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平衡与政治发展的一般关系

第二节　政治平衡与政治发展的一般关系

一、政治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应有之义

对于当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而言，政治发展问题十分迫切，因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平衡，主要是指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平衡。而政治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寻求动态的政治平衡的过程。

政治发展的概念，是西方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垄断着政治发展的话语权。陈鸿瑜先生在其著作中系统总结了西方学者最有代表性的11种观点，但其核心观点基本上都集中于政治结构功能分化、政治系统能力的增强、人民参与水平的提高等。^[88]美国政治发展问题研究的著名学者派伊在《政治发展面面观》一书中，把政治发展的含义概括为以下10种:(1)将政治发展视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政治发展对经济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2)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典型政治形态的生成过程。工业生活使政治形态出现许多相同之处，因而不管是否实行民主政治，所有工业社会都有一套相同的政治行为模式和施政标准，这就是政治发展的状态;(3)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而这种现代化又是以西方的政治形式为参照标准的;(4)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的运转和建设过程，政治发展首先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中的民族主义政治形式;(5)政治发展主要是国家行政与法律方面的发展，即现代行政组织、行政秩序与法制的发展;(6)政治发展是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过程。政治参与一般是自下而上的，而政治动员则是自上而下的，但两者只要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都能达到政治发展的目的;(7)政治发展就是建设民主政治;(8)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政治变迁，是一个社会能够理性而有目的的控制政治过程，引导社会变革的方向;(9)政治发展是政治系统的能力的提高过程，其中主要是指政治动员和权力行使能力的提高;(10)政治发展是多元社会变迁中的一个侧面。^[89]这10种定义几乎囊括了当今西方学者对政治发展含义的探讨，其核心则是其第(3)点，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而这种现代化又是以西方的政治形式为参照标准的。

中国学者自引进政治发展这一概念以来，对政治发展的界定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分析认为政治发展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永恒现象，不仅发展中国家有政治发展，发达国家也存在政治发展问题。不仅现代国家有政治发展，古代社会也有政治发展问题。王浦劬认为:“政治发展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政治发展是人类政治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长期过程，是各种社会政治形态面临的共同问题和任务。”^[90]李景鹏认为:“政治发展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主体结构功能的发展，二是行为方式和手段的发展，三是关系的性质和状况的发展。”^[91]李元书也认为，政治发展是“通过扬弃代价，以寻求不断发挥人的政治潜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方式的过程，以及这些体制和生活方式的生长过程。”^[92]这种将政治发展看做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个阶段都存在的观点显然与西方主流的政治发展理论大相径庭。

狭义分析认为，政治发展只是一种现代政治的成长过程，是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变。这种狭义分析基本上与西方主流观点是一致的。王邦佐等认为，政治发展就狭义而言特指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变迁，并认为如果不是从经验而是从规范意义上讲，政治发展无疑面向的是现代化过程中积极的政治变迁。^[93]谢庆奎认为，“政治发展是在独立民族国家形成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体系的合法化、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过程。”^[94]此外，也有学者主张用政治现代化代替政治发展。如施雪华在其主编的《政治科学原理》一书中就主张使用政治现代化这一概念来代替政治发展，并将政治现代化看成是“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的转变的整个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的各个层面和要素实现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的各种特征的总和”^[95]。这种狭义的分析有助于分析特定的政治转型与变迁，但遭到了诸多国内学者的反对，主要是发展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并不具有特定阶段的意义，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无论是广义的中国式的“政治发展”概念，还是狭义的“西方式”的政治发展概念，本身都不具有对错之分，而只有恰当与否。研究的对象不同，适用的概念也可以不一样。在政治发展研究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看法，诸多学者众说纷纭，都提出了自己的衡量标准。阿尔蒙德认为，结构的差异、分支体制的自主性和文化的世俗化是政治发展的三个主要分析指标。^[96]派伊认为，与政治体制的关系中个人的平等地位的提高，与环境的关系中政治体制能力的提高，政治体制内部制度和结构的差异的提高，是政治发展的三个主要分析层面。^[97]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理性化的权威、差异性的结构、大众的参与以及政治体系实现各种广泛目标的能力是政治发展研究的主要视角。^[98]科尔曼认为，政治发展是结构分化、平等至上、政治体系的整合、适应和反应能力等三种过程的持续互动关系，由此形成了综合发展。^[99]也有学者认为，政治发展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政治一体化、政治稳定、政治民主。^[100]在中文资料的对“政治发展”的狭义概念中，王沪宁和陈鸿瑜的界定可谓最为贴切。王沪宁认为，政治发展意味着建立适应一个特定社会历史——社会——文化要求变化的稳定的政治体系。这个命题意味着政治体系必须具备完善的政治功能，政治体系必须能有效行政，意味着动员民众参与政治，意味着政治体系的连续变革。^[101]陈鸿瑜认为:“政治发展的概念可界定为一个政治系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其结构渐趋于分化，组织渐趋于制度化，人民的动员参与支持渐趋于增强，社会愈趋于平等，政治系统的执行能力也随之加强，并能渡过转变期的危机，使政治系统之发展过程构成一种连续现象。”^[102]鉴于政治发展问题提出的特殊背景，它最初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迁的研究，是“政治科学中用于描述民族统一和国家建立的过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摆脱殖民统治的亚洲、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建立过程的一个概念”^[103]，本书也采用政治发展的原始狭义概念。即政治发展是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正向的转变过程。从以上各位学者对政治发展的定义来看，这个正向的转变过程的具体内容大体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发展，一是社会发展。国家发展主要体现在国家权力“量”与“质”的增长，而社会发展主要体现为公民权利的扩展及其受保护程度的提高。这正如有学者所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政治发展研究的主题。^[104]

然而，关键问题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国家发展先于社会发展，还是社会发展先于国家发展?事实上，国家包容社会或社会消融国家均非当今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所要追求的目标，而应该在洛克式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与黑格尔式“国家高于市民社会”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这两种关系架构各自在历史中都曾被转化为现实的政治运动，因此对于任何一者不加制衡的发展，就会构成对现实的误导。^[105]“二战”后初期，各新兴独立国家往往效仿欧美，纷纷建立自由民主的有限政府，然而由于有限政府缺少效能，这些国家大多数都在20世纪60、70年代后转向专制集权，强调强权国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才开始注意到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例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的拉美国家，除了“选举民主”符合民主的“最低标准”之外，其总统制、政党体系和政治参与等方面都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转。^[106]当然，任何平衡都不可能是静止的、绝对的。因此，政治发展作为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正向的转型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追求国家与社会动态平衡发展的过程。

如果说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发展与社会发展，那么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则是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一般认为，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往往难以走出“政治民主——政治稳定”的两难境地。任何政治民主化改革都涉及既定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都会引发政治不稳定。然而，长期不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也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对民众政治参与的压制都将带来爆炸式的后果。人们之所以将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当成一种悖论，关键在于对于“政治稳定”的静态的理解，将政治稳定看成是现状的静止不动。实际上，政治发展所要求的政治稳定是一种动态的稳定或发展的稳定。俞可平认为，要突破“改革——稳定”的困境，就必须引入“现代稳定”的概念。现代稳定是一种动态的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以公民对某些官员或某个政府机关的不满为例，我们可以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通过各种手段禁止公民表达对某些官员或某个政府机关的不满，不许他们行使宪法允许的申诉、抗议、游行、示威等反抗违法官员或违法机关的权利，用强制的方法来维持现存的政治平衡;另一种是让公民通过合适的渠道表达其不满，然后依据公民的不满和政治生活中新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公民与政府的关系，用新的政治平衡去替代旧的平衡。这前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的静态稳定，后一种就是现代的动态稳定。动态稳定的实质，是不断打破现状，用新平衡代替旧的平衡。^[107]施雪华也认为，现代政治稳定是一种发展中的稳定，是一种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系统“双向联动型”的政治稳定，不是政治系统的停滞不变，而是有序地、适应地变化。而要有序地、适应地变化，政治系统必须是高效率和高民主的。^[108]可见，这种发展的动态的政治稳定是内涵着效率与民主的平衡的。因此，政治稳定作为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也内含着动态的政治平衡。

总之，无论是从政治发展的基本内容还是从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来看，政治平衡都是政治发展的应有之义。政治发展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国家与社会动态平衡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寻求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平衡发展的过程。政治发展所要求的政治稳定，也是一种发展的稳定，一种内含着动态政治平衡的稳定。

二、政治平衡是实现政治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传统的政治发展序列观指导下，发展中国家仍难以摆脱经济动荡、政治衰朽的命运。究其根源，就在于其政治发展的非平衡性所致。政治发展的序列观，事实上是一种非平衡的政治发展观。其非平衡性主要体现在为了限制权威，必须首先建立权威。由于权威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权力，刚创立的权威往往具有脆弱性，在遭到其他权威的挑战或受到社会的威胁时，往往只能求助于专制手段以巩固其权威。这种以牺牲自由民主为基础的权威往往建立在领袖个人、军队、独大性的政党或寡头集团的统治基础之上，而政治发展所要建立起的权威是民主的权威、法治的权威、道德的权威。那种缺少民主、法治与自由的权威政权在向民主体制的转型过程中本身就先天不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初期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民主，此后造成社会失序、政治动荡、经济萎缩，从而纷纷走上权威主义或专制主义的道路。在经历了从完全仿效西方自由民主政体转向权威主义政权三十余年后，大多数仍没有自动地转入民主政体。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在其政治发展过程中避免政治动荡，就必须在自由与权威、民主与效能之间寻找一种相对的动态平衡。

1.政治平衡有助于为政治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

对于一个后发国家而言，首要问题是避免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骚乱与动荡，从而走上良性的可持续的政治发展道路。要避免政治不稳定或失序，不同的政治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对策。权威主义论者认为，由于政治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现代化水平极低，因此，有必要采取政治上的强制手段以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为经济发展与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而只要经济发展了，政治上向民主化转型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表明，在一定时期内采取政治上的强制可以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而且如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得当，也能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与现代化。但是，这种稳定往往是短暂的。因为政治上的强制可以有效地压制公民的政治参与，防止参与爆炸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动荡，但前提是这个政权本身是稳定的。在当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政权内部斗争所导致的政治动荡比公民政治参与而造成的政治动荡多得多。“专制者经常被推翻，或者因为其军官组织政变，或者他们被其卫官刺杀，或者由于经济管理不善从而使他们无力为继，或者因为自然死亡而被埋葬。因此，只要一个专制统治期结束，其他的都会结束，最后就会出现继承危机问题。”^[109]因此，强制可以维持政治稳定与秩序，但强制下的稳定可能只是暂时的，随时都可能因政权内部的更替而产生全盘皆输的局面。

另外，权威主义者还相信，政治体系的稳定可以建立在有效的经济增长上，只要保持有效的经济增长，政治体系就能保持大体的稳定。亨廷顿早就告诫，贫困本身就是动乱的障碍，不是贫穷而是人民致富的欲望导致了社会政治的大动荡。“一个政府的统治假若仅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上，即它在物质上强过任何社会其他力量，那么它必将被证明是短命的。”^[110]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表面上是经济危机，其内在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政府。威权政权由于压制选举、公民自由与参与，而且其合法性又不能仅仅建立在武力基础之上，经济发展成了其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然而，正是这个合法性需求，导致了政府的“短期行为”，并由此产生了经济泡沫。所谓的经济泡沫的实质是“政治泡沫”，是政权对合法性需求的必然结果，因此，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人造政治泡沫”。^[111]戴维·希契科克在1996年6月到东南亚各国访问高层决策者、专家和专业人士时，他们普遍都将政治问题摆到重要位置，管制都是中心话题。一些知识分子、文化人士和社会活动家都认为政府必须对人民更负责。在有的国家，受访者广泛认为对政治的幻想破灭了，我们只有民主的形式而没有其内涵。正如哈格德所观察到的，“印度尼西亚的问题可以部分归咎于一个相对缺乏代表性的国民代表大会负责的高度中央集权、缺乏有效监察行政执行当局的机制，也缺乏监督权力转移的机制”。在本地区的许多国家，“政客、商业团体和个别企业之间的紧密政治关系，也是危机的原因”。^[112]

既然政治上的强制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稳定是暂时的，而且可能带来经济危机，而经济发展又要求一种持续的稳定，那么，怎样才能促进社会政治的持续稳定呢?强制可以维持稳定，平衡也可以促进稳定，强制所带来的稳定是暂时的，而平衡所促进的稳定则会持久得多。一般讲来，平衡是一个静态概念，人们很难将它与发展联系起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其《共产党宣言》中就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113]可见，正是阶级斗争与冲突促进了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阶级斗争与冲突只是一定历史时期内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人类的政治进步仍然需要有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在一个完全不存在冲突的社会里，政治机构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而在一个完全没有社会和谐的社会里，建立政治机构又是不可能的。两个十分敌对的集团，在它们改变相互看法之前，共同体的基础是不可能形成的。”^[114]因此，冲突与斗争促进政治发展，和平与稳定也促进政治发展。用当代中国式政治话语来说，就是在发展中求稳定，在稳定中促发展。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然而，如何促进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强制可以带来暂时的稳定，但反复的强制就容易成为强弩之末。在政治发展过程中，要求得稳定的政治环境，主要应求助于政治平衡。

所谓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平衡，是指在从传统政治转向现代政治的发展过程中，通过采取一定的平衡策略和战略从而使政治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基本矛盾保持一定的张力，不至于落差太大而维持一种大体相称的政治发展状态。完全平衡的政体或政治状态只是一种乌托邦。但是建立起相对平衡的利益共同体有利于抗拒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冲击，不至于由于某一危机的发生而导致政治机构的全盘崩溃或解体。另外，它也有利于利益冲突的内部协商与妥协，不至于使社会当中某一部分利益因过于突出而引发政治动荡。密尔认为，代议制就是一种平衡机制，代议制政府是目前人类最佳的政治选择。“代议制度应当组织得能保持这一事态:它不应当容许任何一种地方利益强大到能够压倒真理和正义以及所有其他的地方利益的总和。永远应当在各种个人利益之间保持着这样一种平衡，使任何一种个人利益要获得成功必须有赖于得到至少大部分按照更高动机和更全面更长远的观点行动的人们的支持。”^[115]因此，建立起一个相互制衡的政治机制最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

况且，平衡并不一定是静态的，也不是永恒的。任何一种政治平衡都会被一种新的政治平衡所打破。正是这种暂时的相对平衡，往往为一种新的政治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在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社会里，要促进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就必须首先构建起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否则就会导致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衰朽。要避免政治衰朽，最好的办法就是求助于政治平衡。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任何政治上变革的动因都可以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寻找到。广大发展中国家随着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利益分化加剧，社会矛盾也会增加，政治系统的压力加大。而要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不至于使社会矛盾转化为社会政治运动从而阻碍经济发展，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政治平衡策略或战略以协调和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因此，在一个后发国家中，要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就首先要保证政治稳定，而要保证政治稳定，就必须努力促进政治平衡，即在价值观念上建立起包容性的多元价值体系，在体制上建立起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在社会与国家关系上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和解，促进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培育强大的中产者阶层。

2.政治平衡有助于克服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同时出现的多重危机

美国政治学家派伊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处于政治发展过程当中的社会，可能会出现民族(或国家)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政令贯彻危机和分配危机。派伊认为，这五种危机可以用整合(或一体化)危机来概括。^[116]只有克服了这些危机之后，一个国家才有实现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可能。要解决这些危机，就要首先剖析这些危机产生的原因。只有寻根溯源，才能对症下药。然而，政治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这些危机并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它们的广泛出现既有经济的、文化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而且，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危机的出现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在历史上呈现依次出现的特性，危机的爆发，往往是多重的。阿尔蒙德认为，“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按理先于政治参与和物质分配”，^[117]因为只有首先做到有资源可分，才谈得上如何公平分配资源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无法遵循上述政治发展的逻辑。它们还没有很好地完成民族认同、国家建设等任务，就“已经进入了由政治上有能力和经济上发达的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在这个国际社会中，参政和福利是突出的政治问题。因此，尽管发展的逻辑意味着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要先期进行，但发展的政治却迫使第三世界国家同时面临人们对于参政和分配的要求及期望”。^[118]因此，在现代化初期构建起的权威主义政府，往往在危机爆发时一夜之间就倾家荡产，而要树立起民主政府的权威，又步履蹒跚。

“危机是一种改变或破坏平衡状态的现象，也可以视为系统的失衡状态。”^[119]伊斯顿认为，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这种权威性分配的不公往往导致民族国家内部民族矛盾、国家与社会的冲突等加剧。例如，要解决好民族认同危机，就必须在政治上构建各民族一律平等、促进各民族友好交往的政治架构。前苏联的解体与其说是缘自西方的自由主义，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缘自其多年来未曾从政治平衡高度解决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俄罗斯民族的大国沙文主义为葬送苏联埋下了祸根。而从前苏联的解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民族认同危机不是单独出现的，它与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命令贯彻危机及分配危机一同出现。由于传统的前苏联集权体制难以应付如此重大的危机，只好推倒重来。

当然，世界上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在建国伊始就存在着各政治主体之间的政治平衡。它们往往是在某些突出的政治领导人的领导下摆脱西方大国的殖民统治后走向独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的领导人得到的支持往往超过了人们对新的政府形式的支持。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合法性从个人身上转移到政权上来。^[120]这就需要培育多元利益主体，构建起相对平衡的政治体制，从而限制这些极富个人魅力的领导人利用其合法性支持破坏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不大可能存在政治平衡，但随着其现代化的发展，应努力促进政治平衡，从而克服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因为政治平衡的背后是利益的相互平衡与依赖，它更有利于各利益主体在相对平衡的政治体制内和平博弈。另外，一个相对平衡的政治体制在遭到某一方面的损害时，往往具有某种自动修复功能，因为它允许各政治主体利益的平等诉求与和平博弈。而在一个以单一利益为主导的社会里，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往往采取外部形式，总是颠倒重来。

3.政治平衡有助于政治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亨廷顿曾提出:“政治发展的讨论常常集中于讨论朝什么发展，而不是发展什么。这两个‘什么’发展曾是广泛分析的题目，它们就是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121]亨廷顿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与《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正是致力于这两大目标。如果说民主与政治稳定是紧密的盟友，那么民主化进程却往往会伴随着政治不稳定。如何既实现政治民主，又保证政治稳定，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都面临着的巨大难题。

权威主义认为，在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经济发展具有优先性。要促进经济发展，就必须先保证政治稳定，在保证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自然会减少民众的政治诉求，又会反过来促进政治稳定。至于政治民主这一目标，则可以推迟到遥远的将来。然而，且不说经济发展会刺激人民参政的欲望与需求，权威主义政权结构本身也存在着难以摆脱的结构危机，即专制权力与同意权力之间的张力最终会导致权威主义政权的解体。^[122]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那种认为欠发达国家或处于特别困难境地的国家可以不需要建立民主体制保护个人权利，采取专制来发展经济的观点至少对于市场经济体而言，是完全错误的。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不仅不是经济活动的奢侈品，相反，对经济绩效具有高强度的激励。他指出:“应该承认，民主体制下的政治领导人的任期、任职时间长短及时间性也许比典型的长期执政的专制者要短，由于这个缘故，民主国家牺牲了许多效率。但是，在稳定的民主国家，在法治之下，权力的继承是可以预测的，个人权利的裁定与执行绝非是短期的考虑。在稳定的民主国家，许多个人自信地签订长期的契约，或者可以很信任地将财产授托到后几代，或者设立基金会，他们认为这种预期是绝对会持久的，因而也表明在无限的将来，他们的法律权利是稳定和可靠的。”“尽管经验告诉我们，相对贫困的国家如果有一个很强的专制统治者，并碰巧他也有不寻常的很好的经济政策，这些国家也可能会有急剧的经济成长，但是这样的经济成长只会持续一两个专制统治期。”^[123]因此，要取得稳定的持续的经济发展，仅靠政治上的威权不足以维持。

不可否认，经济发展最需要的是社会政治环境的持续稳定，即经济发展、权利保障的可预期性。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拉丁美洲与东亚之间的区别，就不难发现，拉丁美洲诸国的权威主义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权威主义存在着非常大的区别。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就在于其集权是有限的。政治发展并不存在严重的失衡。在经济领域中，私有财产是受保护的，个人的经济绩效是可以预期的，社会政治运动的目标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因而对经济发展没有产生太大影响。由于政治上的集权本身也是有限的，而且当权者本身的目标也是民主化。在社会政治运动的冲击下政治系统逐步开放，渐进的民主转型就成为可能。因此，取得经济成功并且成功地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和地区并非源自于权威主义政权下的政治上的专制，而是源自于其专制的有限性所导致的国家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对平衡。

当今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法完全忽视民主，“民主已成为整个世界上头等重要的政治目标。它受到各方面的颂扬。那些在其他哲学观点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人都同样颂扬它”。^[124]那么，如何在政治发展进程中既保证政治稳定又实现民主呢?政治平衡策略为其提供了良好的途径。在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发展初期，这种政治平衡策略主要是通过政治体系内部的权力分散与制衡来实现的，即立法、行政与司法之间的分权制衡。而到了现代化中后期，随着行政国家的产生，民主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此时的政治平衡主要是通过制度化的政党竞争及公民权利的扩大与保护对国家和政府的平衡来实现的，政治体系的内部平衡开始转向外部平衡。正是有这种政治平衡的存在，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在其政治发展过程中，既保持了政治稳定，又促进了政治民主。巴林顿·摩尔认为，在西欧政治发展的早期阶段，王权过强或过弱的微妙平衡，对于议会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推动力量。在其他国家，也出现过形形色色的具有局部意义的等级会议，但比之西欧，它们不是缺少重要的成分，就是没有关键性的均衡。^[125]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不可能重复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程，但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政治稳定与政治民主这两大目标，仍然离不开一定的政治平衡。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所以能够产生，就在于这些新权威主义国家内部在存在专制权力结构的同时，也存在同意权力结构，尽管这后者在权威主义时期并不发生重要作用。要维持暂时的政治稳定，为政治发展提供一个初期的稳定的环境，需要一定的专制权力结构发挥作用。但不能没有“同意权力结构”与之相平衡，否则，专制权力结构就会自我复制与扩张，最终彻底消灭同意权力结构。^[126]如若在集权时期、权力集中时期丝毫没有民主的结构和制度或者价值的存在，那么就没有民主政治形成的制度“路径依赖”基础，政治民主就无从生长发育，^[127]政治民主就永远不可能发展起来。我国学者高放认为，“新权威主义”犯了一个很大的机械类比错误。新权威主义者很喜欢强调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或东亚“四小龙”在民主机制不具备或集权政治下新权威如何起作用。事实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如东亚“四小龙”在经济上的成功并非缺少民主机制，至少政治上的集权并没有影响到经济上的自由。如果政治过度集权，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商品经济就不可能迈大步，而且无法根治官商、官倒问题。事实证明，新加坡、香港等是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和地区。^[128]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的成功归结为其政治上的集权，而要看到这种政治上的集权与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比较起来是相对有限的。它们大多处于集权与民主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