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政治哲学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现代哲学有两个主要的成分:政治哲学和认识论。在这两个成分那里，现代哲学在其起点上把自己界定成一场反对古代和中世纪思想的革命。在16世纪初，马基雅维利为自己开创了政治生活中的新模式和新秩序而感到自豪。在17世纪早期，弗朗西斯·培根和笛卡尔则宣布他们正在倡导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自然和人的心灵，这些新的思维方式要求抛弃我们继承的以及常识的确信，并且在知识的寻求中采取新的方法来指导我们的心灵。

由马基雅维利所开创、再由霍布斯加以体系化的新政治学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创新。它还产生了一种实践上的后果，即现代国家的确立。现代国家不同于先前的政治统治形式。在所有的前现代政治形式中，社会的一个部分——无论是一个人、富有的少数人、贫穷的多数人、中间阶层或者较优秀的人们——对全体进行统治。统治者可能会运用他们的统治权来谋求共同的利益，也可能用来谋求其私利，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政治共同体都包括正在对其他人进行统治的一些人。即使在据说是以法律来进行统治的共和政体下，人们依然形成这样的政治集团(establishment)，因为必须要有足够的具有政治美德和智慧的公民，法律的统治才得以可能。

这种政治形式大大不同于现代国家。一个新的存在体即主权(the sovereign)在现代国家中诞生了。主权不是国民中的一个群体。它是一个建构物，而不是一种自发的人类发展或者自然的结合形式。它是哲学家们的发明，被提出来作为一项永久解决人类政治问题的方案。主权的引入是要结束个人或者群体为追求统治而发动的没完没了的斗争。主权概念的用意是打算把人类的政治生活理性化。它在适当的位置放上一种不具人格的结构，这与古代和中世纪城邦里存在的人格化的统治形式截然相反。据承诺，主权的引入将会缔造公民和平(civic peace)。主权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所有臣民(因为他们现在是臣民而不是公民)都放弃对于任何公共活动和言论的权利要求。主权将会保护他们免受彼此的侵害，并允许他们追求其私人的享受和喜好，但是全部公共决定和言论都必须交给主权来独自处理。

过去五百年的政治和思想史始终贯穿着主权观念所塑造的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历程。现代国家最早体现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绝对君主制。然后它抛弃这些君主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更加清楚地显露出自己的面目。法国大革命以后，经过长期的发育——在19世纪的法国、俾斯麦施政时期的德国，以及内战和内战后的美国——现代国家在俄国革命和接下来的苏维埃国家那里又一次鲜明地表现出来。这种主权观念继续存在于我们当代的政治社会，在种种倾向上表现出来:把全部权威都集中于单一的无人格的权力来源，集中于全权的政府，而这种权力来源、全权政府则消解了所有其他形式的社会权威。

现代国家不仅体现在这些方方面面，它还经历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之后的种种理论提炼。它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最终表述，而黑格尔的表述又被卡尔·马克思所改写。自黑格尔以来，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思想对垒:一方是主权和现代国家的支持者，另一方则是召唤其他选择来取代主权的政治思想家，他们想要召回古代和中世纪理论所描述的政治形式。这里有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他提醒我们回想现代国家以前的政治形式;也有列奥·施特劳斯，他挑拨古代人和现代人彼此争斗;还有迈克尔·奥克肖特，他试图在古代和现代政治概念之间做出调整，目的是要摒弃两者的缺点，同时又保留两者的优点。但是，现代政治哲学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它已经在现代国家的概念及其政治上的确立方面达到了它的结论，如今一般都认为现代国家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形式:没有必要去证明现代国家的正当理由，人人都同意现代国家的形式应该处处安家。

讲到现代性的政治维度，现象学与此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萨特和梅洛—庞蒂的一些作品涉及政治，但是它们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甚微。阿尔弗雷德·许茨的研究更为关切社会哲学而不是政治哲学。现象学在政治哲学方面全无内容，这确实令人感到十分吃惊。不过，它在现代性的其他成分即认识论和方法方面却谈论甚多。

现代性不仅涉及一种新的政治生活观，而且还涉及新的心灵观。现代哲学的经典作品告诉我们，人的理性必须据有它自己。理性不能接受它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或者从他人那里获得的东西。他人交给理性的意见，甚至包括感觉向理性呈现的明显的真理，这些都是误导的。理性必须学会按照新程序新方法来行动，而这些程序和方法将会确保确定性和真理。所有的科学都必须重新建立在新的、更好的基础上。理性甚至必须发展出一种方法，使它得以检验我们的感性知觉，而且使我们有可能区别开在感性基础上形成的真实印象和虚假印象。

和它的政治成分一样，现代性的认识论成分也有自己的历史:它经历了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经历了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经验论，经历了康德及其追随者的批判哲学，经历了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观念论，^[2]也经历了属于19世纪和20世纪思想的实证主义以及实用主义。但是，此间存在着一种差异，因为认识论没有像政治哲学那样达到结论。尽管现代科学获得了巨大成功，尽管诸如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这样的研究付出了艰巨的努力，但是，与现代国家所占有的无可争议的领地相比，认识论拿不出任何与此相当的成就。作为一种关于知识和方法的理论，现代性仍然是未完成的，而现象学的贡献就在现代思想的这个分支方面。

不过，在考虑现象学之前，我们必须检查一下有关现代性的两个成分即政治哲学和认识论成分的另一个要点。现代政治哲学和现代认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坚持认为心灵应该被理解成统治的力量。在政治哲学上，在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那里，心灵被认为产生了一种新的存在体即主权国家，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更为自发形式的人类结合体当中，这种主权国家是从未有过的。从现在开始，哲学的洞见所带来的一个建构物将会取代人类由于争夺统治权而导致的不稳定和紧张。某种新事物、某种超人的事物，即利维坦，将会取代相互冲突的旧权威，而且这种新事物就是理性，在对人们实行统治的时候也在表达着它自己。

同样，就人的知识而言，理性通过创造各种探究方法以及展开对它自己的力量的批判，从而占有它自己，并且统治它自己的各种经验。心灵把它自己作为理性确立起来。心灵统治它自己，统治它的认识能力。心灵不是被看作朝向事物的真理而得到规整的，而是被设想成正在支配着它自己的各种活动，正在通过它自己的努力而产生着真理。心灵不是接受性的，而是创造性的。它不认为自己是以目的论方式受到规整从而朝向真理的，它不是这样接受自己，而是发明它自己，并通过批判的方法论建构它的真理。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在政治学和科学那里，理性或心灵都被理解成实行统治的，而且被理解成自治的。这就是属于现代性的哲学与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的主要差别，因为按照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的理解，理性是在事物的表现、客观性的胜利和真理的获取中发现其完善的。在前现代哲学那里，甚至政治的卓越性也都隶属于那种呈现给理论生活的存在之真理。统治隶属于真理。

在现代性发挥其影响的最初几个世纪，它以理性主义表达自己。它的这一段历史以及这种思想风格，被称作启蒙运动。现代性承诺一种纯粹理性的政治社会，以及人类知识的安全而科学的发展。但是在较为晚近的时期，在尼采提出了最初的宣告之后，情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现代筹划的核心并不是为知识而服务的理性运用，而是某种意志即统治意志、权力意志的运用。随着这种洞见变得越来越明显，现代性开始淡出，后现代性开始接管。后现代性不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拒斥，而是现代性身上最深刻冲动的展露。在我们的学术与文化生活的这个时刻，自然科学仍然在效力于经典现代性的筹划，但是人文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完全交给了后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