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电视

第九章　历历在目:政治与电视

因为有了电视,历史将迥异于以往。电视使观众置身于新闻发生的瞬间、新闻发生的现场;它将以往从书本中读到的历史,变成我们亲历的、与我们休戚相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

——1968年呈交CBS股东的年度报告

美国同其他国家一样,在大众传媒兴起之前,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陷入沙文主义的狂热之中,然而,如今迅速发展的大众传媒却使得社会情势变得更加飘忽不定了。有时,当今社会就像一艘满载乘客的渡船,人们先是疯狂地涌到船的一侧,船几至倾覆,随即人们又涌向另一侧,船又向另一侧倾斜。过去,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缓解了新闻对社会个体的冲击;如今,广播和电视却几乎将这一距离消弭于无形。我们可以在瞬间内获知信息,却无力对事件进行及时补救,这也许会增加我们的无力感,而值得怀疑的是,当我们对未来会发生什么知道得更少,或者知道得更慢时,我们是否会更无力。

——戴维·里斯曼^[1]

我怀疑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对美国人的勇气、团结、完整和幸福,具有与其他事物一样的破坏力。

——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

电视评论员莫里斯·威金(Maurice Wiggin)

一

第一次真正重要的电视直播,是1948年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电视现场直播。后者的电视直播影响似乎更甚。人们通过电视看到,由于提名现任总统哈里·杜鲁门作为下届总统候选人(他似乎不可能获胜),民主党笼罩在败局已定的气氛中,一片混乱。左翼早已分裂出去另组新党,取名为进步党,提名华莱士为总统候选人。1948年时,政治幕僚们感到有必要阻止南方民主党人脱党,以防右翼从民主党中分裂出去。当时,杜鲁门和担任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的休伯特·汉弗莱政见不一,而汉弗莱迫使大会通过了一项令南方民主党人难以忍受的民权政纲,于是在摄像机前,这些南方民主党人把自己的代表胸章摘下,扔在门边的一张桌子上,然后离开大厅,扬长而去。镜头对准了他们离去的通道,也拍下了门边桌子上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胸章。现任联邦通讯委员会投诉部主任的威廉·雷,当时还是NBC芝加哥电视台的新闻部主任,他说:“我记得当时坐在NBC的导播室里,看到荧屏上的胸章越堆越高,我对自己说:‘这真是世界上最令人难忘的一幕。’”

威廉·怀特等人认为,美国电视直播的这个小插曲,为杜鲁门总统赢得了连任。他说:“电视从不介意自己在解释性报道上的不足,它在简单地、直接地展示表象方面具有其他媒介难以企及的优势。在费城,电视就展示了这样一个让人难忘的瞬间。……美国东部地区的黑人们看到了愤怒的游行者的画面。……杜鲁门先生为他们真是‘甘冒风险’,黑人们从这一幕中体悟到的东西,远比任何文字所能传达的还要多。……这个案例说明,实际上,是电视这个媒体挽救了他的竞选前途,我永远都相信,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

这条新闻会成为一个经典。桌上堆满胸章的一幕,就像是专为拍摄而上演的。当表明了各自的态度之后,大多数代表开始返回桌边,拿起他们的胸章,戴好,重新就座。这一幕对人们的影响可能不像怀特所记忆的那样深远——1948年夏天,美国的家庭电视机拥有量不到50万台,而且对全国代表大会的直播报道仅限于美国东北部地区,很遗憾,那里只有为数不多的黑人能够看到电视。后来的结果显示,杜鲁门并没有赢得直播覆盖区内几个重要州的选票,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和马里兰州全都支持杜威。但是,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无关紧要。在现代人眼中,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对古希腊的看法比真实的古希腊更重要;与此相仿,在政客和学者们眼中,电视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可能比事件本身更重要。

电视把胸章事件搬上了荧屏,但当事者的“表演”却并非虚情假意,这一幕还会重现,就像20年后的反越战示威一样。南方代表们在寻求一种表达方式,以便让那些不太可能听到治国宣言的公众们了解他们的愤怒和痛苦。也许这种方式有某些创新和不妥之处,但实际上它是完全正当的,也得到了历史的认可。想想杰克·凯奇、公开绞刑、斩首和四周的喧闹,或者想想考克西(Coxey)^[2]大军或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1919年反对私刑的大游行,或者想想为了展示美国和泰迪·罗斯福的伟大荣耀而像白痴一样在全世界航行的“伟大的白色舰队”。尽管大多数委员会仍然禁止摄像机进入他们的办公区,但是,“调查性”的国会听证会被全部搬上荧屏,而且形成了惯例:委员会秘密地听取证词,之后在已有证词中选择那些他们想对公众直播的部分。选举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喧嚣,是以体育比赛的方式搬上荧屏的。全国大选的戏剧性因素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实际上,如今每一家电视网都要对选举进行预测分析,对此有各种不同的反对意见,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种意见认为:由于大选之夜的戏剧性被减少了,电视网可能大大降低了选举本身的重要性。

失败者和获胜者都有资格走上舞台去展示自己,而且周围环境要求他们,一旦有人注意,就要表现得更有想象力。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黑人领袖在这个方面特别有天赋。“向华盛顿进军”无疑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最富有戏剧性的轰动事件之一,尤其是马丁·路德·金的演讲,他的出现,给“蛊惑性人格”这个不可言传的术语下了定义:当他打开话匣子时,有幸与他同处一室的人,没有谁会忘记自己被感染的那一幕。

用示威的方式表达政治观点是一种冒险。在群情激奋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很容易失去他们可能会有的自控能力。但是,当示威被安排在白天举行时,不仅电视拍摄可以在自然光下进行,而且光天化日之下,人类天性里的犯罪倾向也不大会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因此,大众政治示威往往是平和的。当然,政治示威有多大的作用是另一个问题,不在本书的探讨范围之内。应当指出的是,在由多数人统治的民主社会里,这实际上是少数派的一种策略。嬉皮士们的“流动剧院”^[3]往往以惹怒成年人为目的,而且往往如愿以偿。但是,大众政治示威不同于此,它立足于劝服:运用戏剧化的技巧唤起人们对某一观点的注意,相信它能获得多数人的支持。若是采用其他方式,由于种种原因,就无法获得公众必要的关注。电视上播出的任何示威,可能原本就是为了电视播出而举行的:只有当电视转播车出现之后,自发参与示威的人们才会迸发出足够的热情。当然,体育比赛后的骚乱可能要被排除在外。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登陆月球的活动作为现代社会最大的一次示威展示,被美国政府隆重地搬上了电视荧屏。不过,当时各电视网面临的问题并非报道该事件本身,而是如何填充直播时大量的报道时间。ABC的埃尔默·洛厄说:“报道这次登月活动用了非常多的录像资料,仅是整理素材并把它们放进资料库就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为了获得最生动的“模拟”太空旅行,三大电视网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一年的实际花费高达数百万美元。此外,它们还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监视”宇航员的家庭生活,甚至宇航员父母的家庭生活,创下了美国新闻史上最恶劣的侵犯个人隐私的纪录。结果,在这个相当神秘的科学领域,电视直播给大多数美国人上了最磨蹭的一课,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几亿人同时共享某一事件的一次经历。

尽管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强烈反对,但电视网坚持说,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纳税人的钱被使用的全部细节,因此,电视摄像机对宇航员在月球上的活动进行了跟拍。但NASA想展示的是技术,而不是人,该局也有充分的理由对直播这一项目表示担忧。“埃德·默罗的《导弹传记》(Biography of a Missile)是第一部有关航空航天主题的电视纪录片,播出后效果并不佳。1962年,我第一次去卡纳维拉尔角时,人们告诉我,大写字母IRBM^[4]代表‘Indian River Banana Missile’(印第安里弗香蕉导弹),因为印第安里弗是火箭发射失败后坠毁的地方。每一位与航空航天有关的人都很清楚,一旦进入了这个行当,人的生命就处于极度危险之中。电视既会把宇航员塑造成英雄,也会把他们变成人们起居室里的伴侣,国家航空航天局可不想闹着玩,可不想拿宇航员的生命开玩笑,断送这个项目的未来。”

CBS特别报道组组长罗伯特·伍斯勒负责过电视网有关人类太空探险的所有报道,他说:“他们想让节目非个人化,他们甚至不愿意告诉我们即将进入太空舱的宇航员的名字,总是说可能有3位宇航员上天,可是找哪一位也不容易。我们只得对理发馆和教堂进行监视——这真是一场游戏,这些宇航员可能总是分属两个不同的新教教派,再加上信仰天主教的,所以我们得监视好几个教堂。”

然而,国家航空航天局最后还是妥协了,对每次载人飞行的现场报道都给予了充分的配合。这次成功要归功于新闻界百折不挠的勇气。历史上,似乎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允许公众去接触这种可能会遭遇失败的重大政府行为。一方面,社会的公开度使得直播载人航天飞行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人们把这种公开度视为理所当然而毫不珍惜——很难说这两者中哪一个更值得我们关注。

二

但是,报道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仍然是电视投入最大、花钱最多、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工作。1952年的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塔夫脱参议员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之间发生了席位之争,众多美国人在事件发生的同时便通过电视看到了这一幕,看到了代表们对资格委员会的报告投下举足轻重的一票,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如今,终日伏案工作的CBS新闻副总裁比尔·伦纳德已变得有些富态,多年来,他的《纽约观察》(Eye on New York)一直是美国最受赏识的地方性节目。他还记得,当他站在威廉·布莱尔位于芝加哥的房子外面,看着刚刚被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的艾德莱·史蒂文森走到阳台上接受朋友们祝贺时的情景。他回忆道:“我对着话筒说,‘这些画面你们在明天的报纸上将会看到。’那感觉真是妙极了。”电视网认为,转播早期的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具有商业价值:贝蒂·弗内斯迅速闻名全国;威斯汀豪斯公司在家用电器行业愈加声名远播。电视转播能使人一夜扬名,也会让人身败名裂。

1972年,三大电视网在报道两党全国代表大会时花费并不太多,大概不到2200万美元,其中有700万会从广告商那里赚回来。但在1968年,三大电视网用同样多的钱能够买来更多的东西。当时,电视网的工资单上列有1700名工作人员,由他们制作这四个晚上的节目。这一年,仅CBS就动用了111台电视摄像机报道两党大会,60台设在迈阿密海滩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51台设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可是,由于一次电话安装员的罢工,致使电视网在会议大厅外铺设电缆的计划无法实施,报道进行得十分艰难。1972年,CBS只投入了50台电视摄像机:27台设在迈阿密海滩,拍民主党大会;23台设在圣迭戈,拍共和党大会。

报道两党大会的设备以用于体育比赛的转播车为主,许多技术人员你都可以在秋季的赛场上找到。ABC通知共和党人,第一技术小组不能派往圣迭戈的现场,因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距奥运会开幕时间仅一星期,慕尼黑也需要这些高级技师。从某种意义上说,报道一次大会的感觉与报道一次橄榄球比赛的感觉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有若干个指定的机位,在选定的某个时间播出节目。CBS的伍斯勒,长着圆圆的脸,一头稀疏的棕发,身着绘有红花图案的白色衬衫,外穿粉色的方格图案的套服,非常时髦。他可能并不了解橄榄球比赛,自从20世纪50年代离开股票行业后,他就一直在CBS特别报道组工作。对他来说,大会报道只不过是另一次特别报道而已。他说:“我制作过太空登月、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大选初选、大选之夜、暗杀等节目。这些节目极其相似,都是现场直播,有多个节目来源;需要与主持人一起分享节目组织权;按照销售部门的要求,在节目播出过程中每小时插播若干分钟的广告。”

从技术上说,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不仅是为电视而举行的,而且是由电视搬上舞台的。每次大会,三家电视网都会组成联合报道组,由一家电视网负责协调管理(互助广播公司提供音频服务),主要报道大厅内特别是讲台上的情况。各电视网的分工由抽签决定,比如1972年的两党大会,ABC抽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报道权;NBC抽到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报道权。联合报道组的任务包括:设计和建造大会讲台和讲台前方30英尺的平台——电视机、摄影机和摄像机将在那里安家落户;要求地方电力公司给大会大厅提供所需要的电力;设计和安装讲台的照明,以及大厅其余部分的照明;铺设新的大楼扩音系统,安装讲台和代表席上的话筒,决定什么时间哪个话筒可以播出、哪个话筒需要关闭(没有话筒的人,他的声音连与会代表都不可能听到)。控制小组实际上由电视网的工程师组成,接受该党主席的指令。1972年,大会选票第一次实际上是由联合报道组统计而非党内官员统计的。

为了给1972年7月10日开幕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安装设备,ABC的联合报道组主管要求,5月25日进入迈阿密海滩大会礼堂,改造照明设施;从6月1日起礼堂不再对外开放。联合报道组的工程师们也会检查各会议厅的空调系统, 1972年,空调问题的确让人担忧。ABC特别报道组的沃尔特·菲斯特说:“圣迭戈有足够好的冷风机,但通风不足,所以看上去,这会是历史上最烟雾缭绕的大厅。”烟雾缭绕中,电视摄像机很难拍摄到清晰的图像。

报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除了平台上有两台摄像机对准讲台外,联合报道组还在讲台上放置了一台摄像机对着代表和观众,另有两台设在大厅的两侧,分别从走廊和与讲台水平的位置抓取主席台周边的镜头。报道过程中,联合报道组的编导负责处理这五台摄像机的信号,一次切入一个画面,并混入会议厅公开发言的声道。联合报道组提供的信号实际上是经由欧广联的设备向国外输出的。联合报道组还负责其他相关事宜,包括为95个来自不同国家的记者提供便利,每一位外国记者都会设法在联合报道组提供的画面上加上自己的声音。不过,大会最重要的内容,毕竟是讲台上的发言人和话筒里传出来的代表们的声音,这才是三大电视网报道的中心。至少,每一家电视网在播出其他节目时,都会不间断地录下联合报道组提供的内容。

但是电视网还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做。乔治·默里为NBC制作大会节目,接受NBC新闻总裁鲁文·弗兰克的领导,弗兰克还像当年担任新闻制片人时那样,在控制室里坐镇指挥。默里说,甚至在资金紧张的1972年,两党大会报道计划也要求投入16台摄像机,分别放在会议厅内和周围各处,并由3位制片人在3个单独的控制室内处理所有的图像。默里和弗兰克是“播控”制片人,播出什么都由他们最后决定,可是,他们只能看到“会议厅控制区”的图像(即来自大楼内的摄像机信号)和“外部控制区”的图像(即来自大楼外面、设置在候选人下榻处的摄像机信号)。NBC过去常常在会议厅旁边建一个单独的演播室,将其播控部分设在两个辅助性控制室之间,便于制片人交谈。1972年,因经费紧张,电视网便采用了一般用于体育转播的可移动控制台,并打通隔墙,在二者之间建一个小小的播控区。在播控区后面设有玻璃贵宾间,NBC和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要员们可以在这里为政界、商界和劳工界的重要人物提供大会报道的幕后新闻。

在橄榄球比赛报道中,导演可以事先确定必须拍摄的选手活动的大致范围;而大会报道则不同,对这种报道的控制仅限于向制片人发出一连串指令,告诉他们摄像机该指向哪里或拍摄什么。记者们徘徊于现场,在各会议室之间伺机而动,耳机里传来电视网正在播出的电视节目的声音,可以让他们随时了解最新动态。制片人如果想和记者通话,可以让工程师打开某个开关,中断节目的播出,与记者取得联系,并让制片人的声音进入记者的耳机中。该系统也因此而得名——IFB,即“插入反馈”。另外,记者还带有一个能够和控制室交流的微型话筒,他会对指挥他的制片人(不管是在控制室还是在外部控制区)这样说:“我这里有肯尼迪的工作人员在阳台上……我和威斯康辛州代表团在一起,他们在大吵……我在南门外边,戴利市长在这儿……”制片人有时会转过身来问默里或者弗兰克:“我们需要……吗?”如果当时有更重要的内容正在播出,那么,这名记者和他的摄像师可能会被告知去拍摄其他的内容,先将素材存放在NBC设在会场的10台磁带录像机中的其中一台,稍后可能会用。但是,记者们总是希望现场直播。CBS的戈登·曼宁说:“做现场直播时,一切都刺激极了。”如果记者们办得到的话,默里可能会要求记者让戴利市长在那儿待上5分钟……

NBC和CBS的中枢是各自的控制室,它们都搭建得高高的,由钢架、木梯和音效瓷砖构成,造价从7.5万到10万美元不等。从这里,一个或多个主持人可以同时看到会议厅和监视器,监视器中显示着正向公众播放的内容。控制室里也有两台摄像机,可以进行现场采访;靠近控制室的演播间里还有两台摄像机,在有时间和允许在会议厅内走动的情况下,可以让现场记者请一些人来做访问。主持人通过一个声控开关打开耳机,听到现场记者的报道,并通过对讲机与楼下的人通话。他的话筒并不总是处于播出状态;想要播出时,必须打开一个开关,“要求播出”。一般情况下,声音控制员会听命于这些要求,但有时他们会咨询播控人员。默里说:“有时,你可能不想给亨特利2分钟,这样就会说‘不行’;你会告诉他说:‘切特,你现在不能说。’之后,再问他:‘你想说什么?’”

与此同时,在比较重要的候选人总部附近的饭店中,还会安排一些摄像师和记者驻守监视,并对当地一些老住户或者游客进行采访,这些信号也会被传回“外部控制区”。通常,在大会讲台上,总会发生一些两党蓄谋想让电视网报道的举动,这使得涌入控制室的图像内容更加复杂。1972年,两党都策划了许多片子,以取悦于代表们和家乡的父老乡亲。弗兰克说:“我本来想完整地播出每一位候选人的提名演讲,可是后来,却提供给你5个支持该候选人的演讲,一个黑人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城市人的、一个乡下人的、一个妇女的,后面还附有长长的华纳兄弟公司的制作人员名单——这样,我只好把信号切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记得艾森豪威尔本人曾经发牢骚说,1956年,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看到现场的一个黑人,可是,只要在那些日子不说‘黑人’这个词,我们压根就不播那个人的图像。”

CBS的伍斯勒说:“人们问我,我怎么能编播出像两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么复杂的节目?我是怎么作事先计划的?实际上,我只是提前五六分钟作计划,我是靠自己的判断力和快速反应能力来赚取薪水的。”

ABC的工作方式则完全不同。由于缺乏像NBC和CBS这样的老牌电视网所拥有的市场覆盖率,ABC对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报道的每分钟广告售价无法与这两家电视网相提并论。可是,一旦减少报道量,损失就会更大。1968年,ABC放弃了对两党代表大会从头至尾进行报道的传统做法,在东部时间9∶30之前先安排播出常规性的夏季节目,之后,再播出1.5小时的大会新闻,综合和回顾当天的节目内容,并播出某些活动的现场报道。伍斯勒说:“这不管用,你无法对一个正在进行中的事件进行总结。”ABC的沃利·菲斯特则看法不同:“我们只进行90分钟的报道,就是因为我们有资金困难。不过,在这种资金拮据的情况下紧凑地工作,你会干得更好。其他电视网的人现在也希望学习我们这种运作方式。”在成为ABC新闻总裁之前,埃尔默·洛厄曾经为另外两家电视网做过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报道。他认为,编播时最糟糕的问题,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看完所有的素材带。他惋惜地说:“1968年我们拍摄的一些内容真叫棒,可是,直到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都没有人能腾出工夫去看一看。”

若以全国代表大会当晚发生的事件为主要素材,制作一期90分钟的节目,会有许多不曾预料的结果。例如,1968年,ABC把共和党的主题演讲剪辑成15分钟,因为演讲是在电视网播出之前进行的,而且15分钟对于这样的演讲来说似乎已经足够了;但是,ABC给了民主党28分钟,因为它是ABC在芝加哥开始现场直播之后才进行的。结果两党都很不高兴:共和党认为他们的主题演讲被降格处理;民主党则认为,与共和党相比,他们被弄得看上去很紧张。

与其他主持人小组不同,ABC的主持人史密斯和里森纳会在设于大厅内的演播室里主持节目,工程师们用抠像技术把主持人的图像加在另一台摄像机同时拍摄的大厅活动的背景上——就像霍华德·科塞尔以球场活动为背景在《星期一晚间橄榄球》节目中出现一样。“其他电视网也可以这么做,”菲斯特说,“可是,当你用光所有的钱在大厅里建起一个演播室时,你其实是在画地为牢。你想表现主持人透过窗口用双筒望远镜向外观看的情景,可实际上,由于主持人面对所有的监视器,对大厅里发生的情况他们比控制室里的任何人都看得更清楚”。

1968年,当电视网的附属台想收回节目时段,改播利润更丰厚的地方新闻时, ABC发现,想要在东部截稿时间11∶00之前完成制片人认为必须完成的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一般情况下,该电视网的节目在11∶45之前不会结束。ABC高度“类型化的”节目,包括戈尔·维达尔和小威廉·巴克利^[5]之间的对抗,把全国代表大会弄得不像是党代会,倒像是马戏团和竞技场。1968年,三大电视网9∶30～11∶00时段的观众似乎比1964年的更多,ABC在傍晚时分播出的娱乐节目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为之后的大会报道带来了更多的观众,使该节目受益匪浅。

CBS的比尔·伦纳德说:“只有以‘硬新闻’的形式来报道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你才能做到比较公正。三大电视网需要花整整一周的时间来制作关于这一民主进程的、受到限制的信息……嗯,工作量有点儿大,但实际上,这是首要工作。回想1952年,我们当时能这么做真是个奇迹。如今,能够把所有的人动员起来,在压力和紧张中工作,还是挺不错的。这不仅能鼓舞士气,同时也是检验你的团队有多棒的一个好机会。在一个复杂的金字塔形式的工作机构里,你只有在某个特殊事件中才能发现在其他情况下发现不了的青年才俊,年轻的记者和编辑们,这个发现可能代价高昂,但是……”

三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一经电视播出,就像政界中的其他事件一样,肯定会有不满爆发出来。1968年,民主党内的改革运动基于一种看似合理的政治学观点,即处理当年芝加哥街头示威者的方法是:增选他们为新委员,让他们在委员会中拥有发言权(这种观点似乎有道理,但是不能完全令人信服。顺便说一句,这不是为政党领袖控制的代表大会作辩护,有一项颇具说服力的提议可能已经引起了关注。该提议认为,总统候选人提名应当从人们了解的候选人中而不是那些人们只知其姓名、面孔和职务的人当中选出)。无论如何,改革者的态度就是先上电视,在代表选举中进行的改革,其结果是保证在迈阿密海滩会议厅里能够看到来自各大学城和狂热运动组织的人们,在会议上高谈阔论和大声诅咒。

选举是选出一个政府,而不是一个政党。如果电视网新闻部没有进行自我新闻检查(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在迈阿密海滩,在摄像机前闹腾得最欢的民主党人将会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思维正常的人是不会希望把政府交给他们管理的。正如一位民主党领袖所说的:“1968年的竞选我们失败了,因为人们看到芝加哥警察在会议厅外用警棍殴打示威者,因此在1972年,我们将让美国人民看到,我们的警卫是如何在大厅走廊上殴打我们自己的代表的。”某些民主党领导人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但是,该党主席劳伦斯·奥布赖恩和组委会迅速采取行动,将电视网所有的工作人员和设备统统清理出大厅,包括“偷偷摸摸用来窥视”的便携式摄像机、泛光灯,以及所有带着话筒的电视网记者。

CBS对使用便携式摄像机并没有特别规定。伍斯勒说:“我从固定机位上能得到更好的画面。”他是指搭建在讲台前的小平台,“即使现场有记者,无线输出的信号也是不可靠的”。所有的制片人都表示对派人在会议厅内走动没有太大兴趣,在那种情况下出镜记者更像是一名“现场讲解员”,他在解答问题,而不是提问采访,与其这样,不如让拍摄台上的摄像机镜头推近某人。但是,菲斯特还是想进入大厅:“现场如果没有摄像机,你就没有参与感;为了看清楚,你能从远处将摄像机镜头推近,但是你得不到精彩之处。用泛光灯吸引观众,这是一种倒退。不是我们的灯光有吸引力,而是我们出现在事发现场更有吸引力。”

一般来说,允许报纸记者去的地方也应该允许电视摄像机拍摄,三大电视网为此向大会组委会据理力争。伦纳德说:“如果他们打算把所有的新闻记者清除出大厅,那没问题——毕竟是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但是,一旦他们让带着铅笔的家伙进去,那就必须也让我们进去。”然而,电视网制片人完全清楚危险所在。NBC的弗兰克已经建议取下摄像机上的红色灯泡,以减少那些对媒体反感的人指指戳戳,因为红灯显示制片人正在采用该摄像机拍摄的图像。NBC和CBS都希望能够自始至终在现场直播,而不愿意采用“录播”的方式来保证对所播出节目的控制,制片人觉得他们的反应速度足以避免出错。“按照麦戈文委员会(McGovern Committee)的规定,27%的代表必须小于30岁,如果说这些代表们正蠢蠢欲动闹分裂,”伍斯勒说,“这是新闻,我会去报道它。但是如果只有,比如说只有50个代表闹分裂,那就像是在演戏,我不会去报道它的。”不过,50个代表加上一个臭气弹,就是一条新闻了。

显然,应当关注实实在在的危险,而不是泛泛而谈。一个穿着女装的男同性恋者佩戴民主党的代表胸章,挥动写有“马斯基^[6]不要脸”的标语,甚至有可能让一位靠救济生活的黑人母亲相信,这个国家还需要共和党人再统治四年。有关代表资格的争议或多或少地受到复杂的“麦戈文条例”的保障,总是暴露出全国代表大会最糟糕的一面;还应该特别关注学生们的态度,他们已经提出了大赦等重要问题。1971年10月7日,哥伦比亚《旁观者报》(Spectator)发表了一篇关于学生投票问题的特稿,文章开头写道:“‘是的,我要去投票,因为我认为尼克松太臭了,’彼得·怀斯说……”这样的年轻人很容易当上代表。

最终,组委会与电视网达成协议,电视网被迫作出让步:不得自带泛光灯进入大厅,拍摄只能利用大厅的环境光。如果出现问题,大会主席可以调减灯光,可以切断将要传入家庭电视机的节目。但是,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项重大政治举措,对民主党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与此同时,1968年曾经在芝加哥威胁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雅皮士部落的残余势力也宣布,要在1972年圣迭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外面示威。如果出现在每个家庭电视机上的情景都是民主党人在煞费苦心地维持大会秩序,而共和党人却对外面示威者的喧嚣视若无睹,尼克松总统一定以为,可以十拿九稳地预订新的门前蹭鞋垫或者白宫需要的其他东西,并镶绣上他的名字的首写字母了。

四

正是在这个最糟糕的节骨眼上,联邦通讯委员会所倡导的公正原则的重要性便显现出来了。因为,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愚蠢少女会跟随圣乌尔苏拉^[7]来到纽约的屠宰场之外,民主党对反文化^[8]的认同实际上并不比共和党多。然而,随着1972年9月的临近,电视报道可能已给民主党贴上了不可救药、不宜执政的标签。一些热门事件出现了,人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所有亲历者很快便让那些未看到事件的人们相信,自己也是目击者。这一类事件的制造者,常常借传媒来破坏他人的声誉,即所谓“操纵媒介”。新闻部的每个人都清楚,被操纵的媒介只不过是“带来坏消息的信使”,没什么好说的,他们就像是发现了加在无辜者身上的虚假证据的侦探一样。但无论是侦探还是媒介,都不应该受到指责,他们都在恪尽职守。电视本应是公正的——特别是在选举中。我们正在讨论什么?

公正原则是美国众多法律中的一只怪鸟。它不是《通讯法》中规定的,但却间接地出现在后来的修正案中。之所以成立联邦通讯委员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混淆了一般意义上的公平和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之间的公平。这里,法律的确赋予了联邦通讯委员会以权利:《通讯法》第315条规定,电视台应该给竞选同一职位的候选人以“同等时间”,不可厚此薄彼。美国国会用了一年的时间才使得第315条款的实施成为可能,因此,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在1960年才出现(通常,会有五六位不太知名但同样符合条件的总统候选人,根据第315条的规定,他们都被给予“同等时间”)。然而,只有当某候选人已经用免费时段上过电视之后,免费的“同等时间”原则才会生效。一家电视台可以把时段“卖给”该候选人的竞争对手以外的任何人。由于广播电视是选民了解选举的最快、最好的方式,如今政治广告的预算已经上涨到几千万美元了。

但是,竞选绝非政治生活的全部。赫伯特·胡佛在任总统期间曾经发表过95次广播讲话,但并没有引发民主党人的强烈不满,很显然,那是因为他的广播讲话与他在白宫的工作一样,没有什么影响。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另当别论了。得克萨斯大学的爱德华·切斯特发现:“在任职的头10个月里,罗斯福发表了20次广播讲话,他夫人有17次,而罗斯福内阁成员有107次。”国会因此变得非常不安。1934年,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对罗斯福在广播方面的强势做法公开表示不满。结果,根据切斯特的说法,当年,两大广播网给了参议员和众议员350次免费发表讲话的机会——几乎每天都有。在广播网未受到政府机构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这样做部分是出于礼貌,部分是出于害怕——《通讯法》在1934年已开始实施。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简短的政治性广播代替了新闻。那段时间广播网还没有什么新闻,通讯社为保护它们的报纸客户,与广播网签订的协议是,1934年,广播网每天播出不超过10分钟的新闻,而且必须是报纸已经刊发过的。因禁止播硬新闻,而且新闻评论员由赞助商提供,他们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立场非常强硬。这里有一些反映联邦通讯委员会进行干预的记录。关于博克·卡特,切斯特写道:“他指责说,在日本人击沉美国炮舰‘帕奈’号后,罗斯福政府一直试图制造战争即将来临的气氛。……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通告华盛顿各广播公司的经理们,新闻节目必须是全面公正的。卡特的节目明显不符合这一标准。”福兹将军让卡特的广播生涯半途而废,很快他就从电波中消失了。不过当时,联邦通讯委员会并不认为它有能力让电台整改——它所能做的就是提出警告:电台下次申请更新执照时会遇到麻烦。

20世纪30年代后期,最让人担忧的是查尔斯·库格林神父,他对阿道夫·希特勒尤其看好。在库格林神父的节目中,有许多辱骂犹太人的内容,节目时段由他购买,播出费等其他费用从其追随者那里筹钱支付。1939年,主要为限制库格林的行为,全国广播者协会修正了协会规章,要求会员台不要向那些观点有很大争议的节目出售时段。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也越来越不客气地指责报纸老板申请电台执照的要求——大选之年,全国有80%的报纸反对他,罗斯福可不希望还要面对来自电台的同样的反对意见。1941年,很明显出于总统的要求,联邦通讯委员会告诫波士顿电台不要妄加评论:“一家真正自由的电台,不能去宣传该台执照拥有者的事业,不能去支持他的候选人朋友,不能一味提倡他心血来潮时所推崇的原则。一句话,广播人不能成为鼓吹者。”

这条“五月花原则”(Mayflower Doctrine)一直延续了8年,最后两年,争议各方都在等待一贯作风拖拉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作出决定。1949年,联邦通讯委员会终于对该原则进行了修正,实际上,七位委员中仅有两人对修正原则投了赞成票;两人弃权,两人反对;一人倾向于这种修正,因而被算作同意的一方。在一篇题为“关于广播执照持有者社论倾向的报告”中,作者不怀好意地写道:“委员们并没有被说服,对于那些广播执照持有者已有明确观点的问题,广播机构往往持支持和附和的态度,实际上,这无益于为各种不同观点提供一个公正而平等的表达机会。”阿门,兄弟,阿门。当然,如果一家广播机构确实有自己的社论倾向,那么它就有责任向持不同观点的人提供广播时间。由此,公正原则得以产生。

由于播出了赞成《公平就业法》(Fair Employment Act)的社论,纽约WLIB电台首先遭到指控。联邦通讯委员会认为:“该电台在3天内播出了大量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内容,表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引起注意;同时,也证实了这样一种猜测,即该台的目的之一至少是想影响公众舆论。”有鉴于此,联邦通讯委员会规定,对那些赞成在招聘雇工中实行区别对待的人,WLIB电台应当给予他们表达的机会和时间。

这仍然是“应该怎样”的老调重谈,联邦通讯委员会并无命令广播机构做什么的权力。对公正问题的抱怨,以及针对抱怨作出了什么改进的报告,可能都被塞进了文件堆里,待审核更新执照时再考虑——这真是一个“令人开眼界的规定”。到1963年,联邦通讯委员会又一次令人大开眼界,它开始行使权力迫使电台、电视台即刻给予那些受到播出内容侵害的人进行反驳的时间。最初,这仅适用于该原则的“人身攻击”部分,以确保遭受“人身攻击”的个人拥有迅速回应的权利。

在一起明显属于广播台行为不当的事件中,广播业界决定,要挑战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权力,至于原因,始终不清楚。这起事件的主角包括:受到非难的宾夕法尼亚州红狮镇(人口:5594人)WGGB电台,攻击者是右翼复兴主义者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牧师,牺牲品是纽约的一名记者弗雷德·J.库克,他写过一本有关巴里·戈德华特的直言不讳的书。哈吉斯牧师曾经告诉WGGB电台的听众,库克因捏造针对市政官员的指责,以及为共产党控制的杂志《民族》(The Nation)工作,被纽约《世界电讯报》(World-Telegram)解雇了。库克要求电台给予他陈述的时间,但遭到拒绝。于是,联邦通讯委员会出面,勒令该电台的所有者——红狮广播公司给予库克时间。该电台不服,向法院提出上诉,并且得到全国广播者协会的支持。NBC的辩护律师科里登·B.邓纳姆还相当刻薄地说:“似乎是联邦通讯委员会在做节目。”该案件进展十分缓慢,像其他所有案子一样,也必须要接受联邦法院冗长的审理。到1969年6月,最高法院终于作出判决,一致支持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决定。实际上,拜伦·怀特法官的观点比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观点有过之而无不及。

怀特法官的观点基于这样的事实:任何人在朋友的帮助下都能办报纸,但是开办广播台必须持有政府颁发的执照。鉴于这种情况,他写道:“把不容侵犯的《第一修正案》的权力赋予广播电视,使其享有与公民同样的言论、写作和出版的权利,这种想法是愚蠢的。”因此,广播电视从业者有义务向公众传播不同的观点:“宪法没有赋予执照所有者垄断广播频率的权利,而剥夺公民的使用权。”联邦通讯委员会不仅可以要求广播从业者传播持不同观点的各方的意见,而且还规定:“公众应该享有通过适当途径接触社会、政治、审美、道德和其他观点与经验的权利……不论是国会还是联邦通讯委员会,侵犯这种权利都是违反宪法的。”

上述内容的确切含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令人相当费解的。时任CBS广播集团总裁的理查德·詹克斯说,“红狮事件”(Red Lion)之后的几星期,他收到了一位宾夕法尼亚州观众的来信。信中说,他不同意沃尔特·克朗凯特在《晚间新闻》中的某些说法,并且礼貌地要求CBS尊重他的宪法权利,让他亲自到克朗凯特的节目中去陈述自己的观点。联邦通讯委员会原本应当将“红狮事件”的处理原则付诸实践,可是一直等到1970年5月,即大约一年之后,才宣布要对公正原则的修订进行调查,而直至1972年初,调查仍在进行中。

公正原则还被推广应用到一个始料未及的方面,即对商品广告的回应权,并由此引发了一些需要考虑的有争议的问题。首先,这涉及到联邦通讯委员会批准的香烟广告;其次,还涉及到被联邦通讯委员会拒绝后,由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核准的“清洁”牌汽车汽油广告。该上诉法院还规定,广播电视台可能必须接受展示理念的付费广告,即使每一类广告都会引发要获得免费时间实现“回应权利”的要求。不过,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的这个决定,被某一政党作为先期证据,提供给了修订公正原则的听证会。

在黄金时间的电视讲话中,尽管尼克松一再声称并努力证明其政策的合理性,但是1970年对柬埔寨的入侵,还是使全国陷入了痛苦之中。联邦通讯委员会公正原则的实行也随之遭遇困境。当时,民主党只能在NBC买到电视时间,另外两家广播网依然遵守全国广播者协会1939年有关此类买卖的禁令。不过,ABC此前曾经广播过民主党全国主席劳伦斯·奥布赖恩的一次演讲;CBS则宣布,鉴于总统轻轻松松便能上电视,为求平衡,它将开办一系列节目,大约每3个月一次,为在野党提供阐述其治国纲领的机会。可是,奥布赖恩用CBS提供给他的半小时时间,发表了一通富有党派攻击性的言辞,引起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不满,共和党要求CBS给予他们公开回应的机会。联邦通讯委员会同时也决定,CBS必须满足这一要求。在这种情况下,CBS不得不中止了它的这项长期计划(1971年11月,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推翻了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决定,但是CBS并未恢复其原来的计划)。当时,联邦通讯委员会还规定,由于尼克松总统异乎寻常地利用电视大肆宣传其东南亚政策(每年不少于5次在电视黄金时段发表演讲),对这一问题,民主党人也应该有发言的机会和时间,也因此,全美国人民都听到了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详尽阐述的反对意见。

无论是曼斯菲尔德还是奥布赖恩,或是从NBC购买时间的参议员,如果以尼克松为标准的话,他们所吸引的观众都不算多(几个月后,当总统本人打算只在一家电视网露面,而不是出现在三家电视网的娱乐节目时间时,他也失去了观众)。不过,即使覆盖同样的观众群,总统电视演讲的影响力,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程度上,与持反对意见的政治人物的电视露面都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总统的电视演讲是(或者说被炒作得看起来像是)重大事件;观察家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守望历史。

棘手的问题比比皆是。肯尼迪总统警告全国注意在古巴出现的俄国导弹;约翰逊总统宣布东京湾事件和第一次轰炸越南;尼克松总统宣称有必要进攻柬埔寨或冻结物价——多么重要、多么令人兴奋的事件!无论如何,持反对意见的参议员的讲话永远无法与之相比。^[9]甚至,正如夏尔·戴高乐所指出的,总统新闻发布会是(或者可能是)一个事件,肯尼迪总统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闻发布会在召开后数小时便在电视上播出,白宫保留了播出前对内容进行审看和剪辑的权利。当然,罗斯福总统从来不允许报界直接引用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话,更不要说在电视上播出了。反对派政客也可以有效地利用电视,这类事件中最富于想象力的是在1962年,伊拉克革命者们把遍体鳞伤的首相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拖进电视演播室,在镜头前让全国人民看到革命真的发生了。不过,通常占优势的都是当权的执政者。

顺便说一句,执政者应该占有这种优势,因为是政府、而不是其他什么人需要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所有对近期美国经济史感兴趣的人都可以看到林登·约翰逊总统的相关文字在其著作中,他有意降低了越南战争的开支,并且到国会去寻求增税以应付开支。但是,很少有人记得在约翰逊提出请求之后,国会将增税一事拖延了一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记忆力超常的人会记得,导致拖延的原因之一便是《纽约时报》对此事的坚决反对。在经济问题上,《纽约时报》的看法对华盛顿产生了影响。此后,在批评约翰逊总统不负责任地对待增税方面,《纽约时报》更是畅所欲言。如果说电视总是倾向于“帮助”政府而不是等到它的批评者——因为只有政府才能调动各种资源来制造人们想要看到的事件——那么这种偏向是成立的。代议制政府的意义在于,公众定期地对施政结果进行评判,而不是出现危机时才对政策进行反思。无论是联邦通讯委员会还是最高法院,或者它们的公正原则,都无法改变政治机构的意义。

此外,有理由相信,大选来临之日也是反对党复仇之时。1969年英国记者约翰·惠尔曾经写道:“电视时代开始后,很长时间以来,无论在美国或世界其他地方,还没有一位政治人物主要是因为电视的原因而被选入高层。”这一点至今未变。但是,电视广告对一位新候选人的边际效应,就像新产品的广告效果一样,远远超出了已经为人熟知的政治人物的广告效果。戴高乐就曾经被迫与一个无名之辈竞选法国总统,在法国电视台按照惯例让这位总统候选人在电视上露面之前,没有人听说过这个人。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在英国的电视演播室里,哈罗德·威尔逊比起爱德华·希思来,像是一名更熟练的表演者,但是在1970年的大选中,希思那张对公众来说不太熟悉的面孔似乎让他从电视中获益更多。在美国,在职的众议员比起在职的参议员和州长们更有可能在竞选连任中获胜,因为,在职的众议员不大会受到来自电视的有力挑战,而在职的参议员和州长们则相反,他们的竞争对手也会利用电视。

五

罗伯特·麦克尼尔现在是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公共事务项目组的成员,他曾经心存不安地写道:“像电视这样的媒介,能让表象看起来是真实的。”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观点。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克莱尔·恩格尔曾经在电视上有过一次天衣无缝的“表演”。当时,他已身患癌症,濒临死亡,可是却在“经过精心编辑过的42秒镜头”中,宣布决心再次参加竞选。麦克尼尔还举例说,人们对恩迪科特·皮博迪当选马萨诸塞州州长后的表现普遍感到失望,原因何在?他引用皮博迪的电视顾问约瑟夫·纳波利坦的话说:“皮博迪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家伙。竞选获胜之后,他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人们发现他看上去和他在竞选时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当人们问一些难题时,他显得很紧张,回答并不从容,不再是那个在准备好的场景中胸有成竹、应答如流的形象。在以往拍摄的过程中,可能要拍18次才能搞定……人们凭过去的印象选择了他,而他看上去却判若两人。”

可是,电视并不制造幻觉。罗斯福在1944年竞选连任时,几乎和恩格尔病得一样重;而1896年麦金利^[10]的“门廊演讲”竞选,为他本人塑造了一个迄今电视都无法超越的形象。电视的出现,在几百万个家庭的起居室里引起了不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现有政治机制必须接受的一种新的政治景象。不过,自从祈求神谕的庙所在德尔斐^[11]安顿下来之后,“形象塑造”就一直是政治的焦点,就此而言,电视并没有改变什么。

在我们进入更有教益的内容之前,应当对电视上的政治性广告提出四个互不关联的要点:

第一,一分钟政治广告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麦迪逊大道被马基雅维利式的家伙垄断了,而是因为众多的选民们对政治性节目占据了他们原本喜欢的节目时间而心生愤懑。对美国人来说,即使只用节目的最后5分钟来接受大选期间的政治信息,也是一种不情愿的牺牲。保罗·克莱因认为,电视决策者会选择“最少人反对的节目”,这种观点在政治节目中比在娱乐节目中更站得住脚。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到目前为止,一分钟政治广告是政治节目中最少遭到反对的节目。

一分钟广告是政治传播的一种方式,这种说法无可厚非。但是,要说它使美国政治堕落,或者使“问题过分简单化”,甚至简单化到其他任何竞选方式都不曾达到的程度,则是不公平的。近年来,在美国政治中,没有什么比“诚实的阿贝”这位“劈木人”^[12],或者“无畏战士”、“圣胡安山英雄”^[13]这一类的名称更简单的了。如果用像《安魂曲》一样的节拍来唱下面这首歌,刚好是一分钟:

噢,是什么造成了这个国家的

全国大骚动?

是这只滚动的圆球

滚向蒂普卡努^[14],也滚向泰勒^[15]

是的,滚向蒂普卡努,也滚向泰勒。

和他们一起,我们将打败小范^[16]——范——范

噢,他是个无用之人。

是的,和他们一起,我们会打败小范。

噢,让他们说烈性苹果酒——苹果酒——苹果酒吧

还有小木屋。

这只会加速圆球的滚动

滚向蒂普卡努,也滚向泰勒

是的,滚向蒂普卡努,也滚向泰勒。

和他们一起,我们将打败小范——范——范

噢,他是个无用之人。

是的,和他们一起,我们会打败小范。

剩下的几秒种时间正好够说这么一句话:“致力于威廉·亨利·哈里森将军^[17]和约翰·泰勒当选的独立辉格党委员会(Independent Whig Committee)代表您的利益。”

第二,电视政治广告的主要目的,与所有其他竞选一样,不是改变异教徒的观点,而是强化原本就倾向于你的那些人的信念,争取他们的选票。1960年,Simulmatics公司为约翰·肯尼迪所作的分析,是迄今为止对一位即将参选的候选人所进行的最为复杂的分析。该公司是纽约的一家社会科学与计算机公司,由几位出身于长青藤大学,在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很有造诣的才子们开办。这年8月,他们得出结论说,肯尼迪已经失去了他原本就会因为天主教问题而失去的选票,但是,还没有得到他原本可以得到的选票,如果利用他的宗教背景,他可以很容易获得这些选票。基于这一分析,竞选班子制定新的策略,拨出大约200万美元的预算,到天主教徒稠密的城市中去,播放肯尼迪在休斯顿与新教牧师辩论的一分钟电视节选。节目中肯尼迪向人们保证,他的天主教徒身份不会影响他作为总统的决策。毫无疑问,这些精心策划的政治广告对肯尼迪的获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一直以来,大量投放政治广告的效果并不明显。1968年,曾经在汉弗莱的班子里工作的政治学家维克·芬格赫特说:“有800万张之多的选票转向了汉弗莱,与此同时,共和党也创下了最不平衡的支出记录。”在美国,由于没有太多的共和党人赢得过大选,因此乔·麦金尼斯在其滑稽小说《兜售总统》(The Selling of the President)里对选举中的筹划和巨额花费所作的描述,实际上似乎缩小了获胜的尼克与汉弗莱之间的差距。

第三,即使是以最低的价格做广告,电视也使竞选变得十分昂贵。1970年是非大选之年,尽管如此,竞选广告投入也高达6000万美元,以至于各政党几乎不得不把自己卖给大的资助者,才能筹得全国性选举所必需的经费。行业协会、农场主联盟和工会的影响力都变得太大了。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虽然不像改革家拉尔夫·纳德和约翰·加德纳所说的那么严重,因为就其要旨而言,“公共利益”实际上是各个群体不同利益的总和,可是,在当代政治生活中,重要的内容远不止于此,远不止于美国人所表达出来的那些。正如格特鲁德·斯坦^[18]在谈到洛杉矶时所说的:“那并不是全部”。1972年,对竞选总经费加以限制的新法律生效实施,它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降低大的资助者的影响力。

第四,自1968年以来,在解决争议的公正原则与有关电视政治广告的规定之间,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极端失衡的状态。历史上,除了少数几家电视台外(其中最突出的是芝加哥的WGN-T V,它兜售不少于5分钟的政治宣传性节目),大多数电视台一直都在向候选人提供他们能够买得起的时间,支付能力差的候选人得到的时间少些,买不起的人就一无所获。为反映“问题的不同方面”(就像法官和官僚们希望如同纸有两面一样得到“问题”的两面解决),要求电视台提供免费时间给那些作出回应的人,这种机制无人能够保障。在这里,每一位候选人都要为他所得到的时间支付费用。那些以为多频道的有线电视系统将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想法是相当幼稚的,因为,这个行业的目标不是开一家商店,让你的同党能够找到你,而是去寻找人们,并告诉他们你是他们的人。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个问题不可能在法庭上得到明确的解答。

对于197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电视报道一类问题的解释,唯一的答案可能是美国人天生的良好感觉——骗我一次,是你的羞耻;骗我两次,是我的羞耻。不过,电视网应该做好准备面对这一事实:如果电视台新闻部未能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引导制片人和主持人区分什么是戏剧、什么是新闻的话,那么遭到谴责的将是电视,而不是傻小子们——“企图愚弄人民”,谴责也许不那么公正。

【注释】

[1]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生于1909年),美国社会学家,其著作《孤独的人群》很有影响。

[2]即雅各布·考克西(1854～1951),美国商人、社会改革家。1894年率“考克西失业请愿军”自俄亥俄州马西隆出发,赴华盛顿请愿,要求国会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

[3]一种在街头表演节目的形式。

[4]中程弹道导弹的英文缩写。

[5]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Jr,生于1925年),美国保守派政论家,办有《国民评论》杂志。

[6]即埃德蒙·马斯基(Edmund Muskie,1914～1996),美国政治家、民主党人,曾任缅因州州长、国会参议员、国务卿(1980～1981)。

[7]圣乌尔苏拉(St.Ursula),传说中的英国公主,在公元4世纪同其他11000名少女被匈奴人杀害于德国科隆。作者在此是借喻。

[8]指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青年中形成的一种文化群落,表现为反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道德观念。

[9]我作为观察员恰好看到了肯尼迪在华盛顿古老的威拉德饭店大厅内所作的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演讲,旁边坐着4位国会议员,他们对将要听到的东西一无所知,而且他们在演讲结束前半小时就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我去行政办公大楼参加一个关于和平问题的会议,总统科学顾问杰罗姆·威斯纳也到会了。我说:“哎呀,杰里,见到你很高兴。”威斯纳说:“为什么?”我说:“我以为你现在会忙得不亦乐乎呢!许多城市突然间好像所有东西都有了放射性,你正想着如何清除这种污染吧!”威斯纳说:“嗨,什么事也没有。”甚至,正如夏尔·戴高乐所指出的那样,总统新闻发布会是(或者可能是)一个事件,肯尼迪总统已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作者注

[10]即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 Kinley,1843～1901),美国第5任总统,后遇刺身亡。

[11]据古希腊神话故事,阿波罗祈求神谕的庙所设在德尔斐。这里是借喻。

[12]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绰号。

[13]指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美国第26任总统。

[14]蒂普卡努(Tippecanoe)是1811年印第安那州准州长威廉·哈里森将军率领的美国联邦军战胜肖尼族印第安人的地方。1840年哈里森以辉格党人身份竞选总统时借此大肆宣扬。

[15]指1840年哈里森的竞选搭档约翰·泰勒。

[16]指184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马丁·范布伦。

[17]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1773～1841)将军,美国第9任总统(1841),任总统一个月后因肺炎去世。

[18]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1874～1976),美国女作家,“迷惘的一代”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