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易》到《史记》的“通变”观

如果说“究天人之际”是太史公在纵向的空间上观照历史，“通古今之变”则是在横向的时间上梳理历史。“通古今之变”一语，现代学者普遍理解为：从古往今来种种人事演变迹象中探寻成败兴废的规律。

“易穷则变”是寓于《周易》的古老智慧，也是《史记》“通变”思想上溯的源头。《史记·平准书》说：“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高祖本纪》说：“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太史公自序》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这几处文字皆出自《周易·系辞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周易》的作者看来，“通变”无疑是“受命帝王”去除前朝弊政、重建社会秩序的根本方式。那么，所谓“通变”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它又该怎样操作呢？按照《周易·系辞下》的说法，历代“受命帝王”“承敝通变”的方式乃是依据不同卦象。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考察以上帝王世代与《周易》卦象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一个卦象由少而多、政治由简而繁的变化规律：第一，在上古包牺氏和神农氏的时代，帝王统治臣民的方法接近于道家的“无为而治”，臣民为主，帝王为客，客随主便，无所不宜。特别是《益》卦《彖》传言“损上益下，民说无疆”，与《史记·平准书》对春秋以来帝王“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的批判恰好形成鲜明对比，说明《周易》所描述的上古经济制度正是太史公所推崇的治国方式。

第二，到黄帝、尧、舜氏的时代，帝王治理臣民的方式有所变化，逐渐以《乾》《坤》为纲领，划分出帝王为主、臣民为客的尊卑秩序。此时帝王对臣民的活动仍以因循、利导为主，譬如，《随》卦讲求“随宜”，《小过》卦讲求“以小用而济物”。但统治阶层对民众的干预也开始出现，譬如《睽》卦即用于“威乖争”，可见这一时期出现了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出现了斗争和冲突，所以才需要权力和武力来进行干预。

第三，到“后世圣人”的时代，帝王的统治之术越发复杂化，以至于要用《大壮》《大过》这样的卦象来形容。《周易·序卦》说：“物不可以终过。”又说：“物不可以终晋。”《大壮》《大过》皆处于由盛而衰的临界点，并非长久之计。“后世圣人”的具体所指，《周易》没有交代，但我们可以根据语境判断它大概是尧舜之后的夏、商、周历代帝王。宫室之兴、厚葬之兴、书契之兴，一方面表明民生富足，一方面也表明欲求的增加。

传说中的尧都——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盆

如果我们将《周易·系辞下》中所描绘的以上三个时代的统治方式与《史记·货殖列传》开篇的一段文字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相似之处。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太史公对经济史发展几个阶段的认知与《周易》基本吻合，他将历代帝王的经济政策分为“因循”“利导”“教诲”“整齐”“与民争利”几个层次，其中“因循”可以对应《周易》上古包牺氏和神农氏的时代；“利导”可以对应《周易》黄帝、尧、舜氏的时代；“教诲”“整齐”可以对应《周易》“后世圣人”——夏、商、周的时代；而“与民争利”则是太史公创新的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它就是夏商周之后盛极而衰的阶段，包括春秋、战国、秦以及西汉。

《周易》之后，对“通变”思想有着深入研究的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春秋》公羊学家。他们的“通变”观非常重视王道终始理论，认为夏、商、周三代分别代表三种政治模式：夏代崇尚“忠”，有时又称“质”，是一种忠厚、本分、朴实的政治风格；商代崇尚“敬”，是一种重视祭祀、敬奉鬼神、强调等级与制度的政治风格；周代崇尚“文”，是一种建设的、铺张的、重视礼仪、宣传与粉饰的政治风格。三种模式各有利弊，互相补充，在历史上循环出现，所谓“一质一文，终始之变”。

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汉书·董仲舒传》）

商文明的代表——殷墟出土的刻辞卜骨

这篇文字出自董仲舒对答汉武帝的《天人三策》，其中提出“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意思是说，“忠”“敬”“文”三种政治模式的循环需要依据现实情况而定，如果继承治世，就可以延续先前的政治模式；如果继承乱世，则应该改变既有的政治模式，换成与之互补的风格。比如，当时汉朝建立在战国和秦朝之后，此前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所以汉朝就应当采用“忠”——忠厚朴素的、与民休息的政治模式。

《史记》的“通变”思想明显地继承了董仲舒中“质文终始”的理论。《高祖本纪》结尾“太史公曰”里有这样一段话：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太史公说：夏代以忠厚为政治风格，忠厚的弊病是使得百姓粗野少礼，所以商代用恭敬取代了忠厚。而恭敬的弊病是使得百姓迷信鬼神，所以周代又用礼仪取代了恭敬。但繁文缛节又导致百姓变得虚伪，因此要去除虚伪的弊病，还得回归夏代的忠厚之道，这样一来，夏、商、周三代治国之道终而复始，形成历史的循环。周代的弊病在于过分讲究礼仪，秦代不仅没有改变这种弊病，反而使法律更加严酷，这就大错特错了。所以，汉朝建立后，应该改变“文”道，恢复“忠”道，这样才符合天道循环的规律。

我们发现，《史记》关于夏、商、周三代政教循环及“汉承文敝、宜反夏政”的观点与董仲舒的对策高度一致。《史记》在书写帝王历史的过程中，也在积极探索“质文终始”的规律。如果说《史记》“通变”之“变”是继承《周易》而来，那么，“通变”之“通”则深受《春秋》公羊家影响。所谓“通”，就是指在夏政、殷政与周政三者之间进行调整，补救时弊，而这一点对“承周秦文敝”的汉朝来说，尤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