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力政治观批判与政治哲学论证之可能性的前提

正因为“实力政治观”合乎逻辑地指向对政治哲学合理性论证之可能性的质疑和否定，因而对“实力政治观”的批判也就自然成为政治哲学合理性论证得以可能的前提。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看到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诸多经典文本之中，都对“实力政治观”进行了批判，或者说，对“实力政治观”的否定是其政治哲学合理性论证得以展开的前提。

在《理想国》的第一卷之中，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对那位智者提出的“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虽然“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这一看法本身并没有直接表达一种“实力政治观”，但是这一看法是以“实力政治观”为基础的，或者说，这一看法是“实力政治观”引申性的逻辑结论之一^[4]。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理想城邦”的构想，当然不是以“实力政治观”为基础的，“理想城邦”中的政治生活形态无疑也不是“实力政治”。奥古斯丁对“实力政治观”的激愤质疑，更是广为人知，他说：“取消了正义，王国不是规模较大的匪帮又是什么？匪帮不是规模较小的王国又是什么？”^[5]而正像我们以上所论述的那样，在“实力政治观”所勾画的政治生活图景之中，恰恰没有“正义”的存身之地。近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家洛克和卢梭也对“实力政治观”进行了明确的质疑和批判。在《政府论》“下篇”开始阐发自己的政治哲学之先，洛克这样写道：“无论是谁，只要他举不出正当理由来设想，世界上的一切政府都只是强力和暴力的产物，人们生活在一起乃是服从弱肉强食的野兽的法则，从而奠定了永久混乱、祸患、暴动、骚扰和叛乱（凡此都是赞同那一假设的人们所大声疾呼地反对的事情）的基础，他就必须在罗伯特·菲尔麦爵士的说法之外，寻求另一种关于政府的产生、关于政治权力的起源和关于用来安排和明确谁享有这种权力的方法的说法。”^[6]而卢梭在阐发自己的“社会契约论”之先，对“最强者的权利”之说的质疑和否定，无疑也是“实力政治观”批判的一种表现方式^[7]。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罗尔斯也在以下的论断中表达了对“实力政治观”的拒斥，他说：“本世纪的多场战争以其极端的残暴和不断增长的破坏性———在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的狂热罪行中达到顶峰———以一种尖锐的方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政治关系是否必须只受权力和强制的支配？如果说，一种使权力服从其目的的合乎理性的正义社会不可能出现，而人民普遍无道德———如果还不是无可救药的犬儒主义者和自我中心论者———的话，那么，人们可能会以康德的口吻发问：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是否还有价值？我们必须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即，一合乎理性的正义之政治社会是可能的，惟其可能，所以人类必定具有一种道德本性，这当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本性，然而却是一种可以理解、可以依其而行动并足以受一种合乎理性的政治之正当和正义观念驱动、以支持由其理想和原则指导的社会之道德本性。”^[8]

我们以上引述的诸位西方政治哲学家对“实力政治观”的否定和拒斥表明：实力政治观的质疑和批判是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得以可能的理论前提。不过，他们对“实力政治观”的批判稍嫌简略，并且其批判也更多地是出于辩护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之可能性的考虑。但是，正像我们在本章第一节所分析指出的那样，就其性质而言，“实力政治观”意味着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实际样态的一种理论认识和解释，而对于作为一种理论认识和事实解释的“实力政治观”，不管它所勾画的人类政治生活的图景多么令人恶心，我们首先需要追问的不是“实力政治观”的道德后果，而应该是它是否客观地揭示了人类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就此而言，我们认为，作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统一理论解释的“实力政治观”，具有这样一个根本无法化解的理论悖论，即它对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实力政治观的解释之间是相互冲突的。我们知道，如果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无非是实力的较量或以实力为基础的斗争，那么每一个国家为了能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取得优势或者占据支配性的地位，就必须使自身内部具有凝聚力和相互的团结，而不能使国家内部的各政治团体、阶层、阶级、个体之间处在一种实力较量的状态。反过来看，如果国内政治处在一种“实力政治观”所勾画的状态之中，那么一个国家内部各政治团体、阶层和阶级等之间的实力较量和斗争，必然会使一个国家走向不同程度的无政府状态，并从而通过内部的自我消耗而变得虚弱，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弱者。所以，“国际政治”的实力政治观解释与“国内政治”的实力政治观解释是不能共存的。暴君的统治或者建立在威慑和恐惧基础上的统治，倒是符合“实力政治观”对“国内政治”的解释，但是这种统治方式之下的国家恐怕大多也是外强中干的，不可能在对外的较量中处于优势或者保持其优势地位。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实力政治观”的认同者和鼓吹者，在其现实的政治取向和政治主张中大多背叛了自己的理论。一方面，他们大多强调甚或夸大国际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鼓吹自己所属的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的重要，并从而在国内政治的范围内成为民族主义者甚或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换言之，对国际政治赤裸裸的实力较量的残酷性和重要性的强调和夸大，恰恰成为他们鼓吹自己国家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的重要性的主要依据。马克斯·韦伯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9]。这种“实力政治观”的鼓吹者背离其理论立场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抹杀“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区别，把“国际政治”范围内的残酷斗争看作“国内政治”的关注焦点和中心内容，从而使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之中的各政治团体、阶层和阶级，在一致对外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超越自身内部的利益纷争和低俗的利益算计，并在焕发活力的对外斗争中提升生命存在的层次和境界，获得生命存在之意义。卡尔·施密特就是这样的一位政治理论家。“照施密特的看法，在健康社会中，惟一的政治就是国际政治。”^[10]

因此，总体上看，作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统一理论解释的“实力政治观”，在其理论的逻辑延伸和实践趋向之中，大多蜕变为一种极端形式的关于“国际政治”理论解释的“实力政治观”。就此而言，它与单纯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的“实力政治观”之间的区别，也主要表现为更为极端、更具癫狂嗜血的特性而已。另外，就像这种“实力政治观”夸大和扭曲了国际政治的实际样态一样，它对“国内政治”的解释也是片面而又极端的。换句话说，这种“实力政治观”既可能使对国内少数群体（比如犹太人）的极端暴行成为可能，也漠视和扭曲了“国内政治”的常态事实。

【注释】

[1]参见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92—193页。

[2]《韦伯作品集》第一卷，《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7页。这里应该稍作说明的是，虽然马克斯·韦伯给出了以上堪称范本的“实力政治观”的表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纯粹的实力政治理论家，我们也不认为在其丰富而且影响广泛的思想遗产之中，存在一个系统完整而又逻辑一致的实力政治理论。所以，我们的论述并不以韦伯的相关理论为“分析标本”。

[3]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附录，《马克斯·韦伯与实力政治》，葛智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441页。

[4]柏拉图：《理想国》，338a—347e，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8—31页。

[5]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译文据Henry Bettenson的英译本有所改动。St．Augustine，The City of God，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

[6]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4页。

[7]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卷之第三章，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10页。

[8]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平装本导论，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9]参见雷蒙·阿隆《马克斯·韦伯与实力政治观》一文，见《社会学主要思潮》附录，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434—445页。

[10]斯蒂芬·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