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所述，苏格拉底确定了自己作为一个政治批评者的政治使命及其政治角色。事实上，苏格拉底的批评不仅有感而发，有具体的针对性，而且作为一个城邦社会的高层次的批评者，其批评是有根据的，是以自己所建构的“理论坐标”和“理论体系”来进行批评的。苏格拉底对政治问题作了深层的反思，通过对人性的多种诉求的伦理分析，构建了城邦政治的“至善”目的。这种目的既与世界的和谐性相一致，也与人性的本真追求相一致。这种城邦政治的和谐性又与人的主体活动直接相关。如果说城邦政治在衰变，这种逐渐衰变已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已经无幸福可言的话，那么，这只能说是“天不作孽，人作孽”，这只能由生活于其中的人自己来负责。因为世界和人的生活原本是和谐的。而从人的本性来说是“无人愿意作恶”，作恶只能归咎于人们对善没有真正的知识，是自己的问题而已。因此，紧要问题或改变城邦的唯一途径，就是要使人们认识到善，形成关于善的知识。关于善的知识不是智者学派的那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语言逻辑技术。因此，政治的根本是弘扬德性，而不是去学习智者所倡导的进行政治博弈而获得私利的语言技术。政治言辞应当反映和追求政治的逻各斯即政治真理，也就是普遍的善。作为哲人，首先是要在自己从事政治的公务活动中惟真是从，倡真为命，守真不屈;还要像牛虻一样惟善是举，嫉恶如仇，叮咬政治主体，使其通过不断地反思和纠正活动而从善如流;还要提供一套在变化的政治现象中追求和达到至善的辩证方法，对人们加以引导，启发人们获得善的知识。如此，幸福的社会、和谐的城邦才会来到，哲人们也功德圆满，完成了神圣的使命。如此以来，哲人们既不负众望，自己个人也心安理得，获得了幸福，这大概就是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基本主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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