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选举改革是冷战后日本国内推行“政治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目标也并不仅仅限于两党制的构建，而是力图重构日本的政治体制。
日本国内有关“政治改革”的议论，发端于1988年竹下登内阁时期的利库路特案件。1989年5月19日，自民党政治改革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政治改革大纲”，改革内容涉及政治伦理、政治资金、选举制度、国会改革、党的改革、地方分权六个方面。在自民党“金权政治”体制遭受社会舆论猛烈抨击的背景下，“政治改革”议论的重点逐渐转向对选举制度与政治资金制度的改革，“政治改革一开始就与选举制度改革捆绑在一起，到了最后，政治改革成为选举改革的代名词”。[30]
结果，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是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政治改革”的核心，并对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产生了重要的直接影响。对此，“选举制度改革实现之际，许多人批评‘政治改革被选举制度改革矮化了’。确实，选举制度改革之外应改革之处尚多，但唯有选举制度改革成为改革中核，除此之外未进行其他改革”[31]。
90年代中后期，桥本龙太郎内阁又推行了以中央省厅为主的行政改革，通过省厅重组及新设内阁府等，强化了内阁及首相官邸的决策职能。从选举改革至行政改革，这两次改革在逻辑上具有延续性与一体性，共同组成了所谓的“政治—行政改革”。“在引入小选区制后采取强化执政机构的方式，建立首相主导的具有明确权力核心的政权，通过选民对之进行实质性选择，强化与首相成为一体的内阁。”[32]
2001年成立的小泉内阁，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了“政治改革”（选举制度改革）与“省厅重组”的制度成果。小泉利用与以往相比大幅强化的权限，相继实现了道路公团民营化、压缩公共事业预算、削减诊疗报酬、邮政民营化等政策。此后，尽管历届内阁的决策过程各具特征且反复变化，但确立“政治主导”已成为日本决策体制变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并采取了强化首相官邸辅佐机制、变革政官关系等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措施。这些制度改革促使日本的决策过程呈现“官邸主导”的发展趋势，并为“强化首相权力”提供了制度支撑。
这样，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引入，在自民党内部，促使以党总裁为中心的党执行机构的权力得到强化；省厅重组与内阁职能强化，促使以首相为中心的官邸决策权力得到强化。由于自民党实行“首相—总裁—体制”，总裁与首相的权限与资源相互重叠，首相与以往相比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行为主体。
不仅如此，基于比较政治的研究视角，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也导致日本议会内阁制类型发生变化，执政中枢（党执行机构与内阁）的存在感增强，执政党普通议员对执政中枢、省厅官僚的委托关系发生变化。（参见表2）“第一，在中选区制时代的旧日本型议会内阁制下，自民党议员大多意识不到由内阁与党执行机构所组成的执政中枢的存在，对省厅官僚进行了委托。官僚也认为对自身实施委托的是执政党议员，并非执政中枢。第二，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引入以及内阁职能的强化，作为制度改革的结果，伴随着日本的议会内阁制威斯敏斯特化，执政党议员与官僚在构筑委托关系之际开始意识到执政中枢的存在。”[33]
表2 议会内阁制的类型与委托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执政中枢的地位提升与权力强化，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进程，从而构筑“保守集权”的政治体制。这在安倍晋三内阁的执政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自2012年12月上台以来，安倍内阁的决策过程带有显著的“强首相”特征，安倍首相在决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借此大力推动安全保障相关立法，加紧扩充军备，企图“摆脱战后体制”。
关于选举改革对自民党支配体系的影响，“制度论者曾预言，如果中选区制被小选区制取代，政权更迭则易产生，派阀及后援会的必要性将消失，党本部将变得具有实力，党首权力将得到强化，领导作用得到增强”[34]。事实却非完全如此，自民党内派阀及后援会虽功能弱化却依然存续，更为重要的是，不同政党之间的政权更迭不易实现，自民党仍在整体上维持着“一党支配”的统治地位。
究其原因，选举改革在制度层面上尚局限于众议院，而影响自民党支配体系的选举制度是多重的，包括众议院、参议院以及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制度在内，这三种制度的内涵是不一致、不均衡的。此外，制度改革虽是政治体制构建的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制度改革尚需适应政治生态的环境变化，才能产生相应的政治体制效果。
选举改革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自民党政权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上。自民党的一党支配地位延续与“保守集权”倾向增强，既与其国内政治生态环境密切关联，又将影响到日本未来国家发展道路走向。
[1] 作者简介：徐万胜，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 代表性论著包括：李海英《日本国会选举》（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周杰《日本选举制度改革探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张伯玉《日本选举制度与政党政治》（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等。
[3] 大多数选区的议员定额为三—五名，选民在居住选区内不管定额如何只给候选人投一票，候选人在定额以内按得票高低顺序当选。
[4] 参见五十岚晓郎《日本政治论》，殷国梁、高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页。
[5] 参见蒲岛郁夫《战后日本政治的轨迹——自民党体制的形成与变迁》，郭定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2页。
[6] 石川
澄·広瀬道貞『自民党―長期支配の構造―』、岩波書店、1989年、77頁。
[7] 周杰：《日本选举制度改革探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
[8] 信田智人『政治主導vs.官僚支配』、朝日新聞出版、2013年、57頁。
[9] 王振锁：《自民党的兴衰——日本“金权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10] 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榷』、中民党論社、1986年、56頁。
[11] 信田智人『政治主導vs.官僚支配』、65頁。
[12] 堀江湛編『日本の選挙と政党政治』、北樹出版、1997年、10頁。
[13] 待鳥聡史『首相政治の制度分析』、千仓書房、2012年、92—93頁。
[14] 『「石破派」
成か 各派警戒』、『読売新聞』2013年1月30日。
[15] 読売新闻東京本社世论调査部『二大政党时代のあけぼの：平成政治と選挙』、木鐸社、2004年、18頁。
[16] 北村公彦ら『55年体制以降の政党政治』、第一法規株式会社、2004年、389頁。
[17] 上神貴佳『政党政治と不均一な選挙制度』、169頁。
[18] “二合区”“十增十减”方案的内容是，将原本额定议员人数各为两名的鸟取和岛根、德岛和高知选区合并，形成额定数为两名的两个选区，额定数总计减少四名；此外，额定数各四名的宫城、新潟、长野各减少两名，北海道、东京、爱知、兵库、福冈各增加两名。
[19] 参见王振锁、徐万胜《日本近现代政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392页。
[20] 国立国会囝書馆調査及び立法考査局「国政课题の概要—第171回国会—」、『調査と情報—ISSUE BRIEF—』、No.629、2009年、1頁。
[21] 在冷战时期，自1978年11月引入党员投票制度以来，直至1993年7月的12次总裁选举过程中，仅在1978年11月、1982年11月、1991年10月的3次总裁选举中实施了党员投票。冷战后，从1993年9月至2012年9月的14次总裁选举过程中，相继有7次实施了党员投票。特别是在2006年、2009年、2012年的总裁任期届满选举过程中，均实施了党员投票。
[22] 上神貴佳『政党政治と不均一な選挙制度』、131頁。
[23] 王新生：《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过程的形成及挫折》，《日本学刊》2008年第3期。
[24] 読売新闻東京本社世论调査部『二大政党时代のあけぼの：平成政治と選挙』、木鐸社、2004年、181頁。
[25] 北村公彦ら『55年体制以降の政党政治』、223頁。
[26] 渡辺治『安倍政権の改憲·構造改革新戦略』、旬報社、2013年、22頁。
[27] 山田敬男·石川康宏·牧野広义『軍事大国化と「構造改革」』、学習の友社、2004年、180頁。
[28] 多胡圭一『日本政治―過去と现在の対話―』、大阪大学出版会、2005年、135—136頁。
[29] 信田智人『冷戦後の日本政治―安全保障政策の国内政治過程―』、ミネルブァ書房、2006年、168頁。
[30] 参见周杰《日本选举制度改革探究》，第204页。
[31] 参见饭尾润『政局から政策へ—日本政治の成熟と転换—』、NTT出版株式会社、2008年、105頁。
[32] 同上书，第175页。
[33] 待鳥聡史『首相政治の制度分析』、139頁。
[34] 信田智人『政治主導vs.官僚支配』、2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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