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的政治实践

6．诚信的政治实践

上面讨论的诚信的依归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义”即宜的重要性。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推重诚信，旨在追求诚信的社会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更重视现实之宜，尤其现实政治之宜。具体而言，

（1）“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忠信对儒家有着特别的意义，不仅楚简中有专门的《忠信之道》，而且《论语》中“主忠信”的概念就出现3次。就“忠信”的言说方式而言，人们自然可以想象出它的政治意义，这也是这里要究明的内容。信德在政治生活中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个人的方面。信德是个人必须具备的素质。孔子在子张问仁的回答中指出，能够推行恭、宽、信、敏、惠五德于天下，就是仁。其理由则在于“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第183页）；恭庄、宽厚、诚信、勤敏、慈惠五德，各自都具有独特的功效；恭庄就不致遭受侮辱，宽厚则会得到大众的拥护，诚信则会得到别人的信任和任用，勤敏则会产生实功，慈惠则足以形成对他人的控制使唤权。非常清楚，信实行为，养成良好的诚信品德，是得到他人信任、任用而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前提条件。这是诚信在社会生活中对个人所具有的意义。

其次，社会的方面。不难记起，信德是孔子“四教”的内容之一^[6]，在“足食，足兵，民信之”的政治构图中，“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第126页）成为最基本和重要的网络框架，这是三者择其一的选择；换言之，对儒家而言，可以抛弃“兵”和“食”，但不能无视民众的信心，不能没有民众的信任。这里实际设置了儒家思想的最初的空洞性和虚无性，也就是说，在儒家的图式里，作为政府，建立民众的信心和信任可以不依靠“食”。谁都知道，衣食住行是人生活的最为基本的事项，离开这个，自然就意味着人的真正生活的丢失。可以说，儒家的一切思想都是从这里起步和进发的，这是在整体上衡量儒家思想价值时所不能忽视的基本点。

对统治者而言，信实行为同样重要，这就是“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第4页）所昭示的道理。“敬事而信”讲的就是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信实无欺；信德作为道德之一，为何如此重要？这是因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第135页）统治者讲究礼节，民众就没有人敢不敬畏；统治者行为正当适宜，民众就没有人敢不服从；统治者诚信行为，民众就没有人敢不说真话。能做到这样的话，四方的民众都会背负着小孩来投奔，为什么要自己种庄稼呢？作为道德的礼、义、信，具有至高的位置和价值，种庄稼的事务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请求学习种庄稼的樊迟，在孔子的视域里是微不足道的存在。

重视信德在社会治理中的功效，一直成为儒家的追求，“闻之曰：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行不信则命不从，信不著则言不乐。民不从上之命，不信其言，而能念德者，未之有也。故君子之蒞民也，身服善以先之，敬慎以守之，其所在者入矣，民孰弗从？形于中，发于色，其诚也固矣，民孰弗信？是以上之恒务，在信于众。曰‘允师济德’【何】？此言也，言信于众之可以济德也”（《郭店楚简校读记·教》，第159页），让民众信服，是成就事业而实现最大获得的关键。

不过，审视历史，虽然强调统治者在民众面前建立诚信，成为儒家的一贯追求，但不幸的是，儒家思想家除了对立衣食等基本生活需求与诚信的关系以外，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营建诚信的手段。

（2）诚信可以成济霸业。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经涉及诚信具有神化力量的方面，正是基于这样的运思，儒家认为信德应该成为“政事之本”：

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不苟》，第47～48页）

不至诚就达不到慎独的境地，慎独是内外如一、人我同一的境地。换言之，在这样的境遇里，个人的私我与公我能够保持在同一的状态，达不到这一点，真正的信实就不能形见于外，他人也就不能随从；或者说，即使随从，在随从的同时也必然会产生怀疑。所以，诚即信实是化育万物的动力源，不诚自然也就无法化人。譬如，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也由信实来维持，离开信实，亲密就会走向疏远；君上之所以为尊，也在于诚，不诚自然就趋于卑微。所以，信实是君子守护的基点，是社会治理的本根。在荀子的心目中，在社会的治理实践中，“政令”、“约结”一旦定夺下来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突然情况，也绝对不能“欺其民”、“欺其与”，因为恪守诺言，才能实现“与国信之”。如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即使不尽修政教之本的事务，也无妨于称霸，即“信立而霸”（《荀子·王霸》，第202页）。总之，在政治事务里，最重要的是增加信实度，即“益信”（《荀子·王霸》，第302页），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众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投入到社会的具体事务之中。

以上对儒家的信德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在微观的层面，无疑包含了一些合理的因素，这是客观的事实。但是，依据这个就全面肯定儒家信德的价值，显然是不合适和不明智的举措。因为，儒家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对此的评价，必须结合时代而进行全面的审视，也就是必须在儒家思想的整体的框架中，来衡量信德的价值，尤其是信德如何可能的问题。因为，作为一种思想，向人们指出其重要性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如果没有如何可能的考虑，就必然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缺乏实际的驱动力；关于这一点，在儒家对立“食”和“民信之”的关系中，尤其重要。正是在这样的认知之下，我们无法在儒家信德的分析中产生情感的流动，以及激情的喷发，因为，儒家的信德实际上不过是人间乌托邦大厦里的禁果，无法给中国人带来实际的力量，“许多了解中国人的人都会同意基德（Samuel Kidd，1799—1843）教授的观点，他在谈了中国人的‘信’观念之后说：但是，如果选择这个美德作为一种民族特质，不仅是为了在实践上蔑视它，而且也是为了与现存的处世方式形成一种对比，那么就没有比‘信’更合适的了。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诚信如此背离，因而他们的敌人会抓住这一点来讽刺他们的表里不一。虚情假意、欺骗、不真诚和趋炎附势是这个民族的显著特征。”（〔美〕亚瑟·亨史密斯著《中国人的德行·缺乏诚信》，第301页）无疑，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对儒家信德所带来的现实的效应的一个客观的总结。

在结束本问题之时，我同样想以下面的运思来警示每一个中国人：“只要开发自身的资源，中国就会足以富强，但如果没有信心的话，胆小谨慎的资金自己不会从藏身之处跑出来。在中国，开发资源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都十分丰富，各类人才应有尽有。但是，如果没有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彼此信任，所有的一切都不足以振兴这个帝国。”（同上，第319页）我认为，这仍然是今天讨论儒家信德问题时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注释】

[1]参照“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第2725页中）

[2]徐复观认为“孟子之言性善，乃吸收了《中庸》下篇以诚言性的思想而更进一步透出的。且从政治思想上说，《论语》言‘德治’，《中庸》上篇言‘忠恕’之治，《孟子》言‘王政’，本质相同，但在政治思想的内容上，究系一种发展。”（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从命到性——〈中庸〉的性命思想》，第123页）

[3]参照“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礼记·中庸》，第1633页上）

[4]参照“得众动天。美意延年。诚信如神，夸诞逐魂。”（《荀子·致士》，第261页）

[5]关于“诚信”概念的用例，在《管子》那里就可以找到。参照“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黎翔凤撰《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6月，第246页）

[6]参照“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