个成熟的群体关系策略，不仅要满足精英的要求，也要适度关注大众的呼声。“三个代表”的提出表明，中共不仅要代表社会精英的利益，也要代表大众的利益。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连续性，还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中共都不会彻底依赖任何一个阶级，相反，它要成为全民党，因为只有如此，它才能继续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
由此可见，90年代的中国之所以能够赢得政治稳定，一是因为社会系统重新获得了结构适应性，二是因为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建立了统治联盟。前者为稳定奠定了制度基础，后者为稳定奠定了阶级基础。它们构成了政治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
第五部分：危机
1、危机的根源
“危机”意味着“不稳定”的可能性。在日常用语、大众传媒、学术论文和官方文件中，“不稳定”具有多种含义，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一是指政治领导核心不稳定，二是指关键政策不稳定，三是指政府不稳定，四是指政治制度不稳定。尽管这几种不稳定是不同的，但它们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例如，领导人的变更往往导致政策的改变，政策的巨变往往伴随着领导人的更替。当政府被推翻时，统治者、他们奉行的政策以及他们维护的现行制度也许都会被彻底葬送，而且政府不稳定很可能引起全面的不稳定，如经济崩溃、社会动乱、种族冲突、分裂、内战、乃至国际冲突等等。此处讨论的是第三种政治不稳定。
到目前为止，共产党一直牢固地掌握着政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危机。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威胁稳定的因素不但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发展。稳定与危机并存是贯穿中国改革全过程的一个基本特征。目前，诱发政治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专制、腐败、不平等、贫困、金融风险、国有企业低效率、加入WTO 带来的冲击、台湾问题。
改革的初始条件（集权主义体制）、改革的特征（政府主导型改革）、改革的结果（权威主义体制和精英联盟）共同孕育了这些诱发因素。政府主导型改革使专制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双轨制”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可能性，而政府主导型改革则使这种可能性成为必然。没有公众监督，没有独立的司法、银行和中介机构，而官员却拥有巨大的权力，腐败怎么能够避免。正是这种腐败孕育了银行的坏账、金融风险、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钱权勾结、新闻封锁、禁止独立的工会和农会，使极少数人可以肆无忌弹地掠夺经济财富，孕育了持续发展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而不平等、国有企业低效率、金融风险、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则成为制约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瓶颈。
由此可见，那些给中国带来政治稳定的条件，也孕育了危机。或者说，90年代的制度结构和精英联盟，既给中国带来了政治稳定，也孕育了威胁未来政治稳定的因素。
2、挑战稳定的力量
群体/问题/手段分析法
我将从“群体”、“问题”、“手段”三个维度考察挑战政治稳定的力量。所谓“群体”是根据资源占有情况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的结果。由于政策和制度都是社会在其成员之间分配稀缺资源的工具，因此按照资源占有情况进行分类，可以直接显示出各个群体与这个制度的利害关系，进而可以看出它们对制度的态度。所谓“问题”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问题”。某个社会问题会对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资源占有状态产生不利影响，对它们的切身利益造成损害。正是由于存在社会问题，才会有不满，正是那些感到不满的群体，才有意愿采取行动减少或避免损失。但是，仅有意愿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手段”。只有那些拥有集体行动手段的群体，才能威胁政治稳定。
把“群体”、“问题”、“手段”与“政治不稳定”联系起来的逻辑链条是：第一，社会分化，国民分化为不同的社会群体；第二，存在广泛而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三，受到这些问题危害的群体感到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解决问题；第四，他们拥有集体行动的手段，并且采取行动；第五，维护现行制度的力量不能有效地压制反抗行为；结果，导致政治制度不稳定。简单地说，政治不稳定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存在对现行制度不满的群体，他们感到有必要推翻现行制度，而且他们确实有能力和机会采取行动，并且取得了成功。
精英的态度与行动
精英的态度和行为对政治稳定至关重要。如今政治精英对待改革的态度在整体上趋于“中庸”，党内的极右派和极左派都失去了影响力。与此同时，政治权力的再度集中也加强了政治精英的团结。近期内，政治精英分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有台湾问题有可能诱发内部冲突。经济精英不会因为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问题而产生不满，但是经济衰退、金融风险、WTO 带来的竞争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从而引起他们的不满。原则上讲，“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会因为所有的问题而对政府产生不满。但是，在整体上，知识分子也许只会对政治腐败、经济停滞、不平等、贫困和台湾问题作出强烈反应。
军事政变大概是政治精英的专利。当然，他们也有能力使用其他的所有手段。经济精英的主要反抗手段是向海外转移资产、罢市、组建各种形式的俱乐部。知识精英可以利用大众传媒、通讯工具、社会运动、NGO 、俱乐部、海外渗透。
大众的态度与行动
虽然有时也会关心国家大事，但是普通大众关心的主要还是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意识形态、民主、自由这类政治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太遥远了。他们一般也不会直接对宏观经济问题做出反应，除非这些问题使他们的处境严重恶化。引起他们强烈不满的主要是经济不平等、贫困和腐败。贫困阶层的视野更加狭窄。他们也许仅仅对贫困问题有所反应。如今，面对自己日益恶化的处境，面对精英们日趋疯狂的掠夺和腐败，面对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他们已经忍无可忍了。
值得注意的是，大众的不满不仅源于地位的绝对下降，也源于地位的相对下降。改革带来了社会地位序列的“大翻转”，今日的精英正是昔日的贱民，而如今的大众却是过去的领导阶级。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孕育了巨大的政治危机。目前，对政治稳定威胁最大的大众群体，不是处于最底层的城乡贫困人群，而是失业或下岗的“国有企业职工”。由于他们的地位同时出现大幅度的绝对下降和相对下降，因此他们的不满最为强烈。[34]同时，相对而言，他们也最具有破坏力。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他们集中居住在工厂附近，便于组织集体行动，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居住在大、中城市，与各级政府所在地近在咫尺，可以“就近就便”发起针对政府的反抗行动。
如果存在制度化的压力释放机制，即使存在不满也不一定会发展为与政府的冲突或犯罪活动。但是，当今中国恰恰没有这种机制。通过压制独立的工会和农会，控制媒体和司法机构，禁止集会、游行和示威，加上部分党政官员与企业主和管理者狼狈为奸，政府几乎剥夺了大众合法地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的任何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大众除了听天由命、任人宰割，就是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近年来，集体上访、聚众冲击地方政府、破坏公共设施、罢工、游行、阻断铁路、爆炸、仇杀之类的活动越来越多。
由于政府有效地控制了公共领域，在冲突爆发之前，大众无法进行大范围的动员，只能发起局部性反抗。与精英不同，大众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完整的政治纲领，这也限制了他们组织大规模行动的可能性。他们的行动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往往是针对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而且组织化程度低，没有正规而持久的组织结构。最常见的集体行动方式，或是同一单位的人共同行动，或是同一村庄的人共同行动。可以说，就业和居住提供了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1989年以后，各地政府不遗余力地扩充了防暴力量，具备了迅速镇压局部性反抗的能力。所以，尽管不满的大众四处点火，各地的同类冲突此起彼伏，但都被政府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很难形成燎原之势。
总之，面对强大的权威政权以及与其结成联盟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大众只能发起分散的、短命的、局部性的反抗。这类反抗虽然此起彼伏，但是只能给统治者制造麻烦，却很难造成全局性的不稳定。
法轮功：边缘起义[35]
法轮功对中共提出了自建国以来最有力的来自民间的挑战。由于继承了传统的文化资源，满足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需求，抓住了全球化、对外开放、信息技术革命提供的机遇，利用了国际反共、反华势力，这种新兴民间宗教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李洪志不属于现代意义的“精英”，法轮功是传统的资源动员机制和意识形态，法轮功的主体成员是底层大众。这提醒人们，不可轻视底层大众与民间精英的力量，不可轻视传统资源的价值，不可轻视宗教的力量，古往今来，信仰和殉道精神总是反抗暴力镇压的最有效的武器。
这一事件也提醒我们，不可轻视全球化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还有社会领域的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一样，跨国NGO 也是超越国界的政治行动主体，而且其影响力越来越大。互联网、传真、电话，这些公共信息工具对集体行动的贡献不可忽视。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面对的是不再是国界线内的社会，而是全球市民社会。反政府组织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动员资源与政府对抗。例如，最近在天安门广场示威的法轮功学员已经由中国人变成了外国人，而李洪志、张洪堡、张香玉、严新都在美国避难。
中国的历史和国际经验显示，急剧变革时期，新兴宗教大量产生是普遍现象。也许法轮功仅仅是冰山一角。
精英与大众的结合点
一般说来，在现代政治中，要想有所作为，大众必须得到精英的支持。大众能得到精英的支持吗？大众和精英的结合点在哪里？存在这样的结合点吗？
“民主”和“自由”似乎不会成为精英与大众的结合点。在89年的反抗运动中，知识精英得到了大众的广泛支持，但是大众支持的不是知识分子热衷的“民主”和“自由”，而是“反腐败”。正是由于学生们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策略，高举反腐败旗帜，才在运动的后期得到了市民的坚决支持。天安门运动期间，“工自联”的声明最具有代表性。它要求的是提高工资、控制通货膨胀、择业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90年代中期以后，大众几乎成了改革的反对派。“毛泽东热”之所以会席卷全国，政府的宣传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也不能否认它有深厚的大众基础。当然，大众怀念的也许并不是那个毛泽东时代，他们不过是借这种“怀旧”表达对“不平等”和“腐败”的不满，表达对“平等”和“公正”的向往。
值得注意的是，“平等”和“公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基本诉求，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基础，可谓“源远流长”。远的不说，近代以降，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一脉相承，即使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也把“共同富裕”确定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如今对精英的贪婪、腐败、无耻、无责任感的切齿痛恨，为“平等”、“公正”也许还有“民粹主义”思潮的滋生繁衍创造了最有利的环境，也为精英和大众的结合创造了越来越有利的机会。
3、维护稳定的力量
社会中的保守力量
维护稳定的力量，既存在于政府之中，也存在于社会之中。毫无疑问，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有一份足以糊口的收入的市民和农民、各类保险的购买者和养老金的领取者等等，都是社会中维护稳定的力量。
如果人们是理性的，那么只有他们预期不稳定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将超过损失的时候，他们才会选择造反。因此，聪明的政府总是尽力影响人们对不稳定的预期，设法提高人们对损失的预期，同时降低他们对收益的预期。十几年来，通过大肆宣传不稳定的负面效应，中共成功地使全社会对不稳定谈虎变色。中国在20世纪的苦难经历为中共的宣传提供了注脚。另外，中共的极端专制消灭了一切政治对手，并使国内无法产生一个合格的取代者或继任者，客观上造成了自己一但倒台中国大陆将出现权力真空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又强化了中共倒台导致天下大乱的预期。通过“绑架社会”中共有效地迫使人们接受既成的政治事实。
目前，尽管普通老百姓对自己的收入状况不满意，对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恨之入骨，但是今天的生活状态毕竟远远好于毛时代，而且他们非常珍惜已经得到的那点微不足道的权利和财富，不想参加一场胜算微乎其微的赌博。[36]所以，只要精英们还让绝大多数老百姓活下去，在掠夺瓜分之余还给他们留下一口饭吃，他们也许就会接受现实，忍气吞声地继续过日子。这意味着，在社会大众中，绝大多数人还是拥护稳定的。
政府的镇压能力
镇压能力是政府维护稳定的最重要的能力。政府的镇压能力取决于控制公共领域的能力、垄断和运用暴力的能力、镇压的决心和意志、政府内部协同行动的能力、高层团结的能力。
90年代，中共越来越坚决地垄断媒体，同时尽量把社会运动和各种独立组织消灭在萌芽状态，对已经发展起来的则不惜代价坚决镇压。总的来看，中共对公共领域的控制越来越严。目前，“党指挥枪”的列宁主义原则依然得到有效执行。凭借现代暴力机器，政府已经具备了镇压任何局部反抗的能力。当面临大规模社会骚乱时，统治者维持权力的意志和决心是极为重要的，权利核心出现意志动摇往往是政权垮台的最准确的预兆。天安门事件显示出中共拥有镇压的意志和决心。但是，仅有高层的意志、决心和团结还不够，还要由各级党政官僚的密切配合。从镇压法轮功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在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中共能够保持团结一致对外。在危机时期，高层团结至关重要，而这依赖于“核心”的主导地位及其政策的可行性。近期内，只要不出现重大决策错误，无人能够挑战最高领导的个人权威。
综上所述，中共已经具备了镇压局部反抗的能力，只要不出现全局性的、持续的社会骚乱，就不会出现政治不稳定。
政府控制不稳定因素的能力
除了镇压之外，维护稳定的另一种策略是“釜底抽薪”，即遏制或消除那些诱发不稳定的因素。对精英和大众的分析表明，在近期内，经济衰退、腐败、不平等和贫困是威胁政治稳定的主要问题。因此，要想维持稳定，政府必须维持经济增长、遏制腐败、控制贫富差距、缓解贫困。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显示了很强的学习能力，在学习曲线上爬得非常快。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初步掌握了在市场环境中管理宏观经济的能力，其标志就是能够在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中国政府似乎也有信心对付加入WTO 带来的冲击，而且以此为契机开始处理银行风险问题和股市泡沫问题。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越来越关注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在城市，由下岗生活补贴、失业救济金和最低生活保障组成的社会安全网正在建立。在农村，“八七扶贫计划”取得重大成就，而且还再继续加大扶贫力度。此外，中央也试图通过开发西部缩小地区差距。与此同时，打击腐败的力度不断提高，处理的大案要案数量逐年上升。通过“三讲”，抓各级干部的“黑材料”，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气氛。为了“高薪养廉”不断提高公务员工资和福利待遇。但是，人们总是合理地怀疑反腐败的动机，怀疑靠特务政治能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
4、稳定性分析
不稳定的条件
此前的分析表明，9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建立了比较稳固的联盟。精英联盟的建立带来两个重要的后果：第一，精英不会挑战政府。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权威政治中，精英占总人口的比例虽然很小，但是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却很大。一般来说，只要各类精英保持团结，政治不稳定就不会发生。甚至只要政治精英保持团结，其他群体的挑战也很难成功。第二，威胁政府稳定的力量只能来自大众。此前的分析表明，在正常情况下，大众只能制造局部的反抗，而中国政府具有镇压局部反抗的能力。因此只要不出现全局性的、持续的大众反抗，政府稳定就没问题。也就是说，在近期内，在中国大陆，政府不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出现全面的、持续的大众反抗。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全面的、持续的大众反抗呢？这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局部性反抗或潜在的局部性反抗遍布全国；二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触发全国性的大众反抗。
中国大陆就像一个院子和房子里散布了许多干柴的大宅院。但是房子的主人并不是傻瓜，他完全知道这种情况的危险性，因此购买了灭火工具、开通了水源、雇佣了消防队员并进行了精心培训。当院子里一处甚至几处起火时，主人一声令下就可以及时扑灭。但是由于财力、水源、人力有限，灭火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一旦院子和房子里铺满干柴，而且处处起火，或是一处起火但蔓延极快，那么这个灭火系统就无济于事了，房子和它的主人就会被大火烧毁。也就是说，这个大宅院毁于大火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第一，遍布干柴；第二，到处点火。
铺放干柴：问题的深化与蔓延
如果那些激起大众不满的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也就是说，贫困、不平等和腐败问题继续发展，那么大众的反抗或潜在的反抗将遍布全国。这也就是在全国铺放干柴的过程。不幸的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导致贫困、不平等和腐败问题持续恶化的原因，一是权威政治剥夺了大众的政治权利，二是政府内部控制失灵。目前，几乎所有的正常的民意表达手段都被政府剥夺了，结果虽然存在问题，而且问题还在不断深化与蔓延，但是反抗却难以出现。没有反抗，反过来又导致问题得不到遏制，得不到及时解决，直至发展到“爆发”阶段。缺乏制度化的意见表达机制，缺乏必要的“减压阀”或“排气口”，正在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火药桶。严重的“代理失灵”使那些为解决问题而制定的政策无法有效实施。例如，中央的扶贫政策、财政政策、反腐败政策收效甚为，而且有时还适得其反。其实，中共一直要求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历来提倡“群众路线”，要求政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能说这些都是欺骗老百姓的政治宣传。最高统治者何尝不希望自己的部下都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呢？只不过他办不到而已。
导火索：一场深刻的危机
什么样的危机能引发政府不稳定？从理论上推导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不明智的。但是，那些已经垮台的政府的不幸经验，也许会告诉我们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国际经验显示，军队政变、独裁者死亡、对外军事失败、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持续的经济衰退、严重的金融危机、恶性通货膨胀、激烈的种族或宗教冲突、民族分离活动，往往会成为引发政府不稳定的导火索。
对于中国来说，在近期内，发生军事政变、在外部军事冲突中败北、核心人物出现健康问题、激烈的种族和宗教冲突、严重的民族分离的可能性都不大，可以作为“小概率事件”处理。尽管台湾问题有可能引起美国的军事干涉，而这又孕育了在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失败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毕竟不大。由于知识精英日趋保守，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也不会出现。但是，发生持续的经济衰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可能性还比较高。可以说，它们很可能就是引发政府不稳定的导火索。
银行坏账、国有企业低效率、国内需求不足、世界经济疲软导致的出口和投资疲软，这一切随时都会触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将引起全国性的大规模失业、严重的贫困、银行挤兑、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引发遍及全国的大众反抗。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所以会成为不稳定的导火索，是因为它们的影响波及到每一个人，而且短期内几乎无法扭转。缺乏大众的制约、广泛的钱权交易、党政系统内部的代理失灵、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困，又使得孕育危机的问题难以得到及时而有效地缓解和解决。这意味着，在近期内，引发不稳定的导火索是存在的，而且存在着被点燃的可能性。
基本结论
目前，政治精英牢固地垄断了公共权力，严厉地控制了公共领域，而且在新权威主义旗帜下，与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了联盟。与此同时，大众处于全面被剥夺的状态，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分散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由于中共完全有能力对付局部反抗，因此大众的日常反抗不会威胁全局的稳定。但是，当出现深刻的、全面的经济或社会危机时，将触发全面的、持续的动乱，如果这种形势不能得到迅速控制，势必导致政府的垮台。不公正特别是腐败、不平等特别是贫困就是“遍布全国的干柴”，而引发一场燎原大火的“火种”可能是严重的经济衰退、金融危机、海峡冲突、领导人的突然死亡或病危、宗教迫害等等。简而言之，近期内，中国保持“政治稳定”的希望很大，但是“崩溃”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
不稳定之后
不稳定意味着变化，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意味着未来不再是今天的简单延续。从中国历史和国际经验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各种可能的“不稳定之后”。
最理想的局面是出现一个新的民主政府，而且是一个有效的民主政府，它能给中国大陆带来自由、民主、富裕和公正。我认为经过一场灾变的中国大陆进入这种状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最有可能的是重新出现一个权威政权。在这个新结构中，共产党不再是统治集团，但是精英继续垄断政治，大众继续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政治腐败依旧，钱权勾结依旧，不平等依旧，贫困依旧，所以不稳定也依旧，唯一变化的是意识形态。如果这种政体能够在多次不稳定之后反复出现，那就意味着“不稳定”已经成为它持续生存的内在机制。这也意味着各种社会问题的制度化、正常化和永久化。但是，如果知识精英背叛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并且与大众成功地建立了联盟，那么“不稳定之后”将出现一个法西斯政权或改头换面的列宁主义政权。这个政权将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当作自己的意识形态。在这三种情况下，中国大陆将继续保持统一。但是在共产党轰然倒塌之后，中国大陆继续保持统一的可能性极小。四分五裂是非常可能的结局。如果幸运的话，分裂也许是和平的，否则将伴随着严重的流血冲突。最好的结局是像前苏联那样比较和平地分裂，但更大的可能的是像前南斯拉夫模式在炮火和鲜血中分裂。这可以说是第四和第五种可能的“不稳定之后”。任何一个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不会轻率地认为这是危言耸听。
第六部分：回顾与展望
1、回顾
回顾是为了认清现状，明确问题。正是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的努力塑造了未来的政治发展过程。
改革的初始条件会对改革产生直接而持久的影响。在毛时代，在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格局中，政府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格局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没有发生实质性改革。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然是“政府主导型改革”。
在这种改革过程中，政府拥有很大的“自主性”。它有能力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独立地制定并实施改革方案。既然政府有实力决定是否改革以及如何改革，所以改革必然是“渐进式改革”，而不会是“一场革命”。政府的“自主性”决定了取代集权主义体制的只能是权威主义体制，而不可能是民主主义体制。而“渐进式改革”则为政府和社会赢得了时间，使统治集团可以从容地探索制度设计方案，调整群体关系策略，建立文化霸权。
改革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在制度结构方面，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同时改革，市场经济、权威政治与新权威主义协同发展，从而使新的制度体系获得了较高的结构适应性。在群体关系方面，适应群体结构的变化，调整传统的群体关系策略，抛弃工农大众，转而与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统治联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个代表”分别勾画了当今社会的制度结构和群体关系的蓝图。因此，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确定为“党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而把“三个代表”誉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决非言过其实。它们共同确定了今日中国的政治框架，为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石。
但是，现实并非十全十美，危机就蕴藏在稳定之中。一方面，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冲突仍然存在。政治腐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风险和社会不平等，既威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与新权威主义对政治清明和社会公正的要求相冲突。另一方面，缺乏制约的精英联盟导致对大众的过分剥夺，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驱使大众铤而走险。也就是说，那些给中国带来了政治稳定的条件，也孕育了威胁政治稳定的因素。
除了“结构性成就”之外，在90年代，中国政府还做出了一系列“日常业绩”。在政治方面，成功地完成了最危险的权力过渡，[37]化解了民主化危机，压住了来自自由化的挑战，而且合法性下降的趋势得到缓解，“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个代表”得到精英的广泛认同。在经济方面，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控制住了通货膨胀，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顶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压力，与此同时，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加速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在社会方面，开始着手解决不平等问题，在农村实施《八七扶贫计划》，在城市建立完全网，同时开始部署开发西部。在国际关系方面，打破制裁，重返国际社会，恰当处理了“银河号”事件、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台湾海峡危机没有过度发展，顺利收回香港和澳门，加入WTO ，申奥成功。只要看一看90年代国际政治地图的变化，我们就必须承认，在这个沧海桑田的时代，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共产党政府能够提交这样一份成绩单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成就显著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问题，许多毛时代遗留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如专制），许多邓时代产生的问题还在继续深化和蔓延（如腐败、不平等、贫困），新的问题也在不断涌现（如台湾问题、金融风险、WTO 冲击）。这些问题时刻威胁着中国的政治稳定。可以说，第二代和第三代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也给继任者留下了异常艰巨的任务。
2、政治发展模式
可以用“政治行政化”来概括改革时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金耀基对“政治行政化”有精辟论述。[38]根据香港的经验，他指出政治行政化有两条主要途径，一是精英吸纳，即政府有意识地把社会中的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二是决策咨询，即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广泛咨询公众意见。由于社会精英被吸纳进行政决策结构中，结果在行政体系之外，很少有与这个体系站在对抗立场的政治人。而决策咨询使行政单位能广泛地、经常地接触社会，使政府对社会的意向有更敏锐的反应。金耀基把这一切称之为“政治的行政化”。他认为“‘政治行政化’可说是一种积极的‘非政治化’”。[39]
改革时代的中国政府，有意识地把社会精英纳入行政体系，主动地制定有利于精英的政策，越来越多地运用决策咨询，不断开辟民意渠道，不但与社会精英结成联盟，也对大众的呼声做出适度回应。通过精英吸纳、政策倾斜、决策咨询，政府主动地满足精英的要求。这样一来，社会精英无需诉诸政治就可以实现自己的要求。于是，他们也就心甘情愿地放弃政治权利了。虽然大众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但是由于他们分散无力，因此即使心怀不满也无济于事。这样一来，政府也就化解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政治参与压力。而且中国的政治行政化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个转型国家，政治行政化还表现为“政府主导型改革”。自主地实行经济改革，自主地建设意识形态，并使之与权威主义政体相适应。这一切为中国赢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
对于中共来说，“精英吸纳”、“咨询性政治”、“政治行政化”这些概念也许是陌生的，但是，对这些概念所蕴含的统治策略却并不陌生，而且心领神会，运用自如。其实，在中国，“行政支配社会”是一以贯之的传统，从古到今概莫能外。在毛时代，中共对工农大众实行“群众路线”，对中间派实行“统一战线”，对敌对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改革改变了社会结构。社会精英产生了，而且日益壮大，其力量不可忽视。而大众则收回了政治忠诚，对政府充满了怨恨。于是，政治整合问题出现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治行政化”应运而生。
在权威主义体制下，在一个除了政府之外，再没有其他“有用的”政治设置的社会中，政治行政化也许是唯一可行的政治整合机制。通过满足精英的需求以换取他们对统治秩序的认可，不失为一种聪明的统治策略或统治艺术。策略要想有效，必须辅之以一整套制度。因此政治行政化绝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制度安排。香港的经验显示，这种“满足强者，剥夺弱者”的体制具有充分的弹性或适应能力。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通过不断满足新兴的强者，同时给予弱者必要的关照，它可以不断延续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政治模式可以在经济繁荣、社会自由与政治专制之间维持一种平衡。
其实，政治从来就是精英的特权。“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区别不在于选举权的普及程度，而在于政府能否对公民的需求作出恰当地“回应”并对其“负责”。政治行政化也是政府对民意做出回应的方式。通过在决策机构中吸收社会精英，在决策过程中广泛地进行咨询，逐步放松对大众传媒和结社的限制，公众的意愿和利益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表达和满足。为了维护稳定，统治者也必须对大众的要求做出负责任的回应。实际上，公民的抗议、批评、组织、示威、游说决策者的权利和自由，也许比多党制、定期选举还要重要。
3、未来十年政治发展策略
根据亚洲、南美、南欧和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在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内，中国很可能会继续维持现有的社会制度结构和群体联盟格局。这是因为，现存的权威主义政权的稳定性较高，近期内没有任何群体能够动摇它的根基。而且即使现政权崩溃了，新政体也难以脱离现有结构，市场经济体制、权威主义政治、精英联盟以及对大众的掠夺还会卷土重来。更重要的是，政治民主化不一定能更好地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切意味着，近期内，政治民主化是行不通的。因此，作为现实主义者，我们必须在权威主义框架内，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大判断"是我们寻找未来政治发展策略的从发点。
简而言之，未来十年，政治发展的基本策略应该是继续推行政治行政化。在群体关系方面，限制精英的掠夺，维护大众的权利。在制度结构方面，推行社会自由化，建设社会合作主义体制。
在未来十年内，精英联盟需要继续保持，但必须进行调整，精英的利益应该受到限制，而大众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这意味着，在分配财富蛋糕时，应该向大众适当倾斜。当然，这种调整势必会损害精英的利益，从而威胁现存的精英联盟。在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中下级官僚能否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经济精英能否继续支持现行制度都会成为问题。一个敌视精英的政府是难以为继的，一个逼得大众铤而走险的政府也是难以为继的。因此，未来的政治稳定取决于精英的理性和大众的耐性。如果精英有足够的理性，能够把掠夺限制在大众能够容忍的限度之内，那么政治稳定是可以维持的。这需要政府具有在利益相互冲突的群体之间建立复杂而微妙的平衡的能力。
现实是，精英们获得了太多的利益而承担的责任又太少，他们不但不去维护这个给予他们过多关爱的社会，反而在疯狂地挖它的墙角。大众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和代价而所获甚微。我们不敢奢望一个公正的社会，但是大众应该享有最起码的权利。我们不敢奢望精英们良心发现，但是我们可以期望他们具备最起码的智商，为了可持续地掠夺而有所节制。把兔子都吃光了的狐狸只有死路一条。精英们只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中国才能获得持续的稳定。而且我们对精英的要求还不止与此。精英不能满足于"精明的自私自利"，还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精英必须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必须成为受大众尊敬的群体。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稳定的社会。如今，在中国，大众对精英没有尊敬和信任，只有猜忌、鄙视、仇恨。只有负责任的精英，才能赢得尊敬。在一个好社会中，精英要有责任，大众要有权利。
对于今日中国来说，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并非全然是坏事。没有来自外部世界的示范压力，没有来自内部的大众的反抗，没有威胁到政治稳定的迫在眉睫的危机，在一个行政支配社会的国度里，在政府主导型改革中，在精英贪得无厌而又毫无责任感的情况下，走向公平的变革是不可想象的，大众将沦入无底深渊，赢家通吃的局面也根本无法改变。
从制度方面来看，结构性冲突的根源在政治系统之中。为此必须改革政治系统。在权威主义框架内，政治民主化行不通，只能从社会自由化方面寻找改革的突破口。社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开放新闻和结社禁区。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可以提高社会监督政府的能力，有助于遏制政治腐败。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也给大众带来组织起来的机会，提高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遏制日趋严重的不平等。由于经济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平等的结果，因此控制了腐败和不平等也就控制了经济风险。所以，社会自由化有助于解决腐败、不平等和经济风险问题。
那么，大众如何组织？又如何规范政府与有组织的大众的关系？合作主义提供了一种制度框架。
在合作主义框架中，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分工组成功能性团体，这些功能性团体与政府机构共同制定公共政策，作为对决策参与权的回报，它们要协助政府实施共同制定的公共政策，主要表现为主动约束自己的成员遵守协议。合作主义分为国家合作主义和社会合作主义两大类。国家合作主义始终与寡头统治联系在一起，其特征是：有限程度的自由主义民主和人民参与，统治精英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相对不发达的工业经济。在实行国家合作主义的国家里，因政府特许而得以存在的利益组织发挥着政府和经济生产者之间的媒介作用，而政府则通过这些组织限制或控制生产者团体的独立活动。国家合作主义可以加强劳动纪律和管理，同时使相对低效和落后的工业利益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国际竞争的损害。社会合作主义是与议会、政党和选举等正式民主制度并存的一种政治过程和制度。它的基础是职能代表制，即代表社会经济利益的垄断组织被政府允许在商讨政府政策的过程中拥有特权地位，这种商讨过程通常是在正式的民主决策程序之外，作为对政府给予的这种特权地位的回报，利益组织则保证其成员服从利益组织与政府共同制定的政策条款。与国家合作主义不同，社会合作主义产生于某些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利益集团对社会代表性的垄断程度获得了高度发展。这些利益组织不但高度集中，而且有能力对那些违反集体协议条款的成员实行有效的制裁。[41]
与欧洲不同，墨西哥的合作主义体制，不是通过政府的行政部门与垄断性职能团体进行协商来建立合作关系，而是通过在官方政党的组织系统之内建立垄断性职能团体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结合。
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是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建立的。尽管墨西哥是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但是革命制度党赢得了历次选举。因此，许多人把墨西哥称为"一党制国家"。革命制度党由职团系统组成。每个系统都由为数不一的全国性行业团体组成，每个行业团体都有从基层到中央的垂直组织系统。这样一来，全国民众就被按照行业组织起来，并被纳入革命制度党的组织体系之中，从而通过政党建立了一种垂直的垄断性的利益代表机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种职团结构也不断发展和扩大，以满足那些日益增多的利益集团的参政要求。而"党政合一"体制使墨西哥的职团主义政党体制，发挥了与欧洲的合作主义体制相同的功能。在这种体制下，政治的民主性不是体现在政党之间的竞选上，而是表现在执政党内部的竞争上。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都要为政府和党内的各种职位展开竞争，各个部内的行业团体也要进行同样的竞争。职位的分配依据的是各个部或各个行业团体的实力，而反映实力的关键指标之一就是其成员的数量，因此它们都力图吸引更多的新成员加盟。为了召纳新成员，它们必须竭力了解召纳对象有什么需要，并千方百计提高自己在满足这些需要方面的声望。这样一来，民众的需要和愿望就有可能得到实际的满足。这就是墨西哥式的民主政治。[42]
为什么中国应该选择合作主义体制？根据在于：第一，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分化的多元社会。第二，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是根深蒂固的社会存在。由于"路径依赖效应"，在近期内建立一种高度竞争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三，中国已经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具有高度垄断性的职能社团结构。第四，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已经为行政机构与社团的联系建立了制度上的保证。第五，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自然地理条件千差万别、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度不平衡、语言、文化、宗教和民族构成相当复杂的国家来说，多元主义体制并不一定是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43]
4、另一种选择：政治民主化
人们有理由怀疑，在权威主义体制中，在精英结盟的情况下，精英能成为负责任的吗？大众的权利能得到保障吗？国家合作主义能被社会合作主义取代吗？面对这些疑问，有人提出必须通过政治改革走出困境。当前的主流看法是，必须把"民主化"作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而所谓的"民主化"就是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
如何理解西方式民主？流行的看法是，卢梭对"民主"的理解是"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的和理想主义的"，以"人民主权"为核心的民主概念已经过时，而熊彼特的"经验的、描述的、制度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才道出了民主的真谛。在熊彼特看来，"民主的方法是为作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44]亨廷顿据此得出结论："评判一个二十世纪的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所依据的标准是看其中最有影响力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在这种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
那么"普选"能不能在短期内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说，西方式民主能不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政治自由、更廉洁的政府、更平等的分配、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戴蒙德区分了"自由民主"与"选举民主"。"自由民主国家不仅仅举行选举，而且还对行政权加以限制，还通过司法独立来坚守法治，还保护个人的表达、结社、信仰和参与方面的权利和自由，还尊重少数一方的权利，还为执政党制定对自己有利的选举程序的能力加以限制，还对任意地逮捕和滥施暴力加以有效地防范，还不实行新闻审查，并把政府对媒体的控制降至最低限度。"[47]"
[48]戴蒙德指出："实行选举民主国家的数量在最近若干年有很大增加，但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数目却相对原封未动。"[49]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和金融风险是极为严重的。毫无疑问，政治体制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之一。但是，据此认为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也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国际经验显示，像中这类东方的、发展中的、转型国家，即使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也难以获得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政治绩效，难以有效地解决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许多南美、南亚、非洲国家，按照流行的"民主"标准，都属于民主国家。但是，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风险的严重程度丝毫不逊于中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绝大多数"转型成功"的东欧国家，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不稳定非但没有减轻，而且迅速恶化。民主化可以有效地解决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风险问题，这一命题并没有得到世界范围内经验资料的支持。
以不平等为例。特纳和西雷根据国际比较研究指出："如果我们看一下20世纪90年代民主和国内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则最好的资料也并不证实多元政治和比较平等的模式之间存在任何关系。"[50]""[51]"20%的家庭在收入总额所占份额（10%）要比巴西的同一群体所占份额（2.4%）高出4倍还多。......"[52]
亨廷顿指出第三波民主化国家面临着一些列严重的问题，如重大叛乱、种族与社会冲突、极端贫困、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长期通货膨胀、巨额外债、恐怖主义、国家过渡干预经济。他问道："第三波民主国家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吗？"他的回答是："在某些国家，新的民主政权可以成功地处理一些个别的问题。不过，在大多数国家，似乎极可能的是，第三波民主政权不能有效地处理好这些问题，而且，他们将极有可能很难比他们的前任威权统治者更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叛乱、通货膨胀、贫困、债务、不平等与机构臃肿都将多多少少地继续存在，就像十年前的情况那样。"[53]
问题还要更加严峻。亨廷顿指出："在拉美国家和前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常常以专断的和不民主的方式行事，压制其对手，靠法令来统治，......
......
"[54]这位民主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无遗憾地指出："荒谬的是，采行西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社会常常鼓励排外主义的和反西方的政治运动，并允许它们获得权力。"[55]
为什么在非西方国家民主体制往往是"有名无实"甚至走向反面？亨廷顿认为这是因为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文化差异。他指出："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度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56]
其实民主政治的真正魅力在于它承诺公众对公共事物的有效参与。这在民主的老家希腊城邦中是一种标准的"特权"，而在现代西方民主国家里是一个"神话"。政治从来都是精英政治，都是少数人压迫、剥夺多数人的工具。金耀基在评论冷战结局时清醒地指出："此次民主的胜利或许主要并不意味着民主的'成功'，而是意味着共产主义的'脱魅'。......'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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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问题产生于对'理想'与'实践'之间差距的巨大失望。民主的'理想'已经许诺得很多了，而共产主义'理想'则许诺得更多。无论是民主的'现实'，还是共产主义的'现实'都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只不过后者背叛得更彻底一些，终于在这一'理想的幻灭过程'中走向了覆灭。......"[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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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民主化"，另一种是"政治行政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或是在某个阶段上，有些国家选择了政治民主化，有些国家选择了政治行政化。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影响和决定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模式？是经济，还是政治，还是文化，还是它们的组合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模式？
就中国经济改革产生的至深至广的影响而言，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是正确的。没有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很难想象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市民社会的成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力和结构主义理论的魅力。现代化理论更是强调在现代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存在确定的联系。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信念"。李普塞特在他的经典论文中提出，一个国家用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越高，它的民主化程度也就越高。他认为，工业化和都市化，伴随着人口的集中和增加与大众传媒的发展，从而加快了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也会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和参与兴趣，因而民主就有可能随之产生。[58]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国家的自主性或独立的影响力。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个社会是选择政治行政化道路，还是选择政治民主化道路，（有时）政府的态度、统治策略、贯彻意图的能力具有决定性影响。对中国而言，国家的影响力也许并不一定是"短期现象"。两千多年来，中国发生了无数巨变，但是"行政力量支配社会"这一特性从未改变。专制政治具有巨大的适应能力，不仅可以适应农业经济，也可以适应工业经济，不仅可以适应计划机制，也可以适应市场机制，甚至也可以适应全球化。
文化也有自己的自主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政治学家都明白"政治文化"的深刻蕴含。中国的政治文化似乎与民主无缘。儒家与法家争论的是"王道"和"霸道"，而不是政府权力的来源。尽管儒家认为权力不必来自人民，但必须造福人民。政府必须爱护人民，体察民情，"施仁政"，否则就会失去上天的垂青，并且被人民推翻。儒家非常重视合法性问题，反复重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金耀基也认为，"儒学从未倡导过一种称为民主的政府形式，事实上，它并不关心政府的'形式'本身。对昔日的儒者来说，首要的问题在于应当如何公正地掌管政府。从一个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儒学所注重的是治道（或行政）而非政道（或政治）。"[59]尽管属于同一个儒家文化圈，东亚各国的政治模式却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朝鲜、日本的政治各不相同。一方面，在朝鲜、大陆、香港、新加坡、日本，行政取代政治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日本"一党独大"，"有选举，无轮换"。新加坡也是一党独大，而且连自由都要打折扣。在日本和新加坡，执政党的政治活动与政府的行政活动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是值得怀疑的。香港没有政治，但是有自由和法治。另一方面，台湾和韩国却正在成功地走向民主化。
但是，台湾的案例对中国大陆政治发展的"暗示意义"是值得怀疑的。在台湾，动员和凝聚反专制力量的主要力量是"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台湾的政治运动本质上是"本省人"反对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的"民族独立运动"。台湾今日的政治格局，与其说是"民主化"的胜利，不如说是"民族主义"的胜利。如果没有特有的"省籍冲突"，台湾也许根本就不会出现今日的多元政治格局。[60]到目前为止，除了韩国和作为特例的台湾，在儒家文化圈内还没有其他国家实现了"货真价实"的西方式民主政治。
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系统丧失稳定再重获稳定的过程。维护和建立政治稳定的根本秘诀是适应变化了的内外环境，而如何达成适应并没有固定的答案，更没有唯一的答案。政治探索的空间是开放的。任何人云亦云的预测和亦步亦趋的选择都是"保守的"。实际上，在这个"历史终结"的时代，对于学者和政治家而言，最需要的、也是最缺少的就是想象力和想象的勇气。
2002年7月，定稿。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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