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而言，诚信当然不只是观念，儒家一开始就讲知行合一，道德实践与道德观念须完全统一。然人类历史演进与行为体系复杂性的增加，使得出乎儒家预设范围的事情在日益增加。我们从商业领域中“山西票号”的最早出现，发展到今天强大的银行信用体系的完善建构，完全可透视到中国古代儒家诚信观的烙印。“儒商”一词的出现，表征的就是以儒的诚信观为前提的商人及商业系统的出现。可见，儒家仍在其中大有功劳。
从中我们该悟解现代认知科学中所谓“人工事物”为何愈来愈发达，而现代信用体系只是其中一桩而已。当然，缺失诚信观的依托与支撑，这一人工体系的现代建构是难以想象的。没有基本的诚信，整个社会行为体系将成一团乱麻，而这恐怕首先是认知体系中的一团乱“码”造成的。所以我们庆幸的是我们的先人有那么深刻而丰富的“诚信”思想。
这里，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西方著名哲学家卡西尔是怎么认识自然与人工符号的：“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中”，“人不仅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中，而且他自身也变成了相应的符号。”[1]“物理”符号，也就是易经中所说的“天文”，但人不仅被“天文”这种物理符号所包围，也被自己人为的“人文”符号所包围，所以卡西尔得出结论说人是能够使用符号的动物。
从技术的角度看，人文符号也就是人工符号，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唐君毅就相当有见地地指出过：“工业机械文明之价值，吾将不由其表现吾人征服自然之精神以说，吾唯说其可使物力互相转化，物质互相变易，此即使分立之物力物质实显其纵横交错之文理。”[2]在自然之“文理”基础上的人工“文理”之创造，是中国儒家重视积极的“人为”，感受人工事物的起始点。荀子早就指出了这点。
再来看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著名认知心理学家赫伯特·A.西蒙对人工事物的看法：“我们称为人工物的那些东西并不脱离自然。它们并没有得到无视或违背自然法则的特许。同时，它们又要适应人的目标和目的。……人的目标变了，其创造物也随之而变。”[3]西蒙强调了人工事物要符合自然法则与规律，这与中国儒家人文通天文的“同构”的先见之明有一致之处。西蒙还区分了人工事物与自然物的四个方面以确定人工科学的范围：
1.人工事物是经由人综合而成的(虽然并不总是周密计划的产物)。
2.人工事物可以模仿自然物的外表而不具备被模仿自然物的某一方面或许多方面的本质特征。
3.人工事物可以通过功能、目标、适应性三方面来表征。
4.在讨论人工事物，尤其是设计人工事物时，人们经常不仅着眼于描述性，也着眼于规范性。[4]
无论是卡西尔所说的“符号”，还是西蒙所说的“人工物”，都和儒家经典文献《易经》所说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有着同等重要的人作为创造主体存在的人文意义，“人文化成”一语被后儒时常引用，道理即在此。关键在于，儒家还自此开始了对人的生存方式、道德行为以至制度文明的高度关注，这是与其早期对“人文”的认识分不开的。
要之，“人文化成”一语意味着人是具有特殊能力的动物，他能创造并使用符号，以促成人工事物的完善，而这正是儒家以观念、信仰以及器物、风俗、制度来构成其特有文明的创造力所在。儒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人伦、人道、人性、人格等一系列思想，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文思想体系。如果说，儒家学说以其巨大的功能而成为了中国人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代码(代码的意义是在日常生活中可随时见效)，那么，这一代码本身就是由博大精深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文资源转换而成。直到今天，这一人文代码仍在无形中发挥功能，我们现在常说的德治观，其实就是儒家“人文化成”的一个积极成果。
而从中国儒家的诚信观，到近现代信用体系的建立，这当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创造性的转换。从货币、银行到健全的信用体系，虽是一种“人文化成”的人工事物的发明，但决非说人在其中可胡作非为，相反，人在其中完全是规律的发现者、遵从者乃至执行者。因而现代制度文明的建构，就显得尤其必要而紧迫了。质言之，现代市场离不开诚信基础，而诚信基础之上的信用体系的完善则离不开现代社会整体性制度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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