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苏格拉底参加了政治活动，这只能证明苏格拉底与政治有一定关联以及具有某种政治态度和某种政治观念，但并不能说明他形成了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学。但从苏格拉底政治实践、对社会生活的极力关注、追求知识的爱好、喜欢“批评”的性格以及有关文献材料来看，苏格拉底确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也对政治问题作了深层思考。
1.批评雅典的政治现实
苏格拉底作为热爱雅典城邦的公民，敏锐地透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给雅典带来了深刻的危机。他对这场危机的理解，表现了古代先哲对社会过程的机制的认识和对人性的期许，苏格拉底主要从人性、道德和政治方面去反思这场危机。在他看来，整个危机由是道德和人性堕落、社会政治秩序混乱所造成的，甚至要归罪于政治家们特别是伯里克利。因为，作为政治家，其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培养公民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正义精神，但他们不仅没有培养公民的道德品质而且还过于满足和助长了公民的贪欲。因此，拯救社会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善灵魂、人的本性和道德品质，由此才能达到重振道德、改善政治以复兴雅典甚至全希腊的宏图。他将这奉为自己从事哲学活动的历史使命。柏拉图《申辩篇》中苏格拉底有一段自白，突显了苏格拉底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和人生职责的理解，他说:“雅典人啊，我尊敬并且热爱你们，但是我更得服从神;只要我一息尚存还有能力，我绝不会停止哲学实践，总要劝勉你们，为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阐释真理。我要以我通常的方式说:我的朋友，你是一位雅典人，属于一个以智慧和力量著称于世的伟大城邦;可是你却专注于尽力猎获大量钱财和声誉，而不关心和思考真理、理智和完善你的灵魂，你难道不以为耻吗?如果你们中有人就此争辩声称他是留意这些的，我就不让他走开，我将再三盘问他;要是看出他只是口头声称并非真实从善，我就要责备他忽略了最宝贵的东西而只关心细枝末节。我要对每个我所遇到的人这样讲，无论是年轻人或年老人，外邦人或本帮人，但是特别要对你们这些本邦公民说，因为你们和我最亲近。我要你们确信这是神的命令，我相信在这城邦里再没有比我更好的服务与神降福与你们的事情了。因为我全力以赴试图说服你们，青年人和老年人，不应首先关注你们的身体和财产，而应关心你们的灵魂的至福至善。正如我常说的，财富并不带来美德，而美德却会带来财富和其他一切福祉，这对个人和国家都是如此。”[7]
苏格拉底把自己扮成了一个“奉天承运”的政治批评者，批评的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政治的弊端，苏格拉底借“神的命令”为自己设定的哲学使命，就是在雅典城内不分场合地到处找人谈话，讨论问题，启迪智慧，寻求普遍概念的规定，探求对立中的统一，多样中的一般，引导人们追求智慧德性和至善，改善灵魂;从而拨乱反正，批判愚昧、私欲、不义和邪恶，以振奋城邦社会。他的使命和哲学实践并不是一种道法宣教和人性感化，而是一种对时代的哲学反思，一种理性论辩，一种对支配当时希腊社会生活的一些原则与观念的深刻批判。他将自己比作一只神赐给希腊的“牛虻”，在城邦飞来飞去，螫刺、惊醒雅典这个迷糊混乱的庞然大物，可以促其重新奋发。在法庭上他对审判官们说:“所以雅典人啊，现在我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是为我自己申辩，而是为了你们;你们不要滥用神赐给你们的礼物给我判罪，如果你们处死我，将找不到人来取代我。用粗鄙可笑的话说，我是神特意赐给本帮的一只牛虻，雅典像一匹硕大又喂养得很好的马，日趋懒惫，需要刺激。神让我到这里来履行牛虻的职责，整天到处叮着你们，激励、劝说、批评每一个人……”[8]
2.探索伦理政治哲学的途径
从苏格拉底批评与践行政治的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是在他的论辩、教诲、螫叮雅典这匹大马的政治批评活动中阐发中。他的这种政治“话语”活动已经和雅典公民所理解的公共政治活动有一定的区别，大大地扩张了政治活动的内涵和实现方式，把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理解为道德的启发式的教育活动，把政治活动的形式从正规的广场和厅堂式的集中活动转入到雅典民间日常生活之中。这种活动寓教于乐，闲适松散，潜移默化，一方面对于习惯于正规政治活动的雅典人来说既不习惯，也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也开辟了政治活动的新形式，吸引了七行八业的人的兴趣和投入。从色诺芬的《回忆录》可以看出，苏格拉底教诲与交谈的对象三教九流、五花八门，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和不同阶层，真是有教无类:有阿尔基比亚德等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人物，有阿里斯提波这样的学子，也有雕刻匠、画师乃至妓女等等;他不仅讨论正义、节制、勇敢、友爱等道德修养问题，也讨论政治、法律、宗教、理财、修辞和技艺等等，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他议论和毫不留情地批评当政者。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道德的心智启迪活动，基本上把政治统治活动转变为政治伦理活动和政治教育活动。在这种转化启迪与教育之中，苏格拉底打开了通向道德哲学的大门。从柏拉图的对话和色诺芬的回忆录的有关阐述中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开通伦理政治哲学的活动有一些特点:
第一，追求至善的精神和实现城邦的善的意愿，使苏格拉底超然了个人名利，也超然了党争的漩涡，深刻地反思了雅典衰落的深层根源，力图奋发图强，重振城邦。在柏拉图《克里托篇》、《美涅克塞努篇》中，苏格拉底都表述了对养育他的城邦雅典的深情眷恋。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记述苏格拉底和伯里克利儿子的谈话，后者讲到城邦党争中滋长大量罪恶，“经常怀着恐惧的心情深怕有忍受不了的灾祸降临城邦”[9];苏格拉底却对雅典的振兴满怀信心，他说:“绝不可以为雅典人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10]。苏格拉底深刻地认识到，雅典社会的分化已经给城邦政治带来了致命的危机，城邦的自由民已经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富有创造精神社会阶层。他们逐渐变得既没有创造的资本，也丧失了创造的意愿，成了社会的寄生虫。随着这一阶层的沦落，雅典城邦政治的基础就土崩瓦解了。当时雅典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本来是民主政制的社会基础的大批自由民现在却依赖帝国的殷厚收入，过着闲散的寄生生活。战争中城邦经济崩溃，他们又不屑从事低贱职业与奴隶为伍，只好变成穷光蛋。他们在民主制度的蜕变中成为动乱因素，成为政客、野心家利用的“工具”。苏格拉底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危险性，色诺芬在《回忆录》中记载苏格拉底引用赫西俄德的诗句“做工不是耻辱，闲懒才是耻辱”，以此指斥自由民过闲懒的寄生生活。有人曾向苏格拉底抱怨说自己养活大群自由民亲属，窘困之极。苏格拉底劝说他组织他们参加农业和手工业劳动，并批评说:“因为他们是自由民又是你的亲属，你以为他们就应该无所事事，就是吃吃睡睡吗，你看到这样生活的自由民能比那些从事有用的技艺的人们生活得更愉快更幸福吗?”[11]从色诺芬的《经济论》中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曾了解和总结波斯帝国的经验，向雅典提出要重视农业的建议。从《高尔吉亚篇》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对当时的强权政治，对民主政制下党派政客们的操纵弄权都有尖锐的批判。如前所述，苏格拉底指斥伯里克利惯坏了雅典公民，不关注最重要的事情——改善人们灵魂。显然，苏格拉底对雅典城邦政治衰落原因的反思是多维度的，较为广泛的，也触及了问题的根本，主要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邦公民主体意识发生了扭曲，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基础的分化使得公民集体发生了解体，从而难以再担当城邦政治的责任;另一方面是雅典的生产方式的致命缺陷，贸易经济结构导致了对外部农业资源的过分依赖。由此可见，苏格拉底对政治的深层机制作了深入的探讨，把城邦政治实践与政治运作过程中所提出的观念问题、体制问题与趋势问题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来加以认识，而且贯穿着从政治理念的维度来理解政治问题的思路。
第二，从哲学高度着重讨论伦理问题，把人性、道德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试图通过谋求改善灵魂来建构普通的新的道德秩序，并以此作为城邦政治的基础，提出了政治哲学的基本话题。从苏格拉底对城邦衰落和政治败坏的原因探索中可以看出，他已经触及了城邦社会发展过程的普遍性问题，尽管在城邦复兴的对策研究中还局限在具体问题的考虑上，但正迈入根本对策的思考上，苏格拉底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上升到了道德和政治的高度。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说:“他(指苏格拉底，笔者注)时常就一些有关人的问题作辩论。讨论什么是虔诚的和什么是不虔诚的，什么是适当的和什么是不适当的，什么是正义的和什么是非正义的，什么是精神健全的和什么是不健全的，什么是坚韧和什么是懦弱，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治家风度，什么是统治人民的政府，以及善于统治人民的人应当具有什么品格，还有一些别的问题。”[12]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和色诺芬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苏格拉底首要关注的是探讨伦理道德问题，探讨了道德的普遍规定，也探讨了虔诚、勇敢、正义、节制、智慧等道德范畴，探讨了道德教育问题。在这些探讨中，他总是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上去加以把握，对人的本性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刻反思，其中包含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哲学内容，也包括政治哲学的有关内容;并且，他还运用哲学去理解政治、运用形而上学去理解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原则，还把对政治本质的基本理解运用去探讨社会政治的有关问题，企图通过改造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生活的旨趣，塑造高尚的人生目的，以克服社会的全面危机。显然在这种探讨过程中，苏格拉底建构了他的伦理政治哲学的议题和主要内容。
第三，苏格拉底运用他所构建的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道德原则针砭时政弊端，企图用知识振邦兴国。事实上，苏格拉底是把他所形成的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运用于指导政治实践，通过这一实践来验证和完善政治哲学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并由此建构具体对策。他遵奉雅典民主制的法律，也主张研究斯巴达的治国经验以及东方国家的治国对策。显然，他更关心从政治哲学高度上对这些治国政策进行普遍必然性的概括。在政治理念上，他伸张普遍利益和城邦利益，在党争中他独立不倚，但反对阴谋篡权的僭主统治，也不赞成贵族寡头政治，对民主政治抱着审慎的批评态度，提出了“贤人政治”的思想。他认为治理城邦是“最伟大的工作”，必须培植一批富有知识、精于治国的专家来复兴雅典。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记载，苏格拉底批评当时民主制的选举办法:“用豆子抓阄的方法来选举城邦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13]他既抨击君主统治，也反对民主制度，更反对受政客利用的暴民政治。他说:“君主和统治者并不是那些拥有大权和王位的人，也不是那些由群众选举出来的人，也不是那些中签的人，更不是那些用暴力或凭欺骗手段取得政权的人，而应该是那些懂得怎样统治的人。”[14]他强调统治者就像船上的舵手、军队中的将领，如果没有驾驭的知识，“只会给那些他所不愿毁灭的人带来毁灭，同时使他自己蒙羞和痛苦。”[15]
3.通过德性教育来发现和培养治国贤才
为此，苏格拉底的首要问题便是政治及其技艺能够知识化、真理化与道德化，能够建立起政治知识与政治道德的统一性。不管这种统一在今人看来是多么的难以成立，但苏格拉底对此却是信心百倍，建构了两者的关联，把政治问题、伦理问题统合到两者之上的哲学高度来加以认识，显然开拓了一门新的知识——政治哲学。不过，在苏格拉底看来，世风日下，道德败坏，治国贤才既要有政治知识，更要具备道德品质，要有道德知识。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发现和培养有专门知识和德行的人才。色诺芬记述了不少苏格拉底鼓励青年学习政治和军事知识，勇于从政的实例。当智者安提丰问苏格拉底自己为什么不从政时，他坦白地剖明心迹:“安提丰，是我独自一人参与政治，还是我专心致志培养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政事能起更大的作用呢?”[16]因此不参与政治的苏格拉底实际上深深地介入到政治之中了，对现实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教育培养合法的、贤德的、更强有力的执政者来实现的，苏格拉底想以他们去取代当时的政治领导者，这必然触犯那些不学无术、无德无能的政治权贵，这实际上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这些政客还不敢在指控苏格拉底的罪状中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来，但其内心一定是处心积虑，必致苏格拉底于死地而后快。
苏格拉底不仅批评了实际当政者的无德无才，而且提出了他们执政的知识与道德问题，否定了他们执政的合法资格。苏格拉底在青年一代的身上寄托了他的理想，这种理想主要是个体自由和政治和谐。为此，他在雅典的街头巷尾、竞技场所、聚会和沙龙甚至不分场合，时时谈论知识与道德问题。在他的周围常簇拥许多青年弟子;教育青年、培养他们的美德常是他谈话的主题和目的。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启迪他们的心智。他告诫自负的青年欧绪德谟:任何技艺不能只靠禀赋，只有愚人才会自以为无师自通;必须勤学苦练深加钻研，才能获得齐家治国的才能。[17]他善于鉴别青年的才智品质，物色“烈性而桀骜不驯的良种马，从小培养为最有用的千里驹。”[18]苏格拉底意识到青年对城邦前途至关重要，将复兴雅典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他对青年的影响日益增大，雅典的青年人在当时已经在政治上崭露头角，这自然使当政者感到不安，遂指控苏格拉底“败坏青年”。
苏格拉底以治国贤才的“启蒙导师”自诩，这有一个形成过程，只是在老年苏格拉底那里才达到了理性自觉。尽管苏格拉底为自己的这种行为和“头衔”抬出来“神意”的指导来论证其合法性，从而使雅典人接受。实际上，苏格拉底的这种使命感的形成应归结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个人的特殊品好——追求智慧与道德完善的品好。他试图把希腊哲学传统的这两个优点汇集于一身。他在法庭上申述说:他热爱智慧，面临死亡也无所畏惧;他遵奉神意，只要一息尚存就绝不中止哲学活动，因为他的天职是改善人的灵魂;他是神赐给雅典的牛虻，雅典人伤害他就是伤害他们自己。他特别申明:他从孩提时代起，“一种神圣的声音阻止我进入公众政治生活”[19]，“如果我早已从事政治，我早就丧失生命了”[20]。他一贯奉公守法，无畏地坚持真理从不错误地屈从任何权势;他不帮助、不包庇任何坏人，“不帮助某些人，包括有人蓄意恶毒地称之为我的学生的人所作的那些为法律不容的活动”[21];他乐于施教，不论其贫富，但强调受教育者意志自由，他只是诱导者，“如果他们中任何人成为好公民或坏公民，我都不能负责”[22];他还辩白，他从不曾同他人在密室私下聚晤，并无秘传弟子，他的言论都是公开的;他还声称:“我不关注绝大多数人关注的事情——敛财，建置安乐窝，谋求军事和其他公职以及其他一些活动即政治任职、秘密结社、党派组织等我们城邦盛行的事情。我自知我过于坚守原则所以不适宜做这些事情。”[23]无论苏格拉底的这种申辩把自己说成是什么，有以下四点是明晰的:第一，苏格拉底“有教无类”，不谋钱财，教育学生尽职尽责;第二，这种教育“奉神会时”，旨在护国守法，自认为正当合理;第三，教育的内容尽人皆知，开放透明，德智合一;第四，诲人不倦，但教育效果因人、因时而异，作为教育者的苏格拉底不承担教育效果和教育后果的责任。
问题在于苏格拉底教育的具体内容，从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一卷第二章的记述来看，控诉苏格拉底败坏青年的指控中涉及苏格拉底教育青年要轻视法律，强暴傲慢，不要孝敬父母和唯利是图。苏格拉底的申辩自然围绕这四点进行，具体的指控如下:(1)苏格拉底批评用豆子抓阄的办法选举城邦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这使人“轻视现行法律”[24]，“激起青年人对现行政府的不满”[25];(2)“克里底亚和阿尔基比亚德同苏格拉底交往以后使国家蒙受大量祸害”[26];(3)“苏格拉底教导儿童轻视他们的父亲，使他的追从者相信他们比自己的父母聪明，他说按照律法只要儿子能证明父亲有癫痫病，就可以将父亲拘禁起来，他利用这种情况论证一个比较无知的人受一个比较聪明的人拘禁是合法的”[27];(4)“苏格拉底引用诗人赫西俄德的最坏的诗句‘做工不是耻辱，闲懒才是可耻的’来教导他的学生做无赖汉和暴君”[28]，说他将这句诗解释成为“仿佛劝导人们无论什么样的事都可以做，不正义不光彩都没有关系，只要有利可图就行”[29]。从诉辩双方涉及的问题来看，苏格拉底教育的内容涉及法律及态度问题、政治品德和政治知识问题、家庭道德规范和态度问题，社会职业、人生事业的选择与态度问题。这些问题的一个共同点都涉及对社会规范和生活过程的主观反思问题。在这种反思中，苏格拉底直抵事物的矛盾性，贯穿着智慧性的求解，在求解中自然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应，甚至误解，自然产生了与其初衷完全不同的结果。指控者要苏格拉底对因自己的教育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负责，而苏格拉底拒绝对此负责。这一问题涉及教育哲学问题，深入地向受教育者剖解知识的内涵与塑造受教育者的道德品质往往是对立统一的。显然，诉辩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有根本分歧。控诉者要求苏格拉底教育内容与现行的知识相一致，不能任意发挥、任意解释从而使人误入歧途，否则就要承担知识传授不当的全部责任。而苏格拉底坚持知识或智慧作为真理具有无穷探索的本性，告知人们真理是教育者的神圣职责，受教者一旦获得真知自然成为道德君子。由于受教育者意志自由，因此，受教者出现任何行为偏差，教育者没有任何过错，不负“连带责任”，这完全是受教者“咎由自取”。具体说来，苏格拉底重视知识，讲述道德，主张选择有治国知识的贤人治邦，对当时民主制度的抽签选举办法和当权者不满，确实有所批评。这种批评是针对传统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规范，看到了像抽签选举这样的民主机制对知识与贤德的否定。他同克里底亚和阿尔基比亚德这两个野心勃勃的人有一定的交往，从苏格拉底的为人处世来看，这两人变坏归因于雅典日益腐败的社会风气和这两个人有意作为，苏格拉底辩解对此没有责任。苏格拉底宣扬知识即美德，是比亲属伦常关系更为重要的，他启迪青年立身处事要独立思考，合乎理智规制，这就动摇了当时雅典子女必须服从父母的传统伦常关系。这实质上是对建构在血缘亲情上的伦理规范的批评，并试图用建构在知识或真理逻辑关系上的伦理规范去加以否定与替代，这是伦理规范的革命。他强调做工不是耻辱，鼓励自由民从事劳动，这同自视高贵、乐于闲懒、藐视体力劳动的雅典公民格格不入，是新的劳动观、价值观与旧的劳动观、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诉辩双方的对抗虽然有深刻的政治背景，自然也包含着个人的人际关系因素，苏格拉底本人虽然与众多的雅典公民没有个人恩怨，但对雅典公民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批评招惹了雅典公民的反感。但总体上来说，这是新旧两种势力及其观念的对抗。
“他的遭遇并非只是他本人的个人浪漫遭遇，而是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它不过是借此事件，借苏格拉底表现出来而已。这里有两种力量在互相对抗:一种力量是神圣的法律，是朴素的习俗——与意志相一致的美德、宗教——要求人们在其规律中自由地、高尚地、合乎伦理地生活，我们可以用抽象的方式将他称为客观的自由……另一个原则同样是意识的神圣法律，知识的法律，是主观的自由，这是那教人识别善恶的知识之树上的果实，它来自自身的知识也就是理性，这是往后一切时代的哲学的普遍原则。”[30]黑格尔的归结，显然认识到了这是两种政治关系和政治哲学的冲突。由于这种冲突已超越了个人道德和伦理的范畴，因此不能仅局限于伦理的角度去理解，必须从政治哲学的高度上去加以认识。黑格尔强调苏格拉底并不是无端受诬，这与苏格拉底所提出的主体个人自由原则直接相关，苏格拉底强调人这个主体自身的理性原则:“把真理放在内在意识的决定里面，他拿这个原则教人，使这个原则进入生活之中;因此他与雅典人所认为的公正和真理发生对立，因此他是有理由被控告的。”[31]
从教育哲学的观念上看，苏格拉底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尊重受教育者个人的主体性的教育理念。这一全新的教育原则也引起了对包括道德在内的传统观念的批判。苏格拉底对这一问题的论证是从认识论开始的，有两个基本支点:一个是认识自我，另一个是认识具有自主性。前者主要涉及认识方法，后者主要涉及认识中的本质以及由此所产生的责任问题。首先，苏格拉底强调“认识你自己”这条教育法则，“他使‘认识你自己’成为希腊人的格言;他是提出原则来代替德尔菲的神的英雄:人自己知道什么是真理;他应当向自身中观看。……然而拿人自己的自我意识，拿每一个人的思维的普遍意识来代替神谕——这乃是一个变革。这种内在的确定性无论如何是一种新的神;不是雅典人过去一向相信的神。”[32]其次，苏格拉底也进一步向传统规范提出了挑战，赋予了个体的自由意识的鉴别功能。苏格拉底用“认识你自己”代替神谕，实质上就是赋予了认识者的主体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责任。人的自我意识、理性是能够明辨是非与识别善恶的，应该将传统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等事物都交由意识来审查批判，使之成为它所认可的东西。从政治哲学的发展来看，苏格拉底的这一原则也动摇了传统政治的价值观念和评判法则，不能再以公共性至上来评价政治行为了。这自然也产生了如下结论:认识自律、道德自律、政治自律和法律自律。即任何有自我意识的人，都能够自由地形成知识、选择道德行为、确定自己在政治社会中的作为和遵守法律并按照法律去约束自己的行为，这自然也应由自己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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